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画家王春立：我反对后殖民主义的东西】一、自1986年起，我提出“中国美术现代化，唯有体现民族精神，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个新的美学命题。反对“后现代主义艺术”。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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