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选调生政策红利还能存在几年？
大佬们好，本人是双非一本的学生，2021年保研至某双一流a高校（三类产业之一的那个），硕士2023年毕业，目前跟导师沟通大概率读博，不出意外就是2027年博士毕业。想问问假如我博士毕业后去参加定向选调（倾向于家乡——中部较落后的红省份），1.政策待遇会有大变化吗。2.选调要求和难度会增长多少 3.去体制内和去高校就业，哪个更推荐呢
从整体趋势上看，政策红利的确越来越差了。
我曾在一个回答中说过，判断定向选调生政策好坏的三个依据：招考人数、编制关系、调任政策。我们拿着这三个依据，判断近两年的定向选调生政策，的确有了很大变化。
而且定向选调生有点往以前普选发展的路子上走。
例如湖南定向选调生，甚至把以前的普选也放到一起一同招录，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
例如2021年湖南省选调生招录公告
选调到省直、市州直机关的，先统一安排到乡镇(街道)锻炼2年，其中到村任职1年，锻炼期间人事关系放到乡镇(街道)。锻炼期满且考核合格的，统筹安排回省直、市州直机关工作。选调到乡镇(街道)的，先统一安排到村任职2年。
明确把招录分为两类，一类是“安排到省直、市州直机关的选调生”，锻炼2年保证回省直、市州直机关；另一类“安排到乡镇（街道）工作”，锻炼后怎么调回，公告并未明确说明。
这类“安排到乡镇（街道）工作”，就是以前意义上的普通选调生罢了。
从招考人数上看，招考人数越来越多。
还是拿湖南省定向选调生为例，2017年招录100人，2020年突然增加到600人。
再看2020天津市定向选调生（招录计划表：https://t.cn/A6IPNzqc）。总招录315名，其中清北就占了80。
人数越招越多，相关政策和培养力度就会变弱。举个例子，独生子女家庭和生三四个小孩的家庭，对小孩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人一多，就管不过来了。
从调任政策上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定向选调生采用定岗的形式招录。
相比于以前“盲盒模式”，考生不确定分配在哪一级机关，至少这种定岗模式可以让考生安心，知道编制放在报考岗位，未来会确定留在这个岗位。
但也从这些定岗岗位看出，由前几年省直单位，逐渐变成市直、乃至县直单位。分配岗位肉眼可见的变差。
我只能这样理解，相对于普选直接扔乡镇，实质上是乡镇公务员，定选好歹给你县直以上单位，这就是优待了。什么？你不要？那你就去考国考省考吧。
调任政策由以前的不确定性，越来越确定。
尤其是西北某省，因为政策不确定，在网上被各种声讨，现在已经改成定岗形式，拿出岗位让考生报考。
以2020年西北某省定向选调生招录公告为例
到县乡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录用后到村任职1年时间，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录用后到村任职2年时间，期间不得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经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参加县（市、区）、乡镇（街道）集中性工作。选派到省、市机关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录用后结合本单位扶贫等工作，到对口的县（市、区）、乡镇（街道）进行锻炼，时间不少于2年，并至少安排1年时间到村任职，所在单位不得延期或提前调回。选调生在村任职期间，履行大学生村官有关职责，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
明确指出，“选派到省、市机关工作的博士研究生……所在单位不得延期或提前调回。”意思是博士研究生人事关系在省厅或市直单位。
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仅指出不得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至于是否能够期满调任，并未提及。
这是2021年该省定向选调生招录公告
根据考试综合成绩，划定合格分数线。安排在省、市两级机关的选调生为定岗招录，采取择优排名、依次递补的方式，首先按照报考同一职位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名1：1确定拟签约人选，考生综合成绩并列的，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签约人选;如考生自愿放弃，在规定时限内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至少在调任政策上，从“盲盒”到“定岗”，是逐渐变好的趋势，这点很可喜。最怕用“定向选调生”的名义招录，结果实际享受的是普通选调生的待遇。
所以从各个角度看，定向选调生的趋势是竞争白热化、招录岗位基层化、招录形式公考化、门槛降低化
竞争白热化——想必关心定向选调生的同学都了解，这几年由于经济形式不好，名校学生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尤其是今年，清北两校毕业生，选择选调生的人数突破记录，定向选调生越来越不好考。
招录岗位基层化——以前定向选调生分到市区，就算是分配的不太好了；现在定岗直接给出县直单位。你不去？大把人抢着去呢，好歹不是乡镇。
招录形式公考化——上文说过了，采用定岗的形式，越来越像公考，拼的是分数，而且绝大多数还有专业限制。
门槛降低化——以前央选、定选要求985名校，现在央选扩展到部分211学校可以报名，部分省份本省重点大学也可参加定选招录。例如河南定选，允许河南大学报考（非985、211）。
所以这样搞下去，定向选调生和国省考最大的区分，无非是有一定学校门槛，分配的岗位好一点，至于进入单位如何培养……每年人这么多，组织部来得及管你嘛。
当初定向选调生的横空出世，就是为了解决名校学生担心普选“选而不调”、提拔不被重视等诸多问题。问题是现在越招越多，越来越水，怕不是将来还会搞一个“定向之定向选调生”出来，这不，现在已经有很多省份在定向选调生里，单独给清北吃独食了。
#省考# #公务员考试#
大佬们好，本人是双非一本的学生，2021年保研至某双一流a高校（三类产业之一的那个），硕士2023年毕业，目前跟导师沟通大概率读博，不出意外就是2027年博士毕业。想问问假如我博士毕业后去参加定向选调（倾向于家乡——中部较落后的红省份），1.政策待遇会有大变化吗。2.选调要求和难度会增长多少 3.去体制内和去高校就业，哪个更推荐呢
从整体趋势上看，政策红利的确越来越差了。
