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日记 |高龄高危产妇突然出血，在北京五洲妇儿医院平安诞下小王子
2019年12月2日,晚上十点,小米躺在床上给她的主管医生发微信。
她怀孕36周了,在纠结到底是周二去产检,还是周四去产检。
医生回复她:“周二周四都可以,但一定要记得来,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要是出血了一定马上来医院。”
小米怀孕5个月时发现胎盘低置状态,后来确诊为中央性前置胎盘。
中央性前置胎盘是前置胎盘中较为凶险的情况。胎盘附着于子宫的下半段,孕晚期随着胎儿的不断增大,子宫下段会逐渐伸展,而附着于子宫下段的胎盘并不具有伸展性,此时部分胎盘会从附着处剥离,容易导致出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分娩后子宫收缩能力较差,产后依然可能发生大出血。
“中央性前置胎盘”是孕妈群里让人担忧的词,小米早就有耳闻,医生也向她详细讲解了病情可能会导致的问题,但她并不十分害怕,因为她相信吴美艳会有办法。
吴美艳是小米的主管医生,北京五洲妇儿医院产科主任。
知道怀孕后,小米对比了很多家医院,最终选择了一家高端私立医院,“因为这里可以自己选医生,而且选定的医生会一直伴随我整个孕产期。”小米觉得这会让医生更加了解她的情况,她自己也更安心。
和医生互道了晚安之后,小米很快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她觉得身下有东西流出来。她起床走进卫生间,还没来得及坐在马桶上,血已经流了一地。
此时是凌晨三点。
凌晨的北京街头,丈夫焦急地开着车,小米躺在汽车后排给五洲妇儿医院打了个电话:“我是产科的孕妇小米,我大出血了,在去医院的路上。”
医院立刻启动院级抢救应急预案,通知产科、麻醉科、儿科、血库做好准备,开通抢救绿色通道。
在此之前,小米的病历已经过全院多学科讨论,制定了两套预案,一是孕37周终止妊娠的手术预案;另一套就是发生紧急出血时的抢救预案。如果没有出血,小米原定的剖宫产手术时间是在一周之后。
医生建议她提前入院,但是小米实在闲不住,考虑到小米家离医院很近,医生同意了她回家的请求,叮嘱她有问题立刻来医院。
家离五洲医院很近,小米到达医院门口的时候,发现医护团队已经推着医用平车在等着她了。
小米躺上平车,医护人员迅速推着她进了电梯,直奔抢救室,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
事后再回忆起这段经历,小米说,“真的有点慌了”,主管医生跟她说过很多次,减少运动,适当休息,降低出血的风险。可她一直没当回事儿。
36岁的小米已经有过一次孕产经历,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
二胎,瘢痕子宫,孕20周超声提示胎盘低置状态,孕29周超声提示胎盘前置状态,孕31周确诊中央性前置胎盘,但庆幸的是,胎盘长在后壁,并没有长在瘢痕上。孕35周有轻微出血,保胎并促胎肺成熟。
病历清晰地记录着小米的孕育过程,它让手术的医生更加准确地了解病情,但此时,回想自己孕育历程的小米不知所措。
正想着,吴美艳推门而入。小米瞬间哭了出来:“主任,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真出血了。”
吴美艳拍拍她的手,笑着说:“不怕不怕,咱们这周不用再来产检啦。”
小米被推进手术室,看到手术室里站了好多医生,一位医生笑眯眯地对她说,“你来啦,我关注你很久啦,早都做好准备了,就等着看你哪天来呢。”
后来小米才知道,和她打招呼的这位医生是五洲妇儿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苗国庆,“躺上手术台,谁都免不了紧张,和她聊聊天,能帮她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麻醉过程也会更顺利。”苗国庆说。
和吴美艳一样,苗国庆也是半夜接到总值班电话,从家里赶过来的。此前,他并没有见过小米,不过,他对那份病历可谓了如指掌。
吴美艳介绍说,从小米确诊中央性前置胎盘开始,她的病历就被列入产科的重点关注名单,建立有高危台帐,并上报医务部,进行过几次科级、院级的专家会诊,也已经做过几轮应急预案,好在一关关都过来了,离预产期也越来越近,胎儿发育基本成熟,孕35周已经给予促胎肺成熟治疗,最怕的是突然的大出血。
血库已经根据小米的血型备血,新生儿科医生也已做好了抢救早产儿的准备。按照术前讨论的预定方案,手术中需要至少两名麻醉医生到场,术前需要开放2条静脉通路,必要时需要进行锁骨下静脉穿刺。
小米回忆当时的情景,清楚地记得苗国庆对她说,“一会儿麻醉后,我会在你的颈侧扎一个小洞,给你插一个管,等你醒了别介意,不要害怕,这是个救命的管。”
48小时后拔管的时候,小米才知道,原来插进脖子的是那么长的一根管,“感觉有我小臂那么长”(后来医生介绍说,一般置入长度为13厘米左右)。但她更庆幸的是,手术非常顺利,一切有惊无险,最终没有用上这根“救命管”。
凌晨四点五十一分,小米产下一名男婴,等在手术室里的新生儿科医生随即进行检查,男婴状况良好,新生儿评分得了满分。
孩子平安了,但手术还没有结束。根据术前预案,医生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出血,手术顺利,小米术中出血仅700ml。
