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工资低，患者说看病贵，钱去哪了？
近日，随着2020年度医院绩效考核结果以及《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公布，医疗界立刻又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事件起因于辽宁葫芦岛市公立医院负债问题。据当地卫健委日前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坦言，全市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形势紧张，既要确保按时还债、又要确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发放，维持正常运转都非常困难，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难以落实。答复还透露，受疫情影响，防护物资费用大幅增加、医疗收入减少，公立医院债务水平急剧上升。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很多医生和患者的讨论。
不只在葫芦岛市，根据「国考」成绩显示，所有公立二三级医院中，全国有20个省份的医院医疗盈余均为负，占比为62.5%，较2019年增加56.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56.25%的医院在2020年由盈利状态转为亏损。
受此影响，医生纷纷留言叫苦不迭，痛诉自己工资太低，绩效太少，而患者却又说看病太贵，这就让人忍不住思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钱呢？钱去哪了？
有不少人搬出了三级医院医生群体近几年的平均收入，并大言不惭地说到：你看，医生收入快是城镇职工收入的1.5倍了，就这还低？你让我们怎么活？
针对这种言论，不少医生只能感到苦笑，难道8年学医+三年规培还配不上这点工资？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相比，医生的收入确实显得过于惨淡了！
但是，我们需要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站在医生和患者两个角度会有不同的观点。
对于医护来说，他们是拿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付出比较：医生付出＞医生收入，自然会觉得工资太低。
而对于患者，他们是拿自己的收入和看病花销比较：病人收入＜病人花费，自然觉得看病太贵。
纵观中国国情，他们说得都对！都没有错！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这里，梅斯医学想和各位讨论一下。
廉价的医生，谁的悲哀？又是谁拿走了医生和患者的钱？
曾发表在《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显示，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36家三级公立医院中，以一线临床医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医生的薪酬水平和满意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使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3次调查医生样本量分别为20 786、23 289和22 836人。
医生自报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实际税后年收入的中位值分别为10.08万元、12.00万元和15.00万元，医生期望税后年收入中位值分别为19.60万元、25.00万元和25.00万元，医生对目前收入感到满意的比例分别仅为16.5%、17.8%和26.9%。
很明显，大部分医生都对自己目前的薪资感到不满意。
细细探查原因，我们却感到心酸。在当前物价都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我国医疗服务的价格却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这使得医生的价值十分廉价。
我们来看一看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曾经历的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57年以前）：医疗服务价格低于成本但国家财政能⾜额补贴阶段。
第⼆阶段（1958年-1980年）：⼤幅度降低医疗价格但政府补贴不⾜阶段。在此阶段经历三次⼤幅度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实⾏的是「全额管理、定项补助、结余上缴」的政策。但政府补助的增加并没有随着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幅度同步进⾏。在此期间允许药品加价15%，形成了「以药养医」制度。
第三阶段(1980年-2000年)：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基本建设和仪器设备购置仍由政府负责，县以上医院财务管理原则遵循「全额管理、专项补助、结余留⽤、超⽀不补」，并在1992年并轨收费标准，⾃费病⼈和公费劳保医疗病⼈按照同⼀种价格收费。尽管之后医疗服务价格有过⼏次调整，但医院始终⼊不敷出，既⽆法反映医务⼈员的价值，也没有反映出医疗市场的供求关系。
2009年的⼀项全国调查显⽰，⼀般公⽴医院医疗服务的成本回收率只有28.47%~37.86%，其中，亏损的⼤部分是最基础的医疗服务项⽬，换言之，使⽤频率最⼤，医⽣越是勤快，医院亏损就越多。
随着医改进⼊深⽔期，2019-2020年DRG、DIP相继进⼊试点，2022年DRG/DIP三年⾏动计划开启，医院医保收⼊进⼀步吃紧，⼤开处⽅、⼤开检查创收⾏不通了。
