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公路博物馆展品背后的故事| 边防公路父子兵
2021年9月，甘肃公路博物馆室外车机设备展厅开展。我怀着对公路发展及老一辈公路人浓厚的兴趣，同众多观展人员一道儿走近公路养护机械的海洋，跟随馆长黄生斌同志在筑养路机械设备展示区中徜徉。
据黄生斌同志介绍，为生动记录甘肃公路建设和养护施工机械化发展历程，进一步挖掘甘肃公路交通文化的多元价值，自2020年5月起省酒泉公路发展中心就开始规划建设这个“大工程”了，在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发展中心、省属各公路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征集到不同功能、不同时期使用过的压实设备、运输车辆、沥青搅拌设备等筑养路机械54台（辆），经充分利用甘肃公路博物馆空地，建成了眼前这座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的机械设备室外展厅。
黄生斌同志说：“别看这些铁疙瘩现在锈迹斑斑，在公路养护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们都曾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每台设备都有很多钦慕并且爱惜它们的养路人，因此睹物思人，他们之间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
零零散散的参观者逐渐向他靠拢，不约而同被一辆砂砾路养护设备——刮路机吸引了，黄生斌同志就此兴致勃勃的开始了他的讲述。“看到这台刮路机，我会不由得想起两代人。都知道马鬃山公路段是我省唯一的边防公路养护单位，养护管理的边防公路与蒙古国接壤，在这条边防公路上，曾有王自清、王永会父子两辈人，常年用刮路车整平公路。父亲王自清曾经的‘老搭档’是拖拉机牵引刮路车，就是展区内展出的第一辆车机设备，它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根据毛驴刮路车升级改造的，以铁牛60拖拉机为牵引力，后方加挂平地刮板，刮板可多角度调节，上面有一个拉货物的车槽，可实现一机多用。王自清常年往返于戈壁荒漠中，不论严寒酷暑，早出晚归，每半个月一次的刮路工作雷打不动。如果车机不出毛病，刮一个来回最快也得三天。刮路车一个小时最多行驶十几公里，他常常一次就带够好几天的口粮和水，吃住都在车上......”
就在他平静地讲述时，人群中有人暗自感叹“这是多么纯朴的公路人......”黄生斌同志被说话者所吸引，对他说道“1990年王自清被交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了边防公路养护管理先进工作者”，脸上洋溢着公路人骄傲的笑容。
也就是在1990年，王自清的儿子王永会接过他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一名公路养护工人。他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凭着对车机的热爱和钻研，担任起刮路车司机的重任，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对于驾驶员来说，夏天和冬天尤其难耐。当时省道216线红石山至公婆泉路段是重要的边防公路，该路段全部是砂砾路面，养护主要以刮路为主。受地域条件影响，这条路经常出现严重的搓板路面病害，每两天就要全程刮一次路，耗时近20个小时。为确保驻防官兵巡防时公路安全畅通，王永会每天凌晨3点多就驾车开始他漫长艰苦的刮路工作，直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到驻地，就这样他每次都要连续坚持10几天。
展厅中还有一台由马鬃山公路段机修班革新创造的改制刮路车。据介绍，它是以拖拉机为牵引，利用拖拉机的液压系统控制调整刮路机的刀板升降，以适应不同的路况。刀板宽度为4米，作业效率高。刮路车整体操纵灵活、平整精度高，适用于构筑路基和路面、修筑边坡，也可搅拌路面混合料、扫除积雪、推送散粒物料以及进行土路和碎石路的养护工作。这台刮路车有效解决了马鬃山段管养砂砾路时遇到的养护成本高、大型机械进出不便、工作强度高、养护效率低等问题，为保障养护安全畅通、提升路况质量、增强机械化养护技术水平、提高养护效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黄生斌同志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2014年，这台改制的刮路车到了王永会的手中，成了他工作的好帮手，被称为养路的“全能王”。多年的刮路工作使他养成了不急不躁沉稳的性格。他常说:刮路急性子的人要不得，不然总是嫌车慢而一味地加速，那样刮出来的路就没有质量了。经他刮的路平坦、顺畅，虽然是砂砾路却胜似柏油路，得到了当地驻军和过往司机的好评。
刮了二十多年的路，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但王永会都一一克服了。黄生斌回忆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曾听到王永会讲述了他被困戈壁‘无人区’的经历......那是一个夏天，他驾驶‘铁牛’从边防营刮路往回赶，离道班不到30公里路，刮路机的右前轮轴突然断裂，整个刮路机瞬间倾斜失去重心不能正常作业。这正是戈壁滩上的‘无人区’，手机也没有信号，不能打电话求救。看着眼前的场景，王永会镇定自若地降低刮路机刀片使断裂的轴头抬起来离开地面。可是三百多斤重的轮胎一个人要抬上高一米六七的刮路机谈何容易？丢掉吧，一个轮胎价值一千多，为了不让单位财产受损失，他硬是用撬胎棍撬、用石头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轮胎装在了刮路机上并捆绑好。就这样，直到半夜‘铁牛’才把刮路机一米一米地拖回了站班。”
马鬃山公婆泉养管站所在地是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纯牧业镇，镇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居民都是蒙古族群众。他经常利用自己的修车手艺帮助附近蒙古族同胞修理车辆，还积极为他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公路法》等法律法规。久而久之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工作得到了单位和群众的认可，获得省公路局2012年“十佳”养路工，省总工会2013年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2016年度感动交通年度人物等荣誉。
凭着对公路养护事业的深情厚爱，王自清、王永会父子俩坚守岗位、甘于奉献，这种代代相传的优秀品质也是新时代下公路精神的集中体现。如今，朝气勃勃的路三代们，穿上祖辈父辈曾穿过的橘红，前仆后继，整装前行，在黑色的公路上赓续公路人的梦想......
