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国民党将领周磐为逃避死刑，在狱中说有国宝要上交，说着拿出了一个铜盖子。一个破盖子会是国宝，这家伙不会是在诓人吧？
周磐并没有骗人，此物名为“皿方罍”，是罕见的商代青铜重器，价值连城。只是，周磐上交的不过是皿方罍的盖子，至于更重要的器身，当时早已流失海外。
整件事的原委得从1919年说起……这年秋天，湖南常德桃源县村民艾清宴父子二人，赶着耕牛去犁地。经过一条水沟时，艾清宴突然发现水沟旁边埋着一个颜色黑亮的铜罐子。他好奇不已，挖出一看：好家伙！铜罐子高度接近1米，重量足有100多斤。更让艾清宴不可思议的是，这罐子不但造型独特，还雕满了华丽的纹饰！
艾清宴虽然不知道罐子的来历，但感觉此物很不一般，于是便和儿子悄悄将其搬回家中藏了起来。艾清宴自认为事情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可他捡到宝贝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很快，一个叫石瑜璋的人找上门来。
石瑜璋是益阳县的古玩商人，听闻此地有宝物出土，急忙赶来察看。见到铜罐的那一刻，见多识广的他当即两眼发直，心跳加速——此物竟是商周青铜重器“罍”！
罍流行于商周时期，是酒器，也是礼器，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数量非常少，也就十几件，而艾清宴捡到的还是出土方罍中器型最大、制作最精美的一件，被称为“方罍之王”。
石瑜璋当时目不转睛地瞅着皿方罍，内心激动不已。他深知此物价值不菲，转手就能大赚一笔，于是果断出价400大洋，欲将其买下。
400大洋！以务农为生的艾清宴何曾见过这么多钱，他心里自是一万个愿意。不过，就当两人准备进行交易时，艾清宴的大儿子来了。这小子比较机灵，担心铜罐贱卖，拿起铜盖火急火燎来到附近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雨辨识宝物。
钟逢雨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是当地最有学问的人。他一眼断定此物为商朝太庙之物，价值连城，听说有人出400大洋，当即加价一倍，留下铜盖，让艾清宴儿子速将器身送来。
一转眼的功夫，铜罐价格就翻了一倍，艾清宴的大儿子大喜过望，一路往家狂奔。然而，等他气喘吁吁回到家时，却发现器身早已不见踪影。原来老奸巨猾的石瑜璋早就预感到事情有变，丢下400大洋，带着器身溜之大吉了。
钟逢雨获得器盖后，非常希望拿回器身，得到全器，于是去请桃源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湘军第二师三旅六团团长周磐，缉拿奸商石瑜璋。可出乎意料的是，军阀周磐也想得到此物。钟逢雨担心脑袋开花，只得献出器盖。就这样，皿方罍的盖子落到了周磬手中。
至于皿方罍的器身，石瑜璋得手之后，即高价转卖给上海的大古董商李文卿和马长生。随后器身几经转手流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埋藏数千年的国宝皿方疊，不幸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真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器身和器盖这俩难兄难弟，还会有重逢的一天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时间转眼来到1950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仍在云南负隅顽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周磐，被我军俘虏。1952年，周磐被判处死刑，为“戴罪立功”，他交出了保存多年的皿方罍器盖。随后，器盖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历经数十年漂泊，皿方罍的器盖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只是它的器身，此刻又在何方呢？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这年，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访问日本时，在友人新田栋一家中意外看到一个没有盖子的大铜罐，经仔细辨认后发现，此物竟是久无音讯的皿方罍器身！
新田栋一十分喜爱皿方罍器身，当时不但不肯让出，还妄想以一件西周铜盖及50万美元，从湖南省博物馆换得器盖。这一提议自然被我们拒绝！
等到2001年，年事已高的新田终于决定通过佳士得拍卖掉皿方疊器身。得知消息后，上海博物馆联合保利艺术博物馆赴美竞拍。遗憾的是，在举牌大战中，我们因为资金不足，最终败给了一位法国买家。就这样，皿方罍再次错失“合璧”的机会。
