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戒为师】:戒律的延续
2、 不盗
（1）戒相
[1]盗戒犯缘
由六缘正犯盗戒：一、是有主物；二、作有主想；三、有盗心；四、是重物（价值重）；五、兴方便；六、举离本处。
一般人对物质的依赖很强，因此盗戒戒相非常繁密。如弘一大师在《律学讲录三十三篇•盗戒释相概略问答》中说：“道俗诸戒中，以盗戒戒相最为繁密。……此第二戒事相难解，不得不曲碎解释，其义理分别汝当善思。”
就被盗的“有主物”来说，种类繁多，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大（地、水、火、风、空、识）都可能被盗，如《备览》说：“犯境之中，谓六尘、六大，有主之物，他所吝护。非理致损，斯成犯法。……若起阁斜临，妨他起造，是名盗空。智者，识界也。人有伎俩，不空度他，得值方与，比丘方便就他学得，不与价值，即盗识也。……伎俩，谓艺能也。识不可盗者，谓不可盗去，但其机巧为人所学，故云盗耳。”现代社会中侵犯知识产权即是盗识。
盗心由贪、瞋、痴烦恼引发，《瑜伽师地论》说：“若于他财、食饕餮而取，是不与取贪欲所生。或受他雇而行劫盗，或恩所摄，或祈后恩，或为衣食奉主教命，或为称誉，或为安乐而行劫盗，如是一切不与取业，皆贪所生。复次若作是思：‘彼于我所，乐行无义。’广说乃至九恼害事增上力故，而行劫盗，不必贪著彼所有财，不必希求诸余财物，是不与取瞋恚所生。或憎他故，焚烧聚落、舍宅、财物、珍玩、资具，当知彼触瞋恚所生盗相似罪，或更增强。或憎彼故，令他劫夺、破散彼财，他受教命依行事时，彼能教者不与取罪从瞋恚生。复次若作是心：‘为尊长故而行劫盗是为正法。’名痴所生不与取罪。或作是心：‘若有诽毁天梵世主、骂婆罗门，法应夺彼所有财物。’此不与取亦从痴生。或作是心：‘若为祠祀、为祠祀支、为祠祀具，法应劫盗。’是不与取亦从痴生。”（卷第六十）《优婆塞戒经》说：“劫夺下姓，是名从痴。”
各种途径和手段侵损或夺占他人财物，都是犯盗，如《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说：“有五种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苦切取；二者、轻慢取；三者、诈称他名字取；四者、强夺取；五者、受寄取。”《瑜伽师地论》说：“若有显然劫他财物，名不与取。如是窃盗、攻墙、解结、伏道、窃夺，或有拒债、受寄不还，或行诳谄矫诈而取，或现怖畏方便而取，或现威德而取彼物，或自劫盗，或复令他，如是一切皆不与取。”（卷第五十九）
故意亏损、侵占公家钱物，也是犯盗，如《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说：“有诸居士，应输估税而不输，至五钱者，犯不可悔。复有居士至关税处，语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持过者，违税五钱，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异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中可悔。”现今社会中偷税漏税、贪污公款、假公济私、偷工减料等都属于盗业。
如果捡到别人遗失的贵重财物而据为己有，乃至买东西时得到卖方多找回的钱而故意不还，也是犯盗，因为实际效果是违逆物主的心意而使物主钱财损失，例如《戒本疏行宗记》说：“【疏】与取而是盗，如俭（饥荒）分食，错得二饼等。【记】俭时，食有限量，错得不还，即成重盗。”受戒的人必须拾金不昧。
盗戒犯缘中的“举离本处”有多种表现形式。《备览》说：“盗戒成犯，虽约离处，然其离相不必物离，故以十门括示差别。……一、文书成辨离处，如律师非法判用僧物之类。……二、言教立者，《善见》：若盗心唱云：定是我地。地主生疑，中罪；（令地主起）决定失心者，重（重罪）。若共争园田，违理判与，违理判得，乃至口断多端，皆重。即如《四分》：若以言辞辩说，诳惑而取，皆重。……三、移标相者(谓量地)，《善见》：标一举时，中罪；举二标时，重；乃至得一发一麦（地），皆重。地深无价。绳弹亦尔。……四、堕筹者，《四分》：盗隐记数筹、分物筹，致令欠少也。……五、异色者，《十诵》、《萨婆多》云：毡褥氍毹上有树枝叶花，今从树叶上盗牵至树花上，犯重，谓异本色故。或如借他衣钵，非理用损，减他五钱，亦结重罪。律云：若坏色故。……六、转齿者，如《十诵》：樗蒲移棋子等。……七、离处明不离处，如《僧祇》：盗他牛马，未作得想，虽举四足，不成重罪。……八、不离处明离处，如《善见》：空静处盗，决得无疑，如掷杖空中，必无不下，故动即成重。……《善见》：得心已决，微动即犯，不待离处。……九、无离处辨离处，如《四分》：盗他田宅、攻击破村、烧埋坏色，皆犯重等。……十、杂明离处，如空中吹物盗鸟、曲弋、断流水注等，并不具述，广如本疏。……然盗戒相隐，极难分了，若广张体貌，徒盈卷轴，至于披捡取悟必繁，故略列犯缘，粗知梗概，意存省事知足。”
[2]盗戒轻重
盗人重物（五钱或五钱以上的财物），犯上品罪；盗非人重物（供奉鬼、神的重物），犯中品罪；盗动物的重物，犯下品罪，但如果动物的物品是有人主的，则结上品罪。
盗人轻物，四钱是中品罪，三钱以下是下品罪。
想盗他人重物，动了身口，没有“举离本处”，得中品罪；只有谋虑，没动身口，得下品罪。
就劫盗的业道罪的轻重，《瑜伽师地论》说：“若多劫盗，名重不与取。如是若劫盗妙好、劫盗委信、劫盗孤贫、劫盗佛法出家之众，若入聚落而行劫盗，劫盗有学、或阿罗汉、或诸独觉、或复僧祇、或佛灵庙所有财物，如是一切由其事故，名重不与取”（卷第六十）
[3]盗戒开缘
如果真实无盗心，那么虽然取用，不犯盗戒，如《备览》说：“与想取、己有想、粪扫（弃物）想、暂取想、亲厚意者，皆无犯。律中具七法名亲厚：一、难作能作；二、难与能与；三、难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舍；七、贫贱不轻。”
对开缘条件，不能轻率蒙混、自欺欺人，如《备览》说：“贪染积深，触物起念，粗心不觉，岂识邪缘？不体妄情，终罹罪网。实德尚当未免，庸流没在其中。凡在同心，弥须励志！”
如果盗取他人重物，很快后悔而归还，这仍然有上品的犯戒罪，因为在举离本处的一刹那，就具足了盗戒犯缘，但归还后，没有了偷盗的业道罪，如《优婆塞戒经》说：“若欲偷金，取时得银，出外识已，还置本处，是人不得偷盗之罪。若欲偷金，得已，即念无常之想，心生悔恨，欲还本主，而复畏之，设余方便还所偷物，虽离本处，不得偷罪。奴仆财产先悉生意与主同共，后生贪想，辄取主物，取已生疑，而便藏避，复思是物同共无异，虽离本处，不得偷罪。”
（2）果报
《优婆塞戒经》说：“若人乐偷，是人亦得恶色、恶力、恶名、短命……他人失物，于己生疑，虽亲附人，人不见信，常为贤圣之所呵责，是名现在恶业之果。舍此身已，堕于地狱，受得恶色、恶力、恶名、饥渴、苦恼、寿命长远，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贫于财物，虽得随失，不为父母、兄弟、妻子之所爱念，身常受苦，心怀愁恼。”（卷第三）《瑜伽师地论》说：“若器世间众果鲜少，果不滋长，果多朽坏，果不贞实，多无雨泽，诸果干枯，或全无果，如是一切，名不与取增上果。”（卷第六十）
《十善业道经》说：“若离偷盗，即得十种可保信法。何等为十？一者、资财盈积，王、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散灭；二、多人爱念；三、人不欺负；四、十方赞美；五、不忧损害；六、善名流布；七、处众无畏；八、财、命、色力、安乐、辩才具足无缺；九、常怀施意；十、命终生天。是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
2、 不盗
（1）戒相
[1]盗戒犯缘
由六缘正犯盗戒：一、是有主物；二、作有主想；三、有盗心；四、是重物（价值重）；五、兴方便；六、举离本处。
一般人对物质的依赖很强，因此盗戒戒相非常繁密。如弘一大师在《律学讲录三十三篇•盗戒释相概略问答》中说：“道俗诸戒中，以盗戒戒相最为繁密。……此第二戒事相难解，不得不曲碎解释，其义理分别汝当善思。”
就被盗的“有主物”来说，种类繁多，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大（地、水、火、风、空、识）都可能被盗，如《备览》说：“犯境之中，谓六尘、六大，有主之物，他所吝护。非理致损，斯成犯法。……若起阁斜临，妨他起造，是名盗空。智者，识界也。人有伎俩，不空度他，得值方与，比丘方便就他学得，不与价值，即盗识也。……伎俩，谓艺能也。识不可盗者，谓不可盗去，但其机巧为人所学，故云盗耳。”现代社会中侵犯知识产权即是盗识。
