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一绍兴籍巨星陨落】3月5日上午9点，著名编剧、戏剧评论家沈祖安先生去世，享年92岁。沈老的儿子、导演沈雷在朋友圈告知了这一遗憾的消息。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规制高利贷的刑民界分与策略选择
检察日报 2021-03-01
作者：时方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
□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
□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行为，要求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体现国家在最高民事立法规定中对高利贷行为绝不容忍的态度。高利贷是否入刑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断，直到2019年10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出台，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高利贷入刑的法律适用依据得以最终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民法禁止的高利贷与刑法规制的职业高利贷的行为属性以及刑民规制的边界仍然存在混淆的风险，面对高利贷行为，有必要建构全面而系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破除不同法域片断化、分阶段治理的缺陷，进行更具建设性、根本性的策略选择。
民间高利贷与职业高利贷属性差异
高利贷活动既侵害了借贷主体的民事权益，又扰乱了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民法与刑法都作出否定性评价态度，但是民法与刑法所评价的高利贷活动并非完全同一。
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是一种借款利率超过法律保护最高限度的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资金出借行为，其本质是一种民事借贷活动，具有偶发性、非公开性、规模有限的特征。民间借贷本身具有满足特定公民个体融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故民法介入高利贷法律规制的根据在于，防止利率过高有违公平原则，并据此作出对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不予保护的处置方案。
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则是一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结合《意见》规定，职业高利贷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畸高的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职业高利贷具有高利率性、以放贷为常态业务的经营性、以不特定对象作为放贷对象的社会性、资金运作规模大的金融活动性等特征，其本质在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实施了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放贷业务。隐藏于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背后的非法金融业务属性是刑法规制的根本原因。
利率决定论：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形式标准
高利放贷行为的非法性及对公正性的违反，触发了民法与刑法介入的“安全阀”，设定民刑事法律介入的一般标准成为重要的根据，我国据此建立起民法与刑法的评价标准。
就形式标准而言，利率高低成为决定高利放贷行为不同法律规制标准的通常界限，在不同时期民刑法律对利率高低认定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法律规范适用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主要认定模式为：（1）固定浮动保护上限模式。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是我国司法机关最早明确民间借贷保护利率上限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固定保护上限模式。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借贷利率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细化不同利率区间司法保护态度，将司法认可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最高调整为36%。（3）市场化浮动保护基准模式。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将借贷利率保护的上限规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超过此标准的即为高利贷，不受民法保护。此次修正实质回归了浮动保护上限的模式，只是基于银行贷款金融政策的改革，参照基准由相对固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变更为市场化报价利率，体现民事司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从严克制，这也是出于法律对民间实体经济保护的政策考量。
属性决定论：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实质标准
基于职业高利贷违反金融管理法律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性，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如根据1998年7月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称《办法》）第4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应是个人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的一种资金调剂行为，即个人以其本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出借给另一特定的个人，目的是帮助解决借入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借人为此获取一定利息回报，但出借人一般并不将此作为经常性的牟利手段。”该批复虽然法律位阶不高，但对民间个人借贷与非法金融业务的职业高利贷作出区分，实践指引功能不可小觑。
