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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抗疫第一线# 【中西医结合抗疫 阶段性答卷令人振奋】
2月10日，武汉一对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夫妻患者同时出院，其中妻子为重症患者。记者了解到，在他们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显著。事实上，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好消息正不断传来。
记者从湖北省中医院获悉，1月26日，张先生和杨女士这对夫妻因发热、气喘、咳嗽，双双住进了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肺病五科的隔离病房，随后确诊为新冠肺炎。
该院肺病五科负责人冯毅介绍说，入院时，妻子的状况比丈夫要严重，病灶面积大，有呼吸衰竭的表现，属于重症肺炎。医院迅速给这对夫妻进行抗病毒、抗炎的治疗和中医药治疗。
冯毅指出，重症患者就怕两件事，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留下肺组织损伤、肺纤维化等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中医药参与治疗，能很好地促进渗出的吸收，减少甚至解决肺功能损伤等后遗症。经过15天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夫妻二人的病情逐渐好转，后经检测，均达到治愈出院的标准。冯毅说，这是我院首例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不仅证明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效果，也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据了解，该院一直给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该院党委书记巴元明介绍说，截至目前，共有3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该院治愈出院，中医药参与的总有效率达到90%左右。
可以看到，中西医结合治疗交出的阶段性答卷让人倍感振奋。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已有越来越多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据悉，目前武汉市内10家中医医院已经全部用上了中医药，同时，武汉所有社区隔离点也已实现中药汤剂、中成药的全覆盖。
我国历代疫病防治，中医药均发挥作用
“其实，在突发性、流行性疾病的防治中，中医药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首席研究员曹洪欣强调，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我国历代疫病的防治过程中，中医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且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比如在汉代疫病流行时，有《伤寒杂病论》指导临床；明末清初大疫流行时，则有《温病条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疫病防治理论与方法。总结我国历史上555次瘟疫流行状况，也正是因为有中医药的防治作用，才得以从未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等几千万人死亡的重大瘟疫。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乙脑、流脑、出血热、SARS、甲流等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中，中医药均发挥了应有作用。2003年SARS前期，我国内地患者死亡率高达15%，中医药介入后，死亡率降至6.53%。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通过实地考察，也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冠肺炎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马上委派中医专家，前往武汉诊察病情。“在看诊中，我们发现患者的舌体偏胖大，有齿痕、厚腻苔甚至腐苔，反映湿浊之气很重。”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指出，此次新冠肺炎是由寒湿之疫邪引起，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从病位即邪气攻击的脏腑来看，主要是肺和脾，因而在治法上，一定要针对寒和湿。
专家组在诊察时还发现，多数患者出现食欲不佳，甚至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典型脾胃症状，因此提出在治疗时要注意调理脾胃。后经中医专家组与国内知名中医专家反复研讨，最终推出了现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的中药诊疗方案。
仝小林强调，“一人一汤药，一人一辨证”是中医最理想的用药模式。但新冠肺炎传染性强，武汉疫情又如此严重，发病人数之多，抗疫时间之长，防护要求之高，医护人员已经疲惫不堪，靠中医一个一个把脉开方是不现实的。尽管用“通用方”加减这种方式不尽如人意，疗效也会低于一人一方的辨证论治，但在特殊时期，只能特事特办。
国家中医医疗队广安门医院组组长、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齐文升说，患者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多数人愿意服用医疗队开的中药。在服用了中药后，多数患者乏力、憋气、无食欲等症状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我们运用中医治疗疫病，综合西医的治疗方案和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证明了其的有效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表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疫情防控很有利，随着治疗方案的优化和防控措施的加强，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对于新冠肺炎治疗，中医药要提早介入
