嘉靖年间，在完成广西田州思田靖乱及平定了为祸上百年的断藤峡土匪患乱后，本就抱病赴任的两广巡抚王阳明因肺病加重，终于病倒，于是给嘉靖皇帝上疏《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后，不等朝廷批复，便把广西政务交由郧阳巡抚林富代管，由广西布政使王大用带亲兵数人陪同从南宁启程，乘船东归，告老还乡。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 - 原创 千面略懂先生 2022-01-01】
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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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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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https://t.cn/A6abdgui
【孙若风】城乡文化用三针：插针、扎针与绣针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和旅游产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发展文旅产业，当然不排除做大项目，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用“三针”：插针、扎针、绣针。它在当今中国的巨型屏风上，纳入生活和理想的丝线，在方寸之间盛放山水天地，用冲沙细浪形成历史视野中的波澜壮阔——这将是文旅发展的深化，是有关城乡故事的新叙事方式。第一针：插针，即所谓见缝插针。文旅产业固然需要大的空间施展身手，大开大阖，大刀阔斧，大手笔，大制作，但是，这样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文旅产业是现代产业后起之秀，异军突起是近些年的事，很多城乡规划并没有为它预留位置。这是如今发展文旅产业的客观条件限制，解决用地问题，仍是需要突破的政策瓶颈。但换个角度看，做文旅产业，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难处。中小微企业为主体，仍然文旅行业基本特征，利用零零碎碎、边边角角的地方做项目，也是这个行业的拿手好戏。即便是大型文旅企业，特别是平台类企业，主要也是依托聚沙成堆的城乡空间和市场力量。因此，采取柔软的身段、灵活的技巧、四两拨千斤的力道，把项目锲入进去，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化有限为无限，这是现实选择，也是智慧选择。第二针：扎针，即所谓针灸。在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中做文旅产业，面对的往往是沉睡的文化资源，需要找准位置，拿捏方法，把它们激活。有乡村创客说：“先把地方特色激活，变成资源，再进而变成资产。”可谓经验之谈。要有发现城乡文化资源价值的慧眼，特别关注能够反应当地历史和特色的文化，关注能够承载那片土地发展肌理的文化，将它们转化为适应今天消费者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疏通经络，打通任督二脉，是针灸的优势，也是文旅产业的优势。文旅产业是社会窗口行业，给点阳光就灿烂，具有渗透、覆盖的特征，在文化自信已经成为社会集体意识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带来新的供需环境下，文化与各类产业，包括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融合趋势明显增强，在相互赋能、相互借力中，不仅能促进文旅产业与这些产业之间的融合，而且能成为各个相关产业之间联系、合作的媒介。第三针：绣针，即绣花功夫。住建部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采用“绣花”功夫，对旧厂区、旧商业区、旧居住区等进行修补、织补式更新。笔者认为，在穿针引线中，一是针要细。粗针大线，只会毁了老的城乡面目，伤及它们的文化肌理。要有耐心和定力，小心翼翼地呵护这里的文化资源，不动用造成不可逆影响甚至是破坏的任何“手术”。二是针要巧。要有飞针走线的好技能，就必须遵循文旅规律和方法，得心应手地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科技、金融等手段，还要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三是针要活。既然是“绣花”，就要有好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精思巧构，画龙点睛。要发挥文旅的审美长项，精准把握文旅消费特征和趋势，特别是把握当地文旅市场的需求，实现特色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时尚文化、流行文化的有效对接。这“三针”应根据各地条件，因地制宜，因势施针。归纳起来，主要方式是——聚焦式。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中可利用的片区、单体建筑乃至于单间，要把文旅内容装进去。首先可考虑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比如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文化室，以及用于其他文化活动、培训等等。各地图书馆正在往社区拓展城市书房（尚不知有没有“乡村书房”）等新型服务方式，把种种公共文化服务嵌入城乡居民生活空间。