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孟子·滕文公下》这篇千古名句，调子起的很高，句句亏聋发聩，但是句句都逆着人性中的天性。
要不然做圣人难；说圣人的话容易，知行合一，说到做到却不容易。
好久不见，今天与大家见一见，聊聊一些生活中的杂感。
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已经能通过变魔术，教跆拳道赚钱，虽然比不了富二代，但是自给自足还是足矣的。
那时候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明明家庭条件不差，到了申请贫困生补助时，热忱而真挚的去抢名额的同学。他们抢到了名额，无非不过蹦两次迪，买几双鞋。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穷困的学生，那可能真的是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但是申请补助，这个标准怎么衡量呢？这里面就要看批补助，和提交申请补助的那些老师怎么操作了。
所以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
一件小事所体现出的人情社会的不公，早已映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很多事，我不敢讲，看到了也不敢说，脏的令人心里难受，但是说出来不仅不会对好人，弱小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增大对他们的生活压力。
含蓄的讲，某社会组织，归某局管。该社会组织有一大半时间是搞社会慈善的。
但是某局里的重要职位的人，明知道这组织清汤寡水，维持困难。
但是依然会过来拉下脸借钱。所谓借钱，借条都没有，还不还全看你敢不敢去要。
近来的电视剧里，无论哪个女主或者男主，都凭着一腔热血干着爽天爽地的事。但是现实中，有人借钱，靠的不是脸，是权。借出去的钱是面子，面子收回来就是打了人的脸。
打了人家的脸，权利想收拾人，你可以吵，你可以闹，但是你绝对正事也办不了，事倍功无。
话说到这，视角转一下。
前几天在拳馆楼下和一个练拳的年轻人聊天，99年出生。戴着劳力士，开着宝马五系。
他是穿制服的人，从收入上置办不了这些行头，从职务来说，做生意是绝不允许的。但是人家就滔滔不绝的和我说，要花一百万再买个酷路泽，还说经常坐飞机去南京某车行看车。对于哪个车行有多少辆劳斯莱斯，如数家珍。
他说他母亲是公立医院的医生，父亲也是某某职务。家里有钱花不完啊。
医生收入再高能多高，父亲就算是某职务收入加奖金也是有数的。最终不过是有手段得到钱，不敢花。辛辛苦苦一辈子，孩子想考到某单位就考到某单位，想买什么表买什么表，想换什么车就换什么车。
上一个故事衔接这一个故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家庭，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我但愿这是个例。
贪心是不分身份的，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贪心，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贪心。
中午我在一家很普通的面馆吃饭，我看到两个干着很辛苦工作的底层工人，把免费的四样小菜盛了六个盘子。四个盘子装满了四样小菜，两个盘子是重复的小菜，但是虽然菜品重复，他们又用醋和辣椒酱重新调味拌匀了一下。
两个人点了两碗面，但是能吃六盘菜，弄瓶小白酒，也吃的美滋滋的。
这时候来了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看到那两个工人的吃的很香。于是点了一碗面带走，从兜里掏出塑料袋，狠狠的把半盆小菜都装进塑料袋。
从头到尾，我都在看着他们陶醉而享受的表情，面庞布满风霜，但是眼神却充满精明干练。只有老板面无表情，但是却总感觉咬着牙，皮笑肉不笑的应和着他们。
某烧烤店老板，在唐山事件的时候大发雷霆，朋友圈里发了自己摆拍的见义勇为的段子，还在自己烧烤店上挂横幅，阐明自己愿意挺身而出救助弱小的立场。
可是我知道他当年也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校园霸凌的跟班，不仅如此，后来在十年前还参与过拆迁赶钉子户的团伙，当年他炫耀自己一棍子下去给人家怎么干倒被大哥夸奖能干的时候，也是洋洋得意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为了利益，对毫不认识的陌生人释放最大的恶意，暴力，这样的人我是不敢交往的。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交流，但是他这两年为了宣传他的店铺，为了弄点流量，也是煞费苦心。
