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公开课#【趣话诗人】李白的诗意足迹-畅游长江-3:环游襄汉～布帆无恙挂秋风
江陵得了道教宗师鼓励，尤其是那句最受用的“可神游八极之表”，李白不但坚定了神游的志向，同时也继续身游四海行尽八荒。从江陵出发先到了江夏，这次是李白第一次来到黄鹤楼，我想现在正在看这篇文章的诗词爱好者们有些在兴奋的搓手手，等待李白和崔颢的隔空battle，诗仙阁笔怅然而去。很遗憾，这一次李白来到江夏，并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因为这一年的崔颢，还不是能写下这样雄浑自然，视野宏阔的篇章的崔颢。崔颢在游历边塞之前，他的诗偏闺情艳情一类的作品，诗风类似于齐梁体宫体流于浮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见李邕时上的那首“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李邕一看堂堂博陵安平崔氏居然写出这种诗，还敢拿出来行卷。而且从他两首比较脍炙人口《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这种明显模仿南朝民歌吴歌部分的早期作品，应是其当诗学认识的发端。另外当时崔颢在前一年刚刚考中进士，秋天经过吏部考试尚待分配，此时的他处于待分配状态，或者即将就任的状态，不会来到江夏游历。
登罢黄鹤楼李白又来到了赤壁古战场，同样大家也不要期待了，这次李白游古赤壁也没有写“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这要到第二次来到赤壁送别友人才有这首诗了。也就是说李白此次来游江夏，对比后面几次重返这里还是很开心的，既没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郁闷，也没有送别友人的离情别绪。甚至都忘了自己是一位来改变中国诗史的谪仙人。但是正当他享受襄汉美景又转向洞庭，南游岳阳之际，那位陪着他为他当向导的辞故里，出荆门，游江陵，览赤壁，下洞庭的故乡友人忽然染病不治而辞世。李白的畅游长江之路，少了一位重要的向导，所以从此李白这一阶段游历路线开始变得特别的随性随意随喜，基本就处于没有计划或者有计划不执行的状态，走回头路，言往甲处实向乙处这种事就变得正常了，这种状态也非常的李白。
重情义的李白在安葬了向导友人之后，在秋日再次返回去年出巴蜀后第一个目的地荆门，在荆门逗留不久便又乘舟东向，此行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这答案就在李白从荆门二次启程时写下的这首诗中《秋下荆门》：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
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这首七言绝句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个字，虽然感觉像他在出发前信手拈来，信口吟得，但是这首诗蕴含的信息非常多。我们先看首句交代了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大家会质疑，题目就叫《秋下荆门》不是都已经交代过了嘛。我说的是更加具体的时间，这里有要注意的是霜落，秋天的几个重要的节气我们盘点一下，“露从今夜白”这是白露，“西皞司分昼夜平，羲和停午太阴生”是秋分，而“月落乌啼霜满天”还有本诗中“霜落荆门”这都是霜降节气天气特点，肯定要比杜甫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要晚。而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见到霜就马上要准备入冬了。而二十四节气多适合当时的关中和中原地区使用，而李白所在的江汉地区，实际落霜的时间肯定是要晚于霜降节气的。我们还是以张继的《枫桥夜泊》作为参考，诗人是因为安史之乱流落江南，安史之乱爆发时间是在农历十一月初，这显然已经入冬，江南和江汉的纬度和气候相对接近，一个是霜满天，一个是霜落，然我们不怀疑李白题目中的秋季准确性，但这至少是深秋的景象了。
第二句是一个暗线的情绪反转，“自古逢秋悲寂寥”见秋落笔而悲这是从战国以来的文学传统，从宋玉开始到李白一千多年，直至今天悲秋都是文人常态情绪。而李白却没有悲，反而有点喜悦，这就表现在了“无恙”上，无恙通俗点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没毛病。当我们说这句话的语境，要不是高兴，要不就是豪情万丈，哪有空悲秋呢？这或许是李白见司马承祯的容易自负的后遗症犯了。可李白这里的无恙，我们就不能简单当成在秋风里扬帆前行没毛病了！这里李白用了一个东晋时的典故，当时著名画家顾恺之顾虎头打算回家，当时有船无帆，于是向当时名士也是自己上司殷仲堪借帆。因为顾恺之之前曾经以诗文调笑过殷仲堪，殷仲堪特地借了一个布帆，当行到破冢的时候遇到了大风，于是顾恺之就给自觉可能会看他笑话的上司写了一封书笺内有“行人安稳，布帆无恙”。意思是一路很顺利，你期待我会难堪的事儿终究没有发生。诗中布帆无恙是李白对此行旅途平安的总结，“布帆”也是表明自己出川以来就像殷仲堪借布帆于顾恺之一样，没有得到诸侯的赏识和恩遇。
