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社会成本看问题
作者：薛兆丰 摘自：读者
社会成本问题在经济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人们只有理解了社会成本问题，才能顺应社会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制定出因势利导的经济政策。
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是一位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可我经常说，科斯之所以厉害，拿了诺贝尔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而是因为其他人犯了糊涂。看了我的介绍，你或许会同意我的观点。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案例
为了说清楚什么是社会成本问题，我们先举一些实际的案例。案例1：牛与小麦
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如果牛冲过栅栏，跑到麦地里吃小麦，那是否应该阻止这头牛呢？案例2：泳池阳光与酒店副楼
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酒店，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右边的酒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高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就会挡住左边酒店游泳池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游客可能会减少，酒店的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左边的酒店跑到法院，要求法院颁布法令，禁止右面的酒店盖副楼。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案例3：烟囱与邻居
有两户人家相邻，相安无事好多年。左边人家有一个烟囱，烟囱出口就是右边人家的房顶，由于烟囱高过对方的房顶，从烟囱冒出来的烟，对右边人家并没有影响。但是后来右边的人家把房子加高了，于是把左边人家的烟囱给挡住了。这样，左边人家在用火时产生的烟，就会回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左边的人家就到法院告右边那家人。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案例4：火车与亚麻
从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有一輛火车路过一片亚麻地，农夫把700吨亚麻堆在了铁路边自己的农地上。这亚麻是农夫的，铁路边的农地也是农夫的。亚麻放在农地上，没有碍任何人的事儿，但是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星把700吨亚麻给烧了，铁路公司要不要赔偿？案例5：养鸡场与新居民
有一家养鸡场，场主因为知道养鸡会产生恶臭、造成污染，就在选址时把养鸡场选在偏远的郊区。这家养鸡场在郊区经营了好多年。但是城市不断发展、不断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有开发商在这家养鸡场旁修了居民区。居民住进来以后，才发现养鸡场会散发恶臭。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鸡场，说养鸡场不仅污染环境，还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案例6：水泥厂与老居民
一家水泥厂长年排放各种灰尘，散发出臭味，有时甚至还会发出震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居民就去告水泥厂，要求赔偿。居民的控诉并不是一次两次，他们隔三岔五就去告水泥厂，并不时拿点补贴。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之所以讲这么多例子，是因为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我们的问题是，是否要判伤害者做出赔偿？
对大众而言，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伤害者当然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还要限制伤害者对周边居民、周边环境继续造成伤害。
所有人都这么看，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人就是罗纳德·科斯。科斯的非凡见解
科斯为了说明这种想法为什么不对，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寄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好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科斯错了，但他们都挺喜欢科斯的，就决定刊登他这篇“错误”的文章。在刊登之前，他们想把科斯请来，好好教育他一下。
于是，著名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亚伦·戴雷科特在家里举办了一场晚宴。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大经济学家悉数到场。晚宴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到底伤害者要不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
开始时，除科斯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伤害者应该做出赔偿，但是辩论进行到一半，峰回路转。聪明的弗里德曼开始批评在座的其他人，唯独没有批评科斯。一个晚上下来，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科斯屹立不倒。每个人都惊讶地感到，他们目睹了经济学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幕，他们都被科斯说服了。科斯究竟是怎么说的
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人们常常把“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作为解决纠纷的金科玉律。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纠纷双方都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辩护。
在上述酒店案中，左边酒店说，你可以修副楼，但是别修那么高，别把我的阳光挡住;右边酒店说，你可以让客人在泳池边享受阳光，但别妨碍我修副楼。水泥厂的案例也是如此。居民可以拿这句格言来替自己的健康权做辩护，水泥厂也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的生产权做辩护，水泥厂的背后毕竟还有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利益在支撑。
科斯的看法则别具一格，他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伤害另外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用途，在争夺相同的稀缺的资源——牛跟小麦争的是那块地，如果让牛吃小麦，那牛就伤害了小麦，但如果禁止牛吃小麦，小麦就伤害了牛。
同样的道理，两家酒店争的是享受阳光的权利，养鸡场和附近居民争夺的是新鲜空气……这些纠纷都是由于争用未界定产权的资源而产生的，双方的地位本来是平等的，如果禁止了一方的行为，那这一方就受到了对方的伤害。
好多人都感觉科斯的想法有些强词夺理，因而在亚伦·戴雷科特家那场著名的晚宴辩论之后，科斯就被邀请再写一篇文章，好好陈述一下他的观点。于是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还是有很多人批评他。有趣的是，要批评科斯，就得引用他的文章，因而在后面的30年里，《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了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论文之一。
关于科斯理论的争论，法律与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曾提出一个观点。他指出，如果争夺资源的双方是同一个人，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以这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例如牛跟小麦之争，假设牛跟小麦同属一个人，这时，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高，牛肯定不能随便吃小麦;但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可以吃小麦，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两家酒店同属一个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考虑，游泳池的阳光不受干扰，能带来多少收入？14层副楼修起来以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如果14层的副楼带来的收入远远大于阳光给游泳池带来的收入，他当然会把副楼建起来。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养鸡场案中，假如居民区和养鸡场同属一人，或者政府能够妥善地兼顾城市发展和养鸡场主的权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和这个案件当时的判决不谋而合。在这个案件中，法官指出，养鸡场主当初故意在郊外选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扰居民，现在是居民自己主动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亏。但是——法官笔锋一转——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具有重大的价值，是应该鼓励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官判养鸡场应该服从大局，迁就城市发展的需要，搬到别处去。但养鸡场主的权益不能被随意剥夺，所以居民必须承担养鸡场搬迁的费用。