城乡居民公共文化服务过去欠帐多，尤其是乡村，而居民的文化需求在增长，腾退出的空间用于这类以便民利民为宗旨、具有公益性开放性特征的文化服务，“性价比”是最高的。还可以把目前普遍生存困难但大众喜欢的实体书店纳入支持范围。在这样的地方发展文创产业也是很好选择，文创的特点就是不仅自身产生效益，还能产生辐射作用，优化生产生活空间。一个时期以来，全国众多地方在利用旧厂房建设文创园区方面有成功实践。而文创园区的新一轮转型升级，也是山雨欲来。要千方百计增强其吸引力，强化品牌意识，做到小而美、小而特、小而精。散点式。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腾挪出来的空间，应根据情况布置文旅内容，既可以独立运作，也可以采取网格化联动运作；既可以由小微企业独立承担，也可以由中型乃至于大型企业发挥平台大、资源多、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统一规划和利用。这些年发展文创园的经验表明，太小规模的厂区、厂房做文创园区困难较大，以至于有专家呼吁避免园区因“小而散”带来一系列问题，提出要防止园区一哄而上。笔者认为，这类“小而散”的空间，可以用于做文创，甚至只适用于做文创，应该用创新的思路去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弃之不用，比如，探索由实力较强的文旅企业统筹运作这类空间，如果涉及的产权所有方或相关利益方较多，各地相关主管部门应发挥牵线搭桥作用，积极促成相关合作，并提供有效的服务。融合式。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把单独的或联片的文化项目嵌入进去，当然很好。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整体上把城乡空间当作“可居可业可游”的场景来运作。理论上，老城区、乡村，各有历史累积，也各有文化特色，因此具备了旅游开发的资源，把老城游、乡村游、周边游、研学游、亲子游等旅游业态植入进去，在当地已有的或将做的其他业态的基础上做加法，与这些业态相互赋能、相互带动。其实，在上述聚焦式、散点式方法的基础上，实施融入式，效果会更好——毕竟是有了小小的根据地，有了打进去了楔子，有了发酵的菌株。以“小”为特征的“三针”，区别于大折大建、大轰大嗡、大兴土木。一个时期以来，有些通过大投入建成的大体量仿古建筑，里面摆满了这个“玉”，那个“木”，都是名贵之物，可以说令人震撼，也可以说触目惊心。如此重视文化，后人会不会认为我们这代人太愚蠢了？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建筑”，使用率极低，建成之日就是死亡之日，不管资金来自政府还是社会，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不只如此，还形成了不好的文化导向，它不符合中华民族节俭戒奢的传统，不符号基本国情，没有看清当今中国的主流仍然是崇真尚朴。这种土豪式做法，是资本驱动下的任性妄为，品位很差，趣味很低，吃相难看，它不是爱传统文化，而是毁传统文化。建设现代风格的文化设施，也要考虑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诚然，目前城市建筑普遍需要在创意设计上下功夫，鼓励创新。迄今出现的很多借鉴西方建筑风格的作品，不乏成功之作，丰富了我们的建筑文化，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氛围。但是，一些建筑刻意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叫板，超大超高，炫富显贵，媚俗浮夸，甚至违反建筑的基本逻辑和审美规律，以致有网友说“气到令人晕厥”，这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社会建筑归属各个方面，但在建筑文化上，文化设施建设要带个好头。城乡文旅采用以“小”为特征的“三针”，实际上反应了今天中国文化新的取向，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即文化工作重在日常化、生活化、大众化。在文化生活逐步丰富之后，“文化大餐”、“文化饕餮盛宴”今天还有、将来也会有，但是，其吸引力显然已经大不如前。“大餐”是饥馑时代的偶然享受。近年来，春节的年味，由重吃转向重文化活动，再转向更多是重一种仪式感，希望年味像从前一样，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当然，正如同吃在春节不像过去重要，家家户户仍然要做隆重些，相关部门也应该把春节期间文化活动做热闹些，不过，从今往后，会把更多精力转向平时，转向家常便饭式的文旅生活。从本质上说，城乡文化用“三针”，就是文化工作进一步下沉，面向基层，面向生活，面向群众。为文化找位置，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并且随形就赋，笔随意转。在方法上，如同轻骑兵，以小搏大，以少胜多；又如满天星斗，照亮生活每个角落。这是文化工作的返朴归真，回归大地，也回归踏实和朴实，是用平实的方法向平实的百姓发出邀请，进入他们心中的柔软一隅。人在哪里，文化就在哪里，旅游就在哪里，文化旅游地图将不只是几个地标式的建筑或著名景区，而是蜂巢般的文化、旅游布局，文化和旅游成为时时可享的生活，文化创造的灵感和幸福也俯拾即是。豆子都有一棵发芽的心，城乡处处细末空间都可能是文旅生长的微环境，而中国百姓人人可以成为享有与创造的文旅达人。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和旅游产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发展文旅产业，当然不排除做大项目，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用“三针”：插针、扎针、绣针。