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国内有些新能源汽车不比特斯拉差，我们要有信心】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时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时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闻鼓论津】董微微：稳投资，育动能！天津“制造业立市”战略深入推进】图片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考验，天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实施“制造业立市”战略，着力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强化重大项目支撑，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制造业立市的成效初步显现，对制造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了有力支撑。
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 制造业投资保持增长
大力实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持续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在疫情影响下，制造业领域投资逆势增长，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有力支撑。一季度，制造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2.7%，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77.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在天津加速集聚发展。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8%和58.3%，主要投向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信息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等领域。特别是信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投资保持增长，发展优势持续巩固。
新动能不断壮大 重点产业链发展稳定
重点产业链发展总体稳定，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发展势头良好。天津把产业链作为核心抓手，围绕信创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等领域重点打造12条产业链，全面实施“链长制”，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相互融合。信创产业、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一季度，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合计增长0.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0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75.6%。其中，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3条产业链增加值分别增长18.7%、48.3%和21.9%。
新动能发展持续壮大，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高精尖产品稳步增长。围绕重点产业领域部署创新链，海河实验室建设提速，创新体制机制，探索“产业链出题、政府助题、实验室答题”的新模式，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为制造业立市强化科技赋能。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0%，比1-2月加快9.2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为14.5%，比1-2月提高1.0个百分点。新产品产量增长较快，服务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9.7%和14.4%。
加大要素保障力度 强化重大项目支撑
一季度，天津启动2022年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3160亿元，涵盖科技创新、产业链提升、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改善等领域，单体项目体量大，协和医学院天津医院等10亿元以上项目83个，投资占比高达77.1%。康希诺创新疫苗产业园、爱思达航天科技天津总部基地、中石化天津南港乙烯项目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焦重点区域，优化城市布局，滨海新区今年首批新开工项目116个，总投资1154亿元，项目规模占到全市的36.5%，有力推动形成“津城”“滨城”竞相发展格局。
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投产。一是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统筹用地、用海、用能、环保指标，优先用于市级重点项目建设。二是强化资金保障，搭建线上“金融广场”，完善常态化政、金、项对接平台，分批组织金融机构对接项目需求，为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提供稳定金融保障。三是完善项目协调机制，开展跟踪帮扶，建立分级协调推动机制，对于跨区、跨部门的重点难点问题，由市重点项目办限时督办解决。利用全市重大项目智慧管理平台，对新开工项目建档立卡，逐项摸排规划、土地、征迁、资金等瓶颈制约，一项一策跟踪帮扶。四是优化项目服务，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扩大“容缺后补”适用范围，靶向破解项目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支持重点项目按照以函代证和承诺制有关要求办理前期手续，积极推广覆盖审批全流程的专业化、定制式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精准帮扶市场主体，为企业纾困解难。出台《关于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税费减免、稳岗用工、金融支持等方面分类施策，精准扶持施策主体，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指挥部，累计梳理产业链发展薄弱环节、问题清单，台账化解决问题313个，为长城汽车、中芯国际等306家重点企业协调解决交通、用工、原材料、融资等问题616个，发放省际、市域通行证3400余张，助企纾困，稳定工业大盘，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