正义这事，被他喊破了嗓子，喊上了天际，喊红了脸，又喊白了脸，喊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正义，感动常喊常有。
跟风的正义，不是正义。欺善怕恶的正义，不是正义。为了表现自己获取利益而主张的利益，也不是正义。
但是历史上人类哪一次大规模的互相倾轧，战争，不都是两帮打着正义旗号的人，以你死我活的姿态争出一个话语权吗？
活着的人可以有最终解释权，死了的人只能归于永久的沉默。
我生性不喜斗争，但是又愿意做一点点事情，做的事情多了，看的事情也多了。很多人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事情和书本里教的也不一样，很多说着好听话的人做事不一定有那么体面。
我曾经也有过很长时间的抑郁，做好事很难，阻力很大。随波逐流简单，讲几句解恨的话也容易。
但是人活一世，不就是为了个心安理得吗。
如果你看到黑暗，不必把自己沉没于深渊。要相信有光，身体会随着万物腐朽，而灵魂终将朝光明奔赴而去。
《孟子·滕文公下》这篇千古名句，调子起的很高，句句亏聋发聩，但是句句都逆着人性中的天性。
要不然做圣人难；说圣人的话容易，知行合一，说到做到却不容易。
好久不见，今天与大家见一见，聊聊一些生活中的杂感。
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已经能通过变魔术，教跆拳道赚钱，虽然比不了富二代，但是自给自足还是足矣的。
那时候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明明家庭条件不差，到了申请贫困生补助时，热忱而真挚的去抢名额的同学。他们抢到了名额，无非不过蹦两次迪，买几双鞋。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穷困的学生，那可能真的是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但是申请补助，这个标准怎么衡量呢？这里面就要看批补助，和提交申请补助的那些老师怎么操作了。
所以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
一件小事所体现出的人情社会的不公，早已映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很多事，我不敢讲，看到了也不敢说，脏的令人心里难受，但是说出来不仅不会对好人，弱小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增大对他们的生活压力。
含蓄的讲，某社会组织，归某局管。该社会组织有一大半时间是搞社会慈善的。
但是某局里的重要职位的人，明知道这组织清汤寡水，维持困难。
但是依然会过来拉下脸借钱。所谓借钱，借条都没有，还不还全看你敢不敢去要。
近来的电视剧里，无论哪个女主或者男主，都凭着一腔热血干着爽天爽地的事。但是现实中，有人借钱，靠的不是脸，是权。借出去的钱是面子，面子收回来就是打了人的脸。
打了人家的脸，权利想收拾人，你可以吵，你可以闹，但是你绝对正事也办不了，事倍功无。
话说到这，视角转一下。
前几天在拳馆楼下和一个练拳的年轻人聊天，99年出生。戴着劳力士，开着宝马五系。
他是穿制服的人，从收入上置办不了这些行头，从职务来说，做生意是绝不允许的。但是人家就滔滔不绝的和我说，要花一百万再买个酷路泽，还说经常坐飞机去南京某车行看车。对于哪个车行有多少辆劳斯莱斯，如数家珍。
他说他母亲是公立医院的医生，父亲也是某某职务。家里有钱花不完啊。
医生收入再高能多高，父亲就算是某职务收入加奖金也是有数的。最终不过是有手段得到钱，不敢花。辛辛苦苦一辈子，孩子想考到某单位就考到某单位，想买什么表买什么表，想换什么车就换什么车。
上一个故事衔接这一个故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家庭，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我但愿这是个例。
贪心是不分身份的，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贪心，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贪心。
中午我在一家很普通的面馆吃饭，我看到两个干着很辛苦工作的底层工人，把免费的四样小菜盛了六个盘子。四个盘子装满了四样小菜，两个盘子是重复的小菜，但是虽然菜品重复，他们又用醋和辣椒酱重新调味拌匀了一下。