本诗三四句我们要放在一起看，主要信息写明了李白计划中的目的地，在一明一暗之间，明说的剡中的名山，这里在唐代的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属于越地。暗指的是在鲈鱼脍中，辛弃疾贺新郎中有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用的是西晋高士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理由在乱世明哲保身典故，其实灵感很有可能来自李白的行路难其三“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张翰的老家在吴江，后来老家的人把范蠡，张翰，唐末的陆龟蒙并称三位吴江高人，为他们立三高祠，这就是后话了。吴江是属于今天苏州，是吴地。所以李白计划的目的地就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也就是江南。其实这个鲈鱼脍的典故出现在第三句很妙，在第二句中提到了秋风，内容从秋风到鲈鱼，是同一个典故中的两个要素，从起承转合诗法上看，第二句是承句，第三句是转句将一个典故两个内容放在两句里，让结构更加顺畅自然。
那么李白此行要去干什么呢？古人的理解千奇百怪，大相径庭，有的理解没有结合历史，显得着实可笑。著名的沈德潜的《唐诗别裁》言“明明说天下将乱，孑身归隐”，这个理解只是看到张翰的典故，有结合李白修道的身份，对当时李白的心情和大唐的历史完全没有结合。此刻距离天下大乱尚有时日，以及李白刚出川干谒诸侯积极的心情都可以不看。但从诗句来看“此行不为鲈鱼脍”，这和辛弃疾贺新郎是同一种用法，对典故翻案式的反用，是他不想学张翰避世，再说吴越也不是他的故乡，这和天下将乱归隐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爱名山入剡中”，这其实是他见完司马承祯后第二个后遗症，从此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道教修行。所以本诗第三第四句诗人的意思是，我此行是不似张翰一样弃世而去，却是为了通过干谒诸侯让自己在大唐明时有一席之地，当时我这次出行更重要的事，要访遍司马承祯曾经修炼过的越中地区的仙山。这是李白作为精力充沛的青年，迷信自己的实力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还要xx的宣言。
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白应该直奔主题目的地，先到松江然后立刻转向绍兴名山。但是李白到达越中，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么慢？我们前面说过，在他看来旅行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吴越？先等等吧，我上趟庐山先！#来亿点知识#
江陵得了道教宗师鼓励，尤其是那句最受用的“可神游八极之表”，李白不但坚定了神游的志向，同时也继续身游四海行尽八荒。从江陵出发先到了江夏，这次是李白第一次来到黄鹤楼，我想现在正在看这篇文章的诗词爱好者们有些在兴奋的搓手手，等待李白和崔颢的隔空battle，诗仙阁笔怅然而去。很遗憾，这一次李白来到江夏，并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因为这一年的崔颢，还不是能写下这样雄浑自然，视野宏阔的篇章的崔颢。崔颢在游历边塞之前，他的诗偏闺情艳情一类的作品，诗风类似于齐梁体宫体流于浮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见李邕时上的那首“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李邕一看堂堂博陵安平崔氏居然写出这种诗，还敢拿出来行卷。而且从他两首比较脍炙人口《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这种明显模仿南朝民歌吴歌部分的早期作品，应是其当诗学认识的发端。另外当时崔颢在前一年刚刚考中进士，秋天经过吏部考试尚待分配，此时的他处于待分配状态，或者即将就任的状态，不会来到江夏游历。
登罢黄鹤楼李白又来到了赤壁古战场，同样大家也不要期待了，这次李白游古赤壁也没有写“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这要到第二次来到赤壁送别友人才有这首诗了。也就是说李白此次来游江夏，对比后面几次重返这里还是很开心的，既没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郁闷，也没有送别友人的离情别绪。甚至都忘了自己是一位来改变中国诗史的谪仙人。但是正当他享受襄汉美景又转向洞庭，南游岳阳之际，那位陪着他为他当向导的辞故里，出荆门，游江陵，览赤壁，下洞庭的故乡友人忽然染病不治而辞世。李白的畅游长江之路，少了一位重要的向导，所以从此李白这一阶段游历路线开始变得特别的随性随意随喜，基本就处于没有计划或者有计划不执行的状态，走回头路，言往甲处实向乙处这种事就变得正常了，这种状态也非常的李白。
