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安倍的青年叫山上徹也，他的辩护律师姓名也有意思，叫水下进。日本人的姓名中为什么大多含有地名？有好事者开玩笑说，日本在过去男女关系混乱，野合生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很随意，如在山上，就姓山上、山口等，附近有田，那就叫田中，附近有桥，就姓高桥、大桥，附近有河，那就叫渡边。这当然是杜撰。
在古代，日本人只有名，没有姓。后来，贵族们有了姓，一般百姓还是没有。“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征兵、征税等的需要，明治天皇颁布法令允许普通百姓必须拥有姓氏，百姓们怕吃官司，就掀起了取姓氏热潮。但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想不出多高雅的姓氏，于是就地取材，出现了前面所说的大量地名姓氏。
当然还有以职业为姓的，如味美、妓男、猪饭、服部、古井丸等。干一些下九流职业的，一大堆了；有点文化的人家，就选择什么朝日、长命、福寿、松竹等好听的词来作姓。实在想不出来，就随便对付一个，什么叫我孙子、犬养、鬼头等。还有姓鼻毛、猪鼻的。
有一位大学教授，全名是上床美也，那他的研究室叫做上床研究室，听来可笑。
在古代，日本人只有名，没有姓。后来，贵族们有了姓，一般百姓还是没有。“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征兵、征税等的需要，明治天皇颁布法令允许普通百姓必须拥有姓氏，百姓们怕吃官司，就掀起了取姓氏热潮。但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想不出多高雅的姓氏，于是就地取材，出现了前面所说的大量地名姓氏。
当然还有以职业为姓的，如味美、妓男、猪饭、服部、古井丸等。干一些下九流职业的，一大堆了；有点文化的人家，就选择什么朝日、长命、福寿、松竹等好听的词来作姓。实在想不出来，就随便对付一个，什么叫我孙子、犬养、鬼头等。还有姓鼻毛、猪鼻的。
有一位大学教授，全名是上床美也，那他的研究室叫做上床研究室，听来可笑。
提起那英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歌手，她经常会参加一些合唱类的综艺节目，节目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不管是作为参赛者还是作为导师，那英都是很棒的，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在歌手这个行业她是一位好歌手。
但是在生活中她的感情历程也是让大家感到唏嘘，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那混乱的彪悍的感爱情，首先咱们先从她的经历开始说起吧。近日《乘风破浪的姐姐》正在热播，有很多网友提议应该把那英，田震，孙悦这些人搞过来。
我说这样子的话才是精彩的呢。想当年这三位歌手叱咤风云，可是在乐坛有一定的地位。而就是当年孙悦写了一首歌就是《祝你平安》，不来这个歌的话是给那英写的，却被孙悦给抢走了，也是得罪了那英。
总的几个人也是怎么看都不顺眼了？还有当年在颁奖典礼上本来的话田震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却把这个奖颁给了那英，想来也是非常的生气，就说了一句这个奖不要也罢。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是非常的高，然而这三位大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那英出生于东本沈阳，可以说是天生的女汉子，那英小时候就非常的彪悍。也很喜欢打架，其实就是因为她的父母就是靠着棍棒地下出孝子，也导致了那英小时候就喜欢染头发，而且这种事也不能全怪她，因为她父母的原因。
所以只有那英就经常被挨打，还掐那英的大腿，那英也是喜欢上了这个这样子，毕竟孩子是父母的模板，父母干什么他就会照着学，慢慢的那英也是成了这个样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是一个社会人。
因为父母那时候经常打那英，所以那英就一直被打的嗷嗷叫，也是这个事情吧，间接的锻炼了那英的嗓子，所以他从小嗓门就非常的响亮。就是一个当歌手的料子，他的父母也是非常同意，在12岁的时候，他就成功进入了辽宁少年团合唱团。在这里担任领唱，那英很有唱歌的天赋，