两个人点了两碗面，但是能吃六盘菜，弄瓶小白酒，也吃的美滋滋的。
这时候来了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看到那两个工人的吃的很香。于是点了一碗面带走，从兜里掏出塑料袋，狠狠的把半盆小菜都装进塑料袋。
从头到尾，我都在看着他们陶醉而享受的表情，面庞布满风霜，但是眼神却充满精明干练。只有老板面无表情，但是却总感觉咬着牙，皮笑肉不笑的应和着他们。
某烧烤店老板，在唐山事件的时候大发雷霆，朋友圈里发了自己摆拍的见义勇为的段子，还在自己烧烤店上挂横幅，阐明自己愿意挺身而出救助弱小的立场。
可是我知道他当年也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校园霸凌的跟班，不仅如此，后来在十年前还参与过拆迁赶钉子户的团伙，当年他炫耀自己一棍子下去给人家怎么干倒被大哥夸奖能干的时候，也是洋洋得意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为了利益，对毫不认识的陌生人释放最大的恶意，暴力，这样的人我是不敢交往的。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交流，但是他这两年为了宣传他的店铺，为了弄点流量，也是煞费苦心。
正义这事，被他喊破了嗓子，喊上了天际，喊红了脸，又喊白了脸，喊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正义，感动常喊常有。
跟风的正义，不是正义。欺善怕恶的正义，不是正义。为了表现自己获取利益而主张的利益，也不是正义。
但是历史上人类哪一次大规模的互相倾轧，战争，不都是两帮打着正义旗号的人，以你死我活的姿态争出一个话语权吗？
活着的人可以有最终解释权，死了的人只能归于永久的沉默。
我生性不喜斗争，但是又愿意做一点点事情，做的事情多了，看的事情也多了。很多人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事情和书本里教的也不一样，很多说着好听话的人做事不一定有那么体面。
我曾经也有过很长时间的抑郁，做好事很难，阻力很大。随波逐流简单，讲几句解恨的话也容易。
但是人活一世，不就是为了个心安理得吗。
如果你看到黑暗，不必把自己沉没于深渊。要相信有光，身体会随着万物腐朽，而灵魂终将朝光明奔赴而去。
1967年4月，美军派大批战机猛攻越南，不料战机突然朝广西扑来，我军立刻将其击落，美军不甘失败，8天内竟连续3次侵入领空挑战。
1967年4月24日，美军一口气出动大群舰载机，浩浩荡荡地从海上往越南北部飞去，他们的作战任务是，摧毁当地的军事目标与交通要道，然而当美军打得正酣时，却有两架F-4B出人意料地脱离战场，不顾一切地往广西境内扑来，看来美军“搞小动作”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军可不会惯着他们。
事实上，我们的地面雷达，早就发现了那两架肆无忌惮的美军战机，为了将它们一举歼灭，我军故意按兵不动。等到F-4B完全进入高射炮的打击范围，早已严阵以待的高炮第10师30团，毫不犹豫地猛烈开火，瞬间将其中一架美军战机凌空摧毁。
另一架F-4B见同伴被伏击，意识到大事不好，不假思索地掉头逃窜。这里可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既然有胆子侵入我国领空，何不留下来激战一番，看看到底谁的战斗力更胜一筹。当然了，事已至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放这架美军战机离开，正在附近警戒的4架歼-5立刻疾驰而来。
为了防止被美军的机载雷达探测到，4架歼-5采用“大角度”飞行的方式接近F-4B，等到美军飞行员察觉为时已晚。F-4B为了减轻重量，以便更快地逃离此地，不假思索地扔掉了副油箱，不过事实证明这并没什么用，美军飞行员很快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被4架歼-5包围了。
理论上，无论在飞行速度，还是在机载雷达等设备方面，F-4B都远远优于歼-5，考虑到此时距离边境并不远，似乎只要全速前进，这架F-4B就能很快逃出生天，因此美军飞行员依然信心十足，见到歼-5包围过来，他不想着迅速离开，反而突然减速，并上升转弯。
这是打算等歼-5冲到前面，他再从背后发射导弹攻击，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如此狂妄，美军真的是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宋义民等歼-5飞行员，一眼就看穿了美军的阴谋，立刻同步减速并紧随其后。直到此时，美军才意识到自己碰见了高手，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摆脱追击。