我曾在一个回答中说过，判断定向选调生政策好坏的三个依据：招考人数、编制关系、调任政策。我们拿着这三个依据，判断近两年的定向选调生政策，的确有了很大变化。
而且定向选调生有点往以前普选发展的路子上走。
例如湖南定向选调生，甚至把以前的普选也放到一起一同招录，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
例如2021年湖南省选调生招录公告
选调到省直、市州直机关的，先统一安排到乡镇(街道)锻炼2年，其中到村任职1年，锻炼期间人事关系放到乡镇(街道)。锻炼期满且考核合格的，统筹安排回省直、市州直机关工作。选调到乡镇(街道)的，先统一安排到村任职2年。
明确把招录分为两类，一类是“安排到省直、市州直机关的选调生”，锻炼2年保证回省直、市州直机关；另一类“安排到乡镇（街道）工作”，锻炼后怎么调回，公告并未明确说明。
这类“安排到乡镇（街道）工作”，就是以前意义上的普通选调生罢了。
从招考人数上看，招考人数越来越多。
还是拿湖南省定向选调生为例，2017年招录100人，2020年突然增加到600人。
再看2020天津市定向选调生（招录计划表：https://t.cn/A6IPNzqc）。总招录315名，其中清北就占了80。
人数越招越多，相关政策和培养力度就会变弱。举个例子，独生子女家庭和生三四个小孩的家庭，对小孩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人一多，就管不过来了。
从调任政策上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定向选调生采用定岗的形式招录。
相比于以前“盲盒模式”，考生不确定分配在哪一级机关，至少这种定岗模式可以让考生安心，知道编制放在报考岗位，未来会确定留在这个岗位。
但也从这些定岗岗位看出，由前几年省直单位，逐渐变成市直、乃至县直单位。分配岗位肉眼可见的变差。
我只能这样理解，相对于普选直接扔乡镇，实质上是乡镇公务员，定选好歹给你县直以上单位，这就是优待了。什么？你不要？那你就去考国考省考吧。
调任政策由以前的不确定性，越来越确定。
尤其是西北某省，因为政策不确定，在网上被各种声讨，现在已经改成定岗形式，拿出岗位让考生报考。
以2020年西北某省定向选调生招录公告为例
到县乡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录用后到村任职1年时间，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录用后到村任职2年时间，期间不得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经市级党委组织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参加县（市、区）、乡镇（街道）集中性工作。选派到省、市机关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录用后结合本单位扶贫等工作，到对口的县（市、区）、乡镇（街道）进行锻炼，时间不少于2年，并至少安排1年时间到村任职，所在单位不得延期或提前调回。选调生在村任职期间，履行大学生村官有关职责，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
明确指出，“选派到省、市机关工作的博士研究生……所在单位不得延期或提前调回。”意思是博士研究生人事关系在省厅或市直单位。
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仅指出不得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至于是否能够期满调任，并未提及。
这是2021年该省定向选调生招录公告
根据考试综合成绩，划定合格分数线。安排在省、市两级机关的选调生为定岗招录，采取择优排名、依次递补的方式，首先按照报考同一职位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名1：1确定拟签约人选，考生综合成绩并列的，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签约人选;如考生自愿放弃，在规定时限内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至少在调任政策上，从“盲盒”到“定岗”，是逐渐变好的趋势，这点很可喜。最怕用“定向选调生”的名义招录，结果实际享受的是普通选调生的待遇。
所以从各个角度看，定向选调生的趋势是竞争白热化、招录岗位基层化、招录形式公考化、门槛降低化
竞争白热化——想必关心定向选调生的同学都了解，这几年由于经济形式不好，名校学生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尤其是今年，清北两校毕业生，选择选调生的人数突破记录，定向选调生越来越不好考。
招录岗位基层化——以前定向选调生分到市区，就算是分配的不太好了；现在定岗直接给出县直单位。你不去？大把人抢着去呢，好歹不是乡镇。
招录形式公考化——上文说过了，采用定岗的形式，越来越像公考，拼的是分数，而且绝大多数还有专业限制。
门槛降低化——以前央选、定选要求985名校，现在央选扩展到部分211学校可以报名，部分省份本省重点大学也可参加定选招录。例如河南定选，允许河南大学报考（非985、211）。
所以这样搞下去，定向选调生和国省考最大的区分，无非是有一定学校门槛，分配的岗位好一点，至于进入单位如何培养……每年人这么多，组织部来得及管你嘛。
当初定向选调生的横空出世，就是为了解决名校学生担心普选“选而不调”、提拔不被重视等诸多问题。问题是现在越招越多，越来越水，怕不是将来还会搞一个“定向之定向选调生”出来，这不，现在已经有很多省份在定向选调生里，单独给清北吃独食了。
#省考# #公务员考试#
张明:年轻人的焦虑感为何越来越强？
张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最近，一个来自河北某知名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在参加某综艺演讲节目时，说出了“我是一只来自农村的土猪，却要努力去拱城里的白菜”这样形象的话。这句话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与反对者都很多。笔者并不想对这句话进行点评，而只是想说，这位同学还是把高考的重要性想得太高了。即使高考顺利，他如愿进入985、211高校之后，大概率将会发现，人生遭遇的“吊打”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些年，的确发现年轻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这篇文章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本文不是新文章，而是笔者去年出版的《宏观中国》前三章中部分内容的重新组合。我试图说明，年轻人焦虑感增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下降，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下降。要破解这一怪圈，从宏观层面来看，离不开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强化以及教育改革的提速。
