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方式看报纸#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其中裸子植物约300种、被子植物约3.2万种。保护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其中，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天空体育记者巴尔扎吉--国米正在致力于比达尔的解约。关于什克里尼亚尔，预计大巴黎的报价可能会接近7000W欧元，以类似阿什拉夫方式完成转会。如果大巴黎认为什克里尼亚尔的合同在明年6月到期对自己有利，那他们就错了，因为国米已经为球员的续约做好了准备。
因此，如果大巴黎提出书面报价，交易就会完成。否则的话，国米就会完成与什克里尼亚尔的续约，也是因为球员在米兰感觉非常好。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国米不会出售什克里尼亚尔。不管怎样，什克里尼亚尔都不应该被视是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
大巴黎目前有很多冗员，也有FFP问题需要处理。但他们在上周五晚上了解到，想要得到什克里尼亚尔，报价必须接近7000W欧元。在双方下一次的联系之后，我们会知道什克里尼亚尔的转会是多少钱及如何来操作。当然，如果大巴黎正在一名球员身上下赌注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让这名球员逃脱。
因此，如果大巴黎提出书面报价，交易就会完成。否则的话，国米就会完成与什克里尼亚尔的续约，也是因为球员在米兰感觉非常好。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国米不会出售什克里尼亚尔。不管怎样，什克里尼亚尔都不应该被视是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
大巴黎目前有很多冗员，也有FFP问题需要处理。但他们在上周五晚上了解到，想要得到什克里尼亚尔，报价必须接近7000W欧元。在双方下一次的联系之后，我们会知道什克里尼亚尔的转会是多少钱及如何来操作。当然，如果大巴黎正在一名球员身上下赌注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让这名球员逃脱。
数字经济杂志｜林乐：区块链将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技术应用初探到各行业领域推广，区块链产业已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区块链产业未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要的行业课题。在此背景下，赛迪网、《数字经济》杂志联合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零数科技共同举办了区块链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专题论坛。来自赛迪研究院、零数科技的两位专家深入探讨了区块链产业将如何赋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
《数字经济》杂志 : 刘所长长期从事区块链领域战略研究和发展规划工作，您对当前区块链产业政策环境的判断是怎样的？林总自 2016 年开始创业，从金融业躬身入局区块链产业，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家，您的切身感受又是怎样的？
刘权 : 区块链的概念是自 2009 年开始出现的，一直以来国内对区块链的争议确实非常大，但是针对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个国家在政策上是高度趋同的，都是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推动区块链应用。近几年来，国家对区块链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政策资金上也很支持。
林乐 : 我从 2015 年开始接触区块链，到目前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这几年我们确实经历了整个行业从“寒冬”到“暖春”的过程。虽然从目前来看，整体的政策环境是非常积极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
《数字经济》杂志 :2020-2021 年间，各省相继发布指导政策，致力于促进区块链与产业融合，可以说，区块链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专家是如何理解区块链和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的？
林乐 : 我国数字经济的产值规模目前大概占到GDP总量的37%。未来，我们相信比重超过50%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GDP总量整体也在增长。我们认为区块链将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一，我们认为未来围绕数据的共享和交互，会成为数字经济整体发展的业务中台。所有的 IT 系统其实本质上都是数据共享的过程。因此区块链是数据共享和交互的基础设施，会成为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第二，我们认为未来数字资产会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和经济流转的基础之一。而基于区块链技术，业务可在同一条链上开展，结合一体化的支付清结算，可以大幅提升交易确认效率，从而大大提高整个资产流转的效率，进而进一步提升数字世界价值流通的效率。