随着中医专家组多方论证，中医诊疗方案不断优化，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患者受益于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强调，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医药要提早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也提出，新型冠状病毒虽为这次疫情的直接致病源，但《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理论，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光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岁气交接之际，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机错综复杂又随时变化，故治疗亦需要察运因变，灵活机动。他认为，若能在早期进行正确的中医药治疗效果更好。
当下，国家中医医疗队也在继续奔赴武汉，为其提供中医医疗援助。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组建的首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早在大年初一，就在黄璐琦的带领下驰援武汉。此后，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调集的100名中医医务工作者组成的第二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支援一线救治工作。2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组织了第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由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的中医专家及护理人员，共计209人组成。队员中，有中医师54人、护士152人、管理人员3人，主要来自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影像科、ICU等科室。10日上午，他们已分别从天津、南京、郑州、长沙、西安五地出发，乘火车前往武汉。抵达后，将重点参与方舱医院救治等工作。
来源：光明日报
https://t.cn/A6hb54Lz
2月10日，武汉一对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夫妻患者同时出院，其中妻子为重症患者。记者了解到，在他们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显著。事实上，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好消息正不断传来。
记者从湖北省中医院获悉，1月26日，张先生和杨女士这对夫妻因发热、气喘、咳嗽，双双住进了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肺病五科的隔离病房，随后确诊为新冠肺炎。
该院肺病五科负责人冯毅介绍说，入院时，妻子的状况比丈夫要严重，病灶面积大，有呼吸衰竭的表现，属于重症肺炎。医院迅速给这对夫妻进行抗病毒、抗炎的治疗和中医药治疗。
冯毅指出，重症患者就怕两件事，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留下肺组织损伤、肺纤维化等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中医药参与治疗，能很好地促进渗出的吸收，减少甚至解决肺功能损伤等后遗症。经过15天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夫妻二人的病情逐渐好转，后经检测，均达到治愈出院的标准。冯毅说，这是我院首例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不仅证明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效果，也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据了解，该院一直给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该院党委书记巴元明介绍说，截至目前，共有3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该院治愈出院，中医药参与的总有效率达到90%左右。
可以看到，中西医结合治疗交出的阶段性答卷让人倍感振奋。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已有越来越多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据悉，目前武汉市内10家中医医院已经全部用上了中医药，同时，武汉所有社区隔离点也已实现中药汤剂、中成药的全覆盖。
我国历代疫病防治，中医药均发挥作用
“其实，在突发性、流行性疾病的防治中，中医药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首席研究员曹洪欣强调，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我国历代疫病的防治过程中，中医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且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比如在汉代疫病流行时，有《伤寒杂病论》指导临床；明末清初大疫流行时，则有《温病条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疫病防治理论与方法。总结我国历史上555次瘟疫流行状况，也正是因为有中医药的防治作用，才得以从未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等几千万人死亡的重大瘟疫。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乙脑、流脑、出血热、SARS、甲流等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中，中医药均发挥了应有作用。2003年SARS前期，我国内地患者死亡率高达15%，中医药介入后，死亡率降至6.53%。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通过实地考察，也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冠肺炎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马上委派中医专家，前往武汉诊察病情。“在看诊中，我们发现患者的舌体偏胖大，有齿痕、厚腻苔甚至腐苔，反映湿浊之气很重。”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指出，此次新冠肺炎是由寒湿之疫邪引起，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从病位即邪气攻击的脏腑来看，主要是肺和脾，因而在治法上，一定要针对寒和湿。
