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总公司降为项目主管后分公司负责人维权成功
案情回顾
　　2020年6月1日，张某入职成都某物流公司担任贵阳分公司负责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自2020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止。
　　2020年12月16日，张某收到总公司发来的调岗降薪通知。通知以张某拒不执行总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导致贵阳分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为由，取消其经理职位待遇，并将其调整至重庆分公司任项目主管。同日，该公司关闭了贵阳分公司办公场所。张某认为总公司这是在变相逼自己辞职，于次日向总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函，并以总公司拖欠工资、强迫员工离职为由，提出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12月17日终止。
　　2021年1月13日，张某向贵阳市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总公司支付其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17日被拖欠的工资28000元，经济补偿12000元，报销费用1622元。2021年6月7日，贵阳市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定该公司向张某支付工资 28000 元、经济补偿12000元、报销费用1622元。
　　不服贵阳市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该公司随即向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该公司无须向张某支付工资28000元、经济补偿金12000元、报销费用1622元，同时判决张某向该公司返还叉车及地牛，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被告张某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该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但被法院裁定驳回。
　　2021年10月，龙泉驿区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交锋
　　庭审中，该公司代理人表示，贵州市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无事实依据。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时，被告同意原告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调整至其他工作岗位，被告负责贵阳分公司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不服从总公司管理，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原告出具的员工工资表显示，被告2020年10至12月的实际工资应为17939.61元，原仲裁裁决认定数额错误。劳动合同还约定，“甲方的发薪日期为次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遇到节假日顺延发放，因甲方经营状况需要而无法按时发放时，乙方同意甲方可延迟不超过两个月予以发放”，延迟两个月也就意味着2020年10月份的工资最迟可于2021年1月31日发放，因此原告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被告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
　　2020年12月16日，原告对被告张某进行职位调整，需要进行工作交接手续时，张某拒不配合，并挑动部分员工闹事，将公司叉车及地牛非法占有，给公司带来损失20000元。贵州市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中遗漏了该事实，认定事实有误。
　　被告张某辩称，自己入职时，该公司行政财务人员就告知自己，工资组成为8400元（含130元的个税）＋3600元替补发票，为每月12000元。自己2020年10月上班29天（包含加班2天），11月上班17天，12月上班15天，按理公司应支付自己3个月工资为33861元，但是自己在申请仲裁时只主张了28000元。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一直未及时支付自己工资，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2020年12月16日，原告对自己撤职、降职、调岗至外省，属变相强制辞退。自己不得已才于次日向总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依据法律规定，原告应支付自己经济补偿。张某还表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自己提交的报销申请经过了公司总裁、副总、财务的批示，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因此，原告应将报销费用给付自己。至于原告提出的侵占财物的问题，如属实，应属刑事犯罪，如属民事案件，则应另行起诉。
法院判决
　　龙泉驿区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原告应支付被告的工资金额，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书时，被告有双方签字确认的《薪酬确认书》，但原告未举出《薪酬确认书》。从被告与原告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银行流水来看，可以认定被告的工资标准应为每月12000元（含个税130元），其中原告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8270元（已扣个税130元），被告提供3600元的发票给原告报销作为工资的一部分。而被告2020年10至12月分别出勤26天、16.5天、12天，按出勤天数折算，其应得工资为30620.7元。由于被告在申请仲裁时主张的工资为28000元，未超过其应得工资，原告主张的不应支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原告是否应当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确实存在未及时支付被告工资的情形，且其作出的调整被告工作岗位的通知，也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变更劳动合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此情形下，被告以原告未及时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不应支付被告经济补偿反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劳动关系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因此，原告应按一个月的工资支付被告经济补偿。
　　针对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报销费用，法院审理认为，即使被告有借款，双方也可另行协商处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可另行解决。因此，原告应支付被告已审批的报销费用1622元。对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返还叉车及地牛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如原告认为系双方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原告应按劳动争议程序另行处理。
　　最终，龙泉驿区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成都某物流公司支付拖欠被告张某工资的28000元、经济补偿12000元、报销费用1622元。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于2021年12月23日向成都中院提起上诉。成都中院二审开庭审理后认为，因本案纠纷系由张某提起的劳动仲裁所引发，对上诉人成都某物流公司要求张某返还叉车及地牛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的主张，如确系双方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公司也应按劳动争议程序另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今年1月21日，成都中院二审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公司对员工调岗降薪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按照该规定，公司需要与员工协商一致才能变更。若公司未与员工协商一致，单方调岗降薪，员工有权拒绝。