行政前置法虽然以附属刑法形式确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违法与刑事责任，但当时对于职业高利贷的利率边界并没有明确规定，刑法也未明文规定适用的罪名，将相关行为作为犯罪认定的刑事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一定冲击。这也促使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中指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故……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直至《意见》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放贷行为作为入罪标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刑法惩治职业放贷行为在利率边界以及行为要素认定方面才得以最终确立。
完善高利贷法律规制体系的策略选择
尽管民事、刑事以及金融监管文件不同程度对高利贷行为属性、利率界限予以确定，但在司法裁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定混乱，表现为高利贷刑民属性认定过于分裂，导致大量应当由行政、刑事处罚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被民间普通借贷合同所掩盖，民法的“权利本位属性”决定了通过民事审判仅是表达了对高利贷单纯不保护的态度，未能通过否定性的惩治机制对此加以处置，而相当数量的高利贷案件在以普通民事借贷案件审理后并没有深究其背后所隐藏的具有关联属性的职业高利贷的存在，后续行政违法认定以及刑事犯罪追究在民事判决后被人为分割消解，行政处罚形同虚设。
除了刑法与民法对于高利率认定存在不同界限标准，高利贷行政违法认定与民刑法律规制界限同样不明确。对于公权力监管所针对的职业高利放贷活动，刑法当前将借贷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作为犯罪认定，在缺乏前置非法放贷行政违法行为认定情形下，行刑衔接机制不畅，致使刑法打击前置，挤压行政违法对于高利借贷违法行为认定空间，与经济犯罪作为行政犯二次违法性认定规律不一致。
因此，构建关于高利贷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首先应当揭开借贷利率高低面纱、探寻其背后是否具有职业经营活动本质，区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即针对利率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言，民事判决应当依据民事司法解释，刑法、行政法对于违法金融活动的惩治应当依据刑事、金融监管文件，利率标准无需追求形式统一。
其次，更新金融行政监管模式，将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下的机构监管转变为混业经营环境中的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我国传统金融监管模式聚焦于具有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正规金融机构，对此类主体从事的违规金融活动进行相应监管制裁，对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具有准入资格的民间主体从事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存在监管盲区，这也是当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行政法监管缺位，行民、行刑衔接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应当创新不同法律规制手段间的协作机能，例如《办法》虽然规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处罚措施，但基于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不足，金融监管措施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施行。由此可以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强化中间重要环节的金融监管效能，避免选择性执法，落实行民、行刑有效衔接，真正实现高利贷法律监管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综合法律规制体系。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金燕)
检察日报 2021-03-01
作者：时方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
□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
□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行为，要求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体现国家在最高民事立法规定中对高利贷行为绝不容忍的态度。高利贷是否入刑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断，直到2019年10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出台，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高利贷入刑的法律适用依据得以最终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民法禁止的高利贷与刑法规制的职业高利贷的行为属性以及刑民规制的边界仍然存在混淆的风险，面对高利贷行为，有必要建构全面而系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破除不同法域片断化、分阶段治理的缺陷，进行更具建设性、根本性的策略选择。
民间高利贷与职业高利贷属性差异
高利贷活动既侵害了借贷主体的民事权益，又扰乱了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民法与刑法都作出否定性评价态度，但是民法与刑法所评价的高利贷活动并非完全同一。
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是一种借款利率超过法律保护最高限度的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资金出借行为，其本质是一种民事借贷活动，具有偶发性、非公开性、规模有限的特征。民间借贷本身具有满足特定公民个体融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故民法介入高利贷法律规制的根据在于，防止利率过高有违公平原则，并据此作出对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不予保护的处置方案。
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则是一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结合《意见》规定，职业高利贷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畸高的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职业高利贷具有高利率性、以放贷为常态业务的经营性、以不特定对象作为放贷对象的社会性、资金运作规模大的金融活动性等特征，其本质在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实施了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放贷业务。隐藏于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背后的非法金融业务属性是刑法规制的根本原因。