盗心由贪、瞋、痴烦恼引发，《瑜伽师地论》说：“若于他财、食饕餮而取，是不与取贪欲所生。或受他雇而行劫盗，或恩所摄，或祈后恩，或为衣食奉主教命，或为称誉，或为安乐而行劫盗，如是一切不与取业，皆贪所生。复次若作是思：‘彼于我所，乐行无义。’广说乃至九恼害事增上力故，而行劫盗，不必贪著彼所有财，不必希求诸余财物，是不与取瞋恚所生。或憎他故，焚烧聚落、舍宅、财物、珍玩、资具，当知彼触瞋恚所生盗相似罪，或更增强。或憎彼故，令他劫夺、破散彼财，他受教命依行事时，彼能教者不与取罪从瞋恚生。复次若作是心：‘为尊长故而行劫盗是为正法。’名痴所生不与取罪。或作是心：‘若有诽毁天梵世主、骂婆罗门，法应夺彼所有财物。’此不与取亦从痴生。或作是心：‘若为祠祀、为祠祀支、为祠祀具，法应劫盗。’是不与取亦从痴生。”（卷第六十）《优婆塞戒经》说：“劫夺下姓，是名从痴。”
各种途径和手段侵损或夺占他人财物，都是犯盗，如《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说：“有五种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苦切取；二者、轻慢取；三者、诈称他名字取；四者、强夺取；五者、受寄取。”《瑜伽师地论》说：“若有显然劫他财物，名不与取。如是窃盗、攻墙、解结、伏道、窃夺，或有拒债、受寄不还，或行诳谄矫诈而取，或现怖畏方便而取，或现威德而取彼物，或自劫盗，或复令他，如是一切皆不与取。”（卷第五十九）
故意亏损、侵占公家钱物，也是犯盗，如《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说：“有诸居士，应输估税而不输，至五钱者，犯不可悔。复有居士至关税处，语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持过者，违税五钱，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异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中可悔。”现今社会中偷税漏税、贪污公款、假公济私、偷工减料等都属于盗业。
如果捡到别人遗失的贵重财物而据为己有，乃至买东西时得到卖方多找回的钱而故意不还，也是犯盗，因为实际效果是违逆物主的心意而使物主钱财损失，例如《戒本疏行宗记》说：“【疏】与取而是盗，如俭（饥荒）分食，错得二饼等。【记】俭时，食有限量，错得不还，即成重盗。”受戒的人必须拾金不昧。
盗戒犯缘中的“举离本处”有多种表现形式。《备览》说：“盗戒成犯，虽约离处，然其离相不必物离，故以十门括示差别。……一、文书成辨离处，如律师非法判用僧物之类。……二、言教立者，《善见》：若盗心唱云：定是我地。地主生疑，中罪；（令地主起）决定失心者，重（重罪）。若共争园田，违理判与，违理判得，乃至口断多端，皆重。即如《四分》：若以言辞辩说，诳惑而取，皆重。……三、移标相者(谓量地)，《善见》：标一举时，中罪；举二标时，重；乃至得一发一麦（地），皆重。地深无价。绳弹亦尔。……四、堕筹者，《四分》：盗隐记数筹、分物筹，致令欠少也。……五、异色者，《十诵》、《萨婆多》云：毡褥氍毹上有树枝叶花，今从树叶上盗牵至树花上，犯重，谓异本色故。或如借他衣钵，非理用损，减他五钱，亦结重罪。律云：若坏色故。……六、转齿者，如《十诵》：樗蒲移棋子等。……七、离处明不离处，如《僧祇》：盗他牛马，未作得想，虽举四足，不成重罪。……八、不离处明离处，如《善见》：空静处盗，决得无疑，如掷杖空中，必无不下，故动即成重。……《善见》：得心已决，微动即犯，不待离处。……九、无离处辨离处，如《四分》：盗他田宅、攻击破村、烧埋坏色，皆犯重等。……十、杂明离处，如空中吹物盗鸟、曲弋、断流水注等，并不具述，广如本疏。……然盗戒相隐，极难分了，若广张体貌，徒盈卷轴，至于披捡取悟必繁，故略列犯缘，粗知梗概，意存省事知足。”
[2]盗戒轻重
盗人重物（五钱或五钱以上的财物），犯上品罪；盗非人重物（供奉鬼、神的重物），犯中品罪；盗动物的重物，犯下品罪，但如果动物的物品是有人主的，则结上品罪。
盗人轻物，四钱是中品罪，三钱以下是下品罪。
想盗他人重物，动了身口，没有“举离本处”，得中品罪；只有谋虑，没动身口，得下品罪。
就劫盗的业道罪的轻重，《瑜伽师地论》说：“若多劫盗，名重不与取。如是若劫盗妙好、劫盗委信、劫盗孤贫、劫盗佛法出家之众，若入聚落而行劫盗，劫盗有学、或阿罗汉、或诸独觉、或复僧祇、或佛灵庙所有财物，如是一切由其事故，名重不与取”（卷第六十）
[3]盗戒开缘
如果真实无盗心，那么虽然取用，不犯盗戒，如《备览》说：“与想取、己有想、粪扫（弃物）想、暂取想、亲厚意者，皆无犯。律中具七法名亲厚：一、难作能作；二、难与能与；三、难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舍；七、贫贱不轻。”
对开缘条件，不能轻率蒙混、自欺欺人，如《备览》说：“贪染积深，触物起念，粗心不觉，岂识邪缘？不体妄情，终罹罪网。实德尚当未免，庸流没在其中。凡在同心，弥须励志！”
如果盗取他人重物，很快后悔而归还，这仍然有上品的犯戒罪，因为在举离本处的一刹那，就具足了盗戒犯缘，但归还后，没有了偷盗的业道罪，如《优婆塞戒经》说：“若欲偷金，取时得银，出外识已，还置本处，是人不得偷盗之罪。若欲偷金，得已，即念无常之想，心生悔恨，欲还本主，而复畏之，设余方便还所偷物，虽离本处，不得偷罪。奴仆财产先悉生意与主同共，后生贪想，辄取主物，取已生疑，而便藏避，复思是物同共无异，虽离本处，不得偷罪。”
（2）果报
《优婆塞戒经》说：“若人乐偷，是人亦得恶色、恶力、恶名、短命……他人失物，于己生疑，虽亲附人，人不见信，常为贤圣之所呵责，是名现在恶业之果。舍此身已，堕于地狱，受得恶色、恶力、恶名、饥渴、苦恼、寿命长远，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贫于财物，虽得随失，不为父母、兄弟、妻子之所爱念，身常受苦，心怀愁恼。”（卷第三）《瑜伽师地论》说：“若器世间众果鲜少，果不滋长，果多朽坏，果不贞实，多无雨泽，诸果干枯，或全无果，如是一切，名不与取增上果。”（卷第六十）
《十善业道经》说：“若离偷盗，即得十种可保信法。何等为十？一者、资财盈积，王、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散灭；二、多人爱念；三、人不欺负；四、十方赞美；五、不忧损害；六、善名流布；七、处众无畏；八、财、命、色力、安乐、辩才具足无缺；九、常怀施意；十、命终生天。是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
【黄册与鱼鳞图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施的人口普查和土地登记制度】元末明初，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经过二十几年的战乱，当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时，元代的户口、土地簙籍所存无几，即使是保留下来的，也因人口的死亡迁徙、土地的荒芜和产权的转移，使实际的情况和登记的户籍不相符合。
为了有效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明朝政府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全国户口的总清册——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令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别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
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即为成丁，成丁就必须服役，至60岁才能免役。
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政府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
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均休息。应役之年叫“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做“排年”。