总体来看，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有序恢复，进入二季度，随着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成效显现，高水平优质项目投资建设提速，重点产业链做强做大做优，逐步形成项目建设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将为全年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本期特邀专家：董微微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考验，天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实施“制造业立市”战略，着力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强化重大项目支撑，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制造业立市的成效初步显现，对制造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了有力支撑。
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 制造业投资保持增长
大力实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持续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在疫情影响下，制造业领域投资逆势增长，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有力支撑。一季度，制造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2.7%，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77.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在天津加速集聚发展。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8%和58.3%，主要投向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信息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等领域。特别是信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投资保持增长，发展优势持续巩固。
新动能不断壮大 重点产业链发展稳定
重点产业链发展总体稳定，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发展势头良好。天津把产业链作为核心抓手，围绕信创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等领域重点打造12条产业链，全面实施“链长制”，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相互融合。信创产业、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一季度，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合计增长0.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0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75.6%。其中，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3条产业链增加值分别增长18.7%、48.3%和21.9%。
新动能发展持续壮大，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高精尖产品稳步增长。围绕重点产业领域部署创新链，海河实验室建设提速，创新体制机制，探索“产业链出题、政府助题、实验室答题”的新模式，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为制造业立市强化科技赋能。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0%，比1-2月加快9.2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为14.5%，比1-2月提高1.0个百分点。新产品产量增长较快，服务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9.7%和14.4%。
加大要素保障力度 强化重大项目支撑
一季度，天津启动2022年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3160亿元，涵盖科技创新、产业链提升、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改善等领域，单体项目体量大，协和医学院天津医院等10亿元以上项目83个，投资占比高达77.1%。康希诺创新疫苗产业园、爱思达航天科技天津总部基地、中石化天津南港乙烯项目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焦重点区域，优化城市布局，滨海新区今年首批新开工项目116个，总投资1154亿元，项目规模占到全市的36.5%，有力推动形成“津城”“滨城”竞相发展格局。
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投产。一是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统筹用地、用海、用能、环保指标，优先用于市级重点项目建设。二是强化资金保障，搭建线上“金融广场”，完善常态化政、金、项对接平台，分批组织金融机构对接项目需求，为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提供稳定金融保障。三是完善项目协调机制，开展跟踪帮扶，建立分级协调推动机制，对于跨区、跨部门的重点难点问题，由市重点项目办限时督办解决。利用全市重大项目智慧管理平台，对新开工项目建档立卡，逐项摸排规划、土地、征迁、资金等瓶颈制约，一项一策跟踪帮扶。四是优化项目服务，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扩大“容缺后补”适用范围，靶向破解项目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支持重点项目按照以函代证和承诺制有关要求办理前期手续，积极推广覆盖审批全流程的专业化、定制式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精准帮扶市场主体，为企业纾困解难。出台《关于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税费减免、稳岗用工、金融支持等方面分类施策，精准扶持施策主体，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指挥部，累计梳理产业链发展薄弱环节、问题清单，台账化解决问题313个，为长城汽车、中芯国际等306家重点企业协调解决交通、用工、原材料、融资等问题616个，发放省际、市域通行证3400余张，助企纾困，稳定工业大盘，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
总体来看，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有序恢复，进入二季度，随着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成效显现，高水平优质项目投资建设提速，重点产业链做强做大做优，逐步形成项目建设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将为全年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本期特邀专家：董微微