那么，皿方罍当时究竟拍了多少钱，竟会让两大博物馆败下阵来呢？924.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000万元！这一数字创下了当时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错过此次机会，等皿方罍器身再次现身，已是13年后的事情了……
2014年，沉寂已久的皿方疊器身，终于再度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由于竞争激烈，当时有人估计皿方罍器身的价格，可能会被炒到恐怖的5000万美元！
为了以合适的价格买回器身，当时湖南省博物馆派出专家团飞赴纽约，与佳士得展开谈判，希望能以私下洽购的方式直接买下此物。而为了成全湖南省博物馆，让国宝回国，华人收藏家当时纷纷表示一律不参与竟拍！
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经过3天3夜的艰难谈判，湖南省博物馆以低于预拍成交价一半的价格买回器身。（因保密协议，具体价格一直秘而不宣。）
2014年6月，国宝皿方罍的器身，终于结束百年海外漂泊，回归祖国。6月28日，在无数人的见证下，分别已久的器身和器盖完璧合体。
最后回到故事开篇，献出国宝的周磐，最终是否逃避死刑？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周磐并没有骗人，此物名为“皿方罍”，是罕见的商代青铜重器，价值连城。只是，周磐上交的不过是皿方罍的盖子，至于更重要的器身，当时早已流失海外。
整件事的原委得从1919年说起……这年秋天，湖南常德桃源县村民艾清宴父子二人，赶着耕牛去犁地。经过一条水沟时，艾清宴突然发现水沟旁边埋着一个颜色黑亮的铜罐子。他好奇不已，挖出一看：好家伙！铜罐子高度接近1米，重量足有100多斤。更让艾清宴不可思议的是，这罐子不但造型独特，还雕满了华丽的纹饰！
艾清宴虽然不知道罐子的来历，但感觉此物很不一般，于是便和儿子悄悄将其搬回家中藏了起来。艾清宴自认为事情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可他捡到宝贝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很快，一个叫石瑜璋的人找上门来。
石瑜璋是益阳县的古玩商人，听闻此地有宝物出土，急忙赶来察看。见到铜罐的那一刻，见多识广的他当即两眼发直，心跳加速——此物竟是商周青铜重器“罍”！
罍流行于商周时期，是酒器，也是礼器，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数量非常少，也就十几件，而艾清宴捡到的还是出土方罍中器型最大、制作最精美的一件，被称为“方罍之王”。
石瑜璋当时目不转睛地瞅着皿方罍，内心激动不已。他深知此物价值不菲，转手就能大赚一笔，于是果断出价400大洋，欲将其买下。
400大洋！以务农为生的艾清宴何曾见过这么多钱，他心里自是一万个愿意。不过，就当两人准备进行交易时，艾清宴的大儿子来了。这小子比较机灵，担心铜罐贱卖，拿起铜盖火急火燎来到附近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雨辨识宝物。
钟逢雨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是当地最有学问的人。他一眼断定此物为商朝太庙之物，价值连城，听说有人出400大洋，当即加价一倍，留下铜盖，让艾清宴儿子速将器身送来。
一转眼的功夫，铜罐价格就翻了一倍，艾清宴的大儿子大喜过望，一路往家狂奔。然而，等他气喘吁吁回到家时，却发现器身早已不见踪影。原来老奸巨猾的石瑜璋早就预感到事情有变，丢下400大洋，带着器身溜之大吉了。
钟逢雨获得器盖后，非常希望拿回器身，得到全器，于是去请桃源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湘军第二师三旅六团团长周磐，缉拿奸商石瑜璋。可出乎意料的是，军阀周磐也想得到此物。钟逢雨担心脑袋开花，只得献出器盖。就这样，皿方罍的盖子落到了周磬手中。
至于皿方罍的器身，石瑜璋得手之后，即高价转卖给上海的大古董商李文卿和马长生。随后器身几经转手流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埋藏数千年的国宝皿方疊，不幸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真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器身和器盖这俩难兄难弟，还会有重逢的一天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时间转眼来到1950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仍在云南负隅顽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周磐，被我军俘虏。1952年，周磐被判处死刑，为“戴罪立功”，他交出了保存多年的皿方罍器盖。随后，器盖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历经数十年漂泊，皿方罍的器盖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只是它的器身，此刻又在何方呢？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这年，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访问日本时，在友人新田栋一家中意外看到一个没有盖子的大铜罐，经仔细辨认后发现，此物竟是久无音讯的皿方罍器身！