第三，我们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很多的社会协作或是商业活动会搬到数字世界中来。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商业主体之间会在数字世界形成广泛的协作。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在数据的共享和交互、数字资产交易体系建设以及机制环境透明化建设等方面的应用，将深度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杂志 : 研究显示，近些年由于资本的投入和各地区政府的专项扶持政策，目前区块链产业已经达到 50 亿元的产值规模，两位如何看待未来区块链产业规模的发展趋势，区块链产业链条和产业结构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分布态势？
林乐 : 我们认为政务领域会成为区块链产业短期内爆发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帮助各个地方政府建设区块链基础设施了。同时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区块链产业链条的分工体系还不是特别明确，而海外区块链产业的整体分工已相对明确，拥有一套完整体系。但在未来，相信我国的区块链产业将逐渐呈现分化态势。
《数字经济》杂志 : 近期网信办联合18部委启动了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征集，并发布了首批入选的结果。区块链产业过去一直为人们所担忧的落地难问题，如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林总能否结合自身实践，分享关于区块链产业落地的心得体会？
林乐 : 刚才主持人提到 18 部委联合进行的首批国家区块链试点工作，我们正好跟威胜信息一起承担了能源板块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可信计量和绿色认证进行的综合能源管理。区块链结合物联网，让数据实时上链，且数据是可信的，同时可以把二氧化碳减排量的公式写成智能合约，从而透明地计算出二氧化碳减排量，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可信高效透明的认证过程。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是仅有的两家民营企业，其他都是央企，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回顾这几年的心得，首先对于内部来说，我们认为区块链的商业落地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展现，即便是海外的一些完整的区块链落地项目，也需要技术基础、经济基础还有治理机制，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
在国内，我们更多的是要求有技术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对场景的理解能力和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还要有商务和资源整合能力，共同去推动。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综合技术能力在区块链领域其实比较重要。
其次，在外部环境方面，我们认为区块链行业也遭遇了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是整体的认知和思想环境，因为思想模式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变。原来是一个单一的体系，现在是一个多中心化或者说去中心化的体系，一定会出现旧有的秩序格局或既得利益者跟新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范式冲突，会形成一些阻力。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整个行业当年有很多像 ICO 这种违法的事情出现，导致整个行业泥沙俱下，我们一直做股权融资的也会受到整个行业泥沙俱下的影响。因为区块链技术本身不仅是广义的技术，它有工具属性，也有生产关系属性，还有很强的金融属性，而金融又是一个必须要强监管的领域，这是没办法的。但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们一直坚持去做股权融资，现在才有很多的机会向我们敞开，这是花费很长时间去积累得来的结果。
刘权 : 我刚才听到林总说了一句话，感觉非常开心——“现在对于区块链来讲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了”。
林乐 : 确实不是问题。
刘权 : 因为现在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区块链的性能、跨链技术都制约了应用的场景，而这个观念我是认同的。区块链它一定不是万能的，它有它特定的应用场景，而相应的技术能力目前已经足够能满足。现在技术已经不是制约区块链应用的瓶颈问题了，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现在对于区块链来讲，我认为未来大家还是要去找它的应用场景，大家都去应用它，自然而然就形成规模了。
但是在这个找应用场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另外一个业界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是必须要用区块链完成。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我认为大家对区块链的认知才真的是成熟了。这个问题目前能回答出来的人很少，我想听听林总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林乐 : 好的。这一点上其实挺有意思的。假如20家企业来找我们，我们会发现其中有10家企业真的和区块链没关系，或者总体上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在我们做的项目中，比如说在100个项目里面，我们预估一个比例，对零数科技来说可能40%-50%的项目都是非常需要区块链的。