科普｜VOCs防治是解决臭氧污染问题的关键
臭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广泛，但当近地面臭氧浓度超过一定限值就会造成臭氧污染，臭氧污染不仅影响人体健康，还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近几年，我国臭氧污染呈加重趋势，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呈上升趋势，臭氧已成为影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VOCs(挥发性有机物)是目前臭氧治理工作的难点和关键。但我国VOCs防治处于初步阶段，政策、技术方面仍存在短板，亟需高度重视。
一、臭氧污染问题严重，VOCs是臭氧治理的关键
臭氧污染形成原因：近地面臭氧污染大部分是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经光化学反应转化而形成。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臭氧前体物都是一次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火力发电、化工等工业污染源排放及餐饮行业等排放。
VOCs是臭氧治理工作的难点和关键。NOx属于常规污染物，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的燃烧，近年来我国NOx治理成效显著，截止目前，NOx排放量较2011年下降约50%。VOCs主要来源于机动车、石化、化工、汽车制造、印刷、家具、电子等生产或使用油漆、涂料和溶剂的工业企业等。VOCs种类繁多，包含甲醛、苯、二甲苯、各种芳香烃等上百种有机物，VOCs排放源点多、分散，无组织排放占比大，治理基础薄弱，致使臭氧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VOCs同时也是PM2.5的重要前体物。
二、VOCs防治的现状和短板
技术方面。一是VOCs末端治理技术良莠不齐，成效不一。VOCs涉及行业众多，不同的VOCs要根据其性质和工况条件，合理选择VOCs末端治理技术。VOCs末端治理技术包括吸附技术、焚烧技术、催化燃烧技术等10多种技术及组合技术。实际应用中，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可以提高VOCs治理效率。如对低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活性炭吸附、沸石转轮吸附、减风增浓等浓缩技术，提高VOCs浓度后净化处理；对高浓度废气，优先进行溶剂回收，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油气（溶剂）回收宜采用冷凝+吸附、吸附+吸收、膜分离+吸附等技术。但目前VOCs治理领域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缺少技术实力强的大型龙头企业，整体专业性水平不够，在一些地区，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低效技术应用甚至达80%以上，治污效果差。二是VOCs源头削减技术研发应用缓慢。含VOCs原辅材料的使用是VOCs产生源，因应用成本、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诸多因素，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研发应用投入不足，企业源头削减替代积极性不够，进度迟缓。以家具制造企业为例，典型家具制造企业的生产工艺涉及底漆喷涂、面漆喷涂等工序，底漆喷涂过程若使用水性涂料等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水性溶剂会渗入木结构深层，导致木料表面含水量较大，底漆干燥时间变长、产品质量下降；若底漆工序采用UV 固化涂料，则需配置相应的UV 光固化生产设备，成本相应增加；面漆喷涂过程若使用水性涂料等低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易造成产品表面光泽变差、硬度下降，影响产品的销售。
政策方面。一是管理基础薄弱。我国VOCs控制起步晚，管理基础薄弱，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台石油化工、有机化工、包装印刷、家具、电子等重点行业污染源排放清单，VOCs排放基础数据统计体系、VOCs管控监测体系不完整，造成底数不清，无法做到分类管控、精准施策、科学治理。二是标准体系不完善。《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指出，要加强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重点行业的VOCs综合治理，但国家层面仅发布了石化、部分化工(如农药、制药、涂料、油墨、胶粘剂等)和油品储运销行业标准，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及部分化工行业尚未出台行业标准。缺少行业标准的企业，大部分地区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120mg/m3的要求，限值相对宽松，无法满足当前环境治理工作的要求；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但该标准属于综合性标准，管控适用的范围大，对于一些特定行业无法充分反映行业实际特点，势必影响VOCs的有效监管。三是经济政策有待完善。约束政策有待完善，VOCs产品消费税征收范围小，我国仅将电池、涂料两种VOCs排放量大的产品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VOCs含量低于420g/L(含)的涂料免征消费税，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免征消费税,油墨、胶凝剂等其他高VOCs排放的产品尚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畴。激励政策亟待加强，如企业对于苯系物等控制要求较高的重点污染源的监测设备投入较高，设备价格需要50万元~100万元。而国内排放VOCs的企业里中小型企业占很大比重，如果仪器设备价格过高，企业配套VOCs监测设备的经济压力较大。
※东洋和光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VOCs废气处理设备的研发、生产，专业性极高，研发的沸石转轮和沸石分子筛性能稳定、处理效率高、使用安全且性价比高，废气处理后排放浓度远低于当地排放标准。
三、VOCs防治的几点建议
一是突出VOCs防治的重要性，加强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按照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需求，调整污染物减排和污染治理的重点，强化对VOCs的减排要求，从管理理念、控制指标、重点任务、重点措施、环境政策等方面出发，建立支撑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环境政策。通过优化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划分、不同时段重点污染物减排策略设计等，形成有利于协同控制和精准治理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