早上七点,小米生命体征平稳,被送回病房。
让她惊讶的是,母亲已经等在病房里了。“我妈前天才从老家来北京,路都不认识,我说不用她半夜跟着折腾,她不放心,硬是自己连问带打听的找来了。”说着,小米忍不住流下眼泪。这一晚上带给她的感慨实在太多了,“没想到吴主任这么快就来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
不过,吴美艳本人对此却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在她看来,“医生必须把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只要有紧急情况,我一定随叫随到。”而她在为小米做完手术之后,短暂的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当中了。
同样忙碌的还有苗国庆,第二天,还有几台已经预约好的手术在等着他。
这样的作息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几乎是常态。高龄、二胎、瘢痕子宫、对服务的更高要求……这些关键词让医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坐落于东单,一手打造了被称为“史上最安全路口”的协和医院;还是“125岁的段子手”,每天不遗余力地做宣教的华西医院;甚至是像北京五洲妇儿医院这样一批在社会办医政策下蓬勃发展起来的高端民营医院,他们最终的目的都只有两个字——“安全”。
“只有做好充分的宣教,准备充足的预案,才能保障母婴的安全”,吴美艳认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有态度、有温度、有力度,当然,还要有速度。
“我想跟吴主任合个影”,小米和前来查房的护士长说,不过护士长告诉她,吴主任今天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去了,明天一上班就会过来看她。
2019年12月2日,晚上十点,小米躺在床上给她的主管医生发微信。
她怀孕36周了,在纠结到底是周二去产检,还是周四去产检。
医生回复她:“周二周四都可以,但一定要记得来,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要是出血了一定马上来医院。”
小米怀孕5个月时发现胎盘低置状态,后来确诊为中央性前置胎盘。
中央性前置胎盘是前置胎盘中较为凶险的情况。胎盘附着于子宫的下半段,孕晚期随着胎儿的不断增大,子宫下段会逐渐伸展,而附着于子宫下段的胎盘并不具有伸展性,此时部分胎盘会从附着处剥离,容易导致出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分娩后子宫收缩能力较差,产后依然可能发生大出血。
“中央性前置胎盘”是孕妈群里让人担忧的词,小米早就有耳闻,医生也向她详细讲解了病情可能会导致的问题,但她并不十分害怕,因为她相信吴美艳会有办法。
吴美艳是小米的主管医生,北京五洲妇儿医院产科主任。
知道怀孕后,小米对比了很多家医院,最终选择了一家高端私立医院,“因为这里可以自己选医生,而且选定的医生会一直伴随我整个孕产期。”小米觉得这会让医生更加了解她的情况,她自己也更安心。
和医生互道了晚安之后,小米很快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她觉得身下有东西流出来。她起床走进卫生间,还没来得及坐在马桶上,血已经流了一地。
此时是凌晨三点。
凌晨的北京街头,丈夫焦急地开着车,小米躺在汽车后排给五洲妇儿医院打了个电话:“我是产科的孕妇小米,我大出血了,在去医院的路上。”
医院立刻启动院级抢救应急预案,通知产科、麻醉科、儿科、血库做好准备,开通抢救绿色通道。
在此之前,小米的病历已经过全院多学科讨论,制定了两套预案,一是孕37周终止妊娠的手术预案;另一套就是发生紧急出血时的抢救预案。如果没有出血,小米原定的剖宫产手术时间是在一周之后。
医生建议她提前入院,但是小米实在闲不住,考虑到小米家离医院很近,医生同意了她回家的请求,叮嘱她有问题立刻来医院。
家离五洲医院很近,小米到达医院门口的时候,发现医护团队已经推着医用平车在等着她了。
小米躺上平车,医护人员迅速推着她进了电梯,直奔抢救室,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
事后再回忆起这段经历,小米说,“真的有点慌了”,主管医生跟她说过很多次,减少运动,适当休息,降低出血的风险。可她一直没当回事儿。
36岁的小米已经有过一次孕产经历,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
二胎,瘢痕子宫,孕20周超声提示胎盘低置状态,孕29周超声提示胎盘前置状态,孕31周确诊中央性前置胎盘,但庆幸的是,胎盘长在后壁,并没有长在瘢痕上。孕35周有轻微出血,保胎并促胎肺成熟。
病历清晰地记录着小米的孕育过程,它让手术的医生更加准确地了解病情,但此时,回想自己孕育历程的小米不知所措。
正想着,吴美艳推门而入。小米瞬间哭了出来:“主任,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真出血了。”