林乐 : 还有 30%-40% 是锦上添花。
刘权 : 那就是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锦上添花。
林乐 : 但是我可以相信业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举两三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金融领域和在汽车领域做的几个项目。在金融领域，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基于资产的融资是它融资结构的最核心组成部分。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普惠金融经常是基于信用来融资，但信用融资对它来说是杯水车薪的，特别是重资产领域的中小企业。而基于资产来融资，对它来说才能真正解决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收益权资产数字化、融资租赁和供应链金融这三块的业务。金融无非就是信息流、交易流和现金流三流的整合，信息穿透是金融的基础，资产数字化之后可以一体化地支付清结算。很多金融产品是靠未来的资产产生信用来还本付息的，如果资产产生现金流，有些会被企业提前挪走，到了月度末无法归还，就出现了爆雷的情况。这三个流产生的问题其实基于区块链都可以得到解决，区块链结合物联网可以大大提升透明度，结合一体化支付清结算可以大大提高支付清算效率，然后结合智能合约可以锁定住账户，降低现金贷后管理的成本。
但是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有些特殊，因为目前我们总体的法制环境相对来说不是很完善，导致我们的资产证券化市场背离了它的初衷。公司资产再好没有用，公司的主体评级如果达不到2A或者2A+以上的评级，是没有办法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或者银行间的市场进行交易的。但是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说，如果能够穿透式地知道资产的真实属性，他们是愿意为这些资产买单的，因为它有收益率。这个时候如果资产的信息能够完全透明，就可以大大提升金融服务产融结合的效率。
所以基于我们的海南数字资产交易平台，让每个充电桩的数据实时上链（涵盖充电运营、电子支付等产生的数据），持续记录6个月的时间，资产的信息就全透明了。这时候我们把未来两年的收益权做成一个代币，在这个平台上发行。金融机构在买之前，可以看到历史真实的情况和当下实施的情况，他自己加个算法或者我们给他一个算法，它的收益率就算出来了，这样就可以给这个资产定价。因为这种类型的资产它是比较稳定的、先进的资产，历史信息基本上决定了未来现金流的情况。所以有了历史真实的信息，可以对未来做非常好的预测和判断，让金融机构可以知道资产的真实收益情况。
在金融机构购买之后，我们跟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协调，目前这一点做得不是特别好。因为像银联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还是中心化的，本来我们希望智能合约能锁定住它的现金流走向，到月度末、季度末能按照规则自动分配掉，不会被提前挪用掉，或者说分配规则不会被修改掉。但这个时候由于是中心化的体系，我们兼容起来会比较痛苦。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普遍流行之后能够兼容智能合约，这个时候就可以深入控制它的货币，按照约定的份额触发时间节点自动分配掉，这样形成了一个闭环的金融服务创新案例。在这里面区块链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仅仅是这一点用区块链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他可以自己做一套系统，但是他可能希望第三方平台帮他做，很多金融公司是不愿意去做科技的，因为对它来说成本较大，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一点。重要一点是融资租赁公司也要融资，它向银行或者资本市场融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是一单一单来放款的，它要穿透底层资产的真实情况，所以如果它自己的系统给到银行的资本市场，进账结果是不公允的，因为它可以造假。所以这个时候有了第三方的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平台，可以把资产的信息传递到资金方，从而提高融资的效率。层级传递得越多，区块链产生的作用越强。
还有一个应用案例就是在监管机构。原先浦东金融局一直非常想承担融资租赁行业的监管服务平台的角色，让大家报数据。但对企业来说这肯定是增加了成本，也可以造假，意义不大。现在有了长三角融资租赁行业服务平台，不出事你不用管，出了事，交易的信息和资产信息都在链上，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事后监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方体系。
林乐 :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现在依然在中国各个行业中都没有看到那种令人兴奋的、平台级的、杀手级的应用。现在用到的区块链技术，解决的只是细分领域的一些工具性的问题，它其实还有很多有魅力的东西没有深度发挥出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区块链行业是一个还需要足够的积累过程、但长期前景非常美好的一个行业。
未来零数科技将做几点工作，一是我们围绕区块链的底层技术进一步地去迭代它，二是围绕隐私计算技术深入地去打磨它，形成数据共享和资产流通的闭环基础设施，为军事政务、汽车、能源这些领域提供标准化的产品服务体系。