二是提高VOCs管理的基础能力，完善基础数据统计、监测体系。尽快研究建立我国VOCs基础物质清单，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现行研究方法确定VOCs基础物质清单，并形成便于查询使用的手册或工具，针对重点行业制定“一行一策”差异化、分源项、全过程的防控措施。完善VOCs排放基础数据统计体系和管控监测体系，综合运用各种监测监管手段，加强无组织排放和有组织排放、厂区环境和厂界环境的监测力度。加强对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的监控，包括设备运行时间、关键运行参数、耗材或药剂使用量、危险废物处置量、有机溶剂消耗量、能源消费量等，通过连续监测记录，确保治污设施正常高效运行。
三是加强过程管控，完善标准体系。调整污染物控制标准体系的设计思路，从污染物产生的全过程，对污染源实施精细化管理，从而有效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通过制定污染控制标准，将VOCs的管理重点从末端治理转移到源头控制、过程监管上，引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强化设备选型选材、提高设计标准和施工质量、开展设备泄漏检测与修复、加强日常巡检要求、规范治理设施。加快涉VOCs行业排放标准的修订工作，修订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等行业排放标准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尽快出台包装印刷、家具制造、工业涂装等VOCs排放量较大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四是规范技术路线，加快实施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重大项目。鉴于VOCs物质易挥发、无组织逸散排放占比大的特征，要打破传统污染控制偏向于末端排放的控制方法，紧密结合行业特色、源类特点，建立起从源头替代到过程控制再到末端治理的全过程防控技术路径。编制VOCs治理可行性技术指南，明确治理措施的适用场景、最佳运行参数、安装运行维护要求，确保排放浓度稳定达标。在汽车、家具、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化工等行业大力推广使用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和涂料、胶粘剂等，加快对芳香烃、含卤素有机化合物的绿色替代，加快生产设备密闭化改造。结合我国VOCs排放特征、分布特点等，建议围绕京津冀、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以工业涂装、石化、化工、包装印刷以及油品储运销等为重点领域，全面实施原辅材料替代、通用设施无组织排放管理、治污设施“三率”（废气收集率、治污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提升等重大工程，推动实现VOCs排放大幅削减。
五是完善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经济政策。在激励层面，加大财政资金治理支持力度，地方利用专项资金、扩大绿色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VOCs污染防治相关工作，同时引导鼓励各种社会资金进入VOCs防治领域。从约束层面来看，研究探索将VOCs纳入环境保护税征管范畴，优先选择VOCs排放量大、光化学反应活性强，同时治理技术、排放核算方法均较为成熟的重点行业先行征收。扩大含VOCs产品消费税征收范围，包括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稀释剂等。#环保##沸石转轮##环境#
臭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广泛，但当近地面臭氧浓度超过一定限值就会造成臭氧污染，臭氧污染不仅影响人体健康，还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近几年，我国臭氧污染呈加重趋势，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呈上升趋势，臭氧已成为影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VOCs(挥发性有机物)是目前臭氧治理工作的难点和关键。但我国VOCs防治处于初步阶段，政策、技术方面仍存在短板，亟需高度重视。
一、臭氧污染问题严重，VOCs是臭氧治理的关键
臭氧污染形成原因：近地面臭氧污染大部分是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经光化学反应转化而形成。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臭氧前体物都是一次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火力发电、化工等工业污染源排放及餐饮行业等排放。
VOCs是臭氧治理工作的难点和关键。NOx属于常规污染物，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的燃烧，近年来我国NOx治理成效显著，截止目前，NOx排放量较2011年下降约50%。VOCs主要来源于机动车、石化、化工、汽车制造、印刷、家具、电子等生产或使用油漆、涂料和溶剂的工业企业等。VOCs种类繁多，包含甲醛、苯、二甲苯、各种芳香烃等上百种有机物，VOCs排放源点多、分散，无组织排放占比大，治理基础薄弱，致使臭氧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VOCs同时也是PM2.5的重要前体物。
二、VOCs防治的现状和短板
技术方面。一是VOCs末端治理技术良莠不齐，成效不一。VOCs涉及行业众多，不同的VOCs要根据其性质和工况条件，合理选择VOCs末端治理技术。VOCs末端治理技术包括吸附技术、焚烧技术、催化燃烧技术等10多种技术及组合技术。实际应用中，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可以提高VOCs治理效率。如对低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活性炭吸附、沸石转轮吸附、减风增浓等浓缩技术，提高VOCs浓度后净化处理；对高浓度废气，优先进行溶剂回收，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油气（溶剂）回收宜采用冷凝+吸附、吸附+吸收、膜分离+吸附等技术。但目前VOCs治理领域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缺少技术实力强的大型龙头企业，整体专业性水平不够，在一些地区，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低效技术应用甚至达80%以上，治污效果差。二是VOCs源头削减技术研发应用缓慢。含VOCs原辅材料的使用是VOCs产生源，因应用成本、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诸多因素，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研发应用投入不足，企业源头削减替代积极性不够，进度迟缓。以家具制造企业为例，典型家具制造企业的生产工艺涉及底漆喷涂、面漆喷涂等工序，底漆喷涂过程若使用水性涂料等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水性溶剂会渗入木结构深层，导致木料表面含水量较大，底漆干燥时间变长、产品质量下降；若底漆工序采用UV 固化涂料，则需配置相应的UV 光固化生产设备，成本相应增加；面漆喷涂过程若使用水性涂料等低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易造成产品表面光泽变差、硬度下降，影响产品的销售。