于此同时，⾼值耗材带量采购，医院再⼀次失去对⾼值耗材的定价权，⾄此，药品、耗材、检查这三项医院传统的补偿机制失灵，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医院只会越来越穷！
当各种财政补偿机制都被剥夺时，提⾼医疗服务价格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提⾼医疗服务价格在整体费⽤中的占⽐，医护人员的工作价值才不至于被廉价处理。
但基于我国国情，想要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又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那就只好再苦一苦我们广大的医护工作者了！
曾有一名科主任向梅斯医学抱怨，做一台癌肿切除手术，手术时长要几个小时，需要四到五位医生、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手术大约八人左右。手术费用三千多元，所有医务人员能拿到7%的绩效，这其中主刀医生拿一半，而助理医生、护士最终拿到的钱更是少得可怜，平均时薪几十元，你说就是没毕业的学生去打暑假工也不止挣这点钱吧？
另外，从国际上来看，体现我国医务⼈员价值的劳务技术费⽤占⽐也远远低于国际⽔平。以⼼脏⼿术为例，在美国做⼀例⼼脏⼿术，医⽣、⿇醉师、灌注师的费⽤占到总体医疗费⽤的1/3。在我国，做⼀例复杂先天性⼼脏病法乐四联症的⼿术，患者需要支付的费⽤在4~5万元，可医院实际到手的⼿术费只有2000元，仅仅相当于总费⽤的1/20，甚⾄都达不到这个⽐例，这就有个疑问，患者花了那么多钱都去哪了？
有人说，在整个医疗服务链条里面最赚钱的不是药厂，也不是医院，更不是医护人员，甚至也不是医院的院长或者主任，而是那些医药公司或者医疗器械公司，钱都被他们拿走了。
或许，这可能是真的，谁知道呢？
但，这就是当前医护人员的薪资现状，做着超负荷的工作却拿不到相匹配的工资，这让哪个医生心里能平衡？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医院收入的构成公式上来了解医护工资为什么会被如此压缩。
病人花费+医保+财政补贴=医院收入=房屋基建+医疗设备+药品器械+医护工资。医保来源于税收，不能按需增加；医疗市场化运作下财政补贴只会少不会多；房屋基建+医疗设备+药品器械也不可以压缩，唉！那就只好再苦一苦医护人员了！
冗杂的后勤行政人员，分了谁的蛋糕？
医院有了营收，需要分给医护人员，他们创收，他们应得。可是呀，自己已经可怜兮兮的了，却还要养活比医生还多的行政人员，那可真是心累！这恐怕是无数医生的内心写照。
有医生曾这样吐槽，他们医院医务人员一百多，行政+后勤编制人员却有两百多，这简直惊掉人的大牙，每个医生要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人，你说谁心里会平衡？
更让记者吃惊的是，有几十项条目可以扣医生的工资，而行政后勤科室却以年薪制分配薪水，这意味着医院效益无论好坏都与行政后勤无关，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旱涝保收。
在当前蛋糕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分给行政后勤人员的蛋糕保持原来不变，分给医护人员的蛋糕能大的了吗？
好家伙！见了马克思的安倍晋三听闻后也直呼这波操作过于内行！
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极为严峻的现实！容不得任何人去躲闪：想要增加医务人员薪水满意度，必须裁剪掉一部分冗杂的、无所事事的医院行政后勤人员！
或许，我们应该有这个气魄！
患者也不满意！鱼和熊掌很难兼得
医生工资低，他们不满意，患者满意了吗？也没有。
当下，每个打工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失业，而是生病。
一方面，越忙的医生、越忙的医院越是往负债（私人医生、私人诊所除外）的路上走。而另一方面，百姓看病却又往往花销巨大，日常生活中为了看病而倾家荡产者屡见不鲜，很多人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却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花了80%，这是患者觉得看病贵的原因。准确来说应该是看小病不贵，看大病才贵，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有办法解决患者看大病的问题吗？
高端医疗本身耗费就非常巨大，鱼和熊掌很难兼得，我们的社会目前难以为大病医疗完全兜底。
但，国家在解决高端医疗困境方面始终在努力，大家所期盼的希望一直都在，不是吗？
参考文献：
[1]《中华医院管理杂志》.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医生薪酬及满意率现状和趋势分析[2]https://t.cn/RBxUZJD[3]https://t.cn/A6aYPfWE
来源 | 梅斯医学
撰文 | 阿拉斯加宝
近日，随着2020年度医院绩效考核结果以及《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公布，医疗界立刻又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事件起因于辽宁葫芦岛市公立医院负债问题。据当地卫健委日前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坦言，全市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形势紧张，既要确保按时还债、又要确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发放，维持正常运转都非常困难，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难以落实。答复还透露，受疫情影响，防护物资费用大幅增加、医疗收入减少，公立医院债务水平急剧上升。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很多医生和患者的讨论。