水泥厂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樣的思路。作为公共利益的权衡者，法官必须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认为，水泥厂发出震动，排出灰尘，造成污染，这种状况是现有水泥生产技术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经反复得到赔偿。法官判决这是水泥厂最后一次给居民赔偿，以后就不用再赔了。而水泥厂的搬迁和停产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厂可以继续生产，而居民拿到补偿后到底是否继续住在水泥厂附近，则悉听尊便。
火烧亚麻案中，如果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铁路公司就得想尽办法，防止火车喷岀的火星烧着亚麻：要么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要么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在铁路边上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要么干脆让铁路改道，等等。但这些做法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就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实际判决中，也有法官是这么认为的。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当时，大部分法官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判词旁写了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公司跟农夫的总收入与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农夫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当然会说：“我只要把堆放亚麻的地点挪远一点，意外就能避免了。”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不会买了鞭炮回家后，因为鞭炮是我的，这个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炉子边。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炉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虑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当然就是把鞭炮放得离炉子稍微远一点。
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结论是，火星点燃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避免火烧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
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任和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科斯把污染、滋扰、遮挡和闯入等产权或侵权案件，都看作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平等争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样是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观点总结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一开始它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利用它、能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这是科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含义。而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让这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从而提高各项经济资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作者：薛兆丰 摘自：读者
社会成本问题在经济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人们只有理解了社会成本问题，才能顺应社会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制定出因势利导的经济政策。
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是一位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可我经常说，科斯之所以厉害，拿了诺贝尔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而是因为其他人犯了糊涂。看了我的介绍，你或许会同意我的观点。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案例
为了说清楚什么是社会成本问题，我们先举一些实际的案例。案例1：牛与小麦
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如果牛冲过栅栏，跑到麦地里吃小麦，那是否应该阻止这头牛呢？案例2：泳池阳光与酒店副楼
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酒店，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右边的酒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高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就会挡住左边酒店游泳池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游客可能会减少，酒店的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左边的酒店跑到法院，要求法院颁布法令，禁止右面的酒店盖副楼。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案例3：烟囱与邻居
有两户人家相邻，相安无事好多年。左边人家有一个烟囱，烟囱出口就是右边人家的房顶，由于烟囱高过对方的房顶，从烟囱冒出来的烟，对右边人家并没有影响。但是后来右边的人家把房子加高了，于是把左边人家的烟囱给挡住了。这样，左边人家在用火时产生的烟，就会回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左边的人家就到法院告右边那家人。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案例4：火车与亚麻
从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有一輛火车路过一片亚麻地，农夫把700吨亚麻堆在了铁路边自己的农地上。这亚麻是农夫的，铁路边的农地也是农夫的。亚麻放在农地上，没有碍任何人的事儿，但是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星把700吨亚麻给烧了，铁路公司要不要赔偿？案例5：养鸡场与新居民
有一家养鸡场，场主因为知道养鸡会产生恶臭、造成污染，就在选址时把养鸡场选在偏远的郊区。这家养鸡场在郊区经营了好多年。但是城市不断发展、不断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有开发商在这家养鸡场旁修了居民区。居民住进来以后，才发现养鸡场会散发恶臭。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鸡场，说养鸡场不仅污染环境，还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案例6：水泥厂与老居民
一家水泥厂长年排放各种灰尘，散发出臭味，有时甚至还会发出震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居民就去告水泥厂，要求赔偿。居民的控诉并不是一次两次，他们隔三岔五就去告水泥厂，并不时拿点补贴。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之所以讲这么多例子，是因为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我们的问题是，是否要判伤害者做出赔偿？
对大众而言，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伤害者当然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还要限制伤害者对周边居民、周边环境继续造成伤害。
所有人都这么看，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人就是罗纳德·科斯。科斯的非凡见解