新田栋一十分喜爱皿方罍器身，当时不但不肯让出，还妄想以一件西周铜盖及50万美元，从湖南省博物馆换得器盖。这一提议自然被我们拒绝！
等到2001年，年事已高的新田终于决定通过佳士得拍卖掉皿方疊器身。得知消息后，上海博物馆联合保利艺术博物馆赴美竞拍。遗憾的是，在举牌大战中，我们因为资金不足，最终败给了一位法国买家。就这样，皿方罍再次错失“合璧”的机会。
那么，皿方罍当时究竟拍了多少钱，竟会让两大博物馆败下阵来呢？924.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000万元！这一数字创下了当时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错过此次机会，等皿方罍器身再次现身，已是13年后的事情了……
2014年，沉寂已久的皿方疊器身，终于再度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由于竞争激烈，当时有人估计皿方罍器身的价格，可能会被炒到恐怖的5000万美元！
为了以合适的价格买回器身，当时湖南省博物馆派出专家团飞赴纽约，与佳士得展开谈判，希望能以私下洽购的方式直接买下此物。而为了成全湖南省博物馆，让国宝回国，华人收藏家当时纷纷表示一律不参与竟拍！
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经过3天3夜的艰难谈判，湖南省博物馆以低于预拍成交价一半的价格买回器身。（因保密协议，具体价格一直秘而不宣。）
2014年6月，国宝皿方罍的器身，终于结束百年海外漂泊，回归祖国。6月28日，在无数人的见证下，分别已久的器身和器盖完璧合体。
最后回到故事开篇，献出国宝的周磐，最终是否逃避死刑？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在此轮疫情及封控措施之下，身处金融要素集聚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行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复工复产之后，金融机构又有哪些打算？
5月上旬，第一财经联合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面向上海金融机构发放《上海金融机构抗疫值守和复工复产专题调研问卷》（下称“调研问卷”），调研上海各类金融机构在抗疫值守和复工复产方面的实际情况，通过74家金融机构的问卷回答，勾勒出疫情对上海金融机构的影响呈现出的分化态势，以及复工复产后，为应对未来类似突发事件，金融机构计划采取的各种调整措施。
疫情影响分化
调研问卷显示，在此轮上海的疫情及相应的封控措施下，对上海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有所分化。
在调研问卷中“本轮上海疫情对贵单位业务系统运行的影响情况”这一问题，74家受访金融机构中有41家选择了“影响有限，大部分业务通过线上方式正常开展”，占比超过了半数（55.41%）；另有4家金融机构选择了“影响较小，各项业务整体增速正常或更佳”这一选项。业内人士认为，这部分受到疫情影响较小的金融机构中有些在2020年疫情时已进行了较为完备的业务线上化转型，因此在面对此轮疫情封控时已有相应预案及相对较为充分的准备。
“早在两年前新冠疫情暴发时，为防范因为疫情而不得不封闭隔离的情况，我们公司各业务部门就已进行了业务全流程的梳理，准备了业务远程运作预案，基本实现所有交易运营业务均能线上远程支持。”上海一家保险机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上海此次疫情封控期间，公司保险业务、投资业务均平稳进行。
另一家资管公司负责人则表示这次启用了备用职场，安排投资团队以及相应的风控、IT、后勤保障团队值守在公司，并且安排值守员工入住同一园区的人才公寓，尽可能保障员工生活需求和舒适度。
但由于业务模式、线上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还是有相当部分在沪金融机构认为，疫情对其业务系统运行存在较大影响，选择“影响非常大，绝大部分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影响相当大，许多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规模下降”、“影响显著，许多业务遭遇了限制和阻碍，业务增速下降”的金融机构分别为3家、10家及16家，合计达到29家，在74家受访金融机构中占比约为四成。
