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商业研究院# |什么样的创业者，更受投资人青睐？】#创业# #投资#
为了证明自身价值，企业倾向于关注具体的要素，如收入增长、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等。这些当然重要，但利益相关者还会关注一些无形的东西。
一个常被忽视的无形要素是CEO与投资者沟通的能力。
企业明白CEO演讲能力的重要性，但没有意识到CEO的沟通风格和气质也可能影响企业价值。2020年一项研究表明，能有效沟通的CEO领导的公司在新冠流行初期更好地抵挡了股价受到的负面影响。
>>>说服力就是影响力
言语就是讲话，言语是人类交流与思考的重要工具。近年来，社会发展的进步，语言表达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领导岗位上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艺术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适应时代进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表达自己和传播思想的非凡能力。一流的表达能力不一定能言善辩。“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之类的成语，意思是说话既要有内容，也要有形式。"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胜于百万之师”讲的就是非凡的表达能力。
丘吉尔曾说一个人可以面对多少人讲话，就有多大的成就，相信很多人都是有共鸣点，你的领导力就有多大，你的边界就有多大。
身为领导者，如果你不会演讲，你该如何带领你的团队？每个好的领导者都应该学会如何说话！
说服力就是影响力，领导干部说服公司员工的过程就是达成协议意见和建议的过程，而销售说服客户的过程就是构建信任关系的过程，从而影响客户的购买决定。
任何人都能够运用语言表达说服他人接纳自己的想法，这本身就是影响人的一个过程。一个人的说服力可以改变他人的观点，进而改变他人的行为，所以说服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他人的影响力。
“天使投资人的意义，就是去寻找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企业家的人。你投资他们就好了，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反倒没那么重要。这个项目死了，再投下一个，因为他们终究会成为企业家。”
有个知名投资人表示：一个优秀创业者应该具备的要素，饥渴感、执行力、思考深刻、个人魅力等等。最后一项最为重要。
他认为，创业者们大多没有什么背景，他们要做什么，就必须要能说服人一起干。一没钱、二没背景，说服人更多考的是人格魅力，自带“感染力”。比如滴滴的程维就属于这类创业者。
表达能力：
清晰简短的表述，很少有多余的废话 - 说明创始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未来会做什么
语气匀速，不宜过快 - 绝不能像老大爷一样，说话黏黏糊糊
会对投资人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停顿及着重讲解 - 会察言观色
眼神里有光 - 对自己的公司的产品及对应商业模式有偏执般的相信
>>>投资人喜欢有野心的创业者
行业是否具有可预期、可展望、可想象的三个要素。
一定要让投资人看到公司和创始人的野心，这点至关重要！是野心！不是吹“大梨”！好多创始人动不动就说万亿级市场，几倍的增速，全都是虚的，最核心的是你要让投资人看到你的野心！相信你可以做到！绝不是画大饼！
清楚表述行业所处阶段，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公司在行业的所处位置。一定要有论据的！绝不能是散文式的回答！
与行业头部企业异同，为何你能活着，或者说你能赢，你到底有什么！（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你的公司处于一个很热的赛道）
>>>创业团队应规避的三个风险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是集中在人员和管理上，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风险：
第一，公司家族化。家族化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许多传统公司起初打江山的都是“父子兵”、亲兄弟，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关系纽带也十分牢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封闭型的管理模式在决策和制度上存在根本问题，不仅无法令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最终也会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有一些家族化或是夫妻创业的成功案例，但投资人对这样的团队构成还是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种模式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挑战。
第二，一言堂。在创业公司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创始人通常都颇有魅力且表达能力强。这些管理者一般都是天之骄子，他们通常拥有显赫的履历、好的平台以及平稳的发展。即便从原先企业出来之后，他们往往也会带着资源、资本以及个人的战略眼光。
这类创业者虽然具有人格魅力，但管理的事情太过琐碎、权力过于集中，很多时候会成为公司成长的包袱。长此以往，优秀的中层难以成长，这将导致公司中间层的空心化。