一、20世纪80、90年代的故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快，该国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但问题在于，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呢？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的质量，在传统文献中，大致可以用人均受教育程度与人均寿命来进行衡量。而人力资本投资，从国家层面来看，可以用一个国家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
不过，笔者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比较新颖的衡量标准。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将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教育支出的比例。这无疑是一个更加微观的衡量标准。为什么只看中低收入家庭，而不看全部家庭呢？这是因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高收入家庭，均有很强的动力将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投资的国别差异更加显著。
尽管笔者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然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子女教育占这些家庭所有支出的比重也应该不低。为什么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呢，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是因为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很高。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中国农村家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一个最有天赋的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学费不高，而且有一定补贴。因此这个孩子上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例如公务员、国企或外企）。这个孩子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进城工作之后，还会千方百计帮助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进城、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与身份的跃迁。用经济学术语而言，这个家庭对上大学孩子的投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投资回报率很高。
从更深层次来看，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较高，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强，因此草根阶层的孩子可以在家庭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甚至可能帮助整个家庭实现阶层跃迁。在20世纪80、90年代，高考就是这样一个帮助草根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最重要机制。当时有两句俗语可以用来很好地刻画这种阶层跃迁的故事，一句是“知识改变命运”，另一句是“鲤鱼跳农门”。
我们可以用“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这个指标是指父母一代人与子女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越低，反之亦然。表1比较了全球若干国家的代际受教育相关性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最低，表1中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最高的前7个国家都来自拉美。相比之下，丹麦、英国、北爱尔兰、芬兰、挪威等西北欧构架的社会流动性较高。有趣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在表1中高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表1.2的调查时段是1994年至2004年。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是较高的，这支撑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高回报率。
详情链接：https://t.cn/A6VnXX8S