下一个五年，我们希望在金融资产交易这个领域，依托数据的共享和交互切入到资产流通的领域，我相信这个时候区块链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更加多了。当前为什么我们深耕汽车和能源这两个领域？因为汽车和能源是资产最多、信息化最完善的领域，还有大量的资产需要流通起来，从而去解决这两个领域存在的资产规模负担重的问题。所以这两个行业的深度数字化基于区块链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产和数据资源，跟金融进行连接，这是我们的初衷。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我们认为未来区块链和隐私计算这些可信型的技术或者监管型的技术，它的代码应该是公开的、开源的，所以我们希望到时候可以维护开源的、公开的技术生态，让它形成更长远的生态体系。
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从商业的角度去引领这个行业往前走。当然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开始出来，跟像刘所长这样的专家进行深度交流请教的原因，因为前面的五年我们在闷头做，确实做了很多的东西，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应当逐渐围绕我们的品牌、围绕我们跟外界的交流去提升发展水平。
（本文转载自《数字经济》杂志）
从技术应用初探到各行业领域推广，区块链产业已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区块链产业未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要的行业课题。在此背景下，赛迪网、《数字经济》杂志联合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零数科技共同举办了区块链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专题论坛。来自赛迪研究院、零数科技的两位专家深入探讨了区块链产业将如何赋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
《数字经济》杂志 : 刘所长长期从事区块链领域战略研究和发展规划工作，您对当前区块链产业政策环境的判断是怎样的？林总自 2016 年开始创业，从金融业躬身入局区块链产业，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家，您的切身感受又是怎样的？
刘权 : 区块链的概念是自 2009 年开始出现的，一直以来国内对区块链的争议确实非常大，但是针对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个国家在政策上是高度趋同的，都是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推动区块链应用。近几年来，国家对区块链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政策资金上也很支持。
林乐 : 我从 2015 年开始接触区块链，到目前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这几年我们确实经历了整个行业从“寒冬”到“暖春”的过程。虽然从目前来看，整体的政策环境是非常积极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
《数字经济》杂志 :2020-2021 年间，各省相继发布指导政策，致力于促进区块链与产业融合，可以说，区块链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专家是如何理解区块链和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的？
林乐 : 我国数字经济的产值规模目前大概占到GDP总量的37%。未来，我们相信比重超过50%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GDP总量整体也在增长。我们认为区块链将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一，我们认为未来围绕数据的共享和交互，会成为数字经济整体发展的业务中台。所有的 IT 系统其实本质上都是数据共享的过程。因此区块链是数据共享和交互的基础设施，会成为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第二，我们认为未来数字资产会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和经济流转的基础之一。而基于区块链技术，业务可在同一条链上开展，结合一体化的支付清结算，可以大幅提升交易确认效率，从而大大提高整个资产流转的效率，进而进一步提升数字世界价值流通的效率。
第三，我们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很多的社会协作或是商业活动会搬到数字世界中来。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商业主体之间会在数字世界形成广泛的协作。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在数据的共享和交互、数字资产交易体系建设以及机制环境透明化建设等方面的应用，将深度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杂志 : 研究显示，近些年由于资本的投入和各地区政府的专项扶持政策，目前区块链产业已经达到 50 亿元的产值规模，两位如何看待未来区块链产业规模的发展趋势，区块链产业链条和产业结构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分布态势？
林乐 : 我们认为政务领域会成为区块链产业短期内爆发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帮助各个地方政府建设区块链基础设施了。同时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区块链产业链条的分工体系还不是特别明确，而海外区块链产业的整体分工已相对明确，拥有一套完整体系。但在未来，相信我国的区块链产业将逐渐呈现分化态势。
