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
在建团百年到来之际，为充分发挥青年典型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青少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进，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马瑜婷等49名同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等16个青年集体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确认冯韶伟等73名同志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八〇一所载人航天推进系统部等17个青年集体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北京两名个人一个集体获奖
据《北京日报》报道，此次获奖个人和集体中，由北京市推选的两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奖。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黄震，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982年出生的黄震，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先后参与神舟飞船、新一代载人飞船、载人月面着陆器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研制。他突破了神舟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绕飞、手控交会对接等技术瓶颈，使自主设计的全新构型多用途飞船返回舱性能提升55%，首创无控自由飞行策略并取得成功。他实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高速再入飞行试验，首次从8000km高度返回地球，组织完成了载人月面着陆器定点落月、月面极端环境生存等关键技术攻关，为我国实施载人月球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首都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领军人物。他打造副中心智慧警务样板，服务城市管理16.4万余次，形成全国推广的“通州经验”。他研发20余个防疫模型，在全国多地得到应用，为阻断疫情链条、助力经济发展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首创全数据立体化安保体系，发出预警上万条；打造秒级响应智慧安检模式，大大提升了冬奥城市通行效率。北京冬奥会上，张旗担任开幕式国旗传旗手，并作为火炬手参与冬奥火炬传递。
——首钢青年团队服务保障零投诉
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团队。团队共有523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86%。2015年以来，他们组建28支青年突击队，针对赛道成型精度要求高等一系列难题，出色完成滑雪大跳台等26个冬奥工程的建设任务，确保了滑雪大跳台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交付、当年投用”的目标，成为冬奥会第一个交付运营的正式比赛场馆，在冬奥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结合。他们服务重要会议28703次，持续2000多天为冬奥组委和国家队训练提供全方位服务，在闭环管控、冰上训练、住宿餐饮等方面细致保障，实现重大服务保障零投诉，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杨倩、全红婵等运动员获奖
作为体育界代表，在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上表现突出的杨倩、全红婵、李豪等71名运动员和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中国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等15个集体获得表彰。
东京奥运会上，杨倩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为中国军团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之后她搭档杨皓然再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00后”奥运双金得主。
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全红婵在跳水10米台决赛中五个动作三跳满分，以创奥运纪录的高分夺得冠军。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男子佩剑个人A级决赛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李豪战胜乌克兰选手曼科，获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当届残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自1997年首次颁发以来，有多位运动员获得过此项殊荣，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国男子体操队、中国女子排球队等集体也曾获得过“五四奖章”。
——受表彰青年在乡村振兴等领域用青春书写梦想
85后投身乡村写下驻村日记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昨日揭晓。受到表彰的青年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服务等领域踔厉奋发、砥砺笃行，用执着诠释奉献，用青春书写梦想。
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东山村乡村振兴办公室，桌上一摞厚厚的笔记本格外醒目，这是九江学院派驻该村“85后”第一书记谭翊泉的驻村日记。
一页页、一行行，述说着谭翊泉扎根乡村、无悔奋斗的九年时光。自2013年投身脱贫攻坚战场，谭翊泉一腔热血、一心为民。
用“松树打桩”的办法，为村里修成一条4.8公里的沿湖路，继而争取资金修建道路12.8公里，结束了村里只有水路的历史；依托山水资源优势为村里蹚出一条“旅游+生态+产业”的发展新路；为使产业可持续，将村民的公德积分与银行信用分对接，首创“公德贷”，开拓了村民致富路……
“我们多跑一分、多做一分，村子的发展就多一分希望。”谭翊泉在日记里写下驻村的初心。九年来，他的身影穿梭于贫困户和村民家中，帮贫困户办证、销售农产品、报销医药费等，只要村民有需求，他就有回应。
2017年底，东山村脱贫摘帽。“要重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东山人的‘致富梦’。”谭翊泉选择留在乡村、服务基层，继续带领东山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90后女孩为河狸建“食堂”
“90后”女孩初雯雯现任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长，被称为“野生河狸生命守护者”。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蒙新河狸种群数量已达600只，较三年前增长19.8%。
两岁起，初雯雯被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工作的父亲抱着参加野外工作，在美丽的阿尔泰山度过了整个童年。大学毕业后，她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自然保护工作者。
2019年，初雯雯发起为河狸种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河狸食堂”，让超过100万名网友知道了中国也有河狸。他们捐出零食钱，为河狸宝宝们种下了40多万棵灌木柳苗。
为了吸纳当地牧民参与到自然保护工作中来，初雯雯团队沿着700多公里的乌伦古河流域走访每一家牧民，一路宣讲自然保护工作的意义，并发起“河狸守护者”公益项目。如今，190户牧民已全部通过野外工作技能培训，上岗成为自然保护公益巡护员。2021年，初雯雯团队在网友们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起“河狸方舟”公益项目，在新疆富蕴县开建我国首个专业的河狸救助中心。
“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大力支持自然保护、青年人可以施展志向的伟大时代。我相信，这一份和谐就是这个世界该有的、最好的样子。”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初雯雯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发言时说。