重情义的李白在安葬了向导友人之后，在秋日再次返回去年出巴蜀后第一个目的地荆门，在荆门逗留不久便又乘舟东向，此行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这答案就在李白从荆门二次启程时写下的这首诗中《秋下荆门》：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
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这首七言绝句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个字，虽然感觉像他在出发前信手拈来，信口吟得，但是这首诗蕴含的信息非常多。我们先看首句交代了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大家会质疑，题目就叫《秋下荆门》不是都已经交代过了嘛。我说的是更加具体的时间，这里有要注意的是霜落，秋天的几个重要的节气我们盘点一下，“露从今夜白”这是白露，“西皞司分昼夜平，羲和停午太阴生”是秋分，而“月落乌啼霜满天”还有本诗中“霜落荆门”这都是霜降节气天气特点，肯定要比杜甫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要晚。而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见到霜就马上要准备入冬了。而二十四节气多适合当时的关中和中原地区使用，而李白所在的江汉地区，实际落霜的时间肯定是要晚于霜降节气的。我们还是以张继的《枫桥夜泊》作为参考，诗人是因为安史之乱流落江南，安史之乱爆发时间是在农历十一月初，这显然已经入冬，江南和江汉的纬度和气候相对接近，一个是霜满天，一个是霜落，然我们不怀疑李白题目中的秋季准确性，但这至少是深秋的景象了。
第二句是一个暗线的情绪反转，“自古逢秋悲寂寥”见秋落笔而悲这是从战国以来的文学传统，从宋玉开始到李白一千多年，直至今天悲秋都是文人常态情绪。而李白却没有悲，反而有点喜悦，这就表现在了“无恙”上，无恙通俗点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没毛病。当我们说这句话的语境，要不是高兴，要不就是豪情万丈，哪有空悲秋呢？这或许是李白见司马承祯的容易自负的后遗症犯了。可李白这里的无恙，我们就不能简单当成在秋风里扬帆前行没毛病了！这里李白用了一个东晋时的典故，当时著名画家顾恺之顾虎头打算回家，当时有船无帆，于是向当时名士也是自己上司殷仲堪借帆。因为顾恺之之前曾经以诗文调笑过殷仲堪，殷仲堪特地借了一个布帆，当行到破冢的时候遇到了大风，于是顾恺之就给自觉可能会看他笑话的上司写了一封书笺内有“行人安稳，布帆无恙”。意思是一路很顺利，你期待我会难堪的事儿终究没有发生。诗中布帆无恙是李白对此行旅途平安的总结，“布帆”也是表明自己出川以来就像殷仲堪借布帆于顾恺之一样，没有得到诸侯的赏识和恩遇。
本诗三四句我们要放在一起看，主要信息写明了李白计划中的目的地，在一明一暗之间，明说的剡中的名山，这里在唐代的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属于越地。暗指的是在鲈鱼脍中，辛弃疾贺新郎中有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用的是西晋高士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理由在乱世明哲保身典故，其实灵感很有可能来自李白的行路难其三“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张翰的老家在吴江，后来老家的人把范蠡，张翰，唐末的陆龟蒙并称三位吴江高人，为他们立三高祠，这就是后话了。吴江是属于今天苏州，是吴地。所以李白计划的目的地就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也就是江南。其实这个鲈鱼脍的典故出现在第三句很妙，在第二句中提到了秋风，内容从秋风到鲈鱼，是同一个典故中的两个要素，从起承转合诗法上看，第二句是承句，第三句是转句将一个典故两个内容放在两句里，让结构更加顺畅自然。
那么李白此行要去干什么呢？古人的理解千奇百怪，大相径庭，有的理解没有结合历史，显得着实可笑。著名的沈德潜的《唐诗别裁》言“明明说天下将乱，孑身归隐”，这个理解只是看到张翰的典故，有结合李白修道的身份，对当时李白的心情和大唐的历史完全没有结合。此刻距离天下大乱尚有时日，以及李白刚出川干谒诸侯积极的心情都可以不看。但从诗句来看“此行不为鲈鱼脍”，这和辛弃疾贺新郎是同一种用法，对典故翻案式的反用，是他不想学张翰避世，再说吴越也不是他的故乡，这和天下将乱归隐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爱名山入剡中”，这其实是他见完司马承祯后第二个后遗症，从此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道教修行。所以本诗第三第四句诗人的意思是，我此行是不似张翰一样弃世而去，却是为了通过干谒诸侯让自己在大唐明时有一席之地，当时我这次出行更重要的事，要访遍司马承祯曾经修炼过的越中地区的仙山。这是李白作为精力充沛的青年，迷信自己的实力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还要xx的宣言。