《数字经济》杂志 : 近期网信办联合18部委启动了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征集，并发布了首批入选的结果。区块链产业过去一直为人们所担忧的落地难问题，如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林总能否结合自身实践，分享关于区块链产业落地的心得体会？
林乐 : 刚才主持人提到 18 部委联合进行的首批国家区块链试点工作，我们正好跟威胜信息一起承担了能源板块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可信计量和绿色认证进行的综合能源管理。区块链结合物联网，让数据实时上链，且数据是可信的，同时可以把二氧化碳减排量的公式写成智能合约，从而透明地计算出二氧化碳减排量，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可信高效透明的认证过程。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是仅有的两家民营企业，其他都是央企，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回顾这几年的心得，首先对于内部来说，我们认为区块链的商业落地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展现，即便是海外的一些完整的区块链落地项目，也需要技术基础、经济基础还有治理机制，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
在国内，我们更多的是要求有技术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对场景的理解能力和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还要有商务和资源整合能力，共同去推动。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综合技术能力在区块链领域其实比较重要。
其次，在外部环境方面，我们认为区块链行业也遭遇了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是整体的认知和思想环境，因为思想模式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变。原来是一个单一的体系，现在是一个多中心化或者说去中心化的体系，一定会出现旧有的秩序格局或既得利益者跟新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范式冲突，会形成一些阻力。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整个行业当年有很多像 ICO 这种违法的事情出现，导致整个行业泥沙俱下，我们一直做股权融资的也会受到整个行业泥沙俱下的影响。因为区块链技术本身不仅是广义的技术，它有工具属性，也有生产关系属性，还有很强的金融属性，而金融又是一个必须要强监管的领域，这是没办法的。但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们一直坚持去做股权融资，现在才有很多的机会向我们敞开，这是花费很长时间去积累得来的结果。
刘权 : 我刚才听到林总说了一句话，感觉非常开心——“现在对于区块链来讲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了”。
林乐 : 确实不是问题。
刘权 : 因为现在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区块链的性能、跨链技术都制约了应用的场景，而这个观念我是认同的。区块链它一定不是万能的，它有它特定的应用场景，而相应的技术能力目前已经足够能满足。现在技术已经不是制约区块链应用的瓶颈问题了，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现在对于区块链来讲，我认为未来大家还是要去找它的应用场景，大家都去应用它，自然而然就形成规模了。
但是在这个找应用场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另外一个业界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是必须要用区块链完成。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我认为大家对区块链的认知才真的是成熟了。这个问题目前能回答出来的人很少，我想听听林总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林乐 : 好的。这一点上其实挺有意思的。假如20家企业来找我们，我们会发现其中有10家企业真的和区块链没关系，或者总体上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在我们做的项目中，比如说在100个项目里面，我们预估一个比例，对零数科技来说可能40%-50%的项目都是非常需要区块链的。
林乐 : 还有 30%-40% 是锦上添花。
刘权 : 那就是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锦上添花。
林乐 : 但是我可以相信业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举两三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金融领域和在汽车领域做的几个项目。在金融领域，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基于资产的融资是它融资结构的最核心组成部分。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普惠金融经常是基于信用来融资，但信用融资对它来说是杯水车薪的，特别是重资产领域的中小企业。而基于资产来融资，对它来说才能真正解决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收益权资产数字化、融资租赁和供应链金融这三块的业务。金融无非就是信息流、交易流和现金流三流的整合，信息穿透是金融的基础，资产数字化之后可以一体化地支付清结算。很多金融产品是靠未来的资产产生信用来还本付息的，如果资产产生现金流，有些会被企业提前挪走，到了月度末无法归还，就出现了爆雷的情况。这三个流产生的问题其实基于区块链都可以得到解决，区块链结合物联网可以大大提升透明度，结合一体化支付清结算可以大大提高支付清算效率，然后结合智能合约可以锁定住账户，降低现金贷后管理的成本。