专家组在诊察时还发现，多数患者出现食欲不佳，甚至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典型脾胃症状，因此提出在治疗时要注意调理脾胃。后经中医专家组与国内知名中医专家反复研讨，最终推出了现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的中药诊疗方案。
仝小林强调，“一人一汤药，一人一辨证”是中医最理想的用药模式。但新冠肺炎传染性强，武汉疫情又如此严重，发病人数之多，抗疫时间之长，防护要求之高，医护人员已经疲惫不堪，靠中医一个一个把脉开方是不现实的。尽管用“通用方”加减这种方式不尽如人意，疗效也会低于一人一方的辨证论治，但在特殊时期，只能特事特办。
国家中医医疗队广安门医院组组长、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齐文升说，患者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多数人愿意服用医疗队开的中药。在服用了中药后，多数患者乏力、憋气、无食欲等症状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我们运用中医治疗疫病，综合西医的治疗方案和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证明了其的有效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表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疫情防控很有利，随着治疗方案的优化和防控措施的加强，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对于新冠肺炎治疗，中医药要提早介入
随着中医专家组多方论证，中医诊疗方案不断优化，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患者受益于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强调，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医药要提早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也提出，新型冠状病毒虽为这次疫情的直接致病源，但《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理论，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光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岁气交接之际，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机错综复杂又随时变化，故治疗亦需要察运因变，灵活机动。他认为，若能在早期进行正确的中医药治疗效果更好。
当下，国家中医医疗队也在继续奔赴武汉，为其提供中医医疗援助。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组建的首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早在大年初一，就在黄璐琦的带领下驰援武汉。此后，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调集的100名中医医务工作者组成的第二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支援一线救治工作。2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组织了第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由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的中医专家及护理人员，共计209人组成。队员中，有中医师54人、护士152人、管理人员3人，主要来自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影像科、ICU等科室。10日上午，他们已分别从天津、南京、郑州、长沙、西安五地出发，乘火车前往武汉。抵达后，将重点参与方舱医院救治等工作。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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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 陶然亭（上）
文·图◎ 梵雁平
亭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东汉末刘熙所作《释名》中提及：“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可见，东汉时期亭已有供人休憩、乘凉之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替亭制而起的是驿，民间则在交通要道建亭以供休憩。因五里为短亭、十里为长亭，故古人有“十里长亭霜满天，青丝白发度何年？”这样的名句传世。隋唐时期，皇家宫苑中多筑亭构景，使亭这一建筑在园林造景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元人有诗云：江山无限景，都取一亭中。
陶然亭公园的由来
陶然亭公园是以“亭”文化为主题，融古今造园艺术为一体的现代园林。有着“都门胜地”美誉的陶然亭公园，是建国后京城最早兴建的一座新型园林，虽位于京西南城隅，却如同历经沧桑的紫禁城一样，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兴衰。其风物历史深厚，值得人们细细探究一番。
陶然亭之地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曾是西周时期蓟城的一部分。唐王朝时，为北方重镇幽州城的东郊。辽代时，位于南京城东郊，如江南水乡一般河塘纵横。元代时，在此处高丘修建一座古刹，名为慈悲庵。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为了建城设立五座窑厂烧砖，在今天陶然亭北侧设立的是专烧制城墙砖的黑窑厂。因黑窑厂前面的小山上建有高大的窑神庙，人们便称此山为“窑台”。久而久之，窑台便成了黑窑厂的代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建外城，把陶然湖和黑窑厂圈进城内。
清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督办黑窑厂，闲暇之时他便常来古刹慈悲庵登高赏景。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既可赏四周青葱芦苇，又可一览周边明丽风光。尤其在每逢重阳时，此地苇花洁白如云海，被世人喻为“窑台映雪”。