政策方面。一是管理基础薄弱。我国VOCs控制起步晚，管理基础薄弱，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台石油化工、有机化工、包装印刷、家具、电子等重点行业污染源排放清单，VOCs排放基础数据统计体系、VOCs管控监测体系不完整，造成底数不清，无法做到分类管控、精准施策、科学治理。二是标准体系不完善。《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指出，要加强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重点行业的VOCs综合治理，但国家层面仅发布了石化、部分化工(如农药、制药、涂料、油墨、胶粘剂等)和油品储运销行业标准，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及部分化工行业尚未出台行业标准。缺少行业标准的企业，大部分地区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120mg/m3的要求，限值相对宽松，无法满足当前环境治理工作的要求；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但该标准属于综合性标准，管控适用的范围大，对于一些特定行业无法充分反映行业实际特点，势必影响VOCs的有效监管。三是经济政策有待完善。约束政策有待完善，VOCs产品消费税征收范围小，我国仅将电池、涂料两种VOCs排放量大的产品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VOCs含量低于420g/L(含)的涂料免征消费税，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免征消费税,油墨、胶凝剂等其他高VOCs排放的产品尚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畴。激励政策亟待加强，如企业对于苯系物等控制要求较高的重点污染源的监测设备投入较高，设备价格需要50万元~100万元。而国内排放VOCs的企业里中小型企业占很大比重，如果仪器设备价格过高，企业配套VOCs监测设备的经济压力较大。
※东洋和光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VOCs废气处理设备的研发、生产，专业性极高，研发的沸石转轮和沸石分子筛性能稳定、处理效率高、使用安全且性价比高，废气处理后排放浓度远低于当地排放标准。
三、VOCs防治的几点建议
一是突出VOCs防治的重要性，加强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按照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需求，调整污染物减排和污染治理的重点，强化对VOCs的减排要求，从管理理念、控制指标、重点任务、重点措施、环境政策等方面出发，建立支撑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环境政策。通过优化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划分、不同时段重点污染物减排策略设计等，形成有利于协同控制和精准治理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
二是提高VOCs管理的基础能力，完善基础数据统计、监测体系。尽快研究建立我国VOCs基础物质清单，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现行研究方法确定VOCs基础物质清单，并形成便于查询使用的手册或工具，针对重点行业制定“一行一策”差异化、分源项、全过程的防控措施。完善VOCs排放基础数据统计体系和管控监测体系，综合运用各种监测监管手段，加强无组织排放和有组织排放、厂区环境和厂界环境的监测力度。加强对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的监控，包括设备运行时间、关键运行参数、耗材或药剂使用量、危险废物处置量、有机溶剂消耗量、能源消费量等，通过连续监测记录，确保治污设施正常高效运行。
三是加强过程管控，完善标准体系。调整污染物控制标准体系的设计思路，从污染物产生的全过程，对污染源实施精细化管理，从而有效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通过制定污染控制标准，将VOCs的管理重点从末端治理转移到源头控制、过程监管上，引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强化设备选型选材、提高设计标准和施工质量、开展设备泄漏检测与修复、加强日常巡检要求、规范治理设施。加快涉VOCs行业排放标准的修订工作，修订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等行业排放标准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尽快出台包装印刷、家具制造、工业涂装等VOCs排放量较大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四是规范技术路线，加快实施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重大项目。鉴于VOCs物质易挥发、无组织逸散排放占比大的特征，要打破传统污染控制偏向于末端排放的控制方法，紧密结合行业特色、源类特点，建立起从源头替代到过程控制再到末端治理的全过程防控技术路径。编制VOCs治理可行性技术指南，明确治理措施的适用场景、最佳运行参数、安装运行维护要求，确保排放浓度稳定达标。在汽车、家具、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化工等行业大力推广使用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和涂料、胶粘剂等，加快对芳香烃、含卤素有机化合物的绿色替代，加快生产设备密闭化改造。结合我国VOCs排放特征、分布特点等，建议围绕京津冀、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以工业涂装、石化、化工、包装印刷以及油品储运销等为重点领域，全面实施原辅材料替代、通用设施无组织排放管理、治污设施“三率”（废气收集率、治污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提升等重大工程，推动实现VOCs排放大幅削减。
五是完善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经济政策。在激励层面，加大财政资金治理支持力度，地方利用专项资金、扩大绿色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VOCs污染防治相关工作，同时引导鼓励各种社会资金进入VOCs防治领域。从约束层面来看，研究探索将VOCs纳入环境保护税征管范畴，优先选择VOCs排放量大、光化学反应活性强，同时治理技术、排放核算方法均较为成熟的重点行业先行征收。扩大含VOCs产品消费税征收范围，包括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稀释剂等。#环保##沸石转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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