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把时间花在这四件事上！
生命取向要高，层次不高，说不出高雅的话，成不了大事。
人存于世，何为层次？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做人的格局、眼界、胸襟等内在因素。
有什么样的层次，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诚如《道德经》所言：“上士闻道，劝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一个人，层次越高，越不会囿于眼前的鸡毛蒜皮，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能够掌控人生的走向。
反之，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把时间花在下面这4件事上，斤斤计较之余，蹉跎了余生。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面子
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子”至关重要。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婚丧嫁娶，都要维持一定的风光，如此才不失身份。否则，就是丢了自己的脸面。
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有些人，就爱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
明明做不到，非要逞英雄；明明没有钱，非要装大方；明明很害怕，偏偏要死撑。最后，累了自己，愚了他人。
"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层次不高之人最明显的特征。殊不知，爱面子，不等于有面子。
想要获得真正的尊重与赞美，唯有不断修炼自己的品格，提升自己的格局，方可得到肯定。
护体面，不如重廉耻，博声名，不如正心术。一个人，懂得放下面子，才是成功的开始。
层次越低的人，欲念越深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懂得知足。适度的欲望，是奋斗的动力，但过度的贪念，就成了生命的负赘。
多少人，让钱财控制了思想，让享乐腐蚀了自律，让贪婪侵占了良知。欲念得不到控制，便是痛苦的源头。
有道是：“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多，身心本无累，累的是背负太多。”
人生在世，层次越低，欲念越深，做人就越是痛苦。但其实，大可不必。良田千倾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平衡生活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他们能够去掉那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贪念，驾驭自己的欲望。
万事万物，看轻了、看透了，便是最美人生。
层次越低的人，脾气越大
有人说：“脾气是一个人能力和修为的体现。”
本事越大，层次越高的人，往往脾气越小。因为他们在遇到不顺心、不顺意的时候，常常能够冷静思考，持一份宽容之心，理解并包容。
正所谓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宽似海，风平浪静。一个人，心放宽了，眼界就宽了，自己的世界也会随之越来越敞亮。
相反，那些一遇事就满是怨言，不顺心就破口大骂之人，多半没什么真本事。
借杜月笙说的一句话形容，就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有脾气。”
泄一时之愤怒，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容易引起冲突。唯有与人为善，保持谦和的态度生活，才会福至祸离。
人生，赢在和气，输在脾气。真正厉害的人，永远不做情绪的奴隶。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炫耀
《武林外传》里有句经典台词：“出招之前用不着先喊。”意思是别把你想做的事情说出来，去做就对了。
能用行动来说明的话，无需说出口。因为言多必失，有时候话越多，越炫耀，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招人厌烦。
更有甚者，会酿成大祸。正如三国时期的杨修，时常在曹操面前卖弄才学，多说一些展露聪明的话，惹得曹操不快。最后，曹操以扰乱军心之名，将其处死。
所谓：“言招祸，要收敛”。真正有修养和能力的人，都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