潘芳 柴睿 甘肃省酒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1年9月，甘肃公路博物馆室外车机设备展厅开展。我怀着对公路发展及老一辈公路人浓厚的兴趣，同众多观展人员一道儿走近公路养护机械的海洋，跟随馆长黄生斌同志在筑养路机械设备展示区中徜徉。
据黄生斌同志介绍，为生动记录甘肃公路建设和养护施工机械化发展历程，进一步挖掘甘肃公路交通文化的多元价值，自2020年5月起省酒泉公路发展中心就开始规划建设这个“大工程”了，在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发展中心、省属各公路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征集到不同功能、不同时期使用过的压实设备、运输车辆、沥青搅拌设备等筑养路机械54台（辆），经充分利用甘肃公路博物馆空地，建成了眼前这座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的机械设备室外展厅。
黄生斌同志说：“别看这些铁疙瘩现在锈迹斑斑，在公路养护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们都曾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每台设备都有很多钦慕并且爱惜它们的养路人，因此睹物思人，他们之间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
零零散散的参观者逐渐向他靠拢，不约而同被一辆砂砾路养护设备——刮路机吸引了，黄生斌同志就此兴致勃勃的开始了他的讲述。“看到这台刮路机，我会不由得想起两代人。都知道马鬃山公路段是我省唯一的边防公路养护单位，养护管理的边防公路与蒙古国接壤，在这条边防公路上，曾有王自清、王永会父子两辈人，常年用刮路车整平公路。父亲王自清曾经的‘老搭档’是拖拉机牵引刮路车，就是展区内展出的第一辆车机设备，它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根据毛驴刮路车升级改造的，以铁牛60拖拉机为牵引力，后方加挂平地刮板，刮板可多角度调节，上面有一个拉货物的车槽，可实现一机多用。王自清常年往返于戈壁荒漠中，不论严寒酷暑，早出晚归，每半个月一次的刮路工作雷打不动。如果车机不出毛病，刮一个来回最快也得三天。刮路车一个小时最多行驶十几公里，他常常一次就带够好几天的口粮和水，吃住都在车上......”