吴美艳拍拍她的手,笑着说:“不怕不怕,咱们这周不用再来产检啦。”
小米被推进手术室,看到手术室里站了好多医生,一位医生笑眯眯地对她说,“你来啦,我关注你很久啦,早都做好准备了,就等着看你哪天来呢。”
后来小米才知道,和她打招呼的这位医生是五洲妇儿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苗国庆,“躺上手术台,谁都免不了紧张,和她聊聊天,能帮她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麻醉过程也会更顺利。”苗国庆说。
和吴美艳一样,苗国庆也是半夜接到总值班电话,从家里赶过来的。此前,他并没有见过小米,不过,他对那份病历可谓了如指掌。
吴美艳介绍说,从小米确诊中央性前置胎盘开始,她的病历就被列入产科的重点关注名单,建立有高危台帐,并上报医务部,进行过几次科级、院级的专家会诊,也已经做过几轮应急预案,好在一关关都过来了,离预产期也越来越近,胎儿发育基本成熟,孕35周已经给予促胎肺成熟治疗,最怕的是突然的大出血。
血库已经根据小米的血型备血,新生儿科医生也已做好了抢救早产儿的准备。按照术前讨论的预定方案,手术中需要至少两名麻醉医生到场,术前需要开放2条静脉通路,必要时需要进行锁骨下静脉穿刺。
小米回忆当时的情景,清楚地记得苗国庆对她说,“一会儿麻醉后,我会在你的颈侧扎一个小洞,给你插一个管,等你醒了别介意,不要害怕,这是个救命的管。”
48小时后拔管的时候,小米才知道,原来插进脖子的是那么长的一根管,“感觉有我小臂那么长”(后来医生介绍说,一般置入长度为13厘米左右)。但她更庆幸的是,手术非常顺利,一切有惊无险,最终没有用上这根“救命管”。
凌晨四点五十一分,小米产下一名男婴,等在手术室里的新生儿科医生随即进行检查,男婴状况良好,新生儿评分得了满分。
孩子平安了,但手术还没有结束。根据术前预案,医生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出血,手术顺利,小米术中出血仅700ml。
早上七点,小米生命体征平稳,被送回病房。
让她惊讶的是,母亲已经等在病房里了。“我妈前天才从老家来北京,路都不认识,我说不用她半夜跟着折腾,她不放心,硬是自己连问带打听的找来了。”说着,小米忍不住流下眼泪。这一晚上带给她的感慨实在太多了,“没想到吴主任这么快就来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
不过,吴美艳本人对此却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在她看来,“医生必须把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只要有紧急情况,我一定随叫随到。”而她在为小米做完手术之后,短暂的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当中了。
同样忙碌的还有苗国庆,第二天,还有几台已经预约好的手术在等着他。
这样的作息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几乎是常态。高龄、二胎、瘢痕子宫、对服务的更高要求……这些关键词让医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坐落于东单,一手打造了被称为“史上最安全路口”的协和医院;还是“125岁的段子手”,每天不遗余力地做宣教的华西医院;甚至是像北京五洲妇儿医院这样一批在社会办医政策下蓬勃发展起来的高端民营医院,他们最终的目的都只有两个字——“安全”。
“只有做好充分的宣教,准备充足的预案,才能保障母婴的安全”,吴美艳认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有态度、有温度、有力度,当然,还要有速度。
“我想跟吴主任合个影”,小米和前来查房的护士长说,不过护士长告诉她,吴主任今天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去了,明天一上班就会过来看她。
艰难抉择不是一种诅咒，而是天赐之物
作者Ruth Chang：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法学和牛津大学哲学博士。
设想在不久的未来，你将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也许是在两份职业中做出一个选择，艺术家还是会计师；也许是选择居住的地方，城市还是乡村；也许是在两个人中选择和谁结婚，Betty 或者是Lolita；
抑或思考是否要孩子；是否让年老体衰的父母跟你一起住；是否让你的孩子信奉你配偶信仰的宗教，即便你会因自身不信奉而被冷落；又或者说，是否将毕生积储捐赠给慈善机构。
有可能，你所思考的这些艰难抉择都十分庞大，十分重要你也十分重视。每当困难的选择出现，他都会让你感到痛苦、绝望，让你咬牙切齿。
但我认为我们误解了艰难抉择的定义，更误解了其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倘若能理解这些艰难决定，我们每个人便会发掘出一种隐藏的潜力。