一家选择“影响非常大”的保险代理公司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主要从事工程货运卡车的保险中介业务，由于风险非标化，很难进行线上出单，业务几乎停滞；同时，在财务结算方面，由于还无法申请增值税电子专票，因此也无法与保险公司、客户进行资金结算。另外，工程货运卡车行业的现金流在疫情期间也变得紧张，直接影响到了其保险业务。
尽管影响程度相异，但为了保证客户资金的安全以及业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大多数上海金融机构都安排了人员进行值守。从调研问卷结果来看，截至5月20日，74家金融机构中有50家机构的疫情值守时间已持续30天（含）-60天，占比达到67.57%；也有12家金融机构的值守人员在机构内值守已达60天及以上，占比为16.22%。而各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的值守人员规模则因机构业务及规模差异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考虑到对员工生活的影响及防疫安全，各金融机构在保证业务稳定进行的前提下，都尽量做到值守人员的规模最小化。因此，从占比上来说，值守人员规模少于10人的机构最多，达32.43%（24家）；其次则为10人（含）-30人，占比为27.03%（20家）；而在调研的74家在沪金融机构中，值守人员达到200人及以上的为8家，其中4家为商业银行、2家为证券公司、2家为金融要素市场。调研问卷显示，针对这部分疫情期间的值守员工，各家金融机构均采取了各项措施保障员工在值守期间的生活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受到了受访金融机构的重视。在74家上海金融机构中，有65家金融机构提供了精神保障措施，对值守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和情感交流，在所有的保障措施中选择比例最高。
复工复产后，金融机构将为未来做好准备
日前，上海第一批金融机构复工“白名单”出炉，涵盖864家金融机构，金融业正式进入复工复产阶段。
“这次复工复产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召集各部门开会，复盘一下这次疫情封控期间的‘得’与‘失’，并且更重要的是，要吸取这次的经验，对业务流程、线上化程度、办公室功能完善等各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做出相应调整优化，以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再次变得‘手忙脚乱’。”上述资管公司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调研问卷结果显示，在复工复产之后，几乎所有受访金融机构都将采取调整和改进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事件。其中，“提高核心业务系统可靠性，保障关键功能不间断”是金融机构选择最多的措施，一共有68家金融机构选择；“重要岗位人员实行A-B岗，保障团队工作持续性”（66家）以及“增强远程办公协同演练，以应对员工长期居家情况”（63家）分列二、三位。也有部分金融机构选择对职场进行调整，其中，30家金融机构选择“对现有职场进行适当改造，以应对抗疫值守各项需求”，17家金融机构选择“在浦东、浦西分别设置备用职场，以应对极端封控情况”。仅有1家金融机构选择“以上措施均无”。
“我觉得我们之前设置浦东、浦西职场的决定还是很对的，此次两边分别调配人员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上述资管公司负责人表示。
不过，在此次调研中，针对更具体的职场调整或增设问题，更多的金融机构（54家）表示“暂无调整和增设计划”，占比达到67.5%。金融业人士分析称，金融业分支机构的开设往往需要监管机构进行审批，同时其职场一般对选址、规模等要求也比较高。由于成本、公司规划、流程等问题，可能金融机构短时间内调整或增设职场并不太容易。而在有职场调整或增设计划的金融机构中，18家计划在浦东或浦西增设办公职场或后援中心，有6家金融机构计划在上海之外的其他省市增设办公职场或后援中心。
而对于办公职场的多中心布局，多数受访金融机构则认为，在日常工作时，办公职场的布局应有利于单位各项业务的高效开展，各职场之间应有便捷的通勤出行条件（62家）；以及办公职场的布局应适应机构前、中、后台业务特点，在办公品质和成本支出之间做好平衡（50家）。而在疫情期间，办公职场的配套设施应能提供值守人员的基本工作、生活条件，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以及办公职场的选址应能够应对“分区管控”的硬性要求、保障核心业务持续平稳运行两大因素，则有最多金融机构选择，分别达到59家及54家。#财经#
5月上旬，第一财经联合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面向上海金融机构发放《上海金融机构抗疫值守和复工复产专题调研问卷》（下称“调研问卷”），调研上海各类金融机构在抗疫值守和复工复产方面的实际情况，通过74家金融机构的问卷回答，勾勒出疫情对上海金融机构的影响呈现出的分化态势，以及复工复产后，为应对未来类似突发事件，金融机构计划采取的各种调整措施。
