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你好#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
我没有看上去那么乐观，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
我有天真烂漫的童年，但没有完整的青春少年。
被偷走的那六年，深处绝望的深渊，靠着些许回忆和不甘心支撑，愣是咬牙挺过来了。
我尝试努力达到家人朋友和工作的期望，却总是犯错和让人失望。
孤独是生活的常态。我学会了难过时忍住眼泪，学会了只记得好过滤掉不好，学会了转移注意力，学会了睡一觉又是新的一天。
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却总是无意间造成困扰。
我的朋友看上去很多，实则寥寥无几。我渴望认识新朋友，却总是兜兜转转只剩自己。
我尝试让自己变得合群，却总是成为最不合群的那一个。
希望会有朋友乐意听我的故事，希望下次不会被讨厌。
希望今后，我会真正长大和坚强。希望我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一个一个小目标，慢慢实现。
我的内心还是有温柔、善良和阳光，希望它们能一直陪我勇敢面对前路迷茫，带我走上开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抄读第1306天
只有在一种连续性的不均衡权力意欲塑造或改造人类行为时，专家内行这一角色的出现才有可能。他们的出现，实际上是现代带来的社会权力重新配置的另一重要结果。一种新的认识产生了∶与人类渴望的社会秩序相适应的人类活动，不能听凭个人的判断力或“自然力”的支配，而过去，个人行为或“自然力”是能有效地指导满足于社会秩序要求的人类行为的。这一新的观念的产生，是新的现实的产物。不均衡监视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典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对于人类的“有限性”、“缺陷”或“内在的不完善性”的认识能够重新被塑造成一种实践活动，从而得到证实和强化。一方面，这种实践使人类个体的不完善性得以再造并被“客观化”，但另一方面，它最终把教育者（专家）带人权力领域，他们教化人类，使后者臻于至善之境，这种至善是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它称作“共同利益”。教育由此成为这一权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掌权者必须懂得什么是共同利益（人类的共同利益、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或委托于他们统治的那一范围内的共同利益），他们还必须了解最适合于这种共同利益的人类行为模式。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来诱发这种行为，如何使其延续。为了掌握所有的技巧，他们必须运用其他人没有的某些特定知识。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两者中有着必然联系）。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
产生于这一社会整体结构的新型权力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牧人式的权力、改造思想的权力。
——3*68页
国家如此强大，个人如此弱小。知识人的公义之心哪怕就软弱模糊那么一丢丢，都有可能成为谎话连篇，欺世盗名的无良之辈。

每个孩子都渴望友谊，获得友谊是孩子的一项基本能力。有的孩子能够轻松认识新朋友，但很难维持良好的友谊，有的孩子虽然没有几个朋友，但是友情深厚。孩子想要维持和同学、朋友之间的良好关系，必然需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如果孩子能分享情感、经历，倾听别人，那么在遇到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冲突时也能比较好地面对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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