利率决定论：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形式标准
高利放贷行为的非法性及对公正性的违反，触发了民法与刑法介入的“安全阀”，设定民刑事法律介入的一般标准成为重要的根据，我国据此建立起民法与刑法的评价标准。
就形式标准而言，利率高低成为决定高利放贷行为不同法律规制标准的通常界限，在不同时期民刑法律对利率高低认定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法律规范适用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主要认定模式为：（1）固定浮动保护上限模式。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是我国司法机关最早明确民间借贷保护利率上限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固定保护上限模式。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借贷利率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细化不同利率区间司法保护态度，将司法认可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最高调整为36%。（3）市场化浮动保护基准模式。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将借贷利率保护的上限规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超过此标准的即为高利贷，不受民法保护。此次修正实质回归了浮动保护上限的模式，只是基于银行贷款金融政策的改革，参照基准由相对固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变更为市场化报价利率，体现民事司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从严克制，这也是出于法律对民间实体经济保护的政策考量。
属性决定论：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实质标准
基于职业高利贷违反金融管理法律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性，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如根据1998年7月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称《办法》）第4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应是个人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的一种资金调剂行为，即个人以其本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出借给另一特定的个人，目的是帮助解决借入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借人为此获取一定利息回报，但出借人一般并不将此作为经常性的牟利手段。”该批复虽然法律位阶不高，但对民间个人借贷与非法金融业务的职业高利贷作出区分，实践指引功能不可小觑。
行政前置法虽然以附属刑法形式确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违法与刑事责任，但当时对于职业高利贷的利率边界并没有明确规定，刑法也未明文规定适用的罪名，将相关行为作为犯罪认定的刑事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一定冲击。这也促使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中指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故……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直至《意见》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放贷行为作为入罪标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刑法惩治职业放贷行为在利率边界以及行为要素认定方面才得以最终确立。
完善高利贷法律规制体系的策略选择
尽管民事、刑事以及金融监管文件不同程度对高利贷行为属性、利率界限予以确定，但在司法裁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定混乱，表现为高利贷刑民属性认定过于分裂，导致大量应当由行政、刑事处罚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被民间普通借贷合同所掩盖，民法的“权利本位属性”决定了通过民事审判仅是表达了对高利贷单纯不保护的态度，未能通过否定性的惩治机制对此加以处置，而相当数量的高利贷案件在以普通民事借贷案件审理后并没有深究其背后所隐藏的具有关联属性的职业高利贷的存在，后续行政违法认定以及刑事犯罪追究在民事判决后被人为分割消解，行政处罚形同虚设。
除了刑法与民法对于高利率认定存在不同界限标准，高利贷行政违法认定与民刑法律规制界限同样不明确。对于公权力监管所针对的职业高利放贷活动，刑法当前将借贷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作为犯罪认定，在缺乏前置非法放贷行政违法行为认定情形下，行刑衔接机制不畅，致使刑法打击前置，挤压行政违法对于高利借贷违法行为认定空间，与经济犯罪作为行政犯二次违法性认定规律不一致。
因此，构建关于高利贷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首先应当揭开借贷利率高低面纱、探寻其背后是否具有职业经营活动本质，区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即针对利率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言，民事判决应当依据民事司法解释，刑法、行政法对于违法金融活动的惩治应当依据刑事、金融监管文件，利率标准无需追求形式统一。
其次，更新金融行政监管模式，将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下的机构监管转变为混业经营环境中的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我国传统金融监管模式聚焦于具有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正规金融机构，对此类主体从事的违规金融活动进行相应监管制裁，对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具有准入资格的民间主体从事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存在监管盲区，这也是当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行政法监管缺位，行民、行刑衔接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应当创新不同法律规制手段间的协作机能，例如《办法》虽然规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处罚措施，但基于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不足，金融监管措施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施行。由此可以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强化中间重要环节的金融监管效能，避免选择性执法，落实行民、行刑有效衔接，真正实现高利贷法律监管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综合法律规制体系。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金燕)
