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观察】都在选“新赛道”，天津为何挑中生物医药？】 “十四五”已经开启，经济社会将迎来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好卡位，选择好自己的赛道，成为各地城市未来发展的选择题。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这一点上，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比如天津主要打造的是多条“产业链”赛道。
“好赛道”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明确提出的聚焦领域就包括生物医药，以及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
来看看天津，在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天津着力发展的是“1+3+4”产业体系。其中，“1”是指智能科技，“3”是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4”是指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四大优势产业。很显然，生物医药不但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天津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很多人欣赏合肥选对了液晶面板、半导体存储产业，这一个周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津在生物医药赛道的选择可能更有看头。
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八月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又公布了，今年的榜单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美国则有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中国在500强名单上超过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通常知道，在芯片领域中国和美国比存在着不小差距，经常被“卡脖子”。其实在医疗器械和制药业领域也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当然也不必为此气馁，差距也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有不少国家在冲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呈现出了发展疲态，打破这种模式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城市将选择做好生物医药这篇文章作为发展动力，国内几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都被提到战略层级，其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比如在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定下了将生物医药培育形成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上海近期印发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天津在这方面的规划，显得更有诚意和力度。在天津的“十四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定为加快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中的“一翼”，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
康希诺生物
看得准、出手快、打法新。早在2019年1月，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共有21位专家委员，其中两院院士10名、科研院所专家5名、企业家6名，9名专家来自外省市，涵盖产学研各领域。
此外，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海河产业基金连续出手，投资多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生物医药项目在海河基金内部一天之内拍板，“当天开会，当天通过”，力度足够大，诚意足够满。
产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
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很多人曾经担心，中国制造会不会被越南、印度等这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借机抢占份额，这样的担心一度不无道理，但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完善的产业链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三遍。在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未来高地上，完善的产业链同样重要。产业发展，很难有适应所有城市的套路，找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完整产业链，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在天津来说，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位于天津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天津市医药集团、天士力控股、红日药业、施维雅(天津)制药等都是上榜企业。
产业规模上，截至“十三五”末，天津市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100余家，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25家。2020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27亿元，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效益水平在全市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区位布局上，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不得不说的是，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仅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企业类型上，生物医药在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民营、外资、国企共同构成的产业矩阵。诺和诺德和诺维信两家外资企业分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和工业酶制剂生产基地，在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接近5成；排名全国医药服务外包行业前三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凯莱英，CRO、CDMO业务发展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昂赛细胞、未名生物、博雅干细胞等企业在国内基因诊断、细胞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此外，在医疗相关产业上，天津的新势力也在崭露头角。冠状动脉支架研发企业赛诺医疗，国内首家微创外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奇外科，PO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主开发商微纳芯，体外快速诊断平台研发企业中新科炬等，其研发成果和产品都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并填补国内市场空白；零氪科技、科瑞泰Q医等医疗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企业，在全国处于尖端地位。
做时间的朋友 布局长久
在南方山区的一种竹子，种子在地下孕育过程中，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冲出地面，一旦冲出地面，就会迅速成材。
耐得住寂寞，做时间的朋友，做生物医药同样如此。医药领域，行业公认的是10年、10亿美元准则，即新款医药的研发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级别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天津生物医药产业代表，凯莱英和康希诺生物，就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先后发展壮大起来。
康希诺生物
1998年，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归国创业，从14个人7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依靠自主研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现在凯莱英成为了国内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生产一站式CMC服务。其与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礼来、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这些全球制药巨头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粘性。
凯莱英医药集团
在洪浩归国之后的2009年，南开大学毕业，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教授的宇学峰，也与几名海归博士一起，在天津创立了康希诺。
从研发肺炎疫苗开始，康希诺先后完成了百白破、脑膜炎等疫苗的研发和临床申报。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危及全球，超过两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就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康希诺团队临危受命，参与研发生产埃博拉疫苗。团队所有成员全力以赴，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埃博拉病毒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选用抗击疫情，该支疫苗是亚洲唯一，全球唯四入选的疫苗产品。
厚积薄发，在疫苗技术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康希诺生物为国争光，一战成名。之后，就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康希诺与陈薇院士合作研发一针型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从表面上看，都是海归回国创业，将天津作为企业主阵地，历经多年坎坷探索，将企业做成行业代表——做正确的事，做时间的朋友。
从更深层面解读，这两家企业，与天津发展生物制药的产业路线，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为了跑好生物医药赛道，天津在研发、实验、生产、拓展融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集中发力，做好全方位服务。
人才上，去年12月滨海新区、东丽区、市科技局、南开大学联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资本投入上，今年7月“刚满三岁”的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知识产权保护上，不久前，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生物医药服务分中心落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为企业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
“赛道”选好之后，产业发展其实更像是马拉松，起跑的位置很重要，努力做好途中跑更加重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考验其实刚开始。