因此地景色清幽、草木繁盛，江藻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在慈悲庵西部添建了亭子，并作为临时休息、办公，接待亲友和来访之用。江藻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用“陶然”两个字为亭命名。清代文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江藻个人的《陶然吟》一诗印证了此事，诗前小引说：“西面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坐而乐之，时时往游焉。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颜曰陶然。”陶然亭因是江藻创建的，故以前又叫“江亭”。
陶然亭建成后，江藻常邀同僚友人或是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赋、游赏宴集，深受京城士子和官宦们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陶然亭由此成为清代名亭。慈悲庵也因此在300年内可以说是宣南地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以至“宇内无有不知有此亭者”。
尤其在乾隆以后，到陶然亭消夏消寒、赏花看碑、上巳春禊、重阳登高，成为文人仕宦的传统活动。因此，清代诸多诗人在此有过活动，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据考证，到过陶然亭和慈悲庵，现在有作品可查的文化名人就达260多位。道光年间，龚自珍、黄爵滋、林则徐、魏源等人就经常相会于陶然亭。也正是在这里，林则徐、黄爵滋等主持策划了禁烟运动的最早方案，“包括怎样起草、上陈奏章”。张之洞、谭嗣同、孙中山都曾在陶然亭留下足迹。
晚清时期直至民国，很多梨园之人会来陶然亭练嗓子，其中包括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老先生。20世纪40年代后，此处渐无人问津。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同来陶然亭游览时指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陶然亭公园1952年建园，由东湖、西湖、南湖和沿岸七座小山组成。由此，陶然亭重新走回百姓视野。
一醉一陶然
陶然亭公园是一座突出现代造园手法和以中华民族“亭文化”为特色的城市山水园林。讲起陶然亭公园的景致，首当其冲要说的自然是亭。公园于1985年开始规划设计到施工结束，历经4年半时间，在园内西南部辟建了“华高悬郭沫若先生所题“陶然亭”，抱柱楹联的内容为“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与东立面楹联略有不同；其三是敞轩内西侧门额悬江藻书“陶然”匾额，门柱上悬楹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原联为林则徐书写，旧联已无存，现在的楹联为当代书法家黄苗子重书。敞轩内东侧廊柱对联为“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乃康熙十八年进士沈东田所撰，后由现代书法家康雍重新书写。
陶然亭南墙上有五方石刻：南壁东为江藻书写的《陶然吟引并跋》和其族兄江皋书写的《陶然亭记》石刻；南壁西有谭嗣同所书《城南思旧铭》并序石刻，由梁正江书写。谭嗣同儿时居住在陶然亭附近的烂缦胡同里，他常和兄长们到陶然亭玩。从政以后，当他再一次来到陶然亭，写下了这首《城南思旧铭》。南壁西其余两块石刻为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石刻、齐白石书写的《西江月·重上陶然亭望西山》石刻。齐白石老先生在他82岁的时候，又一次游陶然亭，亲笔写下了这首《西江月· 重上陶然亭望西山》：“四十年来重到，三千里外重游。发衰无可白盈头，朱棹碧栏如旧。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何用沾衫袖泪。”几年后，老人在锦秋墩上买下了一块墓地，打算百年之后，葬在这宁静的陶然亭畔。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人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由此可知老人对陶然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陶然亭北壁上是彭八百的四幅《水仙花图》，彭八百是著名国画家，尤工兰石，他笔下的兰蕙，灵气生动、清雅高洁，在画界独树一帜。他画的石，大有剑气、怪奇威棱，衬以几株兰草，颇有超凡脱俗之感。因此，白石老人评价说：“自古画兰者有之，精者只有八百老人，神乎技矣。”
由上述可见，陶然亭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据史料记载，陶然亭自建成后每逢春秋之季，若是天气晴好时，此处便多宴饮聚会，亦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宴集酬唱之地。因陶然亭只有三间敞轩，容纳不了太多的人。所谓的宴集之地，是包括慈悲庵。慈悲庵南、北、西三面僧房，也都是来者的留宿之地。雍正八年以后，浙江的应考生员将陶然亭作为固定的宴集之地。四十年后，赴顺天府乡试的考生也多在陶然亭聚会。
除去日常的宴集以外，诸多京官外任或者外地官员进京，亦都要在陶然亭内接风或饯行。陶然亭见证了清代无数官宦士子的欢愉与彷徨、得势与颓然。如今，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消逝风流云散，只有陶然亭却依然在此静默，让世人感怀过去，继续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文·图◎ 梵雁平
亭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东汉末刘熙所作《释名》中提及：“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可见，东汉时期亭已有供人休憩、乘凉之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替亭制而起的是驿，民间则在交通要道建亭以供休憩。因五里为短亭、十里为长亭，故古人有“十里长亭霜满天，青丝白发度何年？”这样的名句传世。隋唐时期，皇家宫苑中多筑亭构景，使亭这一建筑在园林造景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元人有诗云：江山无限景，都取一亭中。
陶然亭公园的由来
陶然亭公园是以“亭”文化为主题，融古今造园艺术为一体的现代园林。有着“都门胜地”美誉的陶然亭公园，是建国后京城最早兴建的一座新型园林，虽位于京西南城隅，却如同历经沧桑的紫禁城一样，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兴衰。其风物历史深厚，值得人们细细探究一番。
