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才知道批注可以看时间的！我的论文导师真的是责任心爆棚的事业型女性啊，我晚上九点多发的论文（不礼貌的），老师给我批到是十点半，早上六点半又继续批完了啊啊，七点多给我腾讯会议一个半小时！我真的佩服鲁老师啊！非常干练的威海人，给我讨论问题的时候多次被她刚会说话的二胎儿子打断，后来老师打发她儿子去看电视了[泪][泪]我们家里也有孩儿啊，不到万不得已哪一个家长能让孩子看电视啊，我三生有幸能在大学遇到一个极其负责任的老师！
#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多国人士呼吁：#美国应对其全球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近日，美国在乌克兰实施的生物军事合作项目接连曝光，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切。美国在乌境内的生物军事活动只是冰山一角。美国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全球公共卫生”等名义，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开展生物合作项目，控制了数百个生物实验室。多国人士发出呼吁，生物安全事关人类共同利益，美国应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其在乌克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
根据美方2021年底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文件，美方在乌境内有26处实验室等合作设施。美国国防部近日又表示，美乌合作的实验室数量是46个。美方宣称其在乌克兰没有运营实验室，偶尔派人只是帮助乌方确保实验室安全，但2005年美乌签署的协议显示，美国防部代表有权参与乌方设施所有相关活动，乌境内所有危险病毒都必须储存在这些实验室并按要求提供给美方，乌方不得公开美方认定的“敏感信息”。美方在乌克兰实验室问题上的相关表态自相矛盾，引发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多国媒体的质疑和批评。
3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质问，那些实验室从事的研究“为何如此危险与可怕，以至于纽兰‘非常担心’研究材料落入俄军之手”？而且从纽兰的回答来看，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研究有军事用途，有人在研究生物武器。“我们为什么要在乌克兰资助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一切？”
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报道了美国防部参与在乌克兰实施“减少生物威胁项目”的相关信息。文章指出，美方与乌克兰的一些生物实验室开展合作，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并向乌方卫生人员提供生物安全和科学指导培训。根据乌克兰一家电视台2020年9月的报道，2009年、2011年、2014年及2015年皆有非典型传染性疾病在乌克兰肆虐。该国一名政治评论家表示，如果将疾病的暴发地点和时间绘制出来，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地方都是生物实验室所在地。
土耳其民族电视台报道说，尽管乌克兰和北约否认建立生物实验室，但纽兰已经承认了这些实验室的存在。据该电视台报道，保加利亚记者盖坦吉耶娃4年前就在生物实验室问题上质问过美方官员，却被污蔑制造“假新闻”而被赶出欧洲议会。如今，美国承认生物实验室的存在，她再次发文质问：“究竟是谁在炮制假新闻？”
土耳其《共和国报》的评论说，俄罗斯披露的信息让美国在乌克兰的“肮脏行径”暴露无遗。俄方获取的资料证实，美国设立的这些生物实验室试图开发生物武器。然而，这些向全世界发布的危险信息如同预想中的一样，被西方媒体忽略了。
印度《每日电讯报》认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担忧不容忽视。美国宣称实验室里的病原体并不是生物武器的组成部分，但生物武器实验与核试验不同，用于生物武器实验的材料与正常科研材料难以区分，因此隐藏起来也容易得多。鉴于生物武器威胁日益严重，必须尽早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
俄罗斯生物学家丘马科夫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秘密军事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以进行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究。丘马科夫指出，在美方看来，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物武器实验要合理得多，因为可以在这些实验室进行一些危险性更高的研究，即使发生某种泄漏，对美国的威胁也已降至最低。
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波波夫同样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资助的实验室，很多都能用于实验和制造生物武器。他说，所有实验室按照统一的方案建设、拨款、管理，并接受美国防部的监督。美国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以及相关军事院校工作人员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萨利耶夫说，五角大楼在世界各地资助建设的实验室拥有先进的设备。他们对外宣称从事抗病毒研究，实际上可能在研发“细菌战”武器。
土耳其巴赫切谢希尔大学安全专家阿卜杜拉·阿加尔表示，美国应使其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尽可能“透明”，在“尚未将世界拖入危险进程之前”全面澄清其所有活动细节。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达努拉对媒体表示，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一旦失控，会导致蔓延全球的流行病。美国是历史上仅有的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在越南还使用过化学武器，且美国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其生物军事活动威胁全球安全的担忧。达努拉认为，有文件披露新冠病毒传播与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有关联，这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美国为什么要在俄罗斯等国附近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这种极其危险的生物研究背后有何动机？”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奥马里认为，美国一直回避对有关限制生物武器扩散的国际协议做出承诺，表明美国“刻意隐瞒”。（人民日报）