https://t.cn/A6MNqwQr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这一点上，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比如天津主要打造的是多条“产业链”赛道。
“好赛道”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明确提出的聚焦领域就包括生物医药，以及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
来看看天津，在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天津着力发展的是“1+3+4”产业体系。其中，“1”是指智能科技，“3”是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4”是指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四大优势产业。很显然，生物医药不但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天津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很多人欣赏合肥选对了液晶面板、半导体存储产业，这一个周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津在生物医药赛道的选择可能更有看头。
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八月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又公布了，今年的榜单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美国则有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中国在500强名单上超过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通常知道，在芯片领域中国和美国比存在着不小差距，经常被“卡脖子”。其实在医疗器械和制药业领域也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当然也不必为此气馁，差距也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有不少国家在冲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呈现出了发展疲态，打破这种模式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城市将选择做好生物医药这篇文章作为发展动力，国内几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都被提到战略层级，其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比如在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定下了将生物医药培育形成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上海近期印发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天津在这方面的规划，显得更有诚意和力度。在天津的“十四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定为加快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中的“一翼”，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
康希诺生物
看得准、出手快、打法新。早在2019年1月，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共有21位专家委员，其中两院院士10名、科研院所专家5名、企业家6名，9名专家来自外省市，涵盖产学研各领域。
此外，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海河产业基金连续出手，投资多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生物医药项目在海河基金内部一天之内拍板，“当天开会，当天通过”，力度足够大，诚意足够满。
产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
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很多人曾经担心，中国制造会不会被越南、印度等这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借机抢占份额，这样的担心一度不无道理，但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完善的产业链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三遍。在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未来高地上，完善的产业链同样重要。产业发展，很难有适应所有城市的套路，找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完整产业链，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在天津来说，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位于天津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天津市医药集团、天士力控股、红日药业、施维雅(天津)制药等都是上榜企业。
产业规模上，截至“十三五”末，天津市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100余家，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25家。2020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27亿元，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效益水平在全市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区位布局上，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不得不说的是，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仅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企业类型上，生物医药在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民营、外资、国企共同构成的产业矩阵。诺和诺德和诺维信两家外资企业分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和工业酶制剂生产基地，在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接近5成；排名全国医药服务外包行业前三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凯莱英，CRO、CDMO业务发展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昂赛细胞、未名生物、博雅干细胞等企业在国内基因诊断、细胞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此外，在医疗相关产业上，天津的新势力也在崭露头角。冠状动脉支架研发企业赛诺医疗，国内首家微创外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奇外科，PO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主开发商微纳芯，体外快速诊断平台研发企业中新科炬等，其研发成果和产品都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并填补国内市场空白；零氪科技、科瑞泰Q医等医疗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企业，在全国处于尖端地位。
做时间的朋友 布局长久
在南方山区的一种竹子，种子在地下孕育过程中，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冲出地面，一旦冲出地面，就会迅速成材。
耐得住寂寞，做时间的朋友，做生物医药同样如此。医药领域，行业公认的是10年、10亿美元准则，即新款医药的研发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级别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天津生物医药产业代表，凯莱英和康希诺生物，就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先后发展壮大起来。
康希诺生物
1998年，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归国创业，从14个人7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依靠自主研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现在凯莱英成为了国内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生产一站式CMC服务。其与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礼来、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这些全球制药巨头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粘性。
凯莱英医药集团
在洪浩归国之后的2009年，南开大学毕业，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教授的宇学峰，也与几名海归博士一起，在天津创立了康希诺。
从研发肺炎疫苗开始，康希诺先后完成了百白破、脑膜炎等疫苗的研发和临床申报。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危及全球，超过两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就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康希诺团队临危受命，参与研发生产埃博拉疫苗。团队所有成员全力以赴，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埃博拉病毒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选用抗击疫情，该支疫苗是亚洲唯一，全球唯四入选的疫苗产品。
厚积薄发，在疫苗技术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康希诺生物为国争光，一战成名。之后，就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康希诺与陈薇院士合作研发一针型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从表面上看，都是海归回国创业，将天津作为企业主阵地，历经多年坎坷探索，将企业做成行业代表——做正确的事，做时间的朋友。
从更深层面解读，这两家企业，与天津发展生物制药的产业路线，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为了跑好生物医药赛道，天津在研发、实验、生产、拓展融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集中发力，做好全方位服务。
人才上，去年12月滨海新区、东丽区、市科技局、南开大学联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资本投入上，今年7月“刚满三岁”的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知识产权保护上，不久前，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生物医药服务分中心落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为企业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
“赛道”选好之后，产业发展其实更像是马拉松，起跑的位置很重要，努力做好途中跑更加重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考验其实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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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都在选“新赛道”，天津为何挑中生物医药？】