科斯为了说明这种想法为什么不对，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寄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好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科斯错了，但他们都挺喜欢科斯的，就决定刊登他这篇“错误”的文章。在刊登之前，他们想把科斯请来，好好教育他一下。
于是，著名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亚伦·戴雷科特在家里举办了一场晚宴。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大经济学家悉数到场。晚宴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到底伤害者要不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
开始时，除科斯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伤害者应该做出赔偿，但是辩论进行到一半，峰回路转。聪明的弗里德曼开始批评在座的其他人，唯独没有批评科斯。一个晚上下来，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科斯屹立不倒。每个人都惊讶地感到，他们目睹了经济学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幕，他们都被科斯说服了。科斯究竟是怎么说的
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人们常常把“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作为解决纠纷的金科玉律。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纠纷双方都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辩护。
在上述酒店案中，左边酒店说，你可以修副楼，但是别修那么高，别把我的阳光挡住;右边酒店说，你可以让客人在泳池边享受阳光，但别妨碍我修副楼。水泥厂的案例也是如此。居民可以拿这句格言来替自己的健康权做辩护，水泥厂也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的生产权做辩护，水泥厂的背后毕竟还有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利益在支撑。
科斯的看法则别具一格，他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伤害另外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用途，在争夺相同的稀缺的资源——牛跟小麦争的是那块地，如果让牛吃小麦，那牛就伤害了小麦，但如果禁止牛吃小麦，小麦就伤害了牛。
同样的道理，两家酒店争的是享受阳光的权利，养鸡场和附近居民争夺的是新鲜空气……这些纠纷都是由于争用未界定产权的资源而产生的，双方的地位本来是平等的，如果禁止了一方的行为，那这一方就受到了对方的伤害。
好多人都感觉科斯的想法有些强词夺理，因而在亚伦·戴雷科特家那场著名的晚宴辩论之后，科斯就被邀请再写一篇文章，好好陈述一下他的观点。于是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还是有很多人批评他。有趣的是，要批评科斯，就得引用他的文章，因而在后面的30年里，《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了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论文之一。
关于科斯理论的争论，法律与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曾提出一个观点。他指出，如果争夺资源的双方是同一个人，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以这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例如牛跟小麦之争，假设牛跟小麦同属一个人，这时，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高，牛肯定不能随便吃小麦;但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可以吃小麦，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两家酒店同属一个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考虑，游泳池的阳光不受干扰，能带来多少收入？14层副楼修起来以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如果14层的副楼带来的收入远远大于阳光给游泳池带来的收入，他当然会把副楼建起来。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养鸡场案中，假如居民区和养鸡场同属一人，或者政府能够妥善地兼顾城市发展和养鸡场主的权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和这个案件当时的判决不谋而合。在这个案件中，法官指出，养鸡场主当初故意在郊外选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扰居民，现在是居民自己主动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亏。但是——法官笔锋一转——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具有重大的价值，是应该鼓励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官判养鸡场应该服从大局，迁就城市发展的需要，搬到别处去。但养鸡场主的权益不能被随意剥夺，所以居民必须承担养鸡场搬迁的费用。
水泥厂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樣的思路。作为公共利益的权衡者，法官必须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认为，水泥厂发出震动，排出灰尘，造成污染，这种状况是现有水泥生产技术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经反复得到赔偿。法官判决这是水泥厂最后一次给居民赔偿，以后就不用再赔了。而水泥厂的搬迁和停产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厂可以继续生产，而居民拿到补偿后到底是否继续住在水泥厂附近，则悉听尊便。
火烧亚麻案中，如果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铁路公司就得想尽办法，防止火车喷岀的火星烧着亚麻：要么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要么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在铁路边上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要么干脆让铁路改道，等等。但这些做法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就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实际判决中，也有法官是这么认为的。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当时，大部分法官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判词旁写了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公司跟农夫的总收入与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农夫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当然会说：“我只要把堆放亚麻的地点挪远一点，意外就能避免了。”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不会买了鞭炮回家后，因为鞭炮是我的，这个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炉子边。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炉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虑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当然就是把鞭炮放得离炉子稍微远一点。
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结论是，火星点燃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避免火烧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
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任和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科斯把污染、滋扰、遮挡和闯入等产权或侵权案件，都看作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平等争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样是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观点总结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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