——00后扛起家庭重担不忘追梦
2001年出生的刘羲檬早早就扛起家庭的重担。母亲在她出生后，因严重的类风湿瘫痪在床。3岁开始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时独自上幼儿园……“面对来往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也曾害怕、彷徨和无助，但对家中妈妈的牵挂驱使我第一时间要回到家里。”刘羲檬回忆说。
由于经年累月照顾母亲，上小学起，刘羲檬已熟练掌握了按摩、拔罐、理发等各种生活技能。每天坚持给妈妈按摩，准时给妈妈翻身、盖被子等，盼着妈妈能够早日康复。
2019年，刘羲檬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只有我才能照顾好妈妈。”她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每天“出租屋-学校”两点一线的匆忙生活令她安心。在学校里，刘羲檬没有放慢奋斗的脚步，如今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和妈妈彼此支撑、彼此陪伴。生活就是从困难到美好，以后也会更美好。”刘羲檬在追梦的路上未曾停下，她的青春在磨砺中闪闪发光。（综合新华社）
在建团百年到来之际，为充分发挥青年典型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青少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进，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马瑜婷等49名同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等16个青年集体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确认冯韶伟等73名同志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八〇一所载人航天推进系统部等17个青年集体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北京两名个人一个集体获奖
据《北京日报》报道，此次获奖个人和集体中，由北京市推选的两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奖。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黄震，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982年出生的黄震，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先后参与神舟飞船、新一代载人飞船、载人月面着陆器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研制。他突破了神舟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绕飞、手控交会对接等技术瓶颈，使自主设计的全新构型多用途飞船返回舱性能提升55%，首创无控自由飞行策略并取得成功。他实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高速再入飞行试验，首次从8000km高度返回地球，组织完成了载人月面着陆器定点落月、月面极端环境生存等关键技术攻关，为我国实施载人月球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首都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领军人物。他打造副中心智慧警务样板，服务城市管理16.4万余次，形成全国推广的“通州经验”。他研发20余个防疫模型，在全国多地得到应用，为阻断疫情链条、助力经济发展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首创全数据立体化安保体系，发出预警上万条；打造秒级响应智慧安检模式，大大提升了冬奥城市通行效率。北京冬奥会上，张旗担任开幕式国旗传旗手，并作为火炬手参与冬奥火炬传递。
——首钢青年团队服务保障零投诉
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团队。团队共有523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86%。2015年以来，他们组建28支青年突击队，针对赛道成型精度要求高等一系列难题，出色完成滑雪大跳台等26个冬奥工程的建设任务，确保了滑雪大跳台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交付、当年投用”的目标，成为冬奥会第一个交付运营的正式比赛场馆，在冬奥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结合。他们服务重要会议28703次，持续2000多天为冬奥组委和国家队训练提供全方位服务，在闭环管控、冰上训练、住宿餐饮等方面细致保障，实现重大服务保障零投诉，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杨倩、全红婵等运动员获奖
作为体育界代表，在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上表现突出的杨倩、全红婵、李豪等71名运动员和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中国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等15个集体获得表彰。
东京奥运会上，杨倩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为中国军团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之后她搭档杨皓然再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00后”奥运双金得主。
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全红婵在跳水10米台决赛中五个动作三跳满分，以创奥运纪录的高分夺得冠军。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男子佩剑个人A级决赛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李豪战胜乌克兰选手曼科，获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当届残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自1997年首次颁发以来，有多位运动员获得过此项殊荣，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国男子体操队、中国女子排球队等集体也曾获得过“五四奖章”。
——受表彰青年在乡村振兴等领域用青春书写梦想
85后投身乡村写下驻村日记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昨日揭晓。受到表彰的青年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服务等领域踔厉奋发、砥砺笃行，用执着诠释奉献，用青春书写梦想。
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东山村乡村振兴办公室，桌上一摞厚厚的笔记本格外醒目，这是九江学院派驻该村“85后”第一书记谭翊泉的驻村日记。
一页页、一行行，述说着谭翊泉扎根乡村、无悔奋斗的九年时光。自2013年投身脱贫攻坚战场，谭翊泉一腔热血、一心为民。
用“松树打桩”的办法，为村里修成一条4.8公里的沿湖路，继而争取资金修建道路12.8公里，结束了村里只有水路的历史；依托山水资源优势为村里蹚出一条“旅游+生态+产业”的发展新路；为使产业可持续，将村民的公德积分与银行信用分对接，首创“公德贷”，开拓了村民致富路……
“我们多跑一分、多做一分，村子的发展就多一分希望。”谭翊泉在日记里写下驻村的初心。九年来，他的身影穿梭于贫困户和村民家中，帮贫困户办证、销售农产品、报销医药费等，只要村民有需求，他就有回应。
2017年底，东山村脱贫摘帽。“要重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东山人的‘致富梦’。”谭翊泉选择留在乡村、服务基层，继续带领东山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90后女孩为河狸建“食堂”
“90后”女孩初雯雯现任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长，被称为“野生河狸生命守护者”。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蒙新河狸种群数量已达600只，较三年前增长19.8%。