一个抉择之所以难是由于选项之间相互关联。任何简单的抉择中，总有一种选择比另一种要好。可在艰难抉择中，一种选择在某些方面较好，另一种选择在其他方面较好，二者各有千秋让人无法定夺。
你痛苦地纠结于应该继续呆在这座城市里干这份工作，还是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到乡村去接受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留下有留下的好处，离开也有好处，两种选择各有千秋难以定夺。
我们不应该认为所有的艰难抉择都很庞大。打个比方，你正决定吃什么早餐。你可以吃高纤维全谷干麦片，或者吃巧克力甜甜圈。假设在此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味程度和健康程度。
麦片对你身体好，甜甜圈却好吃很多，但两者都有自身优势，这就是一个艰难抉择。如果意识到小的选择也可能会变得困难，那面对大的艰难抉择时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棘手了。毕竟，我们总能决定早餐吃什么，所以我们也许能够想明白，究竟要留在市区，还是到乡下接手新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觉得，选择之所以难是因为自己很愚蠢。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无法从两种职业中抉择，哲学还是法律。我真心喜欢哲学，若能成为哲学家，便能学到很多惊奇的东西，而且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就好。
可我出生自一个朴实简素的移民家庭，我对奢侈的概念，就是能在上学的午餐盒里找到一块猪舌和一份果冻三明治。所以这种一辈子仅坐在椅子上思考的想法。
其实，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和轻浮的假象罢了。所以我拿出自己黄色笔记本，在中间划了一条线，然后竭尽所能地写出每种选择的利与弊。
当时我就想：如果能知道选择某种职业后我的人生会变成怎样就好了。如果上帝或者网飞公司能送我一张DVD来向我描述这两种充满可能性的职业生涯，那我就能做出选择了。我就能一一对比，看看哪种更好，这样一来抉择就简单多了。
但我没有收到这种DVD，而且由于我实在想不出哪一种更优，我就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最安全的一项。成为失业哲学家的恐惧，驱使我成了一名律师。可后来我发现，当律师不大适合我，这不是真正的我。
所以我现在是名哲学家，我钻研艰难抉择，我可以告诉大家，对未知产生恐惧是在进行困难抉择时的自然反应，而这种恐惧来源于对艰难抉择的误解。
我们不应该认为，在艰难抉择中某种选择总会会比另一种好，可我们自身太愚蠢，所以无法辨别，那既然我们无法定夺，倒不如选风险最小的那项。
就算你完全了解了两种选项并将其一一对照，你仍然很难决定。选择之所以难，不是因为我们无知；难的原因在于没有最优选项。
那么，如果没有最佳项，如果衡量的天秤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那么任何选项都一定是好的。所以面对艰难抉择，可能正确的思维方式，就是认为选项双方一样好。这种想法肯定不对。
如果选项都一样好，那还不如直接抛硬币算了，这样就会产生思想误区，让你认为自己选择事业、住处、婚嫁时都抛硬币选择就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艰难选择并非是在同等好的选项中抉择。假设你要在两份工作中挑选：你可以做投资银行家，或做平面设计师。
在这个选择当中有颇多决定性因素，譬如工作带来的兴奋程度、能获得的经济保障、顾家时间等等。
也许艺术家这个职业能让你接触最前沿的图像表达技术。或许当银行家你就能接触最前端的金融操纵手段。你可以想象任何两种你喜欢的职业，但两者都不会比另一方好的。
现在，假设我们能稍微改进其中的一方。假设一间银行尝试讨好你，在你的月薪里增加500美元。这一笔额外的金钱会不会让这份银行家的工作优于当艺术家呢？说不准。
更高的薪酬让银行家的工作优于以前，但额外薪水不一定足够让成为银行家变得比成为艺术家好。可如果对其中一种职业进行改进后结果并没有让一方优于另一方，那么两种选择本身就不可能是一样好。
如果两件事一开始都同等的好，当你改进了其中一件，那它就一定会优于另一个。在艰难抉择中并非如此。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一个疑惑了。这两份工作，没有一方能完胜另一方，但又不是同等的好。究竟该怎么选择呢？貌似有些事情出错了。可能选项的本身就存在问题，导致我们无法比较。但这也不对啊。
我们并不是要在两种不能被对比的事物间选择。我们说到底是在衡量两份工作的利弊，不是对比数字9和一盘煎鸡蛋的好处。对比两份工作的总体优势是我们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事。
我认为疑惑产生的原因源于一种我们对价值的草率设想。我们不知不觉地认为，诸如正义、美丽、善良的价值观都与一些科学度量类似，都能被量度，譬如长度、质量、重量。试想一个与价值观毫不相关的比较，例如两个行李箱中哪个更重。仅有三种可能性。