它在当今中国的巨型屏风上，纳入生活和理想的丝线，在方寸之间盛放山水天地，用冲沙细浪形成历史视野中的波澜壮阔——这将是文旅发展的深化，是有关城乡故事的新叙事方式。第一针：插针，即所谓见缝插针。文旅产业固然需要大的空间施展身手，大开大阖，大刀阔斧，大手笔，大制作，但是，这样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文旅产业是现代产业后起之秀，异军突起是近些年的事，很多城乡规划并没有为它预留位置。这是如今发展文旅产业的客观条件限制，解决用地问题，仍是需要突破的政策瓶颈。但换个角度看，做文旅产业，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难处。中小微企业为主体，仍然文旅行业基本特征，利用零零碎碎、边边角角的地方做项目，也是这个行业的拿手好戏。即便是大型文旅企业，特别是平台类企业，主要也是依托聚沙成堆的城乡空间和市场力量。因此，采取柔软的身段、灵活的技巧、四两拨千斤的力道，把项目锲入进去，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化有限为无限，这是现实选择，也是智慧选择。第二针：扎针，即所谓针灸。在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中做文旅产业，面对的往往是沉睡的文化资源，需要找准位置，拿捏方法，把它们激活。有乡村创客说：“先把地方特色激活，变成资源，再进而变成资产。”可谓经验之谈。要有发现城乡文化资源价值的慧眼，特别关注能够反应当地历史和特色的文化，关注能够承载那片土地发展肌理的文化，将它们转化为适应今天消费者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疏通经络，打通任督二脉，是针灸的优势，也是文旅产业的优势。文旅产业是社会窗口行业，给点阳光就灿烂，具有渗透、覆盖的特征，在文化自信已经成为社会集体意识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带来新的供需环境下，文化与各类产业，包括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融合趋势明显增强，在相互赋能、相互借力中，不仅能促进文旅产业与这些产业之间的融合，而且能成为各个相关产业之间联系、合作的媒介。第三针：绣针，即绣花功夫。住建部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采用“绣花”功夫，对旧厂区、旧商业区、旧居住区等进行修补、织补式更新。笔者认为，在穿针引线中，一是针要细。粗针大线，只会毁了老的城乡面目，伤及它们的文化肌理。要有耐心和定力，小心翼翼地呵护这里的文化资源，不动用造成不可逆影响甚至是破坏的任何“手术”。二是针要巧。要有飞针走线的好技能，就必须遵循文旅规律和方法，得心应手地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科技、金融等手段，还要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三是针要活。既然是“绣花”，就要有好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精思巧构，画龙点睛。要发挥文旅的审美长项，精准把握文旅消费特征和趋势，特别是把握当地文旅市场的需求，实现特色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时尚文化、流行文化的有效对接。这“三针”应根据各地条件，因地制宜，因势施针。归纳起来，主要方式是——聚焦式。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中可利用的片区、单体建筑乃至于单间，要把文旅内容装进去。首先可考虑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比如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文化室，以及用于其他文化活动、培训等等。各地图书馆正在往社区拓展城市书房（尚不知有没有“乡村书房”）等新型服务方式，把种种公共文化服务嵌入城乡居民生活空间。城乡居民公共文化服务过去欠帐多，尤其是乡村，而居民的文化需求在增长，腾退出的空间用于这类以便民利民为宗旨、具有公益性开放性特征的文化服务，“性价比”是最高的。还可以把目前普遍生存困难但大众喜欢的实体书店纳入支持范围。在这样的地方发展文创产业也是很好选择，文创的特点就是不仅自身产生效益，还能产生辐射作用，优化生产生活空间。一个时期以来，全国众多地方在利用旧厂房建设文创园区方面有成功实践。而文创园区的新一轮转型升级，也是山雨欲来。要千方百计增强其吸引力，强化品牌意识，做到小而美、小而特、小而精。散点式。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腾挪出来的空间，应根据情况布置文旅内容，既可以独立运作，也可以采取网格化联动运作；既可以由小微企业独立承担，也可以由中型乃至于大型企业发挥平台大、资源多、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统一规划和利用。这些年发展文创园的经验表明，太小规模的厂区、厂房做文创园区困难较大，以至于有专家呼吁避免园区因“小而散”带来一系列问题，提出要防止园区一哄而上。笔者认为，这类“小而散”的空间，可以用于做文创，甚至只适用于做文创，应该用创新的思路去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弃之不用，比如，探索由实力较强的文旅企业统筹运作这类空间，如果涉及的产权所有方或相关利益方较多，各地相关主管部门应发挥牵线搭桥作用，积极促成相关合作，并提供有效的服务。