也是在这里让那英给唱歌连载在一起，她非常喜欢唱歌这个行业，这方面发展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发展，之后那英就有了更高的目标就是去沈阳歌舞团。但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艰难。
一下子就考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第三年被录取了，而那一年他也是16岁，因为他毕竟那个时候年龄还小，再加上，也是一个新人，所以很多人都不爱见她，大家都不和他玩，所以一直是一个伴唱的，直到1985年。
这一年他的转折点也是来了，那个社团里的一个主唱没有办法再唱歌，管事的也是着急了就问了一句谁能唱，那英就毛遂自荐，果然一鸣惊人，一下子成为了主唱。她在那个时候还翻唱了许多人的歌曲，获得了无数人的称赞。
那就是苏芮，到底为什么让他这么这样子，原因就是那英谈恋爱了？她想赚钱，然后给她的小男朋友花，她的男朋友也是和沈阳歌舞团的一份子，但是他家境并不是非常好，而且平日拿到工资还要拿回家，给他的父母。
所以生活非常的拮据，那英这个性格就是非常的豪爽，那英就说没事，我赚的钱以后给你花。然而这样并没换来好的结果，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两人分手前那英还干了一件特别蠢的事，就是将自己的积蓄全部都给了男朋友。
然而他也没有想到她做的这件事，其实也是被耍了。直到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歌唱培训中心。那就是谷建芳成立的。这里捧红了很多的知名歌手，其中有一个毛阿敏？大家都知道在毛阿敏在乐坛里也是有了一定的地位。
慢慢的就有很多有梦想的人都想拜入到她这个门下，那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在1988年的时候，她的姐姐就陪着她坐车从沈阳赶到北京参加了一个青年歌手大赛，那英一路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拿到了冠军。
之后她觉得想要在自己这方面的事业上发展起来，就把自己的基本资料送到了谷建芳的手上，谷建芳看了之后觉得那英非常的不错，就说让那英做自己的弟子。那英也是非常的激动，没想到自己这么顺利的进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
他也是非常开心。到了之后那英有好胜的心思，而且也是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也是成为了班级里最爱打架的那一个。谷建芳老师在她身上也是没少操心，给他创作了歌曲，慢慢的那英也是小有名气。
到了1988年的时候，他又认识了蔡国庆，蔡国庆也是一名歌手，那英非常喜欢他。而且蔡国庆年轻时颜值也是非常的高。慢慢的那英就喜欢上了蔡国强，时间长了那英就决定要追他。但蔡国庆也是拒绝了他。
那英也是不服输，直到后来。蔡国庆说了一句我宁可和你姐姐好，我也不跟你好，这句话也是让那英对蔡国庆失望了。很快他又认识了他的师兄解晓东。他也是因为做音乐的。两人经常一起来玩耍，所以就喜欢上了对方。
那英就对师兄表白，但是也是遭遇拒绝了。直到后来那英认识到了高峰。好了之后他俩也是非常的彪悍。后来高峰还把一个女人肚子给搞大了，但是他后来也说否认没有这件事情。然后那英跟高峰也是分手了。
而他俩的恋情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了孟桐。两人在加拿大被注册结婚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儿子和女儿，回顾那英这一生，也确实是非常的彪悍。
但是在生活中她的感情历程也是让大家感到唏嘘，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那混乱的彪悍的感爱情，首先咱们先从她的经历开始说起吧。近日《乘风破浪的姐姐》正在热播，有很多网友提议应该把那英，田震，孙悦这些人搞过来。
我说这样子的话才是精彩的呢。想当年这三位歌手叱咤风云，可是在乐坛有一定的地位。而就是当年孙悦写了一首歌就是《祝你平安》，不来这个歌的话是给那英写的，却被孙悦给抢走了，也是得罪了那英。
总的几个人也是怎么看都不顺眼了？还有当年在颁奖典礼上本来的话田震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却把这个奖颁给了那英，想来也是非常的生气，就说了一句这个奖不要也罢。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是非常的高，然而这三位大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那英出生于东本沈阳，可以说是天生的女汉子，那英小时候就非常的彪悍。也很喜欢打架，其实就是因为她的父母就是靠着棍棒地下出孝子，也导致了那英小时候就喜欢染头发，而且这种事也不能全怪她，因为她父母的原因。
