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在以「亚洲的未来」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了在应对新冠肺炎病毒方面，各国应公平确保安全有效的疫苗的同时，推进碳中和及数字化，推动世界发展的决心。
菅义伟表示，各国都在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病毒，但目前情况仍在持续。为了跨越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疫苗。在此基础上，为了各国能够公平确保安全有效的疫苗，下个月将与国际团体共同举办「疫苗峰会」，并表示将支持在低温下建立被称为「冷链」的疫苗保冷设备的运输网。
此外，菅义伟还表示，将率先建立新的发展原动力，支持亚洲的发展，与大家一起推动世界的经济复苏和增长。
另一方面，关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菅义伟表示，作为世界团结的象征，作为向世界传达日本大地震复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为了今年夏天举办安全、放心的运动会，研究了万全和正在准备进行的防疫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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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的声明】
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宋朝文人为什么偏爱写“日记体诗”？】一般讲“日记体诗”，通常是指在诗题、诗序、自注中标示日期的诗歌。#国学知识#

追溯“日记体诗”发展，其肇始于魏晋，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等，而真正推动该类诗歌创作的诗人当属杜甫，他对于白居易、元稹乃至宋代“日记体诗”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将杜甫称为“中国最早的日记体诗人”。

在宋代苏轼这样的“日记体诗”是最多，据统计，不少于121题168首。苏轼“日记体诗”可分为三类：其一，诗题标记时间，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方式；其二，在诗序中标明时间，记录创作背景；其三，在自注中记载时间。北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府（今属陕西）签判任时，创作了第一首“日记体诗”，即《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此后，苏轼开始以诗歌记录官场行纪、日常生活，凤翔任上创作的“日记体诗”。

那么，宋人为什么偏爱“日记体诗”呢？

首先，在宋人眼中，时间是“诗史”的一大要素。“日记体诗”创作上体现为如实记录秉笔直书或事件发生的时间。诗歌中的多数时间皆为实指，而非虚指，如《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题与正文的“土牛明日莫辞春”中的“明日”，确指“立春”这一天，它是自然时间，而非人的心理时间。“日记体诗”的录日期方式大致分四种：第一种是“年—月—日”型。标注完整日期，有以当时年号记录的，如《赠杜介》：“元丰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几先自浙东还，与余相遇于金山，话天台之异，以。诗赠之”。也有以甲子书年，一般与传统节日或农历表达结合，如《丙子重九二首》《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第二种为“月—日”型。未记录具体年号，只写月份与日子，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其中一些诗歌完全以月和日为题，以排律体裁或组诗形式，记叙当日所见所想，诗歌没有刻意要表达的思想，只是描写作者默察自然之所见；第三种只记日。较多出现在组诗中，可结合诗歌内容与其他“日记体诗”推测未写明的年和月。如《九日黄楼作》、《九日邀仲屯田，为大水所隔，以诗见寄，次其韵》等；第四种为“节令”型。直接以节日或节气为题，如《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中秋见月和子由》、《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等等，不一而足。

“日记体诗”记录时间，虽非“微言大义”，但往往含有深刻用意。一些时间对于苏轼而言，亦具有独特性。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是苏轼走马上任与弟弟分别之日，《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十月二日”是他初到惠州的日子。有的时间也成为诗歌正文叙事、抒情的线索，此类尤以“节令”型为代表。如苏轼《寒食雨二首》，乌鸦衔纸，提醒“寒食”，勾起诗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报效君王之情，寒食节忠君忧国的传统情感为全文铺垫基调，深沉而悲痛。

“逐年同日”型的诗歌，比较侧重前后生活、情感的对比，于流动的时间中透视生命的变化。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五年（1082）、六年（1083）的正月二十日，分别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三诗。第一首诗提到“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去年”苏轼被贬黄州，于途中作七言绝句《梅花二首》，那开于幽谷草棘，傲立于狂风暴雪中的“梅花”成为诗人坚贞不屈的品格象征。此后连续三年的“正月二十日”，苏轼总会想起此番场景，梅花成为勾连记忆的意象，他与旧友“走马还寻去岁村”“已约年年为此会”“长于东风约今日”，面对往事，他不得不发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人生如梦的象喻式感叹。时间的纪实性记录使得后人能清晰地捕捉到诗人的心态史。

宋代“诗史”观不仅指诗歌记载的社会历史，而且指诗人经历与情感的“私史”。宋代史学的一个新特征即以个体的“私史”记录公共历史，于是盛行笔记小说与日记的写作，“日记体诗”也能成为历史的载体，这是以诗存史，以“一人之诗”呈现“一代之史”。

宋人多将“诗史”与史笔联系。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曰：“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指出诗存“史笔”。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提出“直笔不恕”：“至叙陈涛、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苏轼该诗也做到实录时事，秉笔直书，而其执笔哭泣背后折射出士大夫对此次改革的不同声音，他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富国强兵新法，主张稳重推进的富民政策。因而，南宋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认为苏诗展示了时代的状况，确实能以史笔呈现“一代之史”。

因此，宋代文人知识结构较为全面，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能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诗歌，重新阐发“诗史”内涵，并将“史”的意识带入诗歌创作中，诞生了一批如实记录时间、事件的“日记体诗”，呈现了“一代之史”的社会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