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的则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
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的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注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地产业等。
其中，里中有孤寡之人不能应役，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
黄册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至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留于本州县，一份上缴到府。
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至布政司，各布政司最终汇缴到朝廷里的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给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记录全国总人口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就收藏于后湖（即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中。
朱元璋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的档案室，用来储藏黄册及其他重要的档案文件。
朱元璋大概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
即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了后湖，明朝二百多年中历次登记的黄册都送到这里来保管。
黄册即是明朝政府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有了它，明朝便熟悉了全国的人口总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情况，凭借黄册，便可向黄册名册中的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
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变化，朱元璋还规定每10年就调查一次户口，并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鱼鳞图册，又是一种与黄册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册籍。
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
在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
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即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明朝的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明朝初期，这两册制度在朱元璋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下来，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上主管册务的官吏就开始贪污舞弊，豪强地主也隐瞒户口及土地。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下了4292310顷，土地面积居然能缩水一半多。
人口的隐漏程度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黄册上登记的人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人。
经过了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到了明朝后期，黄册更是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样。
这样，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成百成千地出现。因此，明朝晚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清朝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亡于崇祯十七年）。
为了有效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明朝政府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全国户口的总清册——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令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别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
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即为成丁，成丁就必须服役，至60岁才能免役。
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政府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
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均休息。应役之年叫“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做“排年”。
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的则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
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的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注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地产业等。
其中，里中有孤寡之人不能应役，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
黄册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至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留于本州县，一份上缴到府。
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至布政司，各布政司最终汇缴到朝廷里的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给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记录全国总人口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就收藏于后湖（即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中。
朱元璋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的档案室，用来储藏黄册及其他重要的档案文件。
朱元璋大概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