两岁起，初雯雯被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工作的父亲抱着参加野外工作，在美丽的阿尔泰山度过了整个童年。大学毕业后，她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自然保护工作者。
2019年，初雯雯发起为河狸种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河狸食堂”，让超过100万名网友知道了中国也有河狸。他们捐出零食钱，为河狸宝宝们种下了40多万棵灌木柳苗。
为了吸纳当地牧民参与到自然保护工作中来，初雯雯团队沿着700多公里的乌伦古河流域走访每一家牧民，一路宣讲自然保护工作的意义，并发起“河狸守护者”公益项目。如今，190户牧民已全部通过野外工作技能培训，上岗成为自然保护公益巡护员。2021年，初雯雯团队在网友们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起“河狸方舟”公益项目，在新疆富蕴县开建我国首个专业的河狸救助中心。
“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大力支持自然保护、青年人可以施展志向的伟大时代。我相信，这一份和谐就是这个世界该有的、最好的样子。”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初雯雯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发言时说。
——00后扛起家庭重担不忘追梦
2001年出生的刘羲檬早早就扛起家庭的重担。母亲在她出生后，因严重的类风湿瘫痪在床。3岁开始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时独自上幼儿园……“面对来往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也曾害怕、彷徨和无助，但对家中妈妈的牵挂驱使我第一时间要回到家里。”刘羲檬回忆说。
由于经年累月照顾母亲，上小学起，刘羲檬已熟练掌握了按摩、拔罐、理发等各种生活技能。每天坚持给妈妈按摩，准时给妈妈翻身、盖被子等，盼着妈妈能够早日康复。
2019年，刘羲檬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只有我才能照顾好妈妈。”她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每天“出租屋-学校”两点一线的匆忙生活令她安心。在学校里，刘羲檬没有放慢奋斗的脚步，如今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和妈妈彼此支撑、彼此陪伴。生活就是从困难到美好，以后也会更美好。”刘羲檬在追梦的路上未曾停下，她的青春在磨砺中闪闪发光。（综合新华社）
【#流域治水#】气候变化危机时代的治水对策
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原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62Tdic
#日本[超话]# #防灾减灾# #治水# #河道治理# #全球气候变暖# #鹤见川#
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原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62Tdic
#日本[超话]# #防灾减灾# #治水# #河道治理# #全球气候变暖# #鹤见川#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
第一组数据：
2021年最新的人口出生率公布，全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18‰，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去年全年我国的净增人口（相比前一年总人口增加数）只有48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新低
第二组数据：
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一组新低的人口数据，一组新低的结婚数据，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人口危机
之前的文章中我很少讲人口的问题，我也无意像其他自媒体一样散播焦虑。
但数据摆在这，既然都说楼市长期看人口，我想还是有必要说说现在的状况会如何影响未来楼市的走向。
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只看出生率和结婚率这两组数据。
无论你是来自三四线的小城，还是来自一线的特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这几点现象：
第一，老龄化
无需多言，摆数据就懂。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16.7%；
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2016年这个数据比例只有10.8%。
不难看出，我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联合国常用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中：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
“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三类形态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标准分别是7%，14%和20%，
按上述这2个标准，我们100%已经属于老龄社会阶段。
所以，别再提什么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了。
第二，结婚率在下调，同时离婚率也在增加
还是数据说话。
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达到373万对，离婚登记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
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个趋势。
因为经济的情况、因为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开始动摇、迷茫，属实正常。
比如2020年5月的时候，疫情刚有缓解，深圳就曾出现过一轮离婚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现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以前的人面对婚姻受挫的态度，那就是：
“继续凑合过呗，还能离咋地”。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婚姻关系一旦受挫，许多人想得就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种更为关注个人感受的婚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第三种现象：
晚婚、不婚现象增加。
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与之相对应的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也就十几年时间，年轻人的想法就从“这个年纪还不结婚”变为了“年纪轻轻结什么婚”。
除了晚婚，选择不婚的人也在增加。
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已经承认：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不婚人群具体有多少，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去统计，因为如何界定不婚人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你去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留言，看看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知道卫健委官方的说法不是偶然。
说了这么多，其实上述这些现象，可以直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代变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变的不仅是人口趋势、还有人自身的观念和选择。
所以，不要担心人口会不会出现危机，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承认：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未来会是常态。
在这个新趋势下，一个现象已经出现：
未婚买房的意愿和比例在不断增加。