他们以低调稳重代替夸夸其谈，以踏实认真代替花言巧语。如此，为人的品格和层次才能有所提升，最终，收获历经风雨而不倒的立身之本。
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这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
格局决定人生，层次决定成败。
格局大的人，都放下了无谓的面子和多余的欲望，因此能够走得更远，活得轻松；
层次高的人，都戒掉了没用的情绪和不必的吹嘘，所以遇事从容不迫，一路前行。
漫漫人生路上，愿你我也能心怀大格局，提升高层次，做个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生命取向要高，层次不高，说不出高雅的话，成不了大事。
人存于世，何为层次？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做人的格局、眼界、胸襟等内在因素。
有什么样的层次，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诚如《道德经》所言：“上士闻道，劝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一个人，层次越高，越不会囿于眼前的鸡毛蒜皮，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能够掌控人生的走向。
反之，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把时间花在下面这4件事上，斤斤计较之余，蹉跎了余生。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面子
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子”至关重要。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婚丧嫁娶，都要维持一定的风光，如此才不失身份。否则，就是丢了自己的脸面。
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有些人，就爱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
明明做不到，非要逞英雄；明明没有钱，非要装大方；明明很害怕，偏偏要死撑。最后，累了自己，愚了他人。
"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层次不高之人最明显的特征。殊不知，爱面子，不等于有面子。
想要获得真正的尊重与赞美，唯有不断修炼自己的品格，提升自己的格局，方可得到肯定。
护体面，不如重廉耻，博声名，不如正心术。一个人，懂得放下面子，才是成功的开始。
层次越低的人，欲念越深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懂得知足。适度的欲望，是奋斗的动力，但过度的贪念，就成了生命的负赘。
多少人，让钱财控制了思想，让享乐腐蚀了自律，让贪婪侵占了良知。欲念得不到控制，便是痛苦的源头。
有道是：“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多，身心本无累，累的是背负太多。”
人生在世，层次越低，欲念越深，做人就越是痛苦。但其实，大可不必。良田千倾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平衡生活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他们能够去掉那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贪念，驾驭自己的欲望。
万事万物，看轻了、看透了，便是最美人生。
层次越低的人，脾气越大
有人说：“脾气是一个人能力和修为的体现。”
本事越大，层次越高的人，往往脾气越小。因为他们在遇到不顺心、不顺意的时候，常常能够冷静思考，持一份宽容之心，理解并包容。
正所谓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宽似海，风平浪静。一个人，心放宽了，眼界就宽了，自己的世界也会随之越来越敞亮。
相反，那些一遇事就满是怨言，不顺心就破口大骂之人，多半没什么真本事。
借杜月笙说的一句话形容，就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有脾气。”
泄一时之愤怒，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容易引起冲突。唯有与人为善，保持谦和的态度生活，才会福至祸离。
人生，赢在和气，输在脾气。真正厉害的人，永远不做情绪的奴隶。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炫耀
《武林外传》里有句经典台词：“出招之前用不着先喊。”意思是别把你想做的事情说出来，去做就对了。