即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了后湖，明朝二百多年中历次登记的黄册都送到这里来保管。
黄册即是明朝政府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有了它，明朝便熟悉了全国的人口总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情况，凭借黄册，便可向黄册名册中的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
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变化，朱元璋还规定每10年就调查一次户口，并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鱼鳞图册，又是一种与黄册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册籍。
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
在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
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即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明朝的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明朝初期，这两册制度在朱元璋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下来，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上主管册务的官吏就开始贪污舞弊，豪强地主也隐瞒户口及土地。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下了4292310顷，土地面积居然能缩水一半多。
人口的隐漏程度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黄册上登记的人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人。
经过了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到了明朝后期，黄册更是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样。
这样，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成百成千地出现。因此，明朝晚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清朝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亡于崇祯十七年）。
#读史知天下# 【黄册与鱼鳞图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施的人口普查和土地登记制度】元末明初，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经过二十几年的战乱，当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时，元代的户口、土地簙籍所存无几，即使是保留下来的，也因人口的死亡迁徙、土地的荒芜和产权的转移，使实际的情况和登记的户籍不相符合。
为了有效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明朝政府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全国户口的总清册——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令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别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
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即为成丁，成丁就必须服役，至60岁才能免役。
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政府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
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均休息。应役之年叫“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做“排年”。
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的则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
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的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注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地产业等。
其中，里中有孤寡之人不能应役，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
黄册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至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留于本州县，一份上缴到府。
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至布政司，各布政司最终汇缴到朝廷里的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给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记录全国总人口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就收藏于后湖（即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中。
朱元璋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的档案室，用来储藏黄册及其他重要的档案文件。
朱元璋大概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
即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了后湖，明朝二百多年中历次登记的黄册都送到这里来保管。
黄册即是明朝政府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有了它，明朝便熟悉了全国的人口总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情况，凭借黄册，便可向黄册名册中的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
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变化，朱元璋还规定每10年就调查一次户口，并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鱼鳞图册，又是一种与黄册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册籍。
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
在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