就在他平静地讲述时，人群中有人暗自感叹“这是多么纯朴的公路人......”黄生斌同志被说话者所吸引，对他说道“1990年王自清被交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了边防公路养护管理先进工作者”，脸上洋溢着公路人骄傲的笑容。
也就是在1990年，王自清的儿子王永会接过他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一名公路养护工人。他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凭着对车机的热爱和钻研，担任起刮路车司机的重任，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对于驾驶员来说，夏天和冬天尤其难耐。当时省道216线红石山至公婆泉路段是重要的边防公路，该路段全部是砂砾路面，养护主要以刮路为主。受地域条件影响，这条路经常出现严重的搓板路面病害，每两天就要全程刮一次路，耗时近20个小时。为确保驻防官兵巡防时公路安全畅通，王永会每天凌晨3点多就驾车开始他漫长艰苦的刮路工作，直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到驻地，就这样他每次都要连续坚持10几天。
展厅中还有一台由马鬃山公路段机修班革新创造的改制刮路车。据介绍，它是以拖拉机为牵引，利用拖拉机的液压系统控制调整刮路机的刀板升降，以适应不同的路况。刀板宽度为4米，作业效率高。刮路车整体操纵灵活、平整精度高，适用于构筑路基和路面、修筑边坡，也可搅拌路面混合料、扫除积雪、推送散粒物料以及进行土路和碎石路的养护工作。这台刮路车有效解决了马鬃山段管养砂砾路时遇到的养护成本高、大型机械进出不便、工作强度高、养护效率低等问题，为保障养护安全畅通、提升路况质量、增强机械化养护技术水平、提高养护效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黄生斌同志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2014年，这台改制的刮路车到了王永会的手中，成了他工作的好帮手，被称为养路的“全能王”。多年的刮路工作使他养成了不急不躁沉稳的性格。他常说:刮路急性子的人要不得，不然总是嫌车慢而一味地加速，那样刮出来的路就没有质量了。经他刮的路平坦、顺畅，虽然是砂砾路却胜似柏油路，得到了当地驻军和过往司机的好评。
刮了二十多年的路，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但王永会都一一克服了。黄生斌回忆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曾听到王永会讲述了他被困戈壁‘无人区’的经历......那是一个夏天，他驾驶‘铁牛’从边防营刮路往回赶，离道班不到30公里路，刮路机的右前轮轴突然断裂，整个刮路机瞬间倾斜失去重心不能正常作业。这正是戈壁滩上的‘无人区’，手机也没有信号，不能打电话求救。看着眼前的场景，王永会镇定自若地降低刮路机刀片使断裂的轴头抬起来离开地面。可是三百多斤重的轮胎一个人要抬上高一米六七的刮路机谈何容易？丢掉吧，一个轮胎价值一千多，为了不让单位财产受损失，他硬是用撬胎棍撬、用石头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轮胎装在了刮路机上并捆绑好。就这样，直到半夜‘铁牛’才把刮路机一米一米地拖回了站班。”
马鬃山公婆泉养管站所在地是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纯牧业镇，镇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居民都是蒙古族群众。他经常利用自己的修车手艺帮助附近蒙古族同胞修理车辆，还积极为他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公路法》等法律法规。久而久之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工作得到了单位和群众的认可，获得省公路局2012年“十佳”养路工，省总工会2013年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2016年度感动交通年度人物等荣誉。
凭着对公路养护事业的深情厚爱，王自清、王永会父子俩坚守岗位、甘于奉献，这种代代相传的优秀品质也是新时代下公路精神的集中体现。如今，朝气勃勃的路三代们，穿上祖辈父辈曾穿过的橘红，前仆后继，整装前行，在黑色的公路上赓续公路人的梦想......
潘芳 柴睿 甘肃省酒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800V系列电驱专家电话会纪要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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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AKEWAYS