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白应该直奔主题目的地，先到松江然后立刻转向绍兴名山。但是李白到达越中，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么慢？我们前面说过，在他看来旅行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吴越？先等等吧，我上趟庐山先！#来亿点知识#
《管子·法法》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鲜花]天台宗第十八代祖师临海市东掖山白莲讲寺神照本如大师略传
神照本如大师（981或982年～1050或1051年），族姓林氏，乃四明句章（今宁波慈溪）人。
初受业剃度于本郡国宁寺（今宁波鄞州区国宁寺），后依止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法智大师座下，为知礼大师座下三位最出色弟子之一，修为高深，敏慧博知，不仅广受世人称颂，也普受同门的尊重。《佛祖统纪·本如传》赞其“初依法智，于千众中，有少俊声，史典词翰有法则，为世所爱。”
据《释门正统》所载，本如大师初依止知礼大师时，曾向知礼大师“请益经王义”，知礼大师回答说：“为我作三年监院，却向汝道。”本如大师即谨遵知礼大师旨意，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一心一意服务常住。
待三年期满，又向其师请益，其时知礼大师厉声一喝，复呼云：本如。师豁然有悟，即说颂曰：“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知礼大师直下印可说：“向来若为汝说，岂有今日？”
本如大师虽是天台宗僧人，属于教下，然考本如大师悟道的经历，则其悟处实与禅宗门下，别无二致，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这首悟道偈中看得出来。
北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 年），遵式大师应杭州刺史薛颜之命，入主灵山精庐（古天竺寺）。不久灵山忏讲不绝，法务繁忙，四远来归的繁荣境况，使他再无暇旁顾东掖山弘法事务，故遵式大师专程赴知礼大师会下，求其举荐才俊，继席东掖。
关于此一求荐情节，《佛祖统纪》记载云：“祥符四年（1011 年），慈云（遵式大师）迁灵山，亲往法智（知礼大师）会下，求可为继。法智（知礼大师）曰：当于众中自择之。慈云（遵式大师）阅视至师（本如大师），即云：斯人可也。”
本如大师旋即被遵式大师“授以东山学者”。自始本如大师即在东掖山能仁寺大开法筵，历三十年，众常五六百。在此期间，先后宣说《妙法莲华经》、《涅槃经》、《金光明经》、《观无量寿经》、《请观音经》、《摩诃止观》、《观心论》、《金刚錍》、《观音别行玄记》等经论，皆讲解了六、七遍。
本如大师勤于讲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修忏，尝集百僧修法华忏，长达一年，瑞验屡见，北宋庆历二年（1042）七月，驸马李遵勗（xù）奏请朝廷，宋仁宗感念其德，赐“神照法师”之号及紫衣袈裟，并智者之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资讲说。
本如大师除讲忏之外，其晚年则专行净土，慕庐山之风，与丞相章郇公及诸贤于能仁寺西南隅，结白莲社，一心念佛，宋仁宗钦其道，遂赐“白莲庵院”匾额。
白莲庵院始由本如大师结屋为庵，仅六七年遂成巨剎。后乃以能仁（寺）山林三分其一，指岭为界，以供白莲庵院樵薪。据《佛祖统纪》云：“（本如大师）尝于寺西南隅，见一虎睡，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虎俛（fǔ俯）首而去，后于虎卧处结屋为菴，归闲其中。”
关于白莲庵院，除为虎卧奇特之地外，另尚别有神奇故事。据《佛祖统纪》云：“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师每禅坐，必连床升行空中，师未尝问。一日，五神请曰：师既踞吾居，乞于此向山冈，建祠塑像，已备泥在山矣。师往视冈上，有新泥一垛，以之塑像无所余。”
本如大师也圆寂辞世于白莲庵院，但关于其辞世具体年份，宋代天台宗学者所作史籍记载却存有异说。其中，南宋宗鉴法师编撰的《释门正统》卷六，认为本如大师圆寂于皇祐二年（1050年）；成书稍晚，由南宋志磬法师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十二，则认为是皇祐三年（1051年），两者相较仅差一年。虽成书较早的《释门正统》所载似更为可靠，但也不足以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有误，所以本如大师圆寂于公元1050年或公元1051年似皆有可能。