融合式。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把单独的或联片的文化项目嵌入进去，当然很好。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整体上把城乡空间当作“可居可业可游”的场景来运作。理论上，老城区、乡村，各有历史累积，也各有文化特色，因此具备了旅游开发的资源，把老城游、乡村游、周边游、研学游、亲子游等旅游业态植入进去，在当地已有的或将做的其他业态的基础上做加法，与这些业态相互赋能、相互带动。其实，在上述聚焦式、散点式方法的基础上，实施融入式，效果会更好——毕竟是有了小小的根据地，有了打进去了楔子，有了发酵的菌株。以“小”为特征的“三针”，区别于大折大建、大轰大嗡、大兴土木。一个时期以来，有些通过大投入建成的大体量仿古建筑，里面摆满了这个“玉”，那个“木”，都是名贵之物，可以说令人震撼，也可以说触目惊心。如此重视文化，后人会不会认为我们这代人太愚蠢了？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建筑”，使用率极低，建成之日就是死亡之日，不管资金来自政府还是社会，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不只如此，还形成了不好的文化导向，它不符合中华民族节俭戒奢的传统，不符号基本国情，没有看清当今中国的主流仍然是崇真尚朴。这种土豪式做法，是资本驱动下的任性妄为，品位很差，趣味很低，吃相难看，它不是爱传统文化，而是毁传统文化。建设现代风格的文化设施，也要考虑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诚然，目前城市建筑普遍需要在创意设计上下功夫，鼓励创新。迄今出现的很多借鉴西方建筑风格的作品，不乏成功之作，丰富了我们的建筑文化，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氛围。但是，一些建筑刻意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叫板，超大超高，炫富显贵，媚俗浮夸，甚至违反建筑的基本逻辑和审美规律，以致有网友说“气到令人晕厥”，这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社会建筑归属各个方面，但在建筑文化上，文化设施建设要带个好头。城乡文旅采用以“小”为特征的“三针”，实际上反应了今天中国文化新的取向，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即文化工作重在日常化、生活化、大众化。在文化生活逐步丰富之后，“文化大餐”、“文化饕餮盛宴”今天还有、将来也会有，但是，其吸引力显然已经大不如前。“大餐”是饥馑时代的偶然享受。近年来，春节的年味，由重吃转向重文化活动，再转向更多是重一种仪式感，希望年味像从前一样，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当然，正如同吃在春节不像过去重要，家家户户仍然要做隆重些，相关部门也应该把春节期间文化活动做热闹些，不过，从今往后，会把更多精力转向平时，转向家常便饭式的文旅生活。从本质上说，城乡文化用“三针”，就是文化工作进一步下沉，面向基层，面向生活，面向群众。为文化找位置，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并且随形就赋，笔随意转。在方法上，如同轻骑兵，以小搏大，以少胜多；又如满天星斗，照亮生活每个角落。这是文化工作的返朴归真，回归大地，也回归踏实和朴实，是用平实的方法向平实的百姓发出邀请，进入他们心中的柔软一隅。人在哪里，文化就在哪里，旅游就在哪里，文化旅游地图将不只是几个地标式的建筑或著名景区，而是蜂巢般的文化、旅游布局，文化和旅游成为时时可享的生活，文化创造的灵感和幸福也俯拾即是。豆子都有一棵发芽的心，城乡处处细末空间都可能是文旅生长的微环境，而中国百姓人人可以成为享有与创造的文旅达人。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古尔纳是谁#
这个作家算是超级冷门了吧，在今天以前找不到任何信息，赔率榜上没有，甚至百度也搜不到这之前的信息，百度百科的词条都是刚刚才建立的（搜了一下，外网也很少）。。
他的长篇小说目前还没有中文翻译，看看哪个出版社能抢先加班加点翻译出来。只有译林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收录了两篇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
简单来说，他作为一个出生在非洲桑给巴尔，移民到英国，并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作品主要写的是他的家乡在被欧洲殖民前后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非洲人民的遭际。以及非洲移民（包括难民）在欧洲社会的难以融入，从而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即后殖民时代“夹心人”的生存现状。诺贝尔奖官方的说法是：“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在文化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命运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历史上，桑给巴尔是非洲与阿拉伯及印度的一个重要交易中转地和奴隶贸易中心，先后被葡萄牙、阿曼、英国占领过，后来独立，又并入坦桑尼亚。因此受到欧洲、阿拉伯、非洲多种文化影响。一般来说，这种文化融合的区域都有较为繁盛的文学艺术。2001年获奖的奈保尔，2017年的石黑一雄也是英国移民作家。