疫情影响分化
调研问卷显示，在此轮上海的疫情及相应的封控措施下，对上海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有所分化。
在调研问卷中“本轮上海疫情对贵单位业务系统运行的影响情况”这一问题，74家受访金融机构中有41家选择了“影响有限，大部分业务通过线上方式正常开展”，占比超过了半数（55.41%）；另有4家金融机构选择了“影响较小，各项业务整体增速正常或更佳”这一选项。业内人士认为，这部分受到疫情影响较小的金融机构中有些在2020年疫情时已进行了较为完备的业务线上化转型，因此在面对此轮疫情封控时已有相应预案及相对较为充分的准备。
“早在两年前新冠疫情暴发时，为防范因为疫情而不得不封闭隔离的情况，我们公司各业务部门就已进行了业务全流程的梳理，准备了业务远程运作预案，基本实现所有交易运营业务均能线上远程支持。”上海一家保险机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上海此次疫情封控期间，公司保险业务、投资业务均平稳进行。
另一家资管公司负责人则表示这次启用了备用职场，安排投资团队以及相应的风控、IT、后勤保障团队值守在公司，并且安排值守员工入住同一园区的人才公寓，尽可能保障员工生活需求和舒适度。
但由于业务模式、线上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还是有相当部分在沪金融机构认为，疫情对其业务系统运行存在较大影响，选择“影响非常大，绝大部分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影响相当大，许多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规模下降”、“影响显著，许多业务遭遇了限制和阻碍，业务增速下降”的金融机构分别为3家、10家及16家，合计达到29家，在74家受访金融机构中占比约为四成。
一家选择“影响非常大”的保险代理公司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主要从事工程货运卡车的保险中介业务，由于风险非标化，很难进行线上出单，业务几乎停滞；同时，在财务结算方面，由于还无法申请增值税电子专票，因此也无法与保险公司、客户进行资金结算。另外，工程货运卡车行业的现金流在疫情期间也变得紧张，直接影响到了其保险业务。
尽管影响程度相异，但为了保证客户资金的安全以及业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大多数上海金融机构都安排了人员进行值守。从调研问卷结果来看，截至5月20日，74家金融机构中有50家机构的疫情值守时间已持续30天（含）-60天，占比达到67.57%；也有12家金融机构的值守人员在机构内值守已达60天及以上，占比为16.22%。而各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的值守人员规模则因机构业务及规模差异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考虑到对员工生活的影响及防疫安全，各金融机构在保证业务稳定进行的前提下，都尽量做到值守人员的规模最小化。因此，从占比上来说，值守人员规模少于10人的机构最多，达32.43%（24家）；其次则为10人（含）-30人，占比为27.03%（20家）；而在调研的74家在沪金融机构中，值守人员达到200人及以上的为8家，其中4家为商业银行、2家为证券公司、2家为金融要素市场。调研问卷显示，针对这部分疫情期间的值守员工，各家金融机构均采取了各项措施保障员工在值守期间的生活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受到了受访金融机构的重视。在74家上海金融机构中，有65家金融机构提供了精神保障措施，对值守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和情感交流，在所有的保障措施中选择比例最高。
复工复产后，金融机构将为未来做好准备
日前，上海第一批金融机构复工“白名单”出炉，涵盖864家金融机构，金融业正式进入复工复产阶段。
“这次复工复产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召集各部门开会，复盘一下这次疫情封控期间的‘得’与‘失’，并且更重要的是，要吸取这次的经验，对业务流程、线上化程度、办公室功能完善等各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做出相应调整优化，以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再次变得‘手忙脚乱’。”上述资管公司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调研问卷结果显示，在复工复产之后，几乎所有受访金融机构都将采取调整和改进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事件。其中，“提高核心业务系统可靠性，保障关键功能不间断”是金融机构选择最多的措施，一共有68家金融机构选择；“重要岗位人员实行A-B岗，保障团队工作持续性”（66家）以及“增强远程办公协同演练，以应对员工长期居家情况”（63家）分列二、三位。也有部分金融机构选择对职场进行调整，其中，30家金融机构选择“对现有职场进行适当改造，以应对抗疫值守各项需求”，17家金融机构选择“在浦东、浦西分别设置备用职场，以应对极端封控情况”。仅有1家金融机构选择“以上措施均无”。