不只在葫芦岛市，根据「国考」成绩显示，所有公立二三级医院中，全国有20个省份的医院医疗盈余均为负，占比为62.5%，较2019年增加56.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56.25%的医院在2020年由盈利状态转为亏损。
受此影响，医生纷纷留言叫苦不迭，痛诉自己工资太低，绩效太少，而患者却又说看病太贵，这就让人忍不住思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钱呢？钱去哪了？
有不少人搬出了三级医院医生群体近几年的平均收入，并大言不惭地说到：你看，医生收入快是城镇职工收入的1.5倍了，就这还低？你让我们怎么活？
针对这种言论，不少医生只能感到苦笑，难道8年学医+三年规培还配不上这点工资？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相比，医生的收入确实显得过于惨淡了！
但是，我们需要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站在医生和患者两个角度会有不同的观点。
对于医护来说，他们是拿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付出比较：医生付出＞医生收入，自然会觉得工资太低。
而对于患者，他们是拿自己的收入和看病花销比较：病人收入＜病人花费，自然觉得看病太贵。
纵观中国国情，他们说得都对！都没有错！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这里，梅斯医学想和各位讨论一下。
廉价的医生，谁的悲哀？又是谁拿走了医生和患者的钱？
曾发表在《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显示，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36家三级公立医院中，以一线临床医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医生的薪酬水平和满意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使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3次调查医生样本量分别为20 786、23 289和22 836人。
医生自报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实际税后年收入的中位值分别为10.08万元、12.00万元和15.00万元，医生期望税后年收入中位值分别为19.60万元、25.00万元和25.00万元，医生对目前收入感到满意的比例分别仅为16.5%、17.8%和26.9%。
很明显，大部分医生都对自己目前的薪资感到不满意。
细细探查原因，我们却感到心酸。在当前物价都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我国医疗服务的价格却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这使得医生的价值十分廉价。
我们来看一看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曾经历的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57年以前）：医疗服务价格低于成本但国家财政能⾜额补贴阶段。
第⼆阶段（1958年-1980年）：⼤幅度降低医疗价格但政府补贴不⾜阶段。在此阶段经历三次⼤幅度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实⾏的是「全额管理、定项补助、结余上缴」的政策。但政府补助的增加并没有随着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幅度同步进⾏。在此期间允许药品加价15%，形成了「以药养医」制度。
第三阶段(1980年-2000年)：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基本建设和仪器设备购置仍由政府负责，县以上医院财务管理原则遵循「全额管理、专项补助、结余留⽤、超⽀不补」，并在1992年并轨收费标准，⾃费病⼈和公费劳保医疗病⼈按照同⼀种价格收费。尽管之后医疗服务价格有过⼏次调整，但医院始终⼊不敷出，既⽆法反映医务⼈员的价值，也没有反映出医疗市场的供求关系。
2009年的⼀项全国调查显⽰，⼀般公⽴医院医疗服务的成本回收率只有28.47%~37.86%，其中，亏损的⼤部分是最基础的医疗服务项⽬，换言之，使⽤频率最⼤，医⽣越是勤快，医院亏损就越多。
随着医改进⼊深⽔期，2019-2020年DRG、DIP相继进⼊试点，2022年DRG/DIP三年⾏动计划开启，医院医保收⼊进⼀步吃紧，⼤开处⽅、⼤开检查创收⾏不通了。
于此同时，⾼值耗材带量采购，医院再⼀次失去对⾼值耗材的定价权，⾄此，药品、耗材、检查这三项医院传统的补偿机制失灵，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医院只会越来越穷！
当各种财政补偿机制都被剥夺时，提⾼医疗服务价格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提⾼医疗服务价格在整体费⽤中的占⽐，医护人员的工作价值才不至于被廉价处理。
但基于我国国情，想要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又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那就只好再苦一苦我们广大的医护工作者了！
曾有一名科主任向梅斯医学抱怨，做一台癌肿切除手术，手术时长要几个小时，需要四到五位医生、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手术大约八人左右。手术费用三千多元，所有医务人员能拿到7%的绩效，这其中主刀医生拿一半，而助理医生、护士最终拿到的钱更是少得可怜，平均时薪几十元，你说就是没毕业的学生去打暑假工也不止挣这点钱吧？