1、800V升级零部件变化：
1）电机控制器、OBC、DC/DC：SiC Mos取代硅基IGBT，这是最主要的变化；
2）电机：高速电机转矩小、铜线细、体积变小，铜、铝用量减少，价格下降；
3）保险丝、连接器、高压线束：电流减小，体积减小/要求减小，正常看价格是下降的。
2、碳化硅必要性和价格情况：
1）必要性：耐压、稳定性、频率优于硅基IGBT；国家战略推碳化硅；优化电机结构，有降本空间；
2）价格：短期价格高，价格是硅基IGBT 3-5倍；长期价格应低于硅基IGBT，IGBT用单晶硅被国外垄断，MOS结构成本低于IGBT（碳化硅MOSFET效果优于硅基IGBT），国产化后碳化硅成本下降。
3、800V升级对电池寿命影响：
1）高电压对寿命无影响，可以改变串并联方式；
2）高功率下8-10C充电倍率（无人机）会致寿命衰减60%；
3）预计未来五年内能够解决充电倍率和寿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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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00V升级800V架构对哪些环节的变化比较大？从技术和产品价格两个维度分析一下？
升级800V不是简单的零部件升级，而是电压平台升级。电动汽车原先用400V平台，升级后电机、电控、OBC、DC/DC、线束等跟大功率相关的部件都要升级。电动车驱动功率越做越大，大功率应用在现有400V母线里面电流会很大，产生两大问题：
1）充电线束很粗；
2）热耗大，散热有很大的麻烦，能耗大，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因此大家推800V，整个电机、电控、OBC、DC/DC、高压线束、电池都要升级到800V。其中：
1）电机：价格跟铜、铝使用量直接挂钩，电机结构上体积和扭矩成正比。碳化硅替代后，电机转速更高，扭矩减少，铜、铝用量下降，因此电机在高压平台上成本下降。
2）功率半导体：电机控制器、OBC、DC/DC等功率器件，碳化硅取代硅基IGBT，目前看，价格更贵，碳化硅是IGBT的价格3-5倍，但长远看碳化硅价格会比IGBT便宜。
3）保险丝：电流减小，成本下降。
4）连接器：电流减小，设计更简单，大功率散热需求下降。
5）高压线束：电流减小，成本下降。
Q：碳化硅替代硅基IGBT的技术路线，车企是从什么角度考虑技术更迭？
不光电驱厂家，整个工控领域都会往碳化硅转。原因：
1）碳化硅本身材料性质比硅好，耐压、稳定性更好；
2）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硅基IGBT被欧美压制，碳化硅基本国内外同一起跑线，投入产出有相对优势，有可能实现碳化硅功率器件的超车。
3）控制端：电机控制器功率器件频率提高，现在8k-10kHz，如果用碳化硅MOSFET，可以提高到1兆或几兆Hz，控制频率更高。
Q：一些供应商推电驱动3+3方案，华为、比亚迪等推多合一方案，两个方案的区别以及未来哪一个方案会主导市场？
1）3+1：电驱动供应商基本采用3+3，如国外博世、大陆，国内汇川、精进、英搏尔、巨一等。从供应商角度出发，3+3产品可以做得精致，给主机厂供货以基本单元供货，容易获得比较大的客户群体。八合一功能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主机厂，会影响产品销售的格局。供应商更喜欢3+3形式，电机、电控、减速器，把产品结构和体积控制好，就能给各个客户去开拓；做多合一，客户群体受限。
2）车企多合一：比亚迪等主机厂喜欢推多合一，主要原因在于资源整合能力强，供应链体系强势，能够协调体系做多合一。主机厂车型自己把控，每个车型都可以定制，车型量可以自己规划。主机厂做多合一有先天优势，别人只需要给它供部件。只要有设计开发能力，就能完成多合一产品整合。
3）华为七合一：我并不是很看好。华为到底是供应商，给主机厂供多合一（eg.假如比亚迪、吉利、上汽都用华为，主机厂车型难以形成差异化价格），主机厂必然要主导产品动力性差异。如果华为做多合一，面临各个客户需求不同，要变更设计。
预计后面国内主机厂都会花大力气组建动力总成团队。市面上主机厂动力总成占整车成本10-15%，价值7,000-8,000元，贵一点10,000元左右（三合一）。假如主机厂一个车型一年预估40万台，以10,000元一套为标准，40亿，给供应商做不如自己做，更划算。汽油车领域，大部分主机厂掌握发动机生产设计，一般是前期外部供，后期建立自己的发动机厂，因为这是高附加值、高产值产品。预计后面会看到国内主机厂逐渐花大力气组建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团队。供应商可能供电机的定子、转子，电控供电路板等等，壳体方面也会根据车型定位主机厂自己设计。
Q：800V高压平台的升级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如何？