“我觉得我们之前设置浦东、浦西职场的决定还是很对的，此次两边分别调配人员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上述资管公司负责人表示。
不过，在此次调研中，针对更具体的职场调整或增设问题，更多的金融机构（54家）表示“暂无调整和增设计划”，占比达到67.5%。金融业人士分析称，金融业分支机构的开设往往需要监管机构进行审批，同时其职场一般对选址、规模等要求也比较高。由于成本、公司规划、流程等问题，可能金融机构短时间内调整或增设职场并不太容易。而在有职场调整或增设计划的金融机构中，18家计划在浦东或浦西增设办公职场或后援中心，有6家金融机构计划在上海之外的其他省市增设办公职场或后援中心。
而对于办公职场的多中心布局，多数受访金融机构则认为，在日常工作时，办公职场的布局应有利于单位各项业务的高效开展，各职场之间应有便捷的通勤出行条件（62家）；以及办公职场的布局应适应机构前、中、后台业务特点，在办公品质和成本支出之间做好平衡（50家）。而在疫情期间，办公职场的配套设施应能提供值守人员的基本工作、生活条件，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以及办公职场的选址应能够应对“分区管控”的硬性要求、保障核心业务持续平稳运行两大因素，则有最多金融机构选择，分别达到59家及54家。#财经#
【#“95后”合肥博士参与“巅峰使命”珠峰科考#】 ◤在海拔近6000米处“安营扎寨”，克服重重困难，获取重要实验数据……近期，我国科考队员在珠峰地区开展“巅峰使命2022”科学考察研究，来自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95后”博士周家成参与其中。近日，周家成回到合肥，向记者讲述了这次难忘的珠峰科考经历。◢
“95后”合肥博士参与珠峰科考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之巅”，更是科学探索的圣地。此次“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是第二次青藏科考自2017年启动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参加科考队员最多、采用仪器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
应北京大学邀请，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光所参加了由该校组织的“珠峰大气与人体健康科考分队”科学考察。4月中旬，由安光所自主研发的宽带腔增强氮氧化物分析仪和腔增强反照率光谱仪等国际先进大气监测设备，由相关车辆先一步运抵珠峰大本营。
4月15日，安光所基础科学中心“95后”博士周家成从合肥启程抵达拉萨。4月24日，周家成在海拔4393米的日喀则市定日县白坝村短暂休整后，乘车抵达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周家成能成为此次珠峰科考队员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方面，宽带腔增强氮氧化物分析仪等重要仪器都由这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主要参与研发。此外，周家成有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科考经验。
而周家成此次前往珠峰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山地开展“冰雪光化学反应生成氮氧化物机制”研究的观测。
“一般情况下，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氮氧化物是由人类活动和工业活动产出，它们在大气中与污染成分相结合可能会形成酸雨，影响臭氧层等。”周家成介绍，不过，此前有人在极地做研究时发现，在一些鲜少有人类活动的极低冰雪表面，阳光照射下，有浓度很高的氮氧化物释放。“我这次去，就是要通过仪器观测在珠峰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同时，获取相关数据辅助研究。”周家成说。
不断攀登 找寻理想实验地