另外，从国际上来看，体现我国医务⼈员价值的劳务技术费⽤占⽐也远远低于国际⽔平。以⼼脏⼿术为例，在美国做⼀例⼼脏⼿术，医⽣、⿇醉师、灌注师的费⽤占到总体医疗费⽤的1/3。在我国，做⼀例复杂先天性⼼脏病法乐四联症的⼿术，患者需要支付的费⽤在4~5万元，可医院实际到手的⼿术费只有2000元，仅仅相当于总费⽤的1/20，甚⾄都达不到这个⽐例，这就有个疑问，患者花了那么多钱都去哪了？
有人说，在整个医疗服务链条里面最赚钱的不是药厂，也不是医院，更不是医护人员，甚至也不是医院的院长或者主任，而是那些医药公司或者医疗器械公司，钱都被他们拿走了。
或许，这可能是真的，谁知道呢？
但，这就是当前医护人员的薪资现状，做着超负荷的工作却拿不到相匹配的工资，这让哪个医生心里能平衡？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医院收入的构成公式上来了解医护工资为什么会被如此压缩。
病人花费+医保+财政补贴=医院收入=房屋基建+医疗设备+药品器械+医护工资。医保来源于税收，不能按需增加；医疗市场化运作下财政补贴只会少不会多；房屋基建+医疗设备+药品器械也不可以压缩，唉！那就只好再苦一苦医护人员了！
冗杂的后勤行政人员，分了谁的蛋糕？
医院有了营收，需要分给医护人员，他们创收，他们应得。可是呀，自己已经可怜兮兮的了，却还要养活比医生还多的行政人员，那可真是心累！这恐怕是无数医生的内心写照。
有医生曾这样吐槽，他们医院医务人员一百多，行政+后勤编制人员却有两百多，这简直惊掉人的大牙，每个医生要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人，你说谁心里会平衡？
更让记者吃惊的是，有几十项条目可以扣医生的工资，而行政后勤科室却以年薪制分配薪水，这意味着医院效益无论好坏都与行政后勤无关，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旱涝保收。
在当前蛋糕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分给行政后勤人员的蛋糕保持原来不变，分给医护人员的蛋糕能大的了吗？
好家伙！见了马克思的安倍晋三听闻后也直呼这波操作过于内行！
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极为严峻的现实！容不得任何人去躲闪：想要增加医务人员薪水满意度，必须裁剪掉一部分冗杂的、无所事事的医院行政后勤人员！
或许，我们应该有这个气魄！
患者也不满意！鱼和熊掌很难兼得
医生工资低，他们不满意，患者满意了吗？也没有。
当下，每个打工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失业，而是生病。
一方面，越忙的医生、越忙的医院越是往负债（私人医生、私人诊所除外）的路上走。而另一方面，百姓看病却又往往花销巨大，日常生活中为了看病而倾家荡产者屡见不鲜，很多人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却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花了80%，这是患者觉得看病贵的原因。准确来说应该是看小病不贵，看大病才贵，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有办法解决患者看大病的问题吗？
高端医疗本身耗费就非常巨大，鱼和熊掌很难兼得，我们的社会目前难以为大病医疗完全兜底。
但，国家在解决高端医疗困境方面始终在努力，大家所期盼的希望一直都在，不是吗？
参考文献：
[1]《中华医院管理杂志》.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医生薪酬及满意率现状和趋势分析[2]https://t.cn/RBxUZJD[3]https://t.cn/A6aYPfWE
来源 | 梅斯医学
撰文 | 阿拉斯加宝
【惠邦生物篇】合肥高新担保十年相伴彰显金融力量
作者：薛雨纯 明梅骅
2003年，在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合肥高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运而生。聚焦高新区内科技中小型企业，为其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担保服务，历经19年，高新担保累计服务企业4500多户次。
合肥高新区十年风雨写春秋，十年奋斗铸辉煌。值此之际，高新担保特别推出【十年相伴·企业背后的金融力量】系列报道，讲述担保与企业相伴相行、鲜为人知却波澜壮阔的故事。
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全，犹未知也。
谁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当我们走进医院，最不愿意听到的告知是“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是某某病，但现在还不能确诊……”不确切的答案比坏消息更令人焦躁，也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在普通人看来，所谓医学的发达，应该就是一锤定音的诊断和一药见效的治疗。
无疑，诊断的价值在于“知晓”，在于给出确定的答案。对于这个高远的目标，所幸，安徽的有家本土企业一直在路上。
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的王忠亮，在医院当过医生、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过，又在北京、河北、安徽等地创办过生物医药公司，深耕医疗行业多年的经验让他意识到体外诊断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相比国外，国内体外诊断市场体量的不足。所谓体外诊断，指的是将血液、体液、组织样本从人体中取出后进行检测而进行的诊断，让他们得以尽早干预疾病并掌握健康状况的主动权。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及中产阶层的增加、传染病的减少和寿命的延长，当然还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可是市场依旧面临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疗体系改革遭遇瓶颈口以及缺少医疗专业设备、人才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等挑战，中国在生物医药原料领域更是几乎完全依赖国外。2013年，积累了大量的产品研发、生物原料制备、市场营销和团队管理经验的王忠亮迅速带领研发团队和专家团队组建——安徽惠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邦生物），潜心研发体外诊断试剂原料、产品及设备。