陶然亭之地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曾是西周时期蓟城的一部分。唐王朝时，为北方重镇幽州城的东郊。辽代时，位于南京城东郊，如江南水乡一般河塘纵横。元代时，在此处高丘修建一座古刹，名为慈悲庵。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为了建城设立五座窑厂烧砖，在今天陶然亭北侧设立的是专烧制城墙砖的黑窑厂。因黑窑厂前面的小山上建有高大的窑神庙，人们便称此山为“窑台”。久而久之，窑台便成了黑窑厂的代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建外城，把陶然湖和黑窑厂圈进城内。
清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督办黑窑厂，闲暇之时他便常来古刹慈悲庵登高赏景。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既可赏四周青葱芦苇，又可一览周边明丽风光。尤其在每逢重阳时，此地苇花洁白如云海，被世人喻为“窑台映雪”。
因此地景色清幽、草木繁盛，江藻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在慈悲庵西部添建了亭子，并作为临时休息、办公，接待亲友和来访之用。江藻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用“陶然”两个字为亭命名。清代文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江藻个人的《陶然吟》一诗印证了此事，诗前小引说：“西面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坐而乐之，时时往游焉。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颜曰陶然。”陶然亭因是江藻创建的，故以前又叫“江亭”。
陶然亭建成后，江藻常邀同僚友人或是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赋、游赏宴集，深受京城士子和官宦们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陶然亭由此成为清代名亭。慈悲庵也因此在300年内可以说是宣南地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以至“宇内无有不知有此亭者”。
尤其在乾隆以后，到陶然亭消夏消寒、赏花看碑、上巳春禊、重阳登高，成为文人仕宦的传统活动。因此，清代诸多诗人在此有过活动，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据考证，到过陶然亭和慈悲庵，现在有作品可查的文化名人就达260多位。道光年间，龚自珍、黄爵滋、林则徐、魏源等人就经常相会于陶然亭。也正是在这里，林则徐、黄爵滋等主持策划了禁烟运动的最早方案，“包括怎样起草、上陈奏章”。张之洞、谭嗣同、孙中山都曾在陶然亭留下足迹。
晚清时期直至民国，很多梨园之人会来陶然亭练嗓子，其中包括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老先生。20世纪40年代后，此处渐无人问津。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同来陶然亭游览时指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陶然亭公园1952年建园，由东湖、西湖、南湖和沿岸七座小山组成。由此，陶然亭重新走回百姓视野。
一醉一陶然
陶然亭公园是一座突出现代造园手法和以中华民族“亭文化”为特色的城市山水园林。讲起陶然亭公园的景致，首当其冲要说的自然是亭。公园于1985年开始规划设计到施工结束，历经4年半时间，在园内西南部辟建了“华高悬郭沫若先生所题“陶然亭”，抱柱楹联的内容为“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与东立面楹联略有不同；其三是敞轩内西侧门额悬江藻书“陶然”匾额，门柱上悬楹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原联为林则徐书写，旧联已无存，现在的楹联为当代书法家黄苗子重书。敞轩内东侧廊柱对联为“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乃康熙十八年进士沈东田所撰，后由现代书法家康雍重新书写。
陶然亭南墙上有五方石刻：南壁东为江藻书写的《陶然吟引并跋》和其族兄江皋书写的《陶然亭记》石刻；南壁西有谭嗣同所书《城南思旧铭》并序石刻，由梁正江书写。谭嗣同儿时居住在陶然亭附近的烂缦胡同里，他常和兄长们到陶然亭玩。从政以后，当他再一次来到陶然亭，写下了这首《城南思旧铭》。南壁西其余两块石刻为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石刻、齐白石书写的《西江月·重上陶然亭望西山》石刻。齐白石老先生在他82岁的时候，又一次游陶然亭，亲笔写下了这首《西江月· 重上陶然亭望西山》：“四十年来重到，三千里外重游。发衰无可白盈头，朱棹碧栏如旧。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何用沾衫袖泪。”几年后，老人在锦秋墩上买下了一块墓地，打算百年之后，葬在这宁静的陶然亭畔。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人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由此可知老人对陶然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陶然亭北壁上是彭八百的四幅《水仙花图》，彭八百是著名国画家，尤工兰石，他笔下的兰蕙，灵气生动、清雅高洁，在画界独树一帜。他画的石，大有剑气、怪奇威棱，衬以几株兰草，颇有超凡脱俗之感。因此，白石老人评价说：“自古画兰者有之，精者只有八百老人，神乎技矣。”
由上述可见，陶然亭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据史料记载，陶然亭自建成后每逢春秋之季，若是天气晴好时，此处便多宴饮聚会，亦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宴集酬唱之地。因陶然亭只有三间敞轩，容纳不了太多的人。所谓的宴集之地，是包括慈悲庵。慈悲庵南、北、西三面僧房，也都是来者的留宿之地。雍正八年以后，浙江的应考生员将陶然亭作为固定的宴集之地。四十年后，赴顺天府乡试的考生也多在陶然亭聚会。
除去日常的宴集以外，诸多京官外任或者外地官员进京，亦都要在陶然亭内接风或饯行。陶然亭见证了清代无数官宦士子的欢愉与彷徨、得势与颓然。如今，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消逝风流云散，只有陶然亭却依然在此静默，让世人感怀过去，继续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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