攀登珠峰并非易事。在珠峰大本营的日子，周家成边等待队友、调试设备，边进行日常拉练。“每天会往周边高处跑一跑，来适应这个环境和强度。”周家成说，虽然此前有4000多米的高原科考经验，但到了这个高度，每增加几百米，生理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4月29日上午11点多，周家成和队友一行4人正式开始了攀登之旅。“仪器此前已请当地人背运至目的地。我们主要带着登山杖、衣帽、护目镜等一些登山装备，需要先抵达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
珠峰地区气温低、含氧量低，攀爬过程中大家还会面临不同的地形。“走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歇一歇，尤其是翻越一些大坡，中间可能需要歇好几次。有时候还会遇到结冰的冰河，走的时候也要小心。”周家成说。当晚18时，周家成和队友顺利抵达过渡营地。“6个多小时爬到，其实还算蛮快的。不过当晚大家都已非常疲惫。”
可5800米的过渡营地附近并不满足实验条件。“我们要找一个人类活动少，而且能存住冰雪的地方。”休整一晚后，几人接着向上进发。最终在海拔近6000米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地。此后，周家成和队友白天前往该处实验，晚上回到过渡营地休整。
7天6夜驻守观测 获取重要实验数据
为了能获取实验数据，在近6000米处的实验地，他们用透光的箱子罩住冰面，同时，用宽带腔增强氮氧化物分析仪测量冰雪表面释放的氮氧化物通量。饿了，就吃点随身携带的面包等干粮。
经过这样7天6夜的驻守观测，实验获得了高质量的观测数据。“在中午太阳大的时候，我们观测到被照射的冰面出现了浓度很高的氮氧化物。科研团队还将继续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在高海拔强紫外辐射下高原冰川雪地表面氮氧化物的释放量等。”
5月5日晚，周家成一行完成实验，返回珠峰大本营站点，5月8日，周家成圆满完成本次科考之行返程。而除了获取重要实验数据，周家成此行还有其他很多收获。有些收获关于美景。“珠峰太美了，每天除了实验、工作，就是欣赏珠峰。”周家成说。有些收获关于友谊，队友间的相互鼓励、帮助，已成为彼此心中一段难忘的情愫。
还有些收获关于对勇气和毅力的理解。
“我们科考分队负责人是北大的朱彤院士，此前在珠峰实验时，错过了继续向上攀登的机会。这次来到珠峰大本营，他每天拉练，就是为了登上5800米的过渡营地开展实验，弥补此前的遗憾。”周家成说，攀登珠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真的到了这里大家就会有体会，很多人都不会再愿意往上爬。但这位院士经过努力，历经10个小时，最终成功从珠峰大本营爬上了5800米开展科考。“这件事对我日后的科研工作，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周家成说。
▶讲述珠峰科考故事
清早起床 帐篷里会结冰
在珠峰科考，夜晚是一个巨大挑战。
每晚7点多太阳一下山，气温会骤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需要穿上超厚的极地款羽绒服。即便晚上在营地帐篷中睡觉时，也几乎不能脱衣服。“帐篷是单人的，不过为了暖和，我们2个人睡在一间帐篷里。”
周家成说，每晚睡觉，他们都要穿着棉袄、羽绒服，戴着帽子钻进防寒的睡袋中。早晨起来，帐篷里常结起了冰。“外面气温太低，我们呼出的气都会结成冰，有时候人一动或者风一吹，冰就会掉到睡袋上。”
寒冷，对设备也是挑战。
“我们有一个烧油式的220V发电机第一天基本没法工作，开始大家还以为冻坏了。”周家成说，他们和营地的其他科研人员交流，发现可能是因为氧气稀薄，进气量少，导致发电机内部燃烧不充分。之后，他们迅速将发电机进气口用于防止灰尘的滤网拆除，终让设备正常工作。
“95后”合肥博士参与珠峰科考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之巅”，更是科学探索的圣地。此次“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是第二次青藏科考自2017年启动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参加科考队员最多、采用仪器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
应北京大学邀请，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光所参加了由该校组织的“珠峰大气与人体健康科考分队”科学考察。4月中旬，由安光所自主研发的宽带腔增强氮氧化物分析仪和腔增强反照率光谱仪等国际先进大气监测设备，由相关车辆先一步运抵珠峰大本营。
4月15日，安光所基础科学中心“95后”博士周家成从合肥启程抵达拉萨。4月24日，周家成在海拔4393米的日喀则市定日县白坝村短暂休整后，乘车抵达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周家成能成为此次珠峰科考队员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方面，宽带腔增强氮氧化物分析仪等重要仪器都由这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主要参与研发。此外，周家成有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科考经验。