第三，缺乏弹性。很多创业者，尤其是获得融资后的创业者，在面对社会变化时缺乏弹性。他们往往只会踩油门却不会踩刹车——踩油门符合人性，踩刹车则是反人性。现实中，很多企业在高速发展中无法承受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们缺乏自我调整的弹性，当危机来临时不能迅速收缩。
当然并不是每个优秀的团队都能成功融资，因为毕竟投资人还是“项目+人”共同考虑的。但是，比起“这个项目不错，但人不行”的结论，“这个项目不行，但是人不错，可以保持联系，下次别的项目也许可以投”的结果，对于创业者而言，也许更好些。
因为没有一个创业者是一次性成功的，通过一次次演说，为自己积攒些有效的投资人资源，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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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身价值，企业倾向于关注具体的要素，如收入增长、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等。这些当然重要，但利益相关者还会关注一些无形的东西。
一个常被忽视的无形要素是CEO与投资者沟通的能力。
企业明白CEO演讲能力的重要性，但没有意识到CEO的沟通风格和气质也可能影响企业价值。2020年一项研究表明，能有效沟通的CEO领导的公司在新冠流行初期更好地抵挡了股价受到的负面影响。
>>>说服力就是影响力
言语就是讲话，言语是人类交流与思考的重要工具。近年来，社会发展的进步，语言表达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领导岗位上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艺术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适应时代进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表达自己和传播思想的非凡能力。一流的表达能力不一定能言善辩。“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之类的成语，意思是说话既要有内容，也要有形式。"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胜于百万之师”讲的就是非凡的表达能力。
丘吉尔曾说一个人可以面对多少人讲话，就有多大的成就，相信很多人都是有共鸣点，你的领导力就有多大，你的边界就有多大。
身为领导者，如果你不会演讲，你该如何带领你的团队？每个好的领导者都应该学会如何说话！
说服力就是影响力，领导干部说服公司员工的过程就是达成协议意见和建议的过程，而销售说服客户的过程就是构建信任关系的过程，从而影响客户的购买决定。
任何人都能够运用语言表达说服他人接纳自己的想法，这本身就是影响人的一个过程。一个人的说服力可以改变他人的观点，进而改变他人的行为，所以说服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他人的影响力。
“天使投资人的意义，就是去寻找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企业家的人。你投资他们就好了，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反倒没那么重要。这个项目死了，再投下一个，因为他们终究会成为企业家。”
有个知名投资人表示：一个优秀创业者应该具备的要素，饥渴感、执行力、思考深刻、个人魅力等等。最后一项最为重要。
他认为，创业者们大多没有什么背景，他们要做什么，就必须要能说服人一起干。一没钱、二没背景，说服人更多考的是人格魅力，自带“感染力”。比如滴滴的程维就属于这类创业者。
表达能力：
清晰简短的表述，很少有多余的废话 - 说明创始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未来会做什么
语气匀速，不宜过快 - 绝不能像老大爷一样，说话黏黏糊糊
会对投资人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停顿及着重讲解 - 会察言观色
眼神里有光 - 对自己的公司的产品及对应商业模式有偏执般的相信
>>>投资人喜欢有野心的创业者
行业是否具有可预期、可展望、可想象的三个要素。
一定要让投资人看到公司和创始人的野心，这点至关重要！是野心！不是吹“大梨”！好多创始人动不动就说万亿级市场，几倍的增速，全都是虚的，最核心的是你要让投资人看到你的野心！相信你可以做到！绝不是画大饼！
清楚表述行业所处阶段，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公司在行业的所处位置。一定要有论据的！绝不能是散文式的回答！
与行业头部企业异同，为何你能活着，或者说你能赢，你到底有什么！（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你的公司处于一个很热的赛道）
>>>创业团队应规避的三个风险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是集中在人员和管理上，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风险：
第一，公司家族化。家族化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许多传统公司起初打江山的都是“父子兵”、亲兄弟，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关系纽带也十分牢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封闭型的管理模式在决策和制度上存在根本问题，不仅无法令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最终也会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有一些家族化或是夫妻创业的成功案例，但投资人对这样的团队构成还是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种模式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挑战。