秉持“济世于心,惠民兴邦”，以及为促进国内体外诊断市场发展贡献本土力量的信念，惠邦生物从创立初期便坚持产学研的发展模式、差异化的创新模式，避免同质化竞争，切实考虑患者与临床需求，发力IVD原材料领域，研发各种关键原料，用自主创新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可正是因为这样的模式，导致在2018年，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研发成本大、周期长，短期不能产生效益，资金严重告急。历经几个月的努力，王忠亮仍没有敲开紧闭的资本大门。如此生死关头，高新担保为企业送来第一笔救急资金。
作为高新区管委会直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在知晓企业的困难后，高新担保第一时间尽调企业，了解到企业研发团队实力强劲，核心团队成员均为医疗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专业能力覆盖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且企业拥有独立核心技术等的具体情况后，立刻为企业提供200万元“创新贷”担保服务，资金迅速到位，及时补充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业务拓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且三年间不间断为企业提供授信担保服务，担保发生额总计600万，保证了企业在生物原创领域的砥砺深耕。
如今，发展壮大的惠邦生物已围绕体外诊断产业构建IVD研发制造平台、检验设备研发制造平台、医用单克隆抗体研发制备平台三大核心技术平台，研发了针对肿瘤、妇幼保健、心血管、糖尿病肾病无创检测的一系列产品。获得国家重大专项一项、安徽现代医疗、安徽生物医疗新兴产业基地、安徽新型研发机构、中华医学会二等奖、华夏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等，其中部分项目纳入《合肥市十四五规划》。同时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与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模式。获得知识产权专利5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7项。2021年12月21日，惠邦生物DKD项目更是荣获2021年“创之星”杯中国体外诊断年度优秀创新产品金奖，这也是安徽省生物科技界企业首次获此殊荣。
目前惠邦生物已经完成二轮融资，第三轮融资即将完成，估值直接超8亿。企业预测2023年将达到科创版的相关要求，注册产品将达到50余项。估值突破20亿。现在，惠邦生物产品已经布局全国，渠道建设初步完成。惠邦生物新产业园已经全面动工，新产业园将全面提升产能，预测2023年-2025年产值突破10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精准详尽的企业尽调，对企业主人品实力的考量，对企业核心价值的把握，让高新担保能快速反应，针对企业需求，提供最佳融资方案。
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更显价值，这也是政策性担保机构存在的意义。高新担保十年相伴，问企业发展之需，孳孳不息。凭借政策支撑，加强自身业务的覆盖面，拓宽担保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广度和深度，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放大器”的作用，于温室育企、于水火救企、于生死挽企，彰显国企担当。
作者：薛雨纯 明梅骅
2003年，在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合肥高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运而生。聚焦高新区内科技中小型企业，为其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担保服务，历经19年，高新担保累计服务企业4500多户次。
合肥高新区十年风雨写春秋，十年奋斗铸辉煌。值此之际，高新担保特别推出【十年相伴·企业背后的金融力量】系列报道，讲述担保与企业相伴相行、鲜为人知却波澜壮阔的故事。
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全，犹未知也。
谁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当我们走进医院，最不愿意听到的告知是“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是某某病，但现在还不能确诊……”不确切的答案比坏消息更令人焦躁，也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在普通人看来，所谓医学的发达，应该就是一锤定音的诊断和一药见效的治疗。
无疑，诊断的价值在于“知晓”，在于给出确定的答案。对于这个高远的目标，所幸，安徽的有家本土企业一直在路上。