800V高压对电池本体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电池是串并联堆积，400V根据容量对应串并联数量，800V改变串并联（eg. 2并变成1并），电压上升一倍。在800V下，电池大功率供电的时候对寿命影响跟400V没变化。
充电倍率提高对寿命有影响。目前国内大功率充电有应用，短期是2C充电倍率，未来可能会到8C、10C，现在的电池如果用8C或10C倍率充电，寿命会衰减60%（例如无人机快充）。电池在快充中，正负极两端会积聚大量电荷，快速充电导致晶格损坏崩塌。
充电功率不提升的话对寿命没影响，若300kW升到700-800kW，寿命有影响。国内有厂家在研究电池快充，我预计前面2年快充供电功率有所受限，不会全程支持4-5C，而是会在某个时间点通过BMS放宽充电倍率，其他区间限制充电倍率。预计未来5年会解决充电问题。电池散热更精准，电池晶格、充电机制有一些优化。
Q：升级至800V后，电源模块也要使用碳化硅，价值量的变动是什么样子的？
DC/DC是高低压系统连接点，按目前技术发展来说不会改变，DC/DC和OBC同属一个产品，一体两用，两个部件都会保持。价值量方面：
1）电控系统有很强意愿去做碳化硅，OBC和DC/DC碳化硅使用量小，整个价值提升空间不是太大；
2）可能前期碳化硅成本高，但后期原材料成本会比硅基低，我预计会有5-10%降本空间。
Q：为什么升级800V会导致电机的价值量下降？为什么说碳化硅后期成本会低于硅基IGBT？
800V跟400V差异是电压值，母线电压从400V到800V。对零部件来说，电机整体体积跟电机扭矩成正比，功率不变，扭矩越小，体积越小（重量也越小）。升级800V后，电机转速做到2万转，扭矩可以做小，整个电机用铜、铝减少；铜的成本会减少一半，铝壳用量也会减少，整个电机价值会往下走。电机成本主要用铜量、铝量核算，耐压材料（高耐压绝缘漆）占比很小，不会看耐压材料去统计。电控里面，除了控制板，没有变化，功率板里面SiC会取代IGBT，目前碳化硅价格是IGBT3-5倍。
碳化硅用材是碳跟硅，跟纯硅成本没有本质差异。
1）在构型方面，为了解决硅基耐压不够的问题，IGBT构型加了衬底，同时通过磨薄工艺把衬底磨薄，增加两个工艺步骤，相应增加设备、人员投入。
2）MOSFET构型工艺国内很成熟，不需要重新增加设备和人员去做后面2个工艺，成本投入减小。
3）硅基IGBT当中90%单晶硅被日本等3家企业垄断，他们根据半导体厂家计划生产单晶硅，价格不会随市场变化调整。碳化硅领域，日本和中国没有很大区别，中国产业化做起来的话，整个碳化硅原材料成本会比硅成本大幅度下降。因此碳化硅材料做MOSFET会比硅基IGBT便宜。
Q：为什么说线束、连接器、熔断器不会因为高压带来耐压价值量提升？
在高压升级情况下，熔断丝、高压继电器里面没有本质差异。400V和800V耐压值在工业里面都属于低压用电系统，整个原材料变化不会很大。另外，线束800V升级后，功率不变，电流降一半，发热量是原来1/4，主机厂采购产品的时候看用铜量，不看绝缘层（绝缘层成本不超过5%）。连接器会在接触电阻镀金或镀银，未来做成低接触电阻，产品做小，技术含量提高，整个里面的用材减少了，同时电流变小，散热需求小，不需要单独加冷却系统，价值量也会下降。
Q：电控自制是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蔚来自制，小鹏理想有汇川支持，未来理想和小鹏会自制吗？
主机厂电控自制是一种趋势。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动力总成系统比原有燃油车发动机系统简单（发动机技术比电动机技术复杂，变速箱AT、CVT等比电动车的减速器要复杂），电机控制器实际上也与工控里面变频器相差不大。
但很多电动车的价值比传统汽车贵，那么必然在电机电控的设计上要体现差异。因此，
1）主机厂从本质上来说有自主设计动力总成的需求，形成差异化；
2）中国是第一大电机生产国，行业成熟；减速器在中国也成熟，成本很低；唯一难点在电机控制器，国内做得好的不是很多（也有几家汇川、电驱动），但不是跟国外完全不能比，中国要搞控制，也有相关的人才。因此主机厂自制电机电控是必然趋势。
新势力电控自制方面：
1）蔚来自己干；
2）理想谋求自己做；
3）小鹏预计也会考虑。
国内上汽有华域、吉利有威睿，都能解决自制这个问题。我看好主机厂自制，但不是所有电机里面的部件都做，更多做三合一系统结构的设计，里面定转子没必要自己做。预计未来3-5年很多主机厂会进入这一块，自制电机电控。
Q：电压平台升级至800V，电驱、热管理压缩机平台上面有哪些技术应用？比如电机油冷、扁线？
1）从电驱动角度来说，油冷、扁线和电压平台没有关系，油冷散热跟800V平台没有必要联系。400V发热量大一点，油冷效果好一些，800V可能不用油冷，直接用风冷，结构更简单。
2）热管理压缩机升级800V之后对散热要求会更低，这一块成本也会降一些。压缩机没有新的技术。
扁线目的是解决电驱动绕组问题，槽里面有间隙。扁线电机会有两个提升：
1）电机成本下降。铜线与槽空间的比值叫槽满率，原先在75-80%；扁线电机的线长、宽、高设计标准化高，槽型设计成矩形，扁线电机把整个矩形填满，提高槽满率，电机体积能够做小，成本下降；
2）加速散热。原来铜线之间有间隙（空气热阻大，线束散热不好）扁线能够规避间隙问题，线与线之间没有空隙，发热量能够通过周边的线传递出去，加速散热。