第二，一言堂。在创业公司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创始人通常都颇有魅力且表达能力强。这些管理者一般都是天之骄子，他们通常拥有显赫的履历、好的平台以及平稳的发展。即便从原先企业出来之后，他们往往也会带着资源、资本以及个人的战略眼光。
这类创业者虽然具有人格魅力，但管理的事情太过琐碎、权力过于集中，很多时候会成为公司成长的包袱。长此以往，优秀的中层难以成长，这将导致公司中间层的空心化。
第三，缺乏弹性。很多创业者，尤其是获得融资后的创业者，在面对社会变化时缺乏弹性。他们往往只会踩油门却不会踩刹车——踩油门符合人性，踩刹车则是反人性。现实中，很多企业在高速发展中无法承受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们缺乏自我调整的弹性，当危机来临时不能迅速收缩。
当然并不是每个优秀的团队都能成功融资，因为毕竟投资人还是“项目+人”共同考虑的。但是，比起“这个项目不错，但人不行”的结论，“这个项目不行，但是人不错，可以保持联系，下次别的项目也许可以投”的结果，对于创业者而言，也许更好些。
因为没有一个创业者是一次性成功的，通过一次次演说，为自己积攒些有效的投资人资源，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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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将就UFO问题举行听证会##外星人#
20世纪是一个神奇的世纪，关于核武器、关于宇宙、关于人类的未来……地球人被一次又一次的颠覆认知，1945年8月6日，当第一朵人造蘑菇云在日本广岛升起，6000多度的高温在一瞬间融化了周围的一切，人类头一次感受到了从地球上被彻底抹去的恐惧。
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伽莫夫正式提出了大爆炸理论，人类惊讶地发现，原来上百万年来，我们观测到的山川湖海、日月星辰，竟然有可能全部源自一个爆炸的奇点。
1947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发生了一起飞碟坠毁事件，此事在民间不断发酵，最终引发了一阵全美“飞碟”狂潮，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当即下令成立一支由科学家所组成的特别组织，并由空军负责推行这一历史著名的研究计划，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蓝皮书计划”。
此后从1952年到1969年的17年之间，该计划累计收集了12618件UFO报告，刷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三观，直到1969年美国宣布终止“蓝皮书计划”，此后50多年的时间里，再没有举行过一次官方性质的UFO听证会，直到2022年5月17日，美国国会召开了这次UFO公开听证会。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听证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聚焦于此！
我全程看完了整场直播，发现了至少两个重要信息：
1.这是以美国国会的官方身份举行的一次关于UFO的听证会。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一句废话，毕竟，试问谁不知道这是美国国会举行的？但是，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是像大家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国内通胀居高不下，所以放出UFO的消息来转移注意力，那需要以国会的名义来释放消息吗？
历史上美国形势艰难的时期多了去了，七八十年代的滞涨期，美国国内通胀率高达2位数，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形势那么严峻，也没见美国官方拿UFO说事啊，顶多就是某政府高官或者总统在参加某次采访的时候故作神秘的玩味道——我知道，但我不能细说！
还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军方要钱的借口，这就更有意思了，这是美国最高立法机关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不是美国空军或者海军的报告书，何况现在美国军方要钱的理由多的是，比如说中国的超音速乘波体导弹技术世界第一，比如中国的国际空间站技术先进，比如俄乌冲突不稳定因素增大……哪一项不能要到钱？
一般持有这类想法的人很奇怪，一方面他们十分关注UFO的消息，另一方面却又不相信任何关于UFO的消息，哪怕真的有外星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依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幻觉或者是阴谋论。
所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拿掉自己心中的偏见，站在客观的角度冷静分析，这是一次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美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举行的，面向全球媒体的公开听证会，解释的是关于UFO的相关事件，这就是此次听证会的重要前提！你想明白了这个前提，就知道这件事只要发生了，那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原本大可不必发生……
2.美国官方的亲口证词。
在这次听证会中，美国国会议员在说到这句话时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以前科幻片中的场景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说之前的听证会是异常严肃的，那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明显多了一丝兴奋，这就有点像小孩子第一次听说地球之外还有一个浩瀚的宇宙时的心情。