他的个人身世是这样的：
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是一名非洲裔英国移民作家。1948年，格尔纳出生于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岛，母语是斯瓦西里语，20岁前往英国求学，现任教于英国的肯特大 学，并担任英国著名文学期刊《旅行者》（Wasafiri）的副主编。格尔纳结合自身经历，创作了一系列以殖民前后的东非和英国为背景的作品，聚焦于身份认同、社会破碎、种族冲突、性别压迫及历史书写等主 题。格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会创造一种新身份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却仍旧深陷于现实生活和过去经历的纠葛之中，力求寻找一种平衡感。胡恩苏认为格尔纳为21世纪非洲文学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他向读者展示非洲移民问题的方式，他认为移民问题应被作为定义非洲人的重要参考因素。第二个贡献是建构和理解家族社区历史是有意义的。”格尔纳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共出版了八部小说，包括《离别的记忆》、《朝圣者之路》、《多蒂》、《天堂》、《令人羡慕的宁静》、《海边》、《抛弃》和《最后的礼物》。此外，格尔纳还主编了两卷《非洲文学论文集》，出版了《剑桥萨尔曼拉什迪研究指南》。其中，格尔纳将六部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印度洋西部 沿海地区，读者可以此为起点探寻格尔纳笔下的东非故事。斯坦纳认为，“格尔纳将小说设置在殖民主 义和民族主义的背景之下，结合关系空间，尝试重新定义“非洲”，这种关系空间不再受排除异己的错位 政治和因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产生的暴力束缚”。
关于他的国外研究：
国外对格尔纳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根据 Ebsco和Jstor外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知网、超星发现系统及互联网等，检索出相关著作共有5部、期刊文章50多篇、书评60余篇、博士学 位论文1篇及访谈多篇。
这个数目，看来在国外应该也不太有名。至于国内：
国内对于格尔纳研究的滞后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对“Abdulrazak Gurnah”其名译法各不相同，如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或阿布拉 扎克·格尔纳。第二，格尔纳共写了八部长篇小说，一本专著，若干短篇小说及评论性文章，至今只有两篇短篇小说译成中文。第三，相关研究目前只有期刊文章一篇，目前国内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格尔纳其人其作的专著，也没有研究格尔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在译介方面，查明建等在2013年翻译出版了格尔纳的两篇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收录在由尼 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和澳大利亚的C.L.尼斯在1987年编著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 国内仅有的有关格尔纳的期刊文章是2012年张峰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的《游走在中心和边缘 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流散写作概观》。该文章详细介绍格尔纳的生平和格尔纳八部小说的内容，并作了简短的评价，指出“在格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很多公认的大作家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近些年的比如2018年去世的菲利普·罗斯，活了85岁还是熬不到文学奖。相比之下，科学奖基本都是实至名归，伟大的科学家差不多都得过诺贝尔奖（不知道有没有反例)。当然，没有贬低这位作家的意思。
从难民、殖民地、种族这些标签来看，结合隔壁物理学奖颁给了气候方面的学者，评委们估计还是挺关心政治的。
非洲（包括非洲裔）的诺贝尔文学奖和科技奖得主并不太多，反而和平奖得主多多了。最近20年里就有：01年的科菲·安南、04年的旺加里·马塔伊、05年的穆罕默德·巴拉迪、09年的奥巴马，11年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莱伊曼·古博韦，15年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18年的德尼·穆奎格，19年的阿比·艾哈迈德·阿里。更早的曼德拉大家都知道。
之前只有这么几位文学奖得主：
1986年，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因“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富有诗情画意的遐想影响了当代戏剧”而成为获诺贝尔文学奖首位非洲黑人。