Q：目前高压充电桩以电车厂自己投入为主，以后800V超充普及，国家会不会统一高压充电标准，统一配套？
现在大部分高压充电桩是400V，800V充电桩耐压值要往上提，原有充电桩要取消重建。充电桩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个小型充电模块并在一块，可以跟电池一样做串并联变更。
国家做充电桩投资可能性不大。但大功率充电在国家角度来说是势在必行，若欧美先走会建立壁垒，限制国内发展。充电桩企业把充电模块的硅基IGBT切换成碳化硅，这边会有一些投入。
Q：主机厂、新势力自制高压电控是一种趋势，小鹏、理想如果要在电控自制方面追赶蔚来要多久？
小鹏、理想自己研发高压系统，但三合一没有去做，并不是说国内没有人才，人才队伍建设要时间积累。如果主机厂自己做电控，要对整个车型的量有规定，量少不适合自己做，研发体系、验证整个流程需要3-5年的时间。
理想和小鹏这一块还没有开始建，估计会滞后蔚来3年左右。如果花钱投入，把行业领军任务、精英挖来，采购其他公司成熟的研发体系，时间可能会缩短，1.5-2年也是有可能，但投入会比较大。
据我了解，理想前期对产品没有很大信心，理想ONE销量提振信心，他们后面在电动汽车这一块会比较大的动作。理想增程器方面在摆脱东安，做自研，这也是他们自己研究动力总成的信号。小鹏不是太了解，不能给出明确分析。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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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AKEWAYS
1、800V升级零部件变化：
1）电机控制器、OBC、DC/DC：SiC Mos取代硅基IGBT，这是最主要的变化；
2）电机：高速电机转矩小、铜线细、体积变小，铜、铝用量减少，价格下降；
3）保险丝、连接器、高压线束：电流减小，体积减小/要求减小，正常看价格是下降的。
2、碳化硅必要性和价格情况：
1）必要性：耐压、稳定性、频率优于硅基IGBT；国家战略推碳化硅；优化电机结构，有降本空间；
2）价格：短期价格高，价格是硅基IGBT 3-5倍；长期价格应低于硅基IGBT，IGBT用单晶硅被国外垄断，MOS结构成本低于IGBT（碳化硅MOSFET效果优于硅基IGBT），国产化后碳化硅成本下降。
3、800V升级对电池寿命影响：
1）高电压对寿命无影响，可以改变串并联方式；
2）高功率下8-10C充电倍率（无人机）会致寿命衰减60%；
3）预计未来五年内能够解决充电倍率和寿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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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00V升级800V架构对哪些环节的变化比较大？从技术和产品价格两个维度分析一下？
升级800V不是简单的零部件升级，而是电压平台升级。电动汽车原先用400V平台，升级后电机、电控、OBC、DC/DC、线束等跟大功率相关的部件都要升级。电动车驱动功率越做越大，大功率应用在现有400V母线里面电流会很大，产生两大问题：
1）充电线束很粗；
2）热耗大，散热有很大的麻烦，能耗大，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因此大家推800V，整个电机、电控、OBC、DC/DC、高压线束、电池都要升级到800V。其中：
1）电机：价格跟铜、铝使用量直接挂钩，电机结构上体积和扭矩成正比。碳化硅替代后，电机转速更高，扭矩减少，铜、铝用量下降，因此电机在高压平台上成本下降。
2）功率半导体：电机控制器、OBC、DC/DC等功率器件，碳化硅取代硅基IGBT，目前看，价格更贵，碳化硅是IGBT的价格3-5倍，但长远看碳化硅价格会比IGBT便宜。
3）保险丝：电流减小，成本下降。
4）连接器：电流减小，设计更简单，大功率散热需求下降。
5）高压线束：电流减小，成本下降。
Q：碳化硅替代硅基IGBT的技术路线，车企是从什么角度考虑技术更迭？
不光电驱厂家，整个工控领域都会往碳化硅转。原因：
1）碳化硅本身材料性质比硅好，耐压、稳定性更好；
2）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硅基IGBT被欧美压制，碳化硅基本国内外同一起跑线，投入产出有相对优势，有可能实现碳化硅功率器件的超车。
3）控制端：电机控制器功率器件频率提高，现在8k-10kHz，如果用碳化硅MOSFET，可以提高到1兆或几兆Hz，控制频率更高。
Q：一些供应商推电驱动3+3方案，华为、比亚迪等推多合一方案，两个方案的区别以及未来哪一个方案会主导市场？
1）3+1：电驱动供应商基本采用3+3，如国外博世、大陆，国内汇川、精进、英搏尔、巨一等。从供应商角度出发，3+3产品可以做得精致，给主机厂供货以基本单元供货，容易获得比较大的客户群体。八合一功能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主机厂，会影响产品销售的格局。供应商更喜欢3+3形式，电机、电控、减速器，把产品结构和体积控制好，就能给各个客户去开拓；做多合一，客户群体受限。