而且美国官方亲口承认，你所看到的，听说的一些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和新闻，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
这句话有多么震撼可能很多人都没发现，虽然美国没有直接承认有外星人，也没有说不明飞行物是外星生物的产物，但是你仔细思考一下。
这些不明飞行物，它有以下特征：
一、平均速度极快，来无影去无踪或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二、产生电磁力可以打碎空气，出现时能够无声、无阻碍地移动。
三、四周有强烈的电磁场，会使汽车熄火、罗盘乱跳、收音机播音中断、电视受干扰以及电力系统失灵等现象。
四、会产生各种红、橙、黄、绿、紫等颜色的亮光变换。
五、没有惯性反应，可以呈连续性任何角度的折线形前进或后退移动。
六、具有反重力，可以在无动力状态停留空中、或快速垂直上升而消失。
如果这些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以前很多人理解的气象原因，视觉错位等，那只能说明有三个可能性：
1. 地球上有一个国家掌握了超出常识的科技水平。
2. 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一个其他原生文明。
3. 有科技水平更高的外星人。
你认为哪个答案更容易被你接受？
所以，如果美国官方没有撒谎，那这场听证会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刻，如果一定要我进行对比，那可能有点像《三体》中人类第一次知道还有三体人时的场景。
而《三体》中人类是如何接受还有外星人这个事实的呢？
一开始是少数人，比如叶文洁还有部分人类高层知道，后来三体人将智子阵列，连续维度收缩至十一维，然后监控了整个地球的信息，封锁了地球的科技，最后智子给人类发送了你们是虫子这句话！
就在常伟思说完这句话的三秒钟后，三体世界与地球叛军之外的人类进行了第一次交流，这以后，他们就中断了与地球三体叛军降临派的通讯，在所有与会者的有生之年，三体世界再也没有发来任何信息，这时，作战中心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到了那个信息，就像汪淼看到倒计时一样，信息只闪现了不到两秒钟就消失了，但所有人都准确地读出了它的内容，它只有五个字——你们是虫子！
可即便是如此直白的方式，人类世界依然有人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各国政府的骗局，认为这是面壁者们为了获得特权的阴谋。
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真的存在外星人，它如何做才能让地球人相信呢？
来一个全球范围的全息投影，讲解外星文明？
还是出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电脑、手机屏幕中，宣布这一事实？
与其这样做，倒还不如让这个星球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的政府来揭秘这一事实，让大众缓慢接受这个真相。
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有外星人，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人类对于自己想象力之外的事情，能够理解的程度，真的很有限，对于未知，我们还是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微博新知博主#
20世纪是一个神奇的世纪，关于核武器、关于宇宙、关于人类的未来……地球人被一次又一次的颠覆认知，1945年8月6日，当第一朵人造蘑菇云在日本广岛升起，6000多度的高温在一瞬间融化了周围的一切，人类头一次感受到了从地球上被彻底抹去的恐惧。
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伽莫夫正式提出了大爆炸理论，人类惊讶地发现，原来上百万年来，我们观测到的山川湖海、日月星辰，竟然有可能全部源自一个爆炸的奇点。
1947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发生了一起飞碟坠毁事件，此事在民间不断发酵，最终引发了一阵全美“飞碟”狂潮，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当即下令成立一支由科学家所组成的特别组织，并由空军负责推行这一历史著名的研究计划，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蓝皮书计划”。
此后从1952年到1969年的17年之间，该计划累计收集了12618件UFO报告，刷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三观，直到1969年美国宣布终止“蓝皮书计划”，此后50多年的时间里，再没有举行过一次官方性质的UFO听证会，直到2022年5月17日，美国国会召开了这次UFO公开听证会。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听证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聚焦于此！
我全程看完了整场直播，发现了至少两个重要信息：
1.这是以美国国会的官方身份举行的一次关于UFO的听证会。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一句废话，毕竟，试问谁不知道这是美国国会举行的？但是，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是像大家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国内通胀居高不下，所以放出UFO的消息来转移注意力，那需要以国会的名义来释放消息吗？
历史上美国形势艰难的时期多了去了，七八十年代的滞涨期，美国国内通胀率高达2位数，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形势那么严峻，也没见美国官方拿UFO说事啊，顶多就是某政府高官或者总统在参加某次采访的时候故作神秘的玩味道——我知道，但我不能细说！