而周家成此次前往珠峰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山地开展“冰雪光化学反应生成氮氧化物机制”研究的观测。
“一般情况下，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氮氧化物是由人类活动和工业活动产出，它们在大气中与污染成分相结合可能会形成酸雨，影响臭氧层等。”周家成介绍，不过，此前有人在极地做研究时发现，在一些鲜少有人类活动的极低冰雪表面，阳光照射下，有浓度很高的氮氧化物释放。“我这次去，就是要通过仪器观测在珠峰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同时，获取相关数据辅助研究。”周家成说。
不断攀登 找寻理想实验地
攀登珠峰并非易事。在珠峰大本营的日子，周家成边等待队友、调试设备，边进行日常拉练。“每天会往周边高处跑一跑，来适应这个环境和强度。”周家成说，虽然此前有4000多米的高原科考经验，但到了这个高度，每增加几百米，生理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4月29日上午11点多，周家成和队友一行4人正式开始了攀登之旅。“仪器此前已请当地人背运至目的地。我们主要带着登山杖、衣帽、护目镜等一些登山装备，需要先抵达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
珠峰地区气温低、含氧量低，攀爬过程中大家还会面临不同的地形。“走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歇一歇，尤其是翻越一些大坡，中间可能需要歇好几次。有时候还会遇到结冰的冰河，走的时候也要小心。”周家成说。当晚18时，周家成和队友顺利抵达过渡营地。“6个多小时爬到，其实还算蛮快的。不过当晚大家都已非常疲惫。”
可5800米的过渡营地附近并不满足实验条件。“我们要找一个人类活动少，而且能存住冰雪的地方。”休整一晚后，几人接着向上进发。最终在海拔近6000米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地。此后，周家成和队友白天前往该处实验，晚上回到过渡营地休整。
7天6夜驻守观测 获取重要实验数据
为了能获取实验数据，在近6000米处的实验地，他们用透光的箱子罩住冰面，同时，用宽带腔增强氮氧化物分析仪测量冰雪表面释放的氮氧化物通量。饿了，就吃点随身携带的面包等干粮。
经过这样7天6夜的驻守观测，实验获得了高质量的观测数据。“在中午太阳大的时候，我们观测到被照射的冰面出现了浓度很高的氮氧化物。科研团队还将继续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在高海拔强紫外辐射下高原冰川雪地表面氮氧化物的释放量等。”
5月5日晚，周家成一行完成实验，返回珠峰大本营站点，5月8日，周家成圆满完成本次科考之行返程。而除了获取重要实验数据，周家成此行还有其他很多收获。有些收获关于美景。“珠峰太美了，每天除了实验、工作，就是欣赏珠峰。”周家成说。有些收获关于友谊，队友间的相互鼓励、帮助，已成为彼此心中一段难忘的情愫。
还有些收获关于对勇气和毅力的理解。
“我们科考分队负责人是北大的朱彤院士，此前在珠峰实验时，错过了继续向上攀登的机会。这次来到珠峰大本营，他每天拉练，就是为了登上5800米的过渡营地开展实验，弥补此前的遗憾。”周家成说，攀登珠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真的到了这里大家就会有体会，很多人都不会再愿意往上爬。但这位院士经过努力，历经10个小时，最终成功从珠峰大本营爬上了5800米开展科考。“这件事对我日后的科研工作，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周家成说。
▶讲述珠峰科考故事
清早起床 帐篷里会结冰
在珠峰科考，夜晚是一个巨大挑战。
每晚7点多太阳一下山，气温会骤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需要穿上超厚的极地款羽绒服。即便晚上在营地帐篷中睡觉时，也几乎不能脱衣服。“帐篷是单人的，不过为了暖和，我们2个人睡在一间帐篷里。”
周家成说，每晚睡觉，他们都要穿着棉袄、羽绒服，戴着帽子钻进防寒的睡袋中。早晨起来，帐篷里常结起了冰。“外面气温太低，我们呼出的气都会结成冰，有时候人一动或者风一吹，冰就会掉到睡袋上。”
寒冷，对设备也是挑战。
“我们有一个烧油式的220V发电机第一天基本没法工作，开始大家还以为冻坏了。”周家成说，他们和营地的其他科研人员交流，发现可能是因为氧气稀薄，进气量少，导致发电机内部燃烧不充分。之后，他们迅速将发电机进气口用于防止灰尘的滤网拆除，终让设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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