所以只有那英就经常被挨打，还掐那英的大腿，那英也是喜欢上了这个这样子，毕竟孩子是父母的模板，父母干什么他就会照着学，慢慢的那英也是成了这个样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是一个社会人。
因为父母那时候经常打那英，所以那英就一直被打的嗷嗷叫，也是这个事情吧，间接的锻炼了那英的嗓子，所以他从小嗓门就非常的响亮。就是一个当歌手的料子，他的父母也是非常同意，在12岁的时候，他就成功进入了辽宁少年团合唱团。在这里担任领唱，那英很有唱歌的天赋，
也是在这里让那英给唱歌连载在一起，她非常喜欢唱歌这个行业，这方面发展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发展，之后那英就有了更高的目标就是去沈阳歌舞团。但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艰难。
一下子就考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第三年被录取了，而那一年他也是16岁，因为他毕竟那个时候年龄还小，再加上，也是一个新人，所以很多人都不爱见她，大家都不和他玩，所以一直是一个伴唱的，直到1985年。
这一年他的转折点也是来了，那个社团里的一个主唱没有办法再唱歌，管事的也是着急了就问了一句谁能唱，那英就毛遂自荐，果然一鸣惊人，一下子成为了主唱。她在那个时候还翻唱了许多人的歌曲，获得了无数人的称赞。
那就是苏芮，到底为什么让他这么这样子，原因就是那英谈恋爱了？她想赚钱，然后给她的小男朋友花，她的男朋友也是和沈阳歌舞团的一份子，但是他家境并不是非常好，而且平日拿到工资还要拿回家，给他的父母。
所以生活非常的拮据，那英这个性格就是非常的豪爽，那英就说没事，我赚的钱以后给你花。然而这样并没换来好的结果，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两人分手前那英还干了一件特别蠢的事，就是将自己的积蓄全部都给了男朋友。
然而他也没有想到她做的这件事，其实也是被耍了。直到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歌唱培训中心。那就是谷建芳成立的。这里捧红了很多的知名歌手，其中有一个毛阿敏？大家都知道在毛阿敏在乐坛里也是有了一定的地位。
慢慢的就有很多有梦想的人都想拜入到她这个门下，那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在1988年的时候，她的姐姐就陪着她坐车从沈阳赶到北京参加了一个青年歌手大赛，那英一路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拿到了冠军。
之后她觉得想要在自己这方面的事业上发展起来，就把自己的基本资料送到了谷建芳的手上，谷建芳看了之后觉得那英非常的不错，就说让那英做自己的弟子。那英也是非常的激动，没想到自己这么顺利的进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
他也是非常开心。到了之后那英有好胜的心思，而且也是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也是成为了班级里最爱打架的那一个。谷建芳老师在她身上也是没少操心，给他创作了歌曲，慢慢的那英也是小有名气。
到了1988年的时候，他又认识了蔡国庆，蔡国庆也是一名歌手，那英非常喜欢他。而且蔡国庆年轻时颜值也是非常的高。慢慢的那英就喜欢上了蔡国强，时间长了那英就决定要追他。但蔡国庆也是拒绝了他。
那英也是不服输，直到后来。蔡国庆说了一句我宁可和你姐姐好，我也不跟你好，这句话也是让那英对蔡国庆失望了。很快他又认识了他的师兄解晓东。他也是因为做音乐的。两人经常一起来玩耍，所以就喜欢上了对方。
那英就对师兄表白，但是也是遭遇拒绝了。直到后来那英认识到了高峰。好了之后他俩也是非常的彪悍。后来高峰还把一个女人肚子给搞大了，但是他后来也说否认没有这件事情。然后那英跟高峰也是分手了。
而他俩的恋情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了孟桐。两人在加拿大被注册结婚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儿子和女儿，回顾那英这一生，也确实是非常的彪悍。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