但是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有些特殊，因为目前我们总体的法制环境相对来说不是很完善，导致我们的资产证券化市场背离了它的初衷。公司资产再好没有用，公司的主体评级如果达不到2A或者2A+以上的评级，是没有办法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或者银行间的市场进行交易的。但是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说，如果能够穿透式地知道资产的真实属性，他们是愿意为这些资产买单的，因为它有收益率。这个时候如果资产的信息能够完全透明，就可以大大提升金融服务产融结合的效率。
所以基于我们的海南数字资产交易平台，让每个充电桩的数据实时上链（涵盖充电运营、电子支付等产生的数据），持续记录6个月的时间，资产的信息就全透明了。这时候我们把未来两年的收益权做成一个代币，在这个平台上发行。金融机构在买之前，可以看到历史真实的情况和当下实施的情况，他自己加个算法或者我们给他一个算法，它的收益率就算出来了，这样就可以给这个资产定价。因为这种类型的资产它是比较稳定的、先进的资产，历史信息基本上决定了未来现金流的情况。所以有了历史真实的信息，可以对未来做非常好的预测和判断，让金融机构可以知道资产的真实收益情况。
在金融机构购买之后，我们跟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协调，目前这一点做得不是特别好。因为像银联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还是中心化的，本来我们希望智能合约能锁定住它的现金流走向，到月度末、季度末能按照规则自动分配掉，不会被提前挪用掉，或者说分配规则不会被修改掉。但这个时候由于是中心化的体系，我们兼容起来会比较痛苦。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普遍流行之后能够兼容智能合约，这个时候就可以深入控制它的货币，按照约定的份额触发时间节点自动分配掉，这样形成了一个闭环的金融服务创新案例。在这里面区块链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仅仅是这一点用区块链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他可以自己做一套系统，但是他可能希望第三方平台帮他做，很多金融公司是不愿意去做科技的，因为对它来说成本较大，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一点。重要一点是融资租赁公司也要融资，它向银行或者资本市场融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是一单一单来放款的，它要穿透底层资产的真实情况，所以如果它自己的系统给到银行的资本市场，进账结果是不公允的，因为它可以造假。所以这个时候有了第三方的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平台，可以把资产的信息传递到资金方，从而提高融资的效率。层级传递得越多，区块链产生的作用越强。
还有一个应用案例就是在监管机构。原先浦东金融局一直非常想承担融资租赁行业的监管服务平台的角色，让大家报数据。但对企业来说这肯定是增加了成本，也可以造假，意义不大。现在有了长三角融资租赁行业服务平台，不出事你不用管，出了事，交易的信息和资产信息都在链上，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事后监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方体系。
林乐 :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现在依然在中国各个行业中都没有看到那种令人兴奋的、平台级的、杀手级的应用。现在用到的区块链技术，解决的只是细分领域的一些工具性的问题，它其实还有很多有魅力的东西没有深度发挥出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区块链行业是一个还需要足够的积累过程、但长期前景非常美好的一个行业。
未来零数科技将做几点工作，一是我们围绕区块链的底层技术进一步地去迭代它，二是围绕隐私计算技术深入地去打磨它，形成数据共享和资产流通的闭环基础设施，为军事政务、汽车、能源这些领域提供标准化的产品服务体系。
下一个五年，我们希望在金融资产交易这个领域，依托数据的共享和交互切入到资产流通的领域，我相信这个时候区块链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更加多了。当前为什么我们深耕汽车和能源这两个领域？因为汽车和能源是资产最多、信息化最完善的领域，还有大量的资产需要流通起来，从而去解决这两个领域存在的资产规模负担重的问题。所以这两个行业的深度数字化基于区块链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产和数据资源，跟金融进行连接，这是我们的初衷。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我们认为未来区块链和隐私计算这些可信型的技术或者监管型的技术，它的代码应该是公开的、开源的，所以我们希望到时候可以维护开源的、公开的技术生态，让它形成更长远的生态体系。
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从商业的角度去引领这个行业往前走。当然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开始出来，跟像刘所长这样的专家进行深度交流请教的原因，因为前面的五年我们在闷头做，确实做了很多的东西，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应当逐渐围绕我们的品牌、围绕我们跟外界的交流去提升发展水平。
（本文转载自《数字经济》杂志）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