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至，防线不松劲！枕戈待旦事不过夜，上海以精准防疫构筑坚强屏障】#黄浦播报#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在上海，为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由各级医院共筑的“监测哨”再度升级：近一个月，在位于闵行浦江镇的仁济医院南院、位于嘉定新城的瑞金医院北部院区里，全新建设的标准化发热门诊相继建成投用。遍布全市的127家发热门诊、225家发热哨点诊室进一步织密监测网、收紧防疫线。
“我们收得紧一点，让老百姓的生活能更常态化。”正如一名医院院长所言，这“一松一紧”的把握，恰是上海花大力气做的一件事——枕戈待旦，事不过夜！
战“疫”以来，上海持续在精准处置上下功夫，紧盯入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门、监测哨等关键点关节点，持续优化防控措施，与病毒赛跑不分昼夜。
“如履薄冰”高度警惕
严守“从国门到家门”管控闭环
9月18日，是徐汇区枫林街道新惠宾馆集中观察点连续运行600天的日子。600个日夜，近两年时光，驻守于此的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与区疾控、社区工作者等共同努力，在此累计接收了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隔离人员3400余人次。
作为徐汇区连续运营时间最长的集中隔离点，驻守医护人员严守“从国门到家门”的管控闭环，为守好城市第一道关卡发挥重要作用。
这600个日夜，也是这座城市“外防输入”工作的生动缩影。作为国际航空枢纽，浦东机场承担了全国机场约50%的国际货邮吞吐量、全国近1/3的出入境航班与客流。不少网友感叹，“浦东机场太不容易了”，疫情以来，上海经历的硬仗可谓一场接一场。
浦东机场是守卫上海城市安全重要的“入城口”。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介绍，在防范境外输入的工作上，上海始终坚持“人、物同防”“联防联控”等工作原则。上海会同海关、边检、民航、海事等部门，形成口岸通关、入境人员转运、隔离管理“三个工作闭环”，环环相扣，逐环交棒。
“我们还组织编制了上海机场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管理要求、防控的消毒和个人防护的指引，以及应急处置等方案。”邬惊雷说，上海作为重要口岸城市，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惕性，从严、从紧、从实、从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四早”要求。
发热防线持续升级
医疗救治构筑“生命屏障”
位于嘉定新城的瑞金医院北部院区，9月1日正式启用全新的发热门诊综合楼。
在这里，升级后的硬件环境高于国家标准，院感流程指令清晰。作为嘉定地区唯一开设发热门诊的三级医院，瑞金北院承担了疑似病例筛查、隔离点人员救治等重要工作。新发热门诊投运，使医院能更好担起“监测哨”的重任。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人口众多，遍布全市的127家发热门诊、225家发热哨点诊室作为前锋“监测哨”，在软硬件上不断升级，“加强版”发热门诊竞相出现。
此前的8月16日，闵行浦江镇的仁济医院南院里，新发热门诊拔地而起、建成启用。就在两天后，这里就迎来第一场“硬仗”。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江月路院区进行“闭环管理”时，一名血透病人由专用救护车从该院转运至马路对面的仁济医院南院新发热门诊的隔离病房，接受床边血透。
在医疗救治方面，上海自新冠疫情之初，就将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作为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在市卫生健康委、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始终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科学组织、科学救治。
与此同时，本市集中全市优势医疗资源，抽调市级医院急诊、重症医学、感染科、呼吸科、中医、心理科等学科的骨干组成医疗队，支援市公卫中心；顶尖重症医学专家“整建制”进驻市公卫中心，负责全部危重、重症患者的“床边救治”；全市专家组咨询会诊制度同步建立，为新冠患者筑起一道道“生命守护屏障”。
随着经验的积累，上海专家组发表了《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为全国乃至全球新冠肺炎救治提供了“上海经验”。
疾控追踪“十万火急”
科技战疫织就最强防线
“你永远可以相信上海的速度！”8月，面对疫情，网友的这句话一度刷屏。
8月2日晚，上海报告1例本地新冠病例，相关小区、医院封闭，浦东机场连夜核酸检测，截至8月3日9时，全市已排查到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8月4日又通报，67名密接、377名密接的密接，以及68517名筛查对象，585件物品和环境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查明确诊病例感染源、感染毒株种类，是否与近期国内多地本土疫情相关等关键问题。
对此，不少网友为上海的“快速”“公开”点赞。
上海速度从何而来？是有人“熬”出来的！
上海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科姜晨彦至今记得8月疫情来袭时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市区两级疾控同步投入排查工作。排查到底有多快？市疾控“追踪办”工作人员管至伟告诉记者，就一个词：“越快越好！”
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用“十万火急”形容这项以小时计的工作，“一旦发生疫情，会马上结合相关部门提供的大数据信息以最快速度进行溯源排摸，排摸得越快，人越早确定下来，可以最大程度缩小其影响和涉及的范围。”
吴凡同时谈到，上海能坚持到今天，科学精准防疫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的“精准”指的就是对密接、密接的密接等人员的确定是“多一个不要，少一个不行”，通过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流调，第一时间的检测筛查，第一时间的管控，在与病毒赛跑中，把病毒扩散传播风险降到最低，最大程度保障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安全。
当然，这背后，人防、技防缺一不可！
当前，全市共有156家核酸检测机构，日检测能力单人单管近80万份/天。截至9月15日20时，全市18岁以上人群累计接种4031.38万剂，2001.9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占本市18岁以上人群的90.6%；12-17岁人群累计接种74.36万剂，累计接种62.34万人。
“科技战疫”叠加“科普战疫”，市民素养不断提升，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不扎堆等防疫口诀为2400万市民穿上了无形的“防护服