“十四五”已经开启，经济社会将迎来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好卡位，选择好自己的赛道，成为各地城市未来发展的选择题。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这一点上，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比如天津主要打造的是多条“产业链”赛道。
“好赛道”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明确提出的聚焦领域就包括生物医药，以及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
来看看天津，在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天津着力发展的是“1+3+4”产业体系。其中，“1”是指智能科技，“3”是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4”是指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四大优势产业。很显然，生物医药不但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天津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很多人欣赏合肥选对了液晶面板、半导体存储产业，这一个周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津在生物医药赛道的选择可能更有看头。
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八月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又公布了，今年的榜单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美国则有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中国在500强名单上超过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通常知道，在芯片领域中国和美国比存在着不小差距，经常被“卡脖子”。其实在医疗器械和制药业领域也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当然也不必为此气馁，差距也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有不少国家在冲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呈现出了发展疲态，打破这种模式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城市将选择做好生物医药这篇文章作为发展动力，国内几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都被提到战略层级，其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比如在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定下了将生物医药培育形成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上海近期印发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天津在这方面的规划，显得更有诚意和力度。在天津的“十四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定为加快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中的“一翼”，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
康希诺生物
看得准、出手快、打法新。早在2019年1月，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共有21位专家委员，其中两院院士10名、科研院所专家5名、企业家6名，9名专家来自外省市，涵盖产学研各领域。
此外，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海河产业基金连续出手，投资多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生物医药项目在海河基金内部一天之内拍板，“当天开会，当天通过”，力度足够大，诚意足够满。
产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
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很多人曾经担心，中国制造会不会被越南、印度等这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借机抢占份额，这样的担心一度不无道理，但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完善的产业链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三遍。在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未来高地上，完善的产业链同样重要。产业发展，很难有适应所有城市的套路，找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完整产业链，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在天津来说，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位于天津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天津市医药集团、天士力控股、红日药业、施维雅(天津)制药等都是上榜企业。
产业规模上，截至“十三五”末，天津市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100余家，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25家。2020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27亿元，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效益水平在全市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区位布局上，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不得不说的是，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仅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企业类型上，生物医药在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民营、外资、国企共同构成的产业矩阵。诺和诺德和诺维信两家外资企业分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和工业酶制剂生产基地，在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接近5成；排名全国医药服务外包行业前三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凯莱英，CRO、CDMO业务发展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昂赛细胞、未名生物、博雅干细胞等企业在国内基因诊断、细胞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此外，在医疗相关产业上，天津的新势力也在崭露头角。冠状动脉支架研发企业赛诺医疗，国内首家微创外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奇外科，PO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主开发商微纳芯，体外快速诊断平台研发企业中新科炬等，其研发成果和产品都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并填补国内市场空白；零氪科技、科瑞泰Q医等医疗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企业，在全国处于尖端地位。
做时间的朋友 布局长久
在南方山区的一种竹子，种子在地下孕育过程中，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冲出地面，一旦冲出地面，就会迅速成材。
耐得住寂寞，做时间的朋友，做生物医药同样如此。医药领域，行业公认的是10年、10亿美元准则，即新款医药的研发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级别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天津生物医药产业代表，凯莱英和康希诺生物，就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先后发展壮大起来。
康希诺生物
1998年，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归国创业，从14个人7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依靠自主研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现在凯莱英成为了国内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生产一站式CMC服务。其与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礼来、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这些全球制药巨头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粘性。
凯莱英医药集团
在洪浩归国之后的2009年，南开大学毕业，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教授的宇学峰，也与几名海归博士一起，在天津创立了康希诺。
从研发肺炎疫苗开始，康希诺先后完成了百白破、脑膜炎等疫苗的研发和临床申报。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危及全球，超过两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就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康希诺团队临危受命，参与研发生产埃博拉疫苗。团队所有成员全力以赴，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埃博拉病毒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选用抗击疫情，该支疫苗是亚洲唯一，全球唯四入选的疫苗产品。
厚积薄发，在疫苗技术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康希诺生物为国争光，一战成名。之后，就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康希诺与陈薇院士合作研发一针型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从表面上看，都是海归回国创业，将天津作为企业主阵地，历经多年坎坷探索，将企业做成行业代表——做正确的事，做时间的朋友。
从更深层面解读，这两家企业，与天津发展生物制药的产业路线，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为了跑好生物医药赛道，天津在研发、实验、生产、拓展融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集中发力，做好全方位服务。
人才上，去年12月滨海新区、东丽区、市科技局、南开大学联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资本投入上，今年7月“刚满三岁”的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知识产权保护上，不久前，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生物医药服务分中心落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为企业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
“赛道”选好之后，产业发展其实更像是马拉松，起跑的位置很重要，努力做好途中跑更加重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考验其实刚开始。（津云新闻记者 彭俊勇 部分图片来源津滨海）