【江歌母亲诉刘鑫案二审择期宣判 #刘鑫法庭最后陈词曝光# 】2月16日上午，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暖曦（原名刘鑫）生命权纠纷一案二审开庭，庭审持续近4个小时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此案在1月10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决被告刘暖曦赔偿69.6万元。由于此案广受关注，上诉后青岛中院非常重视。此次庭审由青岛中院代理院长张正智担任审判长，包括副院长高勇在内的4名法官担任审判员。

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当事人双方针对五大焦点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刘暖曦在庭审上几次落泪哭泣，最后陈词称“眼里的世界是灰色的，活得不如草芥。”江秋莲因身体原因未参加庭审。#刘暖曦称活得不如草芥# ​​​​

江秋莲未参加庭审 庭外刘暖曦痛斥“网暴”

早上8时10分左右，刘暖曦早早就出现在了法院门口。她身着一件银白色的棉服，和特地从无锡赶来为她做证的网友拥抱后，从侧门进入法院。这名刘暖曦的支持者表示，自己的证人身份被驳回了，不过之前很多谩骂刘暖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

法庭外，同样来了很多江歌妈妈的支持者。一名青岛本地女子称，自己和江歌妈妈没有私交，但特意到此想给其一个拥抱，其称“江歌妈妈必胜”。

“因身体原因，我本人今天不出庭参加庭审，有黄乐平律师、李婧律师全权代理，我放心又安心。”9点半开庭前，江秋莲表示。

开庭前刘暖曦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相关证据和详细情况会在庭审中阐述。此次开庭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心态的准备。“我认为我需要站起来面对，而不是懦弱的请求原谅。”

“五年来我一直觉得事情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一直在等，可是一次次绝望，我一直避免成为‘刘学州’，但舆论却想置我于死地。” 刘暖曦说。

不过，江秋莲表示，刘暖曦一贯的偷换概念。对于此次庭审，江秋莲称“我不需要和她当庭对质，我想要的，只是法院一个公正的裁决结果。”

庭审聚焦五大焦点 刘暖曦最后陈词曝光

在今天的庭审中，当事人双方针对五大焦点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

上诉人刘暖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江秋莲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证据不足，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和理由均不成立。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没有依据。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程序正当，对于追加共同原告及共同被告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已向双方释明。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三、上诉人上诉主张的事实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四、上诉人在上诉主张中以捏造事实、编造谎言的方式推卸自身责任，背离诚信。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观恶性和对被上诉人的精神伤害并非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能够弥补。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公正判决。

此外，据央视新闻报道，刘暖曦方面曾表示，江歌在刘未要求其在地铁口等待的前提下，已经主动在等她。没有证据证明刘是先行入室后“将门锁闭”。刘不可能认知和预判陈世峰会杀人，更不可能认知和预判陈世峰会杀一个与他没有关系的人。江歌被杀害完全是陈世峰的行为所致。刘暖曦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刘鑫再次否认锁门#

被上诉人江秋莲一方则表示，刘鑫强调江歌在刘鑫没有要求她在地铁口等待的前提下已经在等候刘鑫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刘鑫“锁门”的事实具备充分客观证据予以证明，刘鑫的否认只是重现了刘鑫因推卸自身责任而作虚假陈述的情形。刘鑫阻止江歌报警具备充分证据支持。

刘暖曦在法庭最后陈词中称，一波又一波的网络暴力涌向自己。“我真的不止一次想过了断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我眼里的世界是灰色的，我活得不如草芥。”“可是我死了，要清白又有什么意义？我死了对得起那些为我澄清真相的人吗？每次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知道我有多冤枉，并坚持争取更多力量站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就又有了继续生存的动力。”

刘暖曦称，“我就像时代的一粒沙，卑微到尘埃里，任何人都可以安全而骄傲地对我踏上一脚，唾上一口，肆意抒发他们的道德优越感。”

经过近四小时的审理，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江秋莲对外回应称：“对于今天二审开庭我没什么可以说的，我相信青岛中院会做出公正裁判。” 其律师表示“二审判决前不再接受采访。”

刘暖曦表示庭审结束后会有一场记者发布会，刘暖曦和她的律师胡贵云均会参加，刘暖曦会给出案情回应。胡贵云则表示“摆事实、讲道理，天塌不下来。”

江歌案时间线

2016年11月3日，在日本东京发生一起中国留学生江歌被杀害案，凶手系刘暖曦（原名刘鑫）前男友陈世峰，江歌系刘鑫好朋友。

2016年11月24日，警方以凶杀案逮捕犯罪嫌疑人陈世峰。

2016年12月14日，案发后41天，案件告破。

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审判庭宣判陈世峰恐吓罪、杀人罪成立，判处20年徒刑。

2019年10月22日，江秋莲以生命权侵权纠纷为由，向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共计207.06万元赔偿。

