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是采集记忆的工作,但面对创伤性记忆必须保持克制。当事人在口述访谈中对“过去”灾难的回忆无疑是痛苦的,可能会造成情感上的二次伤害。为了避免“过去”对自己的二次伤害,当事人往往以虚假遗忘的方式选择沉默,以沉默的方式应对访谈者的询问。这样,口述访谈者进行创伤性记忆采集时,面临着艰难选择:是继续唤起创伤记忆对其进行二次伤害,还是认同当事人的沉默而终止乃至放弃访谈?当事人同样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遗忘的方式“寻求伤口的闭合”,有意识地遗忘不堪回首的“过去”,让心灵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愈合;二是以铭记的方式“保持伤口的敞开”,为了铭记往事以警示后人,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勇敢而痛苦地回忆往事,以个人的二次伤害为代价将所遭受的伤害和痛苦铭记下来。大屠杀的幸存者、大灾难的受害者、被摧残的弱势群体等,都面临沉默与铭记的艰难选择:回忆还是遗忘?沉默还是诉说?
虚假遗忘是选择性的社会遗忘,往往与创伤性记忆密切相关。大屠杀、大灾害等“过去”的记忆,是典型的创伤性记忆。与创伤性记忆相对的是社会性的虚假遗忘。对于灾难、死亡、饥饿等黑暗的“过去”,当事人采取遗忘和回避态度是必要的生存需要;面对灾难事件采取选择性沉默,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方式。当事人口述访谈中的“沉默”及“不知道”回答之背后,是选择性的社会性的虚假遗忘。虚假遗忘是有意识的社会遗忘,是当事人主动切断与痛苦和悲惨“过去”联系,将创伤性记忆有意压制而成的选择性遗忘。犹太人大屠杀口述访谈中的回避和沉默,是典型的选择性的虚假遗忘。
【#日本东电四位高管被判赔6480亿元#,#谁为福岛核事故负责#?】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所引发的福岛核事故已过去了11年。谁该为当年那场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当的核灾难负责?
近日,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判决传来重大进展。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3日就东京电力公司(下称“东电”)股东起诉东电前经营团队一案做出判决,要求东电前会长等4人赔偿公司约13.3万亿日元(约合950亿美元,或6480亿元人民币)。这是首次认定东电前管理层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判决,赔偿额度为日本审判史上最高。
熟悉日本法律的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翘楚告诉第一财经,“细数日本历史上的巨额股东诉讼案件,基本都是董事在公司的恶性造假事件中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节,像本案这种以自然灾害为背景,且董事的决策是否存在过失尚有待商榷的情况极为罕见。”
朱翘楚认为,该判决首次肯定了前董事决策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判决认为,主管原子能发电设施安全性的时任东电董事在防灾措施选择上出现重大失误,而其他时任董事局成员未能对其进行及时指正以实现监督作用。”她解释道,“此种判决逻辑既肯定了东电内部管理层在自然灾害防御政策上具有重大失误,未能尽到勤勉义务,又肯定了东电最高决策与灾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恐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福岛事件相关方责任的民事赔偿。”
自2013年以来,日本各地迄今发起大约30起类似诉讼,向东电索赔,原告人数超过1.2万。https://t.cn/A6aYT0aw
近日,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判决传来重大进展。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3日就东京电力公司(下称“东电”)股东起诉东电前经营团队一案做出判决,要求东电前会长等4人赔偿公司约13.3万亿日元(约合950亿美元,或6480亿元人民币)。这是首次认定东电前管理层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判决,赔偿额度为日本审判史上最高。
熟悉日本法律的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翘楚告诉第一财经,“细数日本历史上的巨额股东诉讼案件,基本都是董事在公司的恶性造假事件中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节,像本案这种以自然灾害为背景,且董事的决策是否存在过失尚有待商榷的情况极为罕见。”
朱翘楚认为,该判决首次肯定了前董事决策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判决认为,主管原子能发电设施安全性的时任东电董事在防灾措施选择上出现重大失误,而其他时任董事局成员未能对其进行及时指正以实现监督作用。”她解释道,“此种判决逻辑既肯定了东电内部管理层在自然灾害防御政策上具有重大失误,未能尽到勤勉义务,又肯定了东电最高决策与灾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恐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福岛事件相关方责任的民事赔偿。”
自2013年以来,日本各地迄今发起大约30起类似诉讼,向东电索赔,原告人数超过1.2万。https://t.cn/A6aYT0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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