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即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明朝的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明朝初期，这两册制度在朱元璋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下来，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上主管册务的官吏就开始贪污舞弊，豪强地主也隐瞒户口及土地。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下了4292310顷，土地面积居然能缩水一半多。
人口的隐漏程度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黄册上登记的人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人。
经过了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到了明朝后期，黄册更是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样。
这样，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成百成千地出现。因此，明朝晚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清朝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亡于崇祯十七年）。
为了有效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明朝政府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全国户口的总清册——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令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别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
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即为成丁，成丁就必须服役，至60岁才能免役。
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政府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
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均休息。应役之年叫“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做“排年”。
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的则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
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的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注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地产业等。
其中，里中有孤寡之人不能应役，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
黄册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至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留于本州县，一份上缴到府。
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至布政司，各布政司最终汇缴到朝廷里的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给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记录全国总人口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就收藏于后湖（即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中。
朱元璋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的档案室，用来储藏黄册及其他重要的档案文件。
朱元璋大概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
即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了后湖，明朝二百多年中历次登记的黄册都送到这里来保管。
黄册即是明朝政府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有了它，明朝便熟悉了全国的人口总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情况，凭借黄册，便可向黄册名册中的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
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变化，朱元璋还规定每10年就调查一次户口，并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鱼鳞图册，又是一种与黄册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册籍。
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
在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
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即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明朝的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明朝初期，这两册制度在朱元璋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下来，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上主管册务的官吏就开始贪污舞弊，豪强地主也隐瞒户口及土地。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下了4292310顷，土地面积居然能缩水一半多。
人口的隐漏程度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黄册上登记的人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人。
经过了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到了明朝后期，黄册更是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样。
这样，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成百成千地出现。因此，明朝晚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清朝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亡于崇祯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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