根据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的数据显示:
90后群体中27.3%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41.3%的受访用户已有购房计划；
95后群体数据中，也有21.1%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以一线的深圳为例，根据房天下的统计数据：
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占比31.9%，相较2018年的20.8%，增长超过10%。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单身人群中，单身女性的购房比例明显在上升。
2021年深圳未婚女性购房者占比17.7%，相较2018年增长6.7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2021年，30岁以下购房者占比13.7%，相较2018年增长5%；，其中30岁前单身女性占比5.3%，比2018年增长2.3%。
数据揭示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单身女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买房
以前，女性的经济关系是依附于家庭，甚至直白点说是依附于男性的，所谓夫为妻纲，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谁把握经济命脉，那谁就是纲、谁就有话事权！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启蒙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能够自己把握自身的经济主权。
这个时候的女性，相比拥有婚姻，她们更在意的是拥有房产。
过去女性关注的大事，传统默认的步骤是：
恋爱（！）→结婚（！！）→买房（！！）
而现在的步骤开始转变成：
买房（！！）→恋爱（？）→结婚（？？）
感叹越多越在意，问号越多越犹豫。
在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说穿了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城市这里的单身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经济实力也更强，她们自然会比其他城市的女性有更强烈的购房需求。
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看，无论你以后是想买房还是卖房，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购房者群体的结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购房者结构已经变了！
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未来会成为各个新房、二手房的常客。
这样的现状，会给楼市带来一个结果：
城市之间楼市持续分化
简而言之就是三四线小城市遭殃，大城市不受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人口问题往往不在大城市中爆发，只在中小城市受影响。
参考率先遭遇人口和婚恋问题的日韩，是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的代表，但它们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在日本，最大的城市集群是东京都市圈，202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600万，是整个日本的3分之一；
在韩国，唯一超级大城市是首尔，人口达到1004万，占全国人口的19.2%。
只要是集中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的大城市，就会有人口虹吸，这是城市化历史的经验。
事物都是相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避免不了类似的规律。
三四线城市如果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口持续流出，就会逐渐被淘汰；
一二线城市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就能持续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甚至成为提供人口增量的主力军，
比如深圳，出生率长期排名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
大城市以后不仅会是存量争夺的赢家，还可能成为人口增量竞争的赢家。
简而言之，就是既能“抢”、也能生。
过去十多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律可概括为——三四线生娃，一二线抢人。
但随着人口的迁移变动，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二线生娃、三四线没人
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当然，除了人口优势之外，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购房者结构，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往往是年轻的单身汪聚集地，他们将会是未来房产的一大需求来源，
楼市的底层逻辑终究是供需。
当你环视一周，发现：
不生娃也好、不结婚也罢，回归底层逻辑，对于大城市的楼市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
楼市的底座，终究还有支撑，只是看你在分化的大行情下，有没有能力选到那些底座最稳的城市罢了。
《两组人口数据，跌破眼镜！接下来还能买房吗？》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https://t.cn/A6iSZ0l8
第一组数据：
2021年最新的人口出生率公布，全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18‰，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去年全年我国的净增人口（相比前一年总人口增加数）只有48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新低
第二组数据：
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一组新低的人口数据，一组新低的结婚数据，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人口危机
之前的文章中我很少讲人口的问题，我也无意像其他自媒体一样散播焦虑。
但数据摆在这，既然都说楼市长期看人口，我想还是有必要说说现在的状况会如何影响未来楼市的走向。
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只看出生率和结婚率这两组数据。
无论你是来自三四线的小城，还是来自一线的特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这几点现象：
第一，老龄化
无需多言，摆数据就懂。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16.7%；
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2016年这个数据比例只有10.8%。
不难看出，我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联合国常用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中：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
“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三类形态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标准分别是7%，14%和20%，
按上述这2个标准，我们100%已经属于老龄社会阶段。
所以，别再提什么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了。
第二，结婚率在下调，同时离婚率也在增加
还是数据说话。
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达到373万对，离婚登记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
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个趋势。