张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最近，一个来自河北某知名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在参加某综艺演讲节目时，说出了“我是一只来自农村的土猪，却要努力去拱城里的白菜”这样形象的话。这句话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与反对者都很多。笔者并不想对这句话进行点评，而只是想说，这位同学还是把高考的重要性想得太高了。即使高考顺利，他如愿进入985、211高校之后，大概率将会发现，人生遭遇的“吊打”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些年，的确发现年轻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这篇文章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本文不是新文章，而是笔者去年出版的《宏观中国》前三章中部分内容的重新组合。我试图说明，年轻人焦虑感增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下降，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下降。要破解这一怪圈，从宏观层面来看，离不开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强化以及教育改革的提速。
一、20世纪80、90年代的故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快，该国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但问题在于，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呢？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的质量，在传统文献中，大致可以用人均受教育程度与人均寿命来进行衡量。而人力资本投资，从国家层面来看，可以用一个国家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
不过，笔者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比较新颖的衡量标准。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将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教育支出的比例。这无疑是一个更加微观的衡量标准。为什么只看中低收入家庭，而不看全部家庭呢？这是因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高收入家庭，均有很强的动力将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投资的国别差异更加显著。
尽管笔者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然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子女教育占这些家庭所有支出的比重也应该不低。为什么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呢，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是因为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很高。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中国农村家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一个最有天赋的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学费不高，而且有一定补贴。因此这个孩子上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例如公务员、国企或外企）。这个孩子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进城工作之后，还会千方百计帮助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进城、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与身份的跃迁。用经济学术语而言，这个家庭对上大学孩子的投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投资回报率很高。
从更深层次来看，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较高，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强，因此草根阶层的孩子可以在家庭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甚至可能帮助整个家庭实现阶层跃迁。在20世纪80、90年代，高考就是这样一个帮助草根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最重要机制。当时有两句俗语可以用来很好地刻画这种阶层跃迁的故事，一句是“知识改变命运”，另一句是“鲤鱼跳农门”。
我们可以用“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这个指标是指父母一代人与子女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越低，反之亦然。表1比较了全球若干国家的代际受教育相关性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最低，表1中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最高的前7个国家都来自拉美。相比之下，丹麦、英国、北爱尔兰、芬兰、挪威等西北欧构架的社会流动性较高。有趣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在表1中高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表1.2的调查时段是1994年至2004年。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是较高的，这支撑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高回报率。
详情链接：https://t.cn/A6VnXX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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