“十四五”已经开启，经济社会将迎来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好卡位，选择好自己的赛道，成为各地城市未来发展的选择题。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这一点上，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比如天津主要打造的是多条“产业链”赛道。
“好赛道”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明确提出的聚焦领域就包括生物医药，以及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
来看看天津，在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天津着力发展的是“1+3+4”产业体系。其中，“1”是指智能科技，“3”是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4”是指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四大优势产业。很显然，生物医药不但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天津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很多人欣赏合肥选对了液晶面板、半导体存储产业，这一个周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津在生物医药赛道的选择可能更有看头。
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八月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又公布了，今年的榜单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美国则有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中国在500强名单上超过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通常知道，在芯片领域中国和美国比存在着不小差距，经常被“卡脖子”。其实在医疗器械和制药业领域也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当然也不必为此气馁，差距也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有不少国家在冲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呈现出了发展疲态，打破这种模式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城市将选择做好生物医药这篇文章作为发展动力，国内几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都被提到战略层级，其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比如在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定下了将生物医药培育形成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上海近期印发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天津在这方面的规划，显得更有诚意和力度。在天津的“十四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定为加快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中的“一翼”，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
康希诺生物
看得准、出手快、打法新。早在2019年1月，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共有21位专家委员，其中两院院士10名、科研院所专家5名、企业家6名，9名专家来自外省市，涵盖产学研各领域。
此外，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海河产业基金连续出手，投资多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生物医药项目在海河基金内部一天之内拍板，“当天开会，当天通过”，力度足够大，诚意足够满。
产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
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很多人曾经担心，中国制造会不会被越南、印度等这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借机抢占份额，这样的担心一度不无道理，但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完善的产业链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三遍。在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未来高地上，完善的产业链同样重要。产业发展，很难有适应所有城市的套路，找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完整产业链，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在天津来说，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位于天津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天津市医药集团、天士力控股、红日药业、施维雅(天津)制药等都是上榜企业。
产业规模上，截至“十三五”末，天津市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100余家，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25家。2020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27亿元，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效益水平在全市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区位布局上，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不得不说的是，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仅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企业类型上，生物医药在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民营、外资、国企共同构成的产业矩阵。诺和诺德和诺维信两家外资企业分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和工业酶制剂生产基地，在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接近5成；排名全国医药服务外包行业前三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凯莱英，CRO、CDMO业务发展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昂赛细胞、未名生物、博雅干细胞等企业在国内基因诊断、细胞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此外，在医疗相关产业上，天津的新势力也在崭露头角。冠状动脉支架研发企业赛诺医疗，国内首家微创外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奇外科，PO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主开发商微纳芯，体外快速诊断平台研发企业中新科炬等，其研发成果和产品都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并填补国内市场空白；零氪科技、科瑞泰Q医等医疗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企业，在全国处于尖端地位。
做时间的朋友 布局长久
在南方山区的一种竹子，种子在地下孕育过程中，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冲出地面，一旦冲出地面，就会迅速成材。
耐得住寂寞，做时间的朋友，做生物医药同样如此。医药领域，行业公认的是10年、10亿美元准则，即新款医药的研发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级别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天津生物医药产业代表，凯莱英和康希诺生物，就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先后发展壮大起来。
康希诺生物
1998年，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归国创业，从14个人7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依靠自主研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现在凯莱英成为了国内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生产一站式CMC服务。其与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礼来、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这些全球制药巨头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粘性。
凯莱英医药集团
在洪浩归国之后的2009年，南开大学毕业，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教授的宇学峰，也与几名海归博士一起，在天津创立了康希诺。
从研发肺炎疫苗开始，康希诺先后完成了百白破、脑膜炎等疫苗的研发和临床申报。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危及全球，超过两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就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康希诺团队临危受命，参与研发生产埃博拉疫苗。团队所有成员全力以赴，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埃博拉病毒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选用抗击疫情，该支疫苗是亚洲唯一，全球唯四入选的疫苗产品。
厚积薄发，在疫苗技术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康希诺生物为国争光，一战成名。之后，就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康希诺与陈薇院士合作研发一针型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从表面上看，都是海归回国创业，将天津作为企业主阵地，历经多年坎坷探索，将企业做成行业代表——做正确的事，做时间的朋友。
从更深层面解读，这两家企业，与天津发展生物制药的产业路线，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为了跑好生物医药赛道，天津在研发、实验、生产、拓展融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集中发力，做好全方位服务。
人才上，去年12月滨海新区、东丽区、市科技局、南开大学联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资本投入上，今年7月“刚满三岁”的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知识产权保护上，不久前，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生物医药服务分中心落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为企业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
“赛道”选好之后，产业发展其实更像是马拉松，起跑的位置很重要，努力做好途中跑更加重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考验其实刚开始。（津云新闻记者 彭俊勇 部分图片来源津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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