因为经济的情况、因为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开始动摇、迷茫，属实正常。
比如2020年5月的时候，疫情刚有缓解，深圳就曾出现过一轮离婚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现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以前的人面对婚姻受挫的态度，那就是：
“继续凑合过呗，还能离咋地”。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婚姻关系一旦受挫，许多人想得就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种更为关注个人感受的婚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第三种现象：
晚婚、不婚现象增加。
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与之相对应的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也就十几年时间，年轻人的想法就从“这个年纪还不结婚”变为了“年纪轻轻结什么婚”。
除了晚婚，选择不婚的人也在增加。
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已经承认：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不婚人群具体有多少，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去统计，因为如何界定不婚人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你去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留言，看看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知道卫健委官方的说法不是偶然。
说了这么多，其实上述这些现象，可以直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代变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变的不仅是人口趋势、还有人自身的观念和选择。
所以，不要担心人口会不会出现危机，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承认：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未来会是常态。
在这个新趋势下，一个现象已经出现：
未婚买房的意愿和比例在不断增加。
根据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的数据显示:
90后群体中27.3%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41.3%的受访用户已有购房计划；
95后群体数据中，也有21.1%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以一线的深圳为例，根据房天下的统计数据：
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占比31.9%，相较2018年的20.8%，增长超过10%。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单身人群中，单身女性的购房比例明显在上升。
2021年深圳未婚女性购房者占比17.7%，相较2018年增长6.7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2021年，30岁以下购房者占比13.7%，相较2018年增长5%；，其中30岁前单身女性占比5.3%，比2018年增长2.3%。
数据揭示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单身女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买房
以前，女性的经济关系是依附于家庭，甚至直白点说是依附于男性的，所谓夫为妻纲，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谁把握经济命脉，那谁就是纲、谁就有话事权！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启蒙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能够自己把握自身的经济主权。
这个时候的女性，相比拥有婚姻，她们更在意的是拥有房产。
过去女性关注的大事，传统默认的步骤是：
恋爱（！）→结婚（！！）→买房（！！）
而现在的步骤开始转变成：
买房（！！）→恋爱（？）→结婚（？？）
感叹越多越在意，问号越多越犹豫。
在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说穿了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城市这里的单身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经济实力也更强，她们自然会比其他城市的女性有更强烈的购房需求。
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看，无论你以后是想买房还是卖房，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购房者群体的结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购房者结构已经变了！
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未来会成为各个新房、二手房的常客。
这样的现状，会给楼市带来一个结果：
城市之间楼市持续分化
简而言之就是三四线小城市遭殃，大城市不受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人口问题往往不在大城市中爆发，只在中小城市受影响。
参考率先遭遇人口和婚恋问题的日韩，是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的代表，但它们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在日本，最大的城市集群是东京都市圈，202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600万，是整个日本的3分之一；
在韩国，唯一超级大城市是首尔，人口达到1004万，占全国人口的19.2%。
只要是集中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的大城市，就会有人口虹吸，这是城市化历史的经验。
事物都是相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避免不了类似的规律。
三四线城市如果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口持续流出，就会逐渐被淘汰；
一二线城市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就能持续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甚至成为提供人口增量的主力军，
比如深圳，出生率长期排名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
大城市以后不仅会是存量争夺的赢家，还可能成为人口增量竞争的赢家。
简而言之，就是既能“抢”、也能生。
过去十多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律可概括为——三四线生娃，一二线抢人。
但随着人口的迁移变动，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二线生娃、三四线没人
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当然，除了人口优势之外，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购房者结构，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往往是年轻的单身汪聚集地，他们将会是未来房产的一大需求来源，
楼市的底层逻辑终究是供需。
当你环视一周，发现：
不生娃也好、不结婚也罢，回归底层逻辑，对于大城市的楼市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
楼市的底座，终究还有支撑，只是看你在分化的大行情下，有没有能力选到那些底座最稳的城市罢了。
《两组人口数据，跌破眼镜！接下来还能买房吗？》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https://t.cn/A6iSZ0l8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