2）车企多合一：比亚迪等主机厂喜欢推多合一，主要原因在于资源整合能力强，供应链体系强势，能够协调体系做多合一。主机厂车型自己把控，每个车型都可以定制，车型量可以自己规划。主机厂做多合一有先天优势，别人只需要给它供部件。只要有设计开发能力，就能完成多合一产品整合。
3）华为七合一：我并不是很看好。华为到底是供应商，给主机厂供多合一（eg.假如比亚迪、吉利、上汽都用华为，主机厂车型难以形成差异化价格），主机厂必然要主导产品动力性差异。如果华为做多合一，面临各个客户需求不同，要变更设计。
预计后面国内主机厂都会花大力气组建动力总成团队。市面上主机厂动力总成占整车成本10-15%，价值7,000-8,000元，贵一点10,000元左右（三合一）。假如主机厂一个车型一年预估40万台，以10,000元一套为标准，40亿，给供应商做不如自己做，更划算。汽油车领域，大部分主机厂掌握发动机生产设计，一般是前期外部供，后期建立自己的发动机厂，因为这是高附加值、高产值产品。预计后面会看到国内主机厂逐渐花大力气组建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团队。供应商可能供电机的定子、转子，电控供电路板等等，壳体方面也会根据车型定位主机厂自己设计。
Q：800V高压平台的升级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如何？
800V高压对电池本体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电池是串并联堆积，400V根据容量对应串并联数量，800V改变串并联（eg. 2并变成1并），电压上升一倍。在800V下，电池大功率供电的时候对寿命影响跟400V没变化。
充电倍率提高对寿命有影响。目前国内大功率充电有应用，短期是2C充电倍率，未来可能会到8C、10C，现在的电池如果用8C或10C倍率充电，寿命会衰减60%（例如无人机快充）。电池在快充中，正负极两端会积聚大量电荷，快速充电导致晶格损坏崩塌。
充电功率不提升的话对寿命没影响，若300kW升到700-800kW，寿命有影响。国内有厂家在研究电池快充，我预计前面2年快充供电功率有所受限，不会全程支持4-5C，而是会在某个时间点通过BMS放宽充电倍率，其他区间限制充电倍率。预计未来5年会解决充电问题。电池散热更精准，电池晶格、充电机制有一些优化。
Q：升级至800V后，电源模块也要使用碳化硅，价值量的变动是什么样子的？
DC/DC是高低压系统连接点，按目前技术发展来说不会改变，DC/DC和OBC同属一个产品，一体两用，两个部件都会保持。价值量方面：
1）电控系统有很强意愿去做碳化硅，OBC和DC/DC碳化硅使用量小，整个价值提升空间不是太大；
2）可能前期碳化硅成本高，但后期原材料成本会比硅基低，我预计会有5-10%降本空间。
Q：为什么升级800V会导致电机的价值量下降？为什么说碳化硅后期成本会低于硅基IGBT？
800V跟400V差异是电压值，母线电压从400V到800V。对零部件来说，电机整体体积跟电机扭矩成正比，功率不变，扭矩越小，体积越小（重量也越小）。升级800V后，电机转速做到2万转，扭矩可以做小，整个电机用铜、铝减少；铜的成本会减少一半，铝壳用量也会减少，整个电机价值会往下走。电机成本主要用铜量、铝量核算，耐压材料（高耐压绝缘漆）占比很小，不会看耐压材料去统计。电控里面，除了控制板，没有变化，功率板里面SiC会取代IGBT，目前碳化硅价格是IGBT3-5倍。
碳化硅用材是碳跟硅，跟纯硅成本没有本质差异。
1）在构型方面，为了解决硅基耐压不够的问题，IGBT构型加了衬底，同时通过磨薄工艺把衬底磨薄，增加两个工艺步骤，相应增加设备、人员投入。
2）MOSFET构型工艺国内很成熟，不需要重新增加设备和人员去做后面2个工艺，成本投入减小。
3）硅基IGBT当中90%单晶硅被日本等3家企业垄断，他们根据半导体厂家计划生产单晶硅，价格不会随市场变化调整。碳化硅领域，日本和中国没有很大区别，中国产业化做起来的话，整个碳化硅原材料成本会比硅成本大幅度下降。因此碳化硅材料做MOSFET会比硅基IGBT便宜。
Q：为什么说线束、连接器、熔断器不会因为高压带来耐压价值量提升？
在高压升级情况下，熔断丝、高压继电器里面没有本质差异。400V和800V耐压值在工业里面都属于低压用电系统，整个原材料变化不会很大。另外，线束800V升级后，功率不变，电流降一半，发热量是原来1/4，主机厂采购产品的时候看用铜量，不看绝缘层（绝缘层成本不超过5%）。连接器会在接触电阻镀金或镀银，未来做成低接触电阻，产品做小，技术含量提高，整个里面的用材减少了，同时电流变小，散热需求小，不需要单独加冷却系统，价值量也会下降。
Q：电控自制是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蔚来自制，小鹏理想有汇川支持，未来理想和小鹏会自制吗？
主机厂电控自制是一种趋势。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动力总成系统比原有燃油车发动机系统简单（发动机技术比电动机技术复杂，变速箱AT、CVT等比电动车的减速器要复杂），电机控制器实际上也与工控里面变频器相差不大。