2022年1月10日上午，青岛城阳法院一审判决：刘暖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2022年1月24日，刘暖曦提起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刘鑫承认曾给江母发阖家欢乐#

竞业限制，原本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规则利器，但滥签现象和权责之间的模糊地带，也让它成为许多打工人职业生涯中的隐形“大坑”。 年底了，跳槽旺季来临。但一纸竞业限制协议，让现单位成为了很多打工人无法说走就走的围城。因竞业限制，张悦然对是否从某互联网大厂辞职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她在10月份从运营岗位正式离职。HR对她启动了竞业限制，半年内，她每月可以领到原公司发放的竞业补偿金，数额是前一年总工资平摊到月之后的30%，但同时，她无法到协议所列的8家竞品公司工作，若违反，她需要赔偿24个月的薪酬作为违约金。竞业限制是劳动法中的重要内容，是对离职员工去向的一种限制，是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劳动法规定，竞业限制只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三类员工。然而现如今，很多企业为了管理方便，要求所有新入职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已成为常规流程。这导致竞业协议“滥签”现象普遍，纠纷频繁发生。王珂就因竞业限制协议和前公司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她不满公司让她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却不发放补偿金，因而发起劳动仲裁。公司后来却反诉王珂违反竞业限制，要求赔偿违约金50万元。非必要的竞业限制，让“打工人”陷入困惑。竞业限制到底限什么？签还是不签？会给未来换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可以要求原公司发放竞业补偿吗？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职场人对竞业协议的讨论。 非核心人员也要签竞业协议？在通过劳动仲裁拿到前公司发的竞业补偿金后，王珂被前公司反告了，理由是她违反了竞业限制。王珂的前东家是北京一家主营网络安全的公司，她此前担任美工一职。入职时，她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今年3月，她从该公司离职，在家待业近3个月，期间未收到公司发放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向法律援助咨询过相关事宜后，5月，王珂对原公司提起劳动仲裁，希望公司能遵守竞业限制规则，补发她这段时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此，原公司辩称，在王珂离职时，公司已向她明确，公司不会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视同竞业限制协议自动解除。8月时，公司还向王珂发去了一份关于竞业限制的补充说明通知，称“在离职时已告知对你没有竞业限制，公司不会支付补偿款，则视同自动解除竞业限制。且你的岗位仅为低端美工类职位，根本没有竞业限制必要。对此你都是明知的。”让非核心人员也签竞业限制协议，是目前大多数公司的普遍做法。因为人员流动性增加，为了避免有漏网之鱼，全签署是更方便，且看起来更加万无一失的做法，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滥签”之下，做好启动约定很重要星汉云法务创始人曹立森律师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前来咨询与竞业协议相关的问题，但很多公司并不太了解竞业限制协议，“问的问题比较粗浅，普遍问的都是怎么签、签了怎么履行，但一旦因为竞业的问题对簿公堂，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专业得多。”仅竞业是否启动这个问题，就让很多企业以及员工疑惑。这也是王珂和前东家之间的竞业限制纠纷的起因——王珂觉得自己签了协议，加上履行了限制义务，就应该拿到竞业补偿；公司却认为虽然签过了协议，但在离职时已经口头告知解除，没有发动限制也就不需要补偿。曹立森根据自己接触过的公司估算，真正启动竞业限制的比例并不高,“按公司算的话，我接触过的公司里，有5%曾经向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的员工启动过限制；但如果按单个公司对签署过协议的员工启动的数量算，还到不了5%，也就是说，公司让100个员工都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可能最后一个都没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在协议中约定好启动竞业限制的细节，就容易产生纠纷。 11月，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做出了仲裁决定，对王珂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王珂提供的裁决书，仲裁委认为，王珂的前公司虽主张已向王珂告知无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在王珂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仲裁委对该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而选择采信王珂。此外，原公司未提交反证，反驳王珂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主张，因此仲裁委采信王珂。仲裁委最终裁决，前公司应支付王珂从今年3月19日到4月30日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2827.59元。关于补偿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就经济补偿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曹立森介绍，竞业限制是否启动，主动权在企业手上，因为竞业限制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公司利益而诞生，“但关键是你要做好约定”。