但是无论他突然减速上升，还是猛地加速前进，或者采用蛇形飞行方式，始终无济于事，宋义民就像猫捉老鼠一样，驾驶着歼-5紧紧地咬住F-4B不放。与此同时，地面指挥员传来了“果断击落敌机”的命令，宋义民很清楚，绝不能让敌机逃出国门，否则再想摧毁它就变得十分麻烦了。
当双方相距不到一公里时，其中一架歼-5毫不犹豫地开火了，美军飞行员被猛烈的炮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不顾一切地朝右边逃遁，不料宋义民早已在右边等候，然而美军飞行员自信地认为，只要自己胆子够大冲击够狠，一定可以逼迫宋义民让出一条通道，从而趁机逃之夭夭。
他没想到的是，宋义民为了国家利益与军人荣誉，为了沉重打击美军，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见到F-4B直冲过来，宋义民毫不犹豫地加速迎上去，他已经做好了跟美军战机同归于尽的准备，就在两机即将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美军飞行员实在扛不住了，只能竭尽全力进行躲避。
他原本只是虚张声势，没想到宋义民竟然毫无惧色，美军飞行员不敢再耽搁下去，他试图利用起伏的山岚做掩护，快速逃离此地。然而宋义民怎么可能给他逃出生天的机会，当F-4B相距不到四百米时，宋义民迅速调整战机姿势，并很快占据了最佳的攻击位置。
只见密如飞蝗的炮弹疾驰而去，这架F-4B的尾部当场开花，一股黑烟腾空而起。虽然F-4B遭受重创，但是还能勉强往前飞行，由于此处距离边境不到两分钟路程，美军飞行员怀着侥幸心理，想方设法往前飞去，他认为只要离开我国领空就能安全，为了减轻重量跑得更快，甚至将F-4B的导弹与挂架都给扔了。
然而4架歼-5根本不给他任何突围的机会，随着战士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美军飞行员被老老实实地夹在中间，瞬间成了瓮中之鳖，还未等他想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宋义民再度占据最佳的攻击位置，并毫不犹豫地猛烈射击，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这架F-4B犹如一颗熊熊燃烧的陨石一般，很快坠入大海之中。
至此，在我军战士的坚决打击下，两架入侵领空的美军F-4B被彻底摧毁，宋义民等战士获记一等功。但是美军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为了刺探我方的军事部署，五天后，他们竟然悄无声息地派出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结果照例被我军成功击落。虽然美军两次出击均铩羽而归，不过他们依然不愿认输。
两天后，美军又派遣两架A-4B“天鹰”战机，大摇大摆地侵入我国领空，毫无悬念地被我军就地摧毁。想不到短短8天内，美军竟然向我方连续挑衅了3次，不料全是自投罗网，而我军三战三捷。经过这三次一边倒的较量，美军终于意识到我军的空战实力不可小觑，之后很是老实了好一阵子。
我们能够享受岁月静好的太平生活，并非因为敌人仁慈，而是有一群英勇的战士，一直在无怨无悔地守卫着这个国家，保护着我们。只要敌军胆敢踏足我们的领空一步，战士们将会义无反顾地将其彻底摧毁，致敬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1967年4月24日，美军一口气出动大群舰载机，浩浩荡荡地从海上往越南北部飞去，他们的作战任务是，摧毁当地的军事目标与交通要道，然而当美军打得正酣时，却有两架F-4B出人意料地脱离战场，不顾一切地往广西境内扑来，看来美军“搞小动作”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军可不会惯着他们。
事实上，我们的地面雷达，早就发现了那两架肆无忌惮的美军战机，为了将它们一举歼灭，我军故意按兵不动。等到F-4B完全进入高射炮的打击范围，早已严阵以待的高炮第10师30团，毫不犹豫地猛烈开火，瞬间将其中一架美军战机凌空摧毁。
另一架F-4B见同伴被伏击，意识到大事不好，不假思索地掉头逃窜。这里可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既然有胆子侵入我国领空，何不留下来激战一番，看看到底谁的战斗力更胜一筹。当然了，事已至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放这架美军战机离开，正在附近警戒的4架歼-5立刻疾驰而来。