喜讯|游仙法院法官马小丽获“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
新年伊始，喜讯传来。1月10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游仙法院刑事审判法官马小丽获评“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
马小丽，女，中共党员，1985年12月参加法院工作，现任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她参加法院工作就在刑庭，一干就是30多年，无论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她主动担当、一丝不苟，她用优良的工作作风、扎实的审判能力、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和优秀的人格魅力诠释出一名共产党员法官的初心和使命。2015年以来共办理各类刑事案件700余件，结案率每年保持在99%左右，所办理的案件经过二审和全市组织的案件交叉评查，无一错案，曾荣获四川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全市法院个人三等功、游仙区政法系统个人嘉奖等荣誉。
一、巾帼亮剑除黑恶，不忘初心勇当担
2018年1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打响。作为一名理论功底深厚、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刑事法官，马小丽主动担当、勇挑重任，成为游仙法院审理涉黑涉恶案件审判团队的成员。2018年12月，马小丽依法审理彭某根、彭某等13名被告人非法拘禁、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案，这是游仙区第一起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案件，也是省法院和市中院的双督办案件。该犯罪集团以彭某根、彭某为首，在短时间内向公众违法放贷，并通过暴力和拘禁的方式收债，以及各种软暴力方式滋扰债务人及其亲属，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社会影响恶劣。她深知该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面对复杂繁多的案卷材料，她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阅读卷宗，深入细致地查阅分析相关证据，认真推敲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到看守所对被告人进行提审，认真审查证据材料，主动联系辩护人听取意见，仔细钻研法律法规，组织合议庭成员评议，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审结该案，光撰写的审理报告就有4.6万余字，最终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至10个月，追缴违法所得107980元及作案工具汽车两辆，13名被告人全部服判，成为绵阳市第一起未提出上诉的恶势力集团犯罪案件。
2020年疫情期间，她克服困难，仅用2个月时间快速审结黄某等三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的恶势力案件，同时针对办理恶势力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向相关机关和部门提出司法建议3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铁面无私显公平，肝胆柔情守正义
马小丽同志从事刑事审判30载，她深知刑事法官肩负的重任，始终将匡扶正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视为自己的职责。在办理吴某盗窃一案中，马小丽发现吴某本人身体有一定程度的癫痫，其在川内长期盗窃作案，被多次判刑，均因被告人的病情而无法收监执行，吴某更因此而猖狂作案。在开庭审理该案时，被告人坐轮椅到庭，但通过被告人的作案现场监控发现其作案时行动自如，同时根据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了解被告人在被抓获时的情况，掌握到被告人为逃避打击存在装病的情形，于是对吴某判处有期徒刑后与看守所积极协调，使被告人顺利收监执行，保证对犯罪分子的依法打击。
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同时，马小丽没有忘记法官定纷止争的职责。对于一些事出有因，因细小琐事转化、激化而引起的案件，她坚持耐心宣传疏导，做思想工作，尽量化解矛盾纠葛，避免当事人双方“一朝对簿公堂，世代为仇结怨”的局面。在办理左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左某与被害人左某某因两家山林划界纠纷，左某将左某某打伤，造成轻伤二级，左某某的损失达3.7万元，而左某拒不认罪和赔偿，她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无果后，在审理环节依法对左某进行逮捕，左某情绪激动，一度扬言刑满后要杀害左某某。鉴于此，她多次找到被告人家属做工作，同时到看守所多次会见被告人，向其宣讲法律，耐心疏导，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最终，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审理环节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并在法庭的组织下向被害人当庭赔礼道歉，双方取得和解，被告人处以缓刑。
三、爱岗敬业甘奉献，廉洁自律心坦荡
作为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马小丽始终坚守“清清白白做人，公公正正执法。生活中的她宽容大度，积极乐观，工作中她公正无私，刚正不阿，有极强的原则性。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最难过的不是业务关，而是人情关。面对说情者，她只有一句话，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为此，她也得罪了一些朋友、亲戚甚至是领导。她却心怀坦荡，她认为只要能对得起身上这件法官袍，对得起肩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对得起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这些都是值得的。
办理案件中，她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从不徇私，时刻按照《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党风廉政各项规定来要求自己，严把权与法、公与私的关系。所办案件做到了无关系案、无金钱案、无人情案，也无超审限案件，做到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有力维护了法律尊严，用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个案件的公平正义。