“如果你没有相应的有效约定，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公司不发动竞业限制，但没有跟离职员工做好有效约定，离职员工转行了，根据自己曾经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向原公司要求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这种情况，法院或是仲裁部门会支持离职员工的诉求。” 被公司反诉违约，索赔50万公司享有启动主动权，另一方面，员工也享有法定解除权。曹立森告诉记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3个月的期限，即在竞业限制启动的情况下，公司应按时向离职员工发放竞业补偿金，最迟不超过3个月，一旦超过此期限，则员工有权向原公司提出解除竞业限制。但这个时间点中的交叉地带，让事情变得复杂。“公司超过3个月没给补偿，但如果员工在这3个月内到竞品公司工作了，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公司不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了，直接起诉员工承担违反竞业限制的责任。”曹立森说。这跟王珂在仲裁成功后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在仲裁结果出来后，王珂接到了仲裁庭的电话，“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我支付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50万，理由是我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待业几个月后，王珂先后入职过两家公司，“一家是普通业务公司，还有一家是物联网公司。”王珂也无法准确判断，它们和最早离职的那家公司，是不是竞争对手。“经营范围有重合，都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之类的，但它们属于不同行业。”王珂没想到，自己通过仲裁主张发放竞业补偿金的做法，竟然为原公司反过来主张自己违反竞业限制提供了便利。她拿不定主意，想放弃那笔不足3000元的补偿金，甚至希望原公司的竞业限制协议如其早前主张一样，不曾启动。11月30日，王珂到北京市海淀区的劳动仲裁庭领取了原公司申请仲裁的材料。她对案件接下来的走向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她把材料的部分内容拍了照，关键信息打了码，发到了小红书，并配文“太难了”。 被动的打工人在经历这件事之前，王珂对竞业限制不甚了解，她不知道存在相关的制度，对协议里的条款也不大关注，“只记得入职的时候，老板拿了一堆文件让我签字。”直到她从原公司离职后，在一次法律援助中听说了竞业限制补偿金，她才想起自己曾签过一个叫竞业限制协议的东西。王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前公司发起的仲裁。更重要的是，对她来说，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竞业限制引起的一系列纠纷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前公司补发给她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王珂甚至后悔自己此前对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 曹立森这些年接触了很多对竞业限制有疑问的公司和个人，他发现，职场人最关心的点，并不在于补偿金。“非常少人会问到赔偿金相关的问题，他们大多更关心怎样才能规避掉竞业限制，顺利找到新工作去上班。”而到了真正对簿公堂，大多数跟竞业限制有关的诉讼，都由企业发起，“10个案子中企业作为原告的有8个。”而这些企业的诉求，也并非重点关注违反赔偿本身。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世栈律师，代理了深圳一些由公司发起的竞业限制相关诉讼。他告诉记者，竞业限制相关的案件原告要胜诉的难度不小，因为存在取证难的问题，但企业仍然会选择提告一些违反竞业限制的员工，主要是出于警示的目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员工可能不会太把竞业限制当一回事。”郭世栈观察，一般来说，企业在做完一两起竞业限制案件后，员工至少会在两三年内比较“消停”，不会有明显的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出现。曹立森认为，在竞业限制这件事上，员工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大部分竞业协议的签订都是按照企业要求去签的，员工很少有议价的权利。我给很多企业做法律顾问，企业会对保密协议、竞业协议提出各种需求，但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公司提到，员工要求针对各类协议哪些要调整。”曹立森建议，一旦因为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员工和企业对簿公堂，在法庭对抗的过程中，员工可以审查规章制度的程序合法性。“因为竞业限制这块，有的是单独签竞业协议，有的则是公司通过规章制度里的条款来规范的。如果是单独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因为是员工本人签的，这种很难再有议价的余地，但如果公司只是在员工手册里有一章，要求员工有竞业限制义务，这种情况建议员工去审查规章制度，看它的程序是不是合法。因为这类制度跟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按照法律规定，这种制度应当履行相应的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即公司拟定的规章制度草案，要先发征求意见稿征求员工的意见，接着，公司要听取意见，可能需要与工会或员工代表沟通，之后再把定稿下发。“北京这边的法院，目前，10个案子里可能有2个法官会考虑，公司有没有履行民主程序，如果没有，就可能直接导致制度无效。如果说这个制度无效，那对于员工的竞业要求也就自然无效了。”曹立森说。离职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张悦然仍在待业，还没开始找工作，“限制和补偿金的影响都有，但主要还是想先缓一缓。”王珂则在最近告诉记者，她已和原公司达成和解，她删掉了小红书上一些关于她和原公司纠纷过程的帖子。“我放弃要补偿金，对方放弃要违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