若按《佛祖统纪》记载，本如大师逝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及世寿70岁来推算，其应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而若按《释门正统》所载，其寂于皇祐二年来推算，则其当生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至于二书皆谓大师“腊五十三”，到底是僧腊，还是戒腊，则难以判定。
本如大师圆寂前后，曾出现诸多祥瑞异象，据《佛祖统纪》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说法，与众诀别。其夕，法堂藏阁、方丈栋梁皆折，锺鼓击之无声。江上渔人见云端有僧，西向而去。诘旦，右脇安庠而逝，时天气盛热，异香非常。明年（1052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门人启钥，视尊容如生，爪发俱长，有大莲华，产于塔前。”故后天台宗诗僧梵才大师祭文有“圆寂经岁，肉体如生”语。
《释门正统》云：“师轻乐财施，弘教为己任，敝衾坏衲，裕然以老。”仅此一言，可说是对本如大师一生最为客观的评价了。
本如大师著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及《仁王忏仪》，后者今已不存。《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则注释至十种境界时停笔，后由其高弟处咸大师续而全之，镂版施印达万卷，此书现存于《卍续藏》第35卷之中。
本如大师一生嗣法弟子甚多，著名者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楂庵有严、天台元璪、承天择仁、永嘉元掺、天台宝织、杭州义全、台州怀雅、承天法宝等诸师。
本如大师一生另尚显有诸多神异境界，如据《佛祖统纪》所载：“师尝于天台邑中，为众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者塔、国清寺、赤城山，交射于法座之上。”“又因供千佛、饭一千贫人，置华于席下，佛座华应不萎而反萎，贫人座华应萎而反不萎，举众为之叹异。”
附 记：
问宣子记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春，住山鉴堂谓：师塔当方丈后，狃（niǔ）于风水非宜之说，将迁之。破土数寸，香气袭人，棺上产莲华一茎，光明奕奕。暨发函，慈颜俨然，须发长垂，衣被不坏，舍利满龛，一众惊叹，于是亟掩藏之。
镜菴论之曰：法师血肉之身，衣被之饰，在土二百年而不坏，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所持，畴能若是。人或以轻发祖塔，咎鉴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启视之，曷足以知法师正报亲依、坚固不坏之瑞？为此举者，其祖冥使之乎(《观经疏》以华座观为亲依，今以衣被例之)。
神照本如大师（981或982年～1050或1051年），族姓林氏，乃四明句章（今宁波慈溪）人。
初受业剃度于本郡国宁寺（今宁波鄞州区国宁寺），后依止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法智大师座下，为知礼大师座下三位最出色弟子之一，修为高深，敏慧博知，不仅广受世人称颂，也普受同门的尊重。《佛祖统纪·本如传》赞其“初依法智，于千众中，有少俊声，史典词翰有法则，为世所爱。”
据《释门正统》所载，本如大师初依止知礼大师时，曾向知礼大师“请益经王义”，知礼大师回答说：“为我作三年监院，却向汝道。”本如大师即谨遵知礼大师旨意，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一心一意服务常住。
待三年期满，又向其师请益，其时知礼大师厉声一喝，复呼云：本如。师豁然有悟，即说颂曰：“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知礼大师直下印可说：“向来若为汝说，岂有今日？”
本如大师虽是天台宗僧人，属于教下，然考本如大师悟道的经历，则其悟处实与禅宗门下，别无二致，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这首悟道偈中看得出来。
北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 年），遵式大师应杭州刺史薛颜之命，入主灵山精庐（古天竺寺）。不久灵山忏讲不绝，法务繁忙，四远来归的繁荣境况，使他再无暇旁顾东掖山弘法事务，故遵式大师专程赴知礼大师会下，求其举荐才俊，继席东掖。
关于此一求荐情节，《佛祖统纪》记载云：“祥符四年（1011 年），慈云（遵式大师）迁灵山，亲往法智（知礼大师）会下，求可为继。法智（知礼大师）曰：当于众中自择之。慈云（遵式大师）阅视至师（本如大师），即云：斯人可也。”
本如大师旋即被遵式大师“授以东山学者”。自始本如大师即在东掖山能仁寺大开法筵，历三十年，众常五六百。在此期间，先后宣说《妙法莲华经》、《涅槃经》、《金光明经》、《观无量寿经》、《请观音经》、《摩诃止观》、《观心论》、《金刚錍》、《观音别行玄记》等经论，皆讲解了六、七遍。