为了防止被美军的机载雷达探测到，4架歼-5采用“大角度”飞行的方式接近F-4B，等到美军飞行员察觉为时已晚。F-4B为了减轻重量，以便更快地逃离此地，不假思索地扔掉了副油箱，不过事实证明这并没什么用，美军飞行员很快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被4架歼-5包围了。
理论上，无论在飞行速度，还是在机载雷达等设备方面，F-4B都远远优于歼-5，考虑到此时距离边境并不远，似乎只要全速前进，这架F-4B就能很快逃出生天，因此美军飞行员依然信心十足，见到歼-5包围过来，他不想着迅速离开，反而突然减速，并上升转弯。
这是打算等歼-5冲到前面，他再从背后发射导弹攻击，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如此狂妄，美军真的是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宋义民等歼-5飞行员，一眼就看穿了美军的阴谋，立刻同步减速并紧随其后。直到此时，美军才意识到自己碰见了高手，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摆脱追击。
但是无论他突然减速上升，还是猛地加速前进，或者采用蛇形飞行方式，始终无济于事，宋义民就像猫捉老鼠一样，驾驶着歼-5紧紧地咬住F-4B不放。与此同时，地面指挥员传来了“果断击落敌机”的命令，宋义民很清楚，绝不能让敌机逃出国门，否则再想摧毁它就变得十分麻烦了。
当双方相距不到一公里时，其中一架歼-5毫不犹豫地开火了，美军飞行员被猛烈的炮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不顾一切地朝右边逃遁，不料宋义民早已在右边等候，然而美军飞行员自信地认为，只要自己胆子够大冲击够狠，一定可以逼迫宋义民让出一条通道，从而趁机逃之夭夭。
他没想到的是，宋义民为了国家利益与军人荣誉，为了沉重打击美军，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见到F-4B直冲过来，宋义民毫不犹豫地加速迎上去，他已经做好了跟美军战机同归于尽的准备，就在两机即将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美军飞行员实在扛不住了，只能竭尽全力进行躲避。
他原本只是虚张声势，没想到宋义民竟然毫无惧色，美军飞行员不敢再耽搁下去，他试图利用起伏的山岚做掩护，快速逃离此地。然而宋义民怎么可能给他逃出生天的机会，当F-4B相距不到四百米时，宋义民迅速调整战机姿势，并很快占据了最佳的攻击位置。
只见密如飞蝗的炮弹疾驰而去，这架F-4B的尾部当场开花，一股黑烟腾空而起。虽然F-4B遭受重创，但是还能勉强往前飞行，由于此处距离边境不到两分钟路程，美军飞行员怀着侥幸心理，想方设法往前飞去，他认为只要离开我国领空就能安全，为了减轻重量跑得更快，甚至将F-4B的导弹与挂架都给扔了。
然而4架歼-5根本不给他任何突围的机会，随着战士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美军飞行员被老老实实地夹在中间，瞬间成了瓮中之鳖，还未等他想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宋义民再度占据最佳的攻击位置，并毫不犹豫地猛烈射击，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这架F-4B犹如一颗熊熊燃烧的陨石一般，很快坠入大海之中。
至此，在我军战士的坚决打击下，两架入侵领空的美军F-4B被彻底摧毁，宋义民等战士获记一等功。但是美军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为了刺探我方的军事部署，五天后，他们竟然悄无声息地派出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结果照例被我军成功击落。虽然美军两次出击均铩羽而归，不过他们依然不愿认输。
两天后，美军又派遣两架A-4B“天鹰”战机，大摇大摆地侵入我国领空，毫无悬念地被我军就地摧毁。想不到短短8天内，美军竟然向我方连续挑衅了3次，不料全是自投罗网，而我军三战三捷。经过这三次一边倒的较量，美军终于意识到我军的空战实力不可小觑，之后很是老实了好一阵子。
我们能够享受岁月静好的太平生活，并非因为敌人仁慈，而是有一群英勇的战士，一直在无怨无悔地守卫着这个国家，保护着我们。只要敌军胆敢踏足我们的领空一步，战士们将会义无反顾地将其彻底摧毁，致敬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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