能用行动来说明的话，无需说出口。因为言多必失，有时候话越多，越炫耀，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招人厌烦。
更有甚者，会酿成大祸。正如三国时期的杨修，时常在曹操面前卖弄才学，多说一些展露聪明的话，惹得曹操不快。最后，曹操以扰乱军心之名，将其处死。
所谓：“言招祸，要收敛”。真正有修养和能力的人，都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
他们以低调稳重代替夸夸其谈，以踏实认真代替花言巧语。如此，为人的品格和层次才能有所提升，最终，收获历经风雨而不倒的立身之本。
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这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
格局决定人生，层次决定成败。
格局大的人，都放下了无谓的面子和多余的欲望，因此能够走得更远，活得轻松；
层次高的人，都戒掉了没用的情绪和不必的吹嘘，所以遇事从容不迫，一路前行。
漫漫人生路上，愿你我也能心怀大格局，提升高层次，做个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有些话要送给生活。
无论走向人生时，我选择如何度过，都是在成全出向往的生活，渐渐清晰，形成模式，生活愈来愈富有生机。
简单的忙碌，复杂的时间，生活在节奏里，贴在显眼的地方，告诉我目前的状态，有目标去努力实现，目的就是过好当下，从容不迫向理想的生活氛围，去迈进那更大的一步。
生活是风景区域的主打曲，从来都跟随岁月一起出示年华的内容，也跟着我尝尽青春的含义，散尽忙碌的内涵，生活是我独一无二的居所，是我俗世的雅阁。
有些话要赠予人生。
走着走着，路就成了现实和理想的火花台。我尽情奔赴选择的方向，成为人生的掌门人，撑起自我的领土，实现追求的那种达到。
化繁为简，有得有失，人生慢慢走在我选择的路上，与我同心协力，风景都是耐人寻味的，路途近在咫尺又远在眉眼，待我的现实去引领我给予的风貌。
人生如灯，走一步亮一步，不停炫在心间任我指挥，如约而至去完成一路脚踏实地有个怎样的人生。
人生是我一直行走的现实，理想在这路上出没，我且行且珍惜人生的贵地。人生我说了不算，只有走完现实的时间后，才知有没有如我所愿，坚持走择好的理想路，人生不会太差。
有些话要送给当下。
憧憬总是轻易得出结论，理想总会率性而为，现实又不听高谈论阔，明天时刻唱歌，昨天又会引回首，今天又浪费了当下的时间，想一些远点的美好希望。
路就在眼前的世界，一动不动任侃侃而谈穿梭自如，未来又早早定好了我去的机票，想象也穿帮了幼稚的想法，我苦笑叹笑，当下又溜走了我的着重点。
当下，做好当下要做的，当下在我手底下，列出一系列时间行程表，我关住畅想曲，去完成我的当下我负责管理。
有些话要赠与时光。
不怕时光的刀起刀落，就怕岁月的憔悴不堪，不怕时光距人千里之外，只怕自我迷失在时光的大漩涡。
忙碌就忙碌，闲就闲，各在其位任我打发时间，尽情发展生活的方方面面，发达人生的这这那那，哪有功夫管时光美不美，惊艳不惊艳。只知光阴燃起了火把，照亮了那利用时间的我，时光自然而然跳跃进我的世界。回眸时，卡在显眼处抱住我不放。不是我为时光而做什么，而是时光因我的作为而成为了时光。
时光若有刀，只是虚惊，岁月若有刀，那是实干。我提着两把刀，杀出时间的活力空间，时光成为快递，邮给我的年华，青春写满了人生的理想笔迹，是我现实留下的锋芒。
有些话要送给世界。
人生全了自我选择，生活尽满如意天，时光都是肥瘦花，世界笑着和我签约，从今以后归我门下。
在我的领域天地，打扮的世界多姿多彩，妆出五色五味，浓淡合乎比例，在我境地摇曳成一盏星月，在我心灵盛开起清风徐来。
描绘世界成一座魅力城堡，有山有水，有蓝天白云，有我的历史轨迹。
世界顺从我放置，听从我安排，顺应心动静互补，映出情细腻擅变，靠在我的门槛里，流动我贴出的告示。
有些话要送给自我。
人生是应是慢慢成型，生活路定是自然而然。时光暖应如娓娓道来，世界堡该是阳光普照，自我更应是一束光。
自我如人生事的重大决策者，走错一步便要付出更多的自我，自我似生活路的主心骨，有强大力量完善出更好的自我生活，自我又像时光的知情人，寸步不离岁月变化。把握心的那把适应力，自我就是世界的全能王，打理得世界井井有条，百看不厌，越来越妙。
自我就是中心地带，为我带来中心地域。
有些话要赠与冷暖自知。
这尘世是人山人海的，是大众的社会场所，这路是永远动态的路，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走法。一路上都是冷暖自知，坚持不懈努力走出一条路。
时间的快和慢，也因此明显放大，人生也为此壮大，生活也由此结集，世界而来各种心物，境有各种心象。
我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成为己有的光辉，我所收获的也将会归入兜中沉甸甸。这路急不得说不透，又长又短，表现出各种心理反应的情感情绪，这路是自己走，但也是众路，但又只是自我的走。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风雨，也没那么多困难的重重围绕，也没有那么多的迷茫无助徘徊。这路是什么样的，取决于我怎么走，这路是怎么走的，我就有什么样的路。