新年伊始，喜讯传来。1月10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游仙法院刑事审判法官马小丽获评“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
马小丽，女，中共党员，1985年12月参加法院工作，现任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她参加法院工作就在刑庭，一干就是30多年，无论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她主动担当、一丝不苟，她用优良的工作作风、扎实的审判能力、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和优秀的人格魅力诠释出一名共产党员法官的初心和使命。2015年以来共办理各类刑事案件700余件，结案率每年保持在99%左右，所办理的案件经过二审和全市组织的案件交叉评查，无一错案，曾荣获四川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全市法院个人三等功、游仙区政法系统个人嘉奖等荣誉。
一、巾帼亮剑除黑恶，不忘初心勇当担
2018年1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打响。作为一名理论功底深厚、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刑事法官，马小丽主动担当、勇挑重任，成为游仙法院审理涉黑涉恶案件审判团队的成员。2018年12月，马小丽依法审理彭某根、彭某等13名被告人非法拘禁、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案，这是游仙区第一起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案件，也是省法院和市中院的双督办案件。该犯罪集团以彭某根、彭某为首，在短时间内向公众违法放贷，并通过暴力和拘禁的方式收债，以及各种软暴力方式滋扰债务人及其亲属，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社会影响恶劣。她深知该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面对复杂繁多的案卷材料，她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阅读卷宗，深入细致地查阅分析相关证据，认真推敲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到看守所对被告人进行提审，认真审查证据材料，主动联系辩护人听取意见，仔细钻研法律法规，组织合议庭成员评议，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审结该案，光撰写的审理报告就有4.6万余字，最终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至10个月，追缴违法所得107980元及作案工具汽车两辆，13名被告人全部服判，成为绵阳市第一起未提出上诉的恶势力集团犯罪案件。
2020年疫情期间，她克服困难，仅用2个月时间快速审结黄某等三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的恶势力案件，同时针对办理恶势力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向相关机关和部门提出司法建议3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铁面无私显公平，肝胆柔情守正义
马小丽同志从事刑事审判30载，她深知刑事法官肩负的重任，始终将匡扶正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视为自己的职责。在办理吴某盗窃一案中，马小丽发现吴某本人身体有一定程度的癫痫，其在川内长期盗窃作案，被多次判刑，均因被告人的病情而无法收监执行，吴某更因此而猖狂作案。在开庭审理该案时，被告人坐轮椅到庭，但通过被告人的作案现场监控发现其作案时行动自如，同时根据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了解被告人在被抓获时的情况，掌握到被告人为逃避打击存在装病的情形，于是对吴某判处有期徒刑后与看守所积极协调，使被告人顺利收监执行，保证对犯罪分子的依法打击。
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同时，马小丽没有忘记法官定纷止争的职责。对于一些事出有因，因细小琐事转化、激化而引起的案件，她坚持耐心宣传疏导，做思想工作，尽量化解矛盾纠葛，避免当事人双方“一朝对簿公堂，世代为仇结怨”的局面。在办理左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左某与被害人左某某因两家山林划界纠纷，左某将左某某打伤，造成轻伤二级，左某某的损失达3.7万元，而左某拒不认罪和赔偿，她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无果后，在审理环节依法对左某进行逮捕，左某情绪激动，一度扬言刑满后要杀害左某某。鉴于此，她多次找到被告人家属做工作，同时到看守所多次会见被告人，向其宣讲法律，耐心疏导，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最终，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审理环节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并在法庭的组织下向被害人当庭赔礼道歉，双方取得和解，被告人处以缓刑。
三、爱岗敬业甘奉献，廉洁自律心坦荡
作为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马小丽始终坚守“清清白白做人，公公正正执法。生活中的她宽容大度，积极乐观，工作中她公正无私，刚正不阿，有极强的原则性。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最难过的不是业务关，而是人情关。面对说情者，她只有一句话，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为此，她也得罪了一些朋友、亲戚甚至是领导。她却心怀坦荡，她认为只要能对得起身上这件法官袍，对得起肩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对得起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这些都是值得的。
办理案件中，她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从不徇私，时刻按照《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党风廉政各项规定来要求自己，严把权与法、公与私的关系。所办案件做到了无关系案、无金钱案、无人情案，也无超审限案件，做到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有力维护了法律尊严，用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个案件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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