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的王忠亮，在医院当过医生、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过，又在北京、河北、安徽等地创办过生物医药公司，深耕医疗行业多年的经验让他意识到体外诊断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相比国外，国内体外诊断市场体量的不足。所谓体外诊断，指的是将血液、体液、组织样本从人体中取出后进行检测而进行的诊断，让他们得以尽早干预疾病并掌握健康状况的主动权。
中国体外诊断市场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及中产阶层的增加、传染病的减少和寿命的延长，当然还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可是市场依旧面临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疗体系改革遭遇瓶颈口以及缺少医疗专业设备、人才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等挑战，中国在生物医药原料领域更是几乎完全依赖国外。2013年，积累了大量的产品研发、生物原料制备、市场营销和团队管理经验的王忠亮迅速带领研发团队和专家团队组建——安徽惠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邦生物），潜心研发体外诊断试剂原料、产品及设备。
秉持“济世于心,惠民兴邦”，以及为促进国内体外诊断市场发展贡献本土力量的信念，惠邦生物从创立初期便坚持产学研的发展模式、差异化的创新模式，避免同质化竞争，切实考虑患者与临床需求，发力IVD原材料领域，研发各种关键原料，用自主创新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可正是因为这样的模式，导致在2018年，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研发成本大、周期长，短期不能产生效益，资金严重告急。历经几个月的努力，王忠亮仍没有敲开紧闭的资本大门。如此生死关头，高新担保为企业送来第一笔救急资金。
作为高新区管委会直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在知晓企业的困难后，高新担保第一时间尽调企业，了解到企业研发团队实力强劲，核心团队成员均为医疗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专业能力覆盖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且企业拥有独立核心技术等的具体情况后，立刻为企业提供200万元“创新贷”担保服务，资金迅速到位，及时补充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业务拓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且三年间不间断为企业提供授信担保服务，担保发生额总计600万，保证了企业在生物原创领域的砥砺深耕。
如今，发展壮大的惠邦生物已围绕体外诊断产业构建IVD研发制造平台、检验设备研发制造平台、医用单克隆抗体研发制备平台三大核心技术平台，研发了针对肿瘤、妇幼保健、心血管、糖尿病肾病无创检测的一系列产品。获得国家重大专项一项、安徽现代医疗、安徽生物医疗新兴产业基地、安徽新型研发机构、中华医学会二等奖、华夏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等，其中部分项目纳入《合肥市十四五规划》。同时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与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模式。获得知识产权专利5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7项。2021年12月21日，惠邦生物DKD项目更是荣获2021年“创之星”杯中国体外诊断年度优秀创新产品金奖，这也是安徽省生物科技界企业首次获此殊荣。
目前惠邦生物已经完成二轮融资，第三轮融资即将完成，估值直接超8亿。企业预测2023年将达到科创版的相关要求，注册产品将达到50余项。估值突破20亿。现在，惠邦生物产品已经布局全国，渠道建设初步完成。惠邦生物新产业园已经全面动工，新产业园将全面提升产能，预测2023年-2025年产值突破10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精准详尽的企业尽调，对企业主人品实力的考量，对企业核心价值的把握，让高新担保能快速反应，针对企业需求，提供最佳融资方案。
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更显价值，这也是政策性担保机构存在的意义。高新担保十年相伴，问企业发展之需，孳孳不息。凭借政策支撑，加强自身业务的覆盖面，拓宽担保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广度和深度，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放大器”的作用，于温室育企、于水火救企、于生死挽企，彰显国企担当。
#岁月#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越来越能体会到岁月流逝，如白驹过隙。有时，脑中会如电影放映般快速闪过几帧从前，那时那景如此清晰，以至有种就发生在不久前的错觉，可回过神来，发现回忆与自己，中间的时间差早需以年为单位来计算。在变幻的生命之中，岁月是最大的小偷，它偷走时间，留下回忆。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长大、走远，踏着岁月既定的步伐，一年一年、一天一天，一秒一秒地将岁月逐渐变成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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