某些经历也是个人感受出自我感悟，对路的觉悟领悟，风雨也是自我体验出的个人极品，对自我的概括与通懂。行动的人，早已将冷暖自知作为消费品，作为积极响应的战利品，共汇出这路途的甘苦与繁华。
冷暖自知，自懂所及，无师自通，在这漫漫路行自我择路。
有些话作为结束语。
我是乐观的，一切都是乐观的，我的心态是年轻的，这路的所有都是年轻的状态，我是认真的继续前行。
无论走向人生时，我选择如何度过，都是在成全出向往的生活，渐渐清晰，形成模式，生活愈来愈富有生机。
简单的忙碌，复杂的时间，生活在节奏里，贴在显眼的地方，告诉我目前的状态，有目标去努力实现，目的就是过好当下，从容不迫向理想的生活氛围，去迈进那更大的一步。
生活是风景区域的主打曲，从来都跟随岁月一起出示年华的内容，也跟着我尝尽青春的含义，散尽忙碌的内涵，生活是我独一无二的居所，是我俗世的雅阁。
有些话要赠予人生。
走着走着，路就成了现实和理想的火花台。我尽情奔赴选择的方向，成为人生的掌门人，撑起自我的领土，实现追求的那种达到。
化繁为简，有得有失，人生慢慢走在我选择的路上，与我同心协力，风景都是耐人寻味的，路途近在咫尺又远在眉眼，待我的现实去引领我给予的风貌。
人生如灯，走一步亮一步，不停炫在心间任我指挥，如约而至去完成一路脚踏实地有个怎样的人生。
人生是我一直行走的现实，理想在这路上出没，我且行且珍惜人生的贵地。人生我说了不算，只有走完现实的时间后，才知有没有如我所愿，坚持走择好的理想路，人生不会太差。
有些话要送给当下。
憧憬总是轻易得出结论，理想总会率性而为，现实又不听高谈论阔，明天时刻唱歌，昨天又会引回首，今天又浪费了当下的时间，想一些远点的美好希望。
路就在眼前的世界，一动不动任侃侃而谈穿梭自如，未来又早早定好了我去的机票，想象也穿帮了幼稚的想法，我苦笑叹笑，当下又溜走了我的着重点。
当下，做好当下要做的，当下在我手底下，列出一系列时间行程表，我关住畅想曲，去完成我的当下我负责管理。
有些话要赠与时光。
不怕时光的刀起刀落，就怕岁月的憔悴不堪，不怕时光距人千里之外，只怕自我迷失在时光的大漩涡。
忙碌就忙碌，闲就闲，各在其位任我打发时间，尽情发展生活的方方面面，发达人生的这这那那，哪有功夫管时光美不美，惊艳不惊艳。只知光阴燃起了火把，照亮了那利用时间的我，时光自然而然跳跃进我的世界。回眸时，卡在显眼处抱住我不放。不是我为时光而做什么，而是时光因我的作为而成为了时光。
时光若有刀，只是虚惊，岁月若有刀，那是实干。我提着两把刀，杀出时间的活力空间，时光成为快递，邮给我的年华，青春写满了人生的理想笔迹，是我现实留下的锋芒。
有些话要送给世界。
人生全了自我选择，生活尽满如意天，时光都是肥瘦花，世界笑着和我签约，从今以后归我门下。
在我的领域天地，打扮的世界多姿多彩，妆出五色五味，浓淡合乎比例，在我境地摇曳成一盏星月，在我心灵盛开起清风徐来。
描绘世界成一座魅力城堡，有山有水，有蓝天白云，有我的历史轨迹。
世界顺从我放置，听从我安排，顺应心动静互补，映出情细腻擅变，靠在我的门槛里，流动我贴出的告示。
有些话要送给自我。
人生是应是慢慢成型，生活路定是自然而然。时光暖应如娓娓道来，世界堡该是阳光普照，自我更应是一束光。
自我如人生事的重大决策者，走错一步便要付出更多的自我，自我似生活路的主心骨，有强大力量完善出更好的自我生活，自我又像时光的知情人，寸步不离岁月变化。把握心的那把适应力，自我就是世界的全能王，打理得世界井井有条，百看不厌，越来越妙。
自我就是中心地带，为我带来中心地域。
有些话要赠与冷暖自知。
这尘世是人山人海的，是大众的社会场所，这路是永远动态的路，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走法。一路上都是冷暖自知，坚持不懈努力走出一条路。
时间的快和慢，也因此明显放大，人生也为此壮大，生活也由此结集，世界而来各种心物，境有各种心象。
我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成为己有的光辉，我所收获的也将会归入兜中沉甸甸。这路急不得说不透，又长又短，表现出各种心理反应的情感情绪，这路是自己走，但也是众路，但又只是自我的走。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风雨，也没那么多困难的重重围绕，也没有那么多的迷茫无助徘徊。这路是什么样的，取决于我怎么走，这路是怎么走的，我就有什么样的路。
某些经历也是个人感受出自我感悟，对路的觉悟领悟，风雨也是自我体验出的个人极品，对自我的概括与通懂。行动的人，早已将冷暖自知作为消费品，作为积极响应的战利品，共汇出这路途的甘苦与繁华。
冷暖自知，自懂所及，无师自通，在这漫漫路行自我择路。
有些话作为结束语。
我是乐观的，一切都是乐观的，我的心态是年轻的，这路的所有都是年轻的状态，我是认真的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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