1988年，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埃及小说家，是第一位获此奖的阿拉伯语作家，被称为最重要的埃及作家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获奖理由是“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其代表作有小说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以及《尼罗河上的船家》等。
1991年，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南非现代女作家，因小说《贵宾》、《七月一家人》和《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此奖。她的许多作品鞭挞了种族歧视制度，“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2003年，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 M. Coetzee），南非作家，其作品主要描写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精准地刻画了拉开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其主要代表作有《昏暗的国度》、《来自国家的心脏》、《等待野蛮人》、《迈克尔·Ｋ的生平》和《耻辱》等。
此外，1957年得主阿尔贝·加缪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出生并长大的，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他的代表作《鼠疫》就是以北非的小城为背景。克洛德·西蒙、多丽丝·莱辛这两位文学奖得主也是在非洲出生的。
这个作家算是超级冷门了吧，在今天以前找不到任何信息，赔率榜上没有，甚至百度也搜不到这之前的信息，百度百科的词条都是刚刚才建立的（搜了一下，外网也很少）。。
他的长篇小说目前还没有中文翻译，看看哪个出版社能抢先加班加点翻译出来。只有译林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收录了两篇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
简单来说，他作为一个出生在非洲桑给巴尔，移民到英国，并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作品主要写的是他的家乡在被欧洲殖民前后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非洲人民的遭际。以及非洲移民（包括难民）在欧洲社会的难以融入，从而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即后殖民时代“夹心人”的生存现状。诺贝尔奖官方的说法是：“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在文化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命运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历史上，桑给巴尔是非洲与阿拉伯及印度的一个重要交易中转地和奴隶贸易中心，先后被葡萄牙、阿曼、英国占领过，后来独立，又并入坦桑尼亚。因此受到欧洲、阿拉伯、非洲多种文化影响。一般来说，这种文化融合的区域都有较为繁盛的文学艺术。2001年获奖的奈保尔，2017年的石黑一雄也是英国移民作家。
他的个人身世是这样的：
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是一名非洲裔英国移民作家。1948年，格尔纳出生于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岛，母语是斯瓦西里语，20岁前往英国求学，现任教于英国的肯特大 学，并担任英国著名文学期刊《旅行者》（Wasafiri）的副主编。格尔纳结合自身经历，创作了一系列以殖民前后的东非和英国为背景的作品，聚焦于身份认同、社会破碎、种族冲突、性别压迫及历史书写等主 题。格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会创造一种新身份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却仍旧深陷于现实生活和过去经历的纠葛之中，力求寻找一种平衡感。胡恩苏认为格尔纳为21世纪非洲文学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他向读者展示非洲移民问题的方式，他认为移民问题应被作为定义非洲人的重要参考因素。第二个贡献是建构和理解家族社区历史是有意义的。”格尔纳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共出版了八部小说，包括《离别的记忆》、《朝圣者之路》、《多蒂》、《天堂》、《令人羡慕的宁静》、《海边》、《抛弃》和《最后的礼物》。此外，格尔纳还主编了两卷《非洲文学论文集》，出版了《剑桥萨尔曼拉什迪研究指南》。其中，格尔纳将六部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印度洋西部 沿海地区，读者可以此为起点探寻格尔纳笔下的东非故事。斯坦纳认为，“格尔纳将小说设置在殖民主 义和民族主义的背景之下，结合关系空间，尝试重新定义“非洲”，这种关系空间不再受排除异己的错位 政治和因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产生的暴力束缚”。
关于他的国外研究：
