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雪》
为这座“诗歌之城”加冕。
诗人乔辉赵卡广子......26年不见，
他们一起喝酒写诗没有我，今天我写下雪：
呼和浩特，诗人之城，写给1989年写诗的少年。

拆阅/一张空白纸/揉皱又铺开/一如他风霜的脸————读到乔辉1989年深秋的写下的第一首诗，看他有叹“三十三载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如今两鬓斑白。

26年草原一别，我写下一首青城之城的小诗投给编辑李老乡登在《飞天》杂志，一晃老乡已不在，唯有当年老乡林染醉酒如在眼前，幸而如乔辉兄“有诗为证”，正如信中所言，期待来年“共同为诗歌之城加冕”。

#悦读阅美#
《女神》，郭沫若作。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也是郭沫若代表作。

#苏轼[超话]#
本来想说一说《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编造典故的事，结果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更为详尽的考证，那就摸个鱼，直接拷上来了。
作者：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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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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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祐二年苏轼考礼部进士的时候写的文章，全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
立法的时候标准须严，而判决的时候处置须宽。若在有罪无罪之间，则责罚从轻；若在有功无功之间，则奖赏从重。这样的赏罚制度，可称之为“忠厚”。
“三杀三宥”，就是苏轼在议论的过程中举的一个例子。原文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但是“三杀三宥”这个典故，是不见于史册的。后来大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尧、皋陶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另一种呢，就认为苏轼纯粹是在考场现编的。
在《礼记》中有相似的记载。这件事至少有两个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是明代一位诗人，叫做敖英，另一个比较有名，就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杨万里。
下面引一下敖英的《绿雪亭杂言》。
愚按东坡斯言，非无稽臆断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观东坡之意，得非触类于此乎？
杨万里《诚斋诗话》关于这一点的表述也类似。不过更进了一步，说礼记这个故事，指不定就是从尧的典故而来呢。
其实问我的话，我觉得，苏轼写尧、皋陶这个故事的时候隐约想到过《礼记》，这个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主要是，我想了想自己，假如我往作文里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小故事，那多半是我没记清细节所以写错了。要说随手一编，刚好就编得跟真实事件大差不差，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
不过苏轼到底还是苏轼，或许就是能创造这样的巧合，也未可知。
而且呢，“考场现编派”写的几个小故事，要比“记混人名派”的论述好玩多了。
他们写的小故事又有两个分支，一是“何须出处”，二是“想当然耳”。
“何须出处”，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
说是阅卷的时候，梅圣俞读到苏轼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就拿去呈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看了，也觉得很好，但是对“杀之三宥之三”这一句有点疑问，就问梅圣俞，此出何书？
梅圣俞就一笑，回答说，何须出处。
后来排完了名次放了榜，欧阳修见到了苏轼，又拿这件事去问苏轼。
苏轼也是一笑，亦答道，何须出处。
欧阳修因此称赏苏轼的豪迈。
这个小故事，就颇有高山流水、两心相惜的意思。原文有点长，就不录了。
“想当然耳”，就是题主在题目描述里写的故事了，出自龚颐正《芥隐笔记》。
梅圣俞来问苏轼，“三杀三宥”的事在哪本书有记载？
苏轼就回答说，想当然耳。
龚颐正在笔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又接着写道，虽然苏轼这话是随便一说，但是这随便一说的“想当然耳”，其实也是有旧典可循的。
循的这个典呢，就是孔融讽刺曹操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准古，想当然耳”。
说是曹操攻打袁绍的时候，攻破邺城，把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了曹丕。
孔融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跟曹操说，从前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曹操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这又是哪本经典上写的？
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从如今的事推断，我料想从前也一定是这样的啊。
孔融说的这话呢，有点儿以史为鉴的意思。但是他这么反着一说，就显得特别讽刺。
不说史无前例所以不能做，而说今天既然有人做了，史书上的圣贤必然也做过。
然而圣贤既然没有做，那么今天做这件事的人，必然也就距离圣贤甚远了。
至于是哪个方向的远，那就不必点破了。
“想当然耳”又有另一个版本，还是杨万里《诚斋诗话》。
和上面龚颐正那版的差别，一是换了个npc，二是让苏轼自己介绍了孔融的旧例，三是词句上的细微改动。
这一版说，欧阳修去问苏轼，“三杀三宥”，是哪本书上写的呀？
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就回家翻书，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有翻到，过了几天再见苏轼，于是又问他。
苏轼就说了孔融的故事，又道，当时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现在我也是这么回答您。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意其如此”。
孔融当时的话，是讽刺曹操无德。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则隐隐是称颂仁宗宽厚了。
这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这一版里的苏轼，非要说的话，掉书袋掉得稍微有点儿浮夸了。但是对答之间的飘逸气度太吸引人了。
纵论古今，是名士风流。
抄一下《诚斋诗话》原文结束摸鱼吧。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之此典故不出尧？
以上内容主要搬运自王水照先生的《苏轼选集》，稍微整理归纳了一下。如果有错的地方，那估计就是我理解错了，求轻拍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