“我们收得紧一点，让老百姓的生活能更常态化。”正如一名医院院长所言，这“一松一紧”的把握，恰是上海花大力气做的一件事——枕戈待旦，事不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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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履薄冰”高度警惕
严守“从国门到家门”管控闭环
9月18日，是徐汇区枫林街道新惠宾馆集中观察点连续运行600天的日子。600个日夜，近两年时光，驻守于此的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与区疾控、社区工作者等共同努力，在此累计接收了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隔离人员3400余人次。
作为徐汇区连续运营时间最长的集中隔离点，驻守医护人员严守“从国门到家门”的管控闭环，为守好城市第一道关卡发挥重要作用。
这600个日夜，也是这座城市“外防输入”工作的生动缩影。作为国际航空枢纽，浦东机场承担了全国机场约50%的国际货邮吞吐量、全国近1/3的出入境航班与客流。不少网友感叹，“浦东机场太不容易了”，疫情以来，上海经历的硬仗可谓一场接一场。
浦东机场是守卫上海城市安全重要的“入城口”。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介绍，在防范境外输入的工作上，上海始终坚持“人、物同防”“联防联控”等工作原则。上海会同海关、边检、民航、海事等部门，形成口岸通关、入境人员转运、隔离管理“三个工作闭环”，环环相扣，逐环交棒。
“我们还组织编制了上海机场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管理要求、防控的消毒和个人防护的指引，以及应急处置等方案。”邬惊雷说，上海作为重要口岸城市，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惕性，从严、从紧、从实、从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四早”要求。
发热防线持续升级
医疗救治构筑“生命屏障”
位于嘉定新城的瑞金医院北部院区，9月1日正式启用全新的发热门诊综合楼。
在这里，升级后的硬件环境高于国家标准，院感流程指令清晰。作为嘉定地区唯一开设发热门诊的三级医院，瑞金北院承担了疑似病例筛查、隔离点人员救治等重要工作。新发热门诊投运，使医院能更好担起“监测哨”的重任。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人口众多，遍布全市的127家发热门诊、225家发热哨点诊室作为前锋“监测哨”，在软硬件上不断升级，“加强版”发热门诊竞相出现。
此前的8月16日，闵行浦江镇的仁济医院南院里，新发热门诊拔地而起、建成启用。就在两天后，这里就迎来第一场“硬仗”。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江月路院区进行“闭环管理”时，一名血透病人由专用救护车从该院转运至马路对面的仁济医院南院新发热门诊的隔离病房，接受床边血透。
在医疗救治方面，上海自新冠疫情之初，就将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作为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在市卫生健康委、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始终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科学组织、科学救治。
与此同时，本市集中全市优势医疗资源，抽调市级医院急诊、重症医学、感染科、呼吸科、中医、心理科等学科的骨干组成医疗队，支援市公卫中心；顶尖重症医学专家“整建制”进驻市公卫中心，负责全部危重、重症患者的“床边救治”；全市专家组咨询会诊制度同步建立，为新冠患者筑起一道道“生命守护屏障”。
随着经验的积累，上海专家组发表了《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为全国乃至全球新冠肺炎救治提供了“上海经验”。
疾控追踪“十万火急”
科技战疫织就最强防线
“你永远可以相信上海的速度！”8月，面对疫情，网友的这句话一度刷屏。
8月2日晚，上海报告1例本地新冠病例，相关小区、医院封闭，浦东机场连夜核酸检测，截至8月3日9时，全市已排查到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8月4日又通报，67名密接、377名密接的密接，以及68517名筛查对象，585件物品和环境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查明确诊病例感染源、感染毒株种类，是否与近期国内多地本土疫情相关等关键问题。
对此，不少网友为上海的“快速”“公开”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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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科姜晨彦至今记得8月疫情来袭时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市区两级疾控同步投入排查工作。排查到底有多快？市疾控“追踪办”工作人员管至伟告诉记者，就一个词：“越快越好！”
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用“十万火急”形容这项以小时计的工作，“一旦发生疫情，会马上结合相关部门提供的大数据信息以最快速度进行溯源排摸，排摸得越快，人越早确定下来，可以最大程度缩小其影响和涉及的范围。”
吴凡同时谈到，上海能坚持到今天，科学精准防疫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的“精准”指的就是对密接、密接的密接等人员的确定是“多一个不要，少一个不行”，通过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流调，第一时间的检测筛查，第一时间的管控，在与病毒赛跑中，把病毒扩散传播风险降到最低，最大程度保障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安全。
当然，这背后，人防、技防缺一不可！
当前，全市共有156家核酸检测机构，日检测能力单人单管近80万份/天。截至9月15日20时，全市18岁以上人群累计接种4031.38万剂，2001.9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占本市18岁以上人群的90.6%；12-17岁人群累计接种74.36万剂，累计接种62.34万人。
“科技战疫”叠加“科普战疫”，市民素养不断提升，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不扎堆等防疫口诀为2400万市民穿上了无形的“防护服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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