还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军方要钱的借口，这就更有意思了，这是美国最高立法机关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不是美国空军或者海军的报告书，何况现在美国军方要钱的理由多的是，比如说中国的超音速乘波体导弹技术世界第一，比如中国的国际空间站技术先进，比如俄乌冲突不稳定因素增大……哪一项不能要到钱？
一般持有这类想法的人很奇怪，一方面他们十分关注UFO的消息，另一方面却又不相信任何关于UFO的消息，哪怕真的有外星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依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幻觉或者是阴谋论。
所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拿掉自己心中的偏见，站在客观的角度冷静分析，这是一次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美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举行的，面向全球媒体的公开听证会，解释的是关于UFO的相关事件，这就是此次听证会的重要前提！你想明白了这个前提，就知道这件事只要发生了，那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原本大可不必发生……
2.美国官方的亲口证词。
在这次听证会中，美国国会议员在说到这句话时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以前科幻片中的场景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说之前的听证会是异常严肃的，那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明显多了一丝兴奋，这就有点像小孩子第一次听说地球之外还有一个浩瀚的宇宙时的心情。
而且美国官方亲口承认，你所看到的，听说的一些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和新闻，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
这句话有多么震撼可能很多人都没发现，虽然美国没有直接承认有外星人，也没有说不明飞行物是外星生物的产物，但是你仔细思考一下。
这些不明飞行物，它有以下特征：
一、平均速度极快，来无影去无踪或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二、产生电磁力可以打碎空气，出现时能够无声、无阻碍地移动。
三、四周有强烈的电磁场，会使汽车熄火、罗盘乱跳、收音机播音中断、电视受干扰以及电力系统失灵等现象。
四、会产生各种红、橙、黄、绿、紫等颜色的亮光变换。
五、没有惯性反应，可以呈连续性任何角度的折线形前进或后退移动。
六、具有反重力，可以在无动力状态停留空中、或快速垂直上升而消失。
如果这些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以前很多人理解的气象原因，视觉错位等，那只能说明有三个可能性：
1. 地球上有一个国家掌握了超出常识的科技水平。
2. 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一个其他原生文明。
3. 有科技水平更高的外星人。
你认为哪个答案更容易被你接受？
所以，如果美国官方没有撒谎，那这场听证会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刻，如果一定要我进行对比，那可能有点像《三体》中人类第一次知道还有三体人时的场景。
而《三体》中人类是如何接受还有外星人这个事实的呢？
一开始是少数人，比如叶文洁还有部分人类高层知道，后来三体人将智子阵列，连续维度收缩至十一维，然后监控了整个地球的信息，封锁了地球的科技，最后智子给人类发送了你们是虫子这句话！
就在常伟思说完这句话的三秒钟后，三体世界与地球叛军之外的人类进行了第一次交流，这以后，他们就中断了与地球三体叛军降临派的通讯，在所有与会者的有生之年，三体世界再也没有发来任何信息，这时，作战中心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到了那个信息，就像汪淼看到倒计时一样，信息只闪现了不到两秒钟就消失了，但所有人都准确地读出了它的内容，它只有五个字——你们是虫子！
可即便是如此直白的方式，人类世界依然有人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各国政府的骗局，认为这是面壁者们为了获得特权的阴谋。
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真的存在外星人，它如何做才能让地球人相信呢？
来一个全球范围的全息投影，讲解外星文明？
还是出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电脑、手机屏幕中，宣布这一事实？
与其这样做，倒还不如让这个星球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的政府来揭秘这一事实，让大众缓慢接受这个真相。
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有外星人，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人类对于自己想象力之外的事情，能够理解的程度，真的很有限，对于未知，我们还是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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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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