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生活##瘾瘾作乐# 既然人设上瘾，不如瘾瘾作乐。最潮的「瘾瘾作乐Over and Over Again」展览炸裂来袭
1.沉浸式互动影像| 机械动力装置| 静态雕塑等17件大型作品，超震撼超出片
2.探索「人设」面具下的挣扎、欲望和狂热，解锁成年人的叛逆与自我
8月10日-11月2日于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关注了社社的潮人们，快去第一个炸翻朋友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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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曾系统的看过大师的作品，那种艺术家对艺术的狂热，对大自然的热爱，那种激情流于笔端的奔放，那种对色彩光影掌握的娴熟，都突显出了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的真、善、美的精神世界。然而今天再看到凡高先生的这些作品，仍然让我无比的激动和振奋，那纯真的色彩，那科学的透视，那笔端的激情，没有对艺术的热爱，没有与生具来的天赋，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他年仅37岁的寿命和悲殘的人生，使他在艰难困苦的实际生活中，顽强不屈的拼搏斗志更为人所敬佩……致敬伟大的艺术家（图文源自@西北大学 艺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岳钰老师的朋友圈，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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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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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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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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