本如大师勤于讲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修忏，尝集百僧修法华忏，长达一年，瑞验屡见，北宋庆历二年（1042）七月，驸马李遵勗（xù）奏请朝廷，宋仁宗感念其德，赐“神照法师”之号及紫衣袈裟，并智者之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资讲说。
本如大师除讲忏之外，其晚年则专行净土，慕庐山之风，与丞相章郇公及诸贤于能仁寺西南隅，结白莲社，一心念佛，宋仁宗钦其道，遂赐“白莲庵院”匾额。
白莲庵院始由本如大师结屋为庵，仅六七年遂成巨剎。后乃以能仁（寺）山林三分其一，指岭为界，以供白莲庵院樵薪。据《佛祖统纪》云：“（本如大师）尝于寺西南隅，见一虎睡，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虎俛（fǔ俯）首而去，后于虎卧处结屋为菴，归闲其中。”
关于白莲庵院，除为虎卧奇特之地外，另尚别有神奇故事。据《佛祖统纪》云：“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师每禅坐，必连床升行空中，师未尝问。一日，五神请曰：师既踞吾居，乞于此向山冈，建祠塑像，已备泥在山矣。师往视冈上，有新泥一垛，以之塑像无所余。”
本如大师也圆寂辞世于白莲庵院，但关于其辞世具体年份，宋代天台宗学者所作史籍记载却存有异说。其中，南宋宗鉴法师编撰的《释门正统》卷六，认为本如大师圆寂于皇祐二年（1050年）；成书稍晚，由南宋志磬法师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十二，则认为是皇祐三年（1051年），两者相较仅差一年。虽成书较早的《释门正统》所载似更为可靠，但也不足以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有误，所以本如大师圆寂于公元1050年或公元1051年似皆有可能。
若按《佛祖统纪》记载，本如大师逝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及世寿70岁来推算，其应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而若按《释门正统》所载，其寂于皇祐二年来推算，则其当生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至于二书皆谓大师“腊五十三”，到底是僧腊，还是戒腊，则难以判定。
本如大师圆寂前后，曾出现诸多祥瑞异象，据《佛祖统纪》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说法，与众诀别。其夕，法堂藏阁、方丈栋梁皆折，锺鼓击之无声。江上渔人见云端有僧，西向而去。诘旦，右脇安庠而逝，时天气盛热，异香非常。明年（1052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门人启钥，视尊容如生，爪发俱长，有大莲华，产于塔前。”故后天台宗诗僧梵才大师祭文有“圆寂经岁，肉体如生”语。
《释门正统》云：“师轻乐财施，弘教为己任，敝衾坏衲，裕然以老。”仅此一言，可说是对本如大师一生最为客观的评价了。
本如大师著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及《仁王忏仪》，后者今已不存。《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则注释至十种境界时停笔，后由其高弟处咸大师续而全之，镂版施印达万卷，此书现存于《卍续藏》第35卷之中。
本如大师一生嗣法弟子甚多，著名者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楂庵有严、天台元璪、承天择仁、永嘉元掺、天台宝织、杭州义全、台州怀雅、承天法宝等诸师。
本如大师一生另尚显有诸多神异境界，如据《佛祖统纪》所载：“师尝于天台邑中，为众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者塔、国清寺、赤城山，交射于法座之上。”“又因供千佛、饭一千贫人，置华于席下，佛座华应不萎而反萎，贫人座华应萎而反不萎，举众为之叹异。”
附 记：
问宣子记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春，住山鉴堂谓：师塔当方丈后，狃（niǔ）于风水非宜之说，将迁之。破土数寸，香气袭人，棺上产莲华一茎，光明奕奕。暨发函，慈颜俨然，须发长垂，衣被不坏，舍利满龛，一众惊叹，于是亟掩藏之。
镜菴论之曰：法师血肉之身，衣被之饰，在土二百年而不坏，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所持，畴能若是。人或以轻发祖塔，咎鉴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启视之，曷足以知法师正报亲依、坚固不坏之瑞？为此举者，其祖冥使之乎(《观经疏》以华座观为亲依，今以衣被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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