国外对格尔纳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根据 Ebsco和Jstor外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知网、超星发现系统及互联网等，检索出相关著作共有5部、期刊文章50多篇、书评60余篇、博士学 位论文1篇及访谈多篇。
这个数目，看来在国外应该也不太有名。至于国内：
国内对于格尔纳研究的滞后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对“Abdulrazak Gurnah”其名译法各不相同，如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或阿布拉 扎克·格尔纳。第二，格尔纳共写了八部长篇小说，一本专著，若干短篇小说及评论性文章，至今只有两篇短篇小说译成中文。第三，相关研究目前只有期刊文章一篇，目前国内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格尔纳其人其作的专著，也没有研究格尔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在译介方面，查明建等在2013年翻译出版了格尔纳的两篇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收录在由尼 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和澳大利亚的C.L.尼斯在1987年编著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 国内仅有的有关格尔纳的期刊文章是2012年张峰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的《游走在中心和边缘 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流散写作概观》。该文章详细介绍格尔纳的生平和格尔纳八部小说的内容，并作了简短的评价，指出“在格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很多公认的大作家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近些年的比如2018年去世的菲利普·罗斯，活了85岁还是熬不到文学奖。相比之下，科学奖基本都是实至名归，伟大的科学家差不多都得过诺贝尔奖（不知道有没有反例)。当然，没有贬低这位作家的意思。
从难民、殖民地、种族这些标签来看，结合隔壁物理学奖颁给了气候方面的学者，评委们估计还是挺关心政治的。
非洲（包括非洲裔）的诺贝尔文学奖和科技奖得主并不太多，反而和平奖得主多多了。最近20年里就有：01年的科菲·安南、04年的旺加里·马塔伊、05年的穆罕默德·巴拉迪、09年的奥巴马，11年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莱伊曼·古博韦，15年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18年的德尼·穆奎格，19年的阿比·艾哈迈德·阿里。更早的曼德拉大家都知道。
之前只有这么几位文学奖得主：
1986年，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因“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富有诗情画意的遐想影响了当代戏剧”而成为获诺贝尔文学奖首位非洲黑人。
1988年，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埃及小说家，是第一位获此奖的阿拉伯语作家，被称为最重要的埃及作家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获奖理由是“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其代表作有小说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以及《尼罗河上的船家》等。
1991年，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南非现代女作家，因小说《贵宾》、《七月一家人》和《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此奖。她的许多作品鞭挞了种族歧视制度，“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2003年，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 M. Coetzee），南非作家，其作品主要描写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精准地刻画了拉开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其主要代表作有《昏暗的国度》、《来自国家的心脏》、《等待野蛮人》、《迈克尔·Ｋ的生平》和《耻辱》等。
此外，1957年得主阿尔贝·加缪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出生并长大的，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他的代表作《鼠疫》就是以北非的小城为背景。克洛德·西蒙、多丽丝·莱辛这两位文学奖得主也是在非洲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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