但很多电动车的价值比传统汽车贵，那么必然在电机电控的设计上要体现差异。因此，
1）主机厂从本质上来说有自主设计动力总成的需求，形成差异化；
2）中国是第一大电机生产国，行业成熟；减速器在中国也成熟，成本很低；唯一难点在电机控制器，国内做得好的不是很多（也有几家汇川、电驱动），但不是跟国外完全不能比，中国要搞控制，也有相关的人才。因此主机厂自制电机电控是必然趋势。
新势力电控自制方面：
1）蔚来自己干；
2）理想谋求自己做；
3）小鹏预计也会考虑。
国内上汽有华域、吉利有威睿，都能解决自制这个问题。我看好主机厂自制，但不是所有电机里面的部件都做，更多做三合一系统结构的设计，里面定转子没必要自己做。预计未来3-5年很多主机厂会进入这一块，自制电机电控。
Q：电压平台升级至800V，电驱、热管理压缩机平台上面有哪些技术应用？比如电机油冷、扁线？
1）从电驱动角度来说，油冷、扁线和电压平台没有关系，油冷散热跟800V平台没有必要联系。400V发热量大一点，油冷效果好一些，800V可能不用油冷，直接用风冷，结构更简单。
2）热管理压缩机升级800V之后对散热要求会更低，这一块成本也会降一些。压缩机没有新的技术。
扁线目的是解决电驱动绕组问题，槽里面有间隙。扁线电机会有两个提升：
1）电机成本下降。铜线与槽空间的比值叫槽满率，原先在75-80%；扁线电机的线长、宽、高设计标准化高，槽型设计成矩形，扁线电机把整个矩形填满，提高槽满率，电机体积能够做小，成本下降；
2）加速散热。原来铜线之间有间隙（空气热阻大，线束散热不好）扁线能够规避间隙问题，线与线之间没有空隙，发热量能够通过周边的线传递出去，加速散热。
Q：目前高压充电桩以电车厂自己投入为主，以后800V超充普及，国家会不会统一高压充电标准，统一配套？
现在大部分高压充电桩是400V，800V充电桩耐压值要往上提，原有充电桩要取消重建。充电桩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个小型充电模块并在一块，可以跟电池一样做串并联变更。
国家做充电桩投资可能性不大。但大功率充电在国家角度来说是势在必行，若欧美先走会建立壁垒，限制国内发展。充电桩企业把充电模块的硅基IGBT切换成碳化硅，这边会有一些投入。
Q：主机厂、新势力自制高压电控是一种趋势，小鹏、理想如果要在电控自制方面追赶蔚来要多久？
小鹏、理想自己研发高压系统，但三合一没有去做，并不是说国内没有人才，人才队伍建设要时间积累。如果主机厂自己做电控，要对整个车型的量有规定，量少不适合自己做，研发体系、验证整个流程需要3-5年的时间。
理想和小鹏这一块还没有开始建，估计会滞后蔚来3年左右。如果花钱投入，把行业领军任务、精英挖来，采购其他公司成熟的研发体系，时间可能会缩短，1.5-2年也是有可能，但投入会比较大。
据我了解，理想前期对产品没有很大信心，理想ONE销量提振信心，他们后面在电动汽车这一块会比较大的动作。理想增程器方面在摆脱东安，做自研，这也是他们自己研究动力总成的信号。小鹏不是太了解，不能给出明确分析。
#林郑月娥访问湖北#【专家解读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11月29日下午，鄂港两地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鄂港合作会议”机制的安排》，湖北成为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湖北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长江新闻号》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香港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良性整合与发展前景开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建成亚太区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对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性的文化优势的战略肯定和优势转化的积极支持。香港法治与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是“一国两制”体系的重要价值资产，其保值增值需要国家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需要与内地深度互动融合，而鄂港合作及楚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对香港有关制度和文化优势的更好发挥是有力的合作和支持力量。https://t.cn/A6xoULSB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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