根据美方2021年底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文件，美方在乌境内有26处实验室等合作设施。美国国防部近日又表示，美乌合作的实验室数量是46个。美方宣称其在乌克兰没有运营实验室，偶尔派人只是帮助乌方确保实验室安全，但2005年美乌签署的协议显示，美国防部代表有权参与乌方设施所有相关活动，乌境内所有危险病毒都必须储存在这些实验室并按要求提供给美方，乌方不得公开美方认定的“敏感信息”。美方在乌克兰实验室问题上的相关表态自相矛盾，引发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多国媒体的质疑和批评。
3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质问，那些实验室从事的研究“为何如此危险与可怕，以至于纽兰‘非常担心’研究材料落入俄军之手”？而且从纽兰的回答来看，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研究有军事用途，有人在研究生物武器。“我们为什么要在乌克兰资助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一切？”
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报道了美国防部参与在乌克兰实施“减少生物威胁项目”的相关信息。文章指出，美方与乌克兰的一些生物实验室开展合作，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并向乌方卫生人员提供生物安全和科学指导培训。根据乌克兰一家电视台2020年9月的报道，2009年、2011年、2014年及2015年皆有非典型传染性疾病在乌克兰肆虐。该国一名政治评论家表示，如果将疾病的暴发地点和时间绘制出来，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地方都是生物实验室所在地。
土耳其民族电视台报道说，尽管乌克兰和北约否认建立生物实验室，但纽兰已经承认了这些实验室的存在。据该电视台报道，保加利亚记者盖坦吉耶娃4年前就在生物实验室问题上质问过美方官员，却被污蔑制造“假新闻”而被赶出欧洲议会。如今，美国承认生物实验室的存在，她再次发文质问：“究竟是谁在炮制假新闻？”
土耳其《共和国报》的评论说，俄罗斯披露的信息让美国在乌克兰的“肮脏行径”暴露无遗。俄方获取的资料证实，美国设立的这些生物实验室试图开发生物武器。然而，这些向全世界发布的危险信息如同预想中的一样，被西方媒体忽略了。
印度《每日电讯报》认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担忧不容忽视。美国宣称实验室里的病原体并不是生物武器的组成部分，但生物武器实验与核试验不同，用于生物武器实验的材料与正常科研材料难以区分，因此隐藏起来也容易得多。鉴于生物武器威胁日益严重，必须尽早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
俄罗斯生物学家丘马科夫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秘密军事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以进行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究。丘马科夫指出，在美方看来，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物武器实验要合理得多，因为可以在这些实验室进行一些危险性更高的研究，即使发生某种泄漏，对美国的威胁也已降至最低。
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波波夫同样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资助的实验室，很多都能用于实验和制造生物武器。他说，所有实验室按照统一的方案建设、拨款、管理，并接受美国防部的监督。美国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以及相关军事院校工作人员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萨利耶夫说，五角大楼在世界各地资助建设的实验室拥有先进的设备。他们对外宣称从事抗病毒研究，实际上可能在研发“细菌战”武器。
土耳其巴赫切谢希尔大学安全专家阿卜杜拉·阿加尔表示，美国应使其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尽可能“透明”，在“尚未将世界拖入危险进程之前”全面澄清其所有活动细节。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达努拉对媒体表示，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一旦失控，会导致蔓延全球的流行病。美国是历史上仅有的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在越南还使用过化学武器，且美国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其生物军事活动威胁全球安全的担忧。达努拉认为，有文件披露新冠病毒传播与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有关联，这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美国为什么要在俄罗斯等国附近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这种极其危险的生物研究背后有何动机？”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奥马里认为，美国一直回避对有关限制生物武器扩散的国际协议做出承诺，表明美国“刻意隐瞒”。（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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