其中一个的重量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个。像重量这样的性质能够用真实的数字来表达——1,2,3…… 而且在两个数字间的比较中只有三种可能。一个数字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个数字。价值观却不是如此。
作为后启蒙时期的生物，我们总是设想科学思维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重要的问题，但价值观的世界不同于科学的世界。科学界中，一切事物可被数字度量。
可价值观的世界中却不能。我们不能认为充斥着“是否”、“长度”和“重量”的数字世界与“该不该”和“该做什么”的价值世界有着同样的架构。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如：孩子的幸福、对另一半的爱，不能用数字来表示，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在抉择过程中只有三种可能性：其中一选项总会优于、劣于或等于另一项。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第四种关系除了优于、劣于和等于之外，第四种关系能描述艰难抉择的运行模式。我偏好把各选项看做“等价”。当所有选项等价时，你的选择就变得极为重要，但选项本身却没有哪个比其他的好。
反之，所有的选择项都有类似的价值，都处于同一种价值范畴当中，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不同的价值。这正是让选择变得困难的原因。
如此理解艰难抉择，我们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创造理由。想象一下若在某个世界中你只需面对简单抉择，那么，永远都有最佳项。
若有最佳项，你就应该选它。因为保持理智就意味着选好的不选坏的，选最合理的。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穿黑袜子而不穿粉色袜子，去吃干麦片不吃甜甜圈，去留在城市里不转向乡区，去娶Betty而不娶Lolita。充满简单抉择的世界，会让我们成为“原由”的奴隶。
当你这样想，你会发现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相信摆在你面前的选择会决定你追寻各种事物的理由，会决定你的爱好，让你住现在的房子，让你选现在的工作。事实上，当你面对的是多个选择，多个等价的选择，困难的选择，你会为自己制造理由来选择这项爱好、这所房子和这份工作。
当各选项等价时，我们面前的各种理性原由，这些让我们分清对错的原由，都无法给予我们一个答案。唯有在这个有艰难抉择的世界里，我们才能锻炼自己的规范性力量，以创造自我的原由，让自己变成心中想成为的人，一种更喜爱乡村生活而不是城市生活的人。
当我们需要在等价选项间抉择时，我们能做出一些十分了不起的事。我们能把自身放在一个选项之后。（说道）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我选银行业。我选巧克力甜甜圈。
在艰难抉择中，这种反应是一种理性反应，但却不是由我们面前的各种原由所决定的。反而，这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理由所支撑起来的。当我们为自我创造原由去成为这种人而非那种人时，我们就打心底里完完全全地成就了真正的自己。你可以说，我们成了谱写自我人生篇章的作者。
所以当面对艰难抉择，不应该拿脑袋撞墙绞尽脑汁地去想哪个选项更优。最佳项并不存在。与其在外界苦命寻找理由，我们该往心里找：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会决定成为一个穿粉色袜子、爱好干麦片，还住在乡村的银行家。而我可能会决定成为一个穿黑袜子，住在城市里，喜欢吃甜甜圈的艺术家。面临艰难抉择时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每个人。
那些不锻炼自己规范性力量的人会成为“漂流者”。我们都认识那样的人。我（被理性原由限定）“漂流”成了律师。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律师业务当中。我不适合当律师。
漂流者允许这个世界谱写他们的生命篇章（被拖着走）。他们让奖罚机制——鼓励、畏惧、选择的简单性——来决定自己的道路。所以艰难抉择教会我们要审视自己能把身心与精力放到何处，自己究竟追求什么，并通过困难抉择来成为那种人。
艰难抉择不是痛苦和恐惧的来源，而是难得的机遇让我们庆幸人类有如此特殊的选择权利，庆幸有时候区分选择正误的理性原由会用尽，而且，
庆幸有在这个具有艰难抉择的世界里，我们有能力去为自己创造理由，去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艰难抉择不是一种诅咒，而是天赐之物。
作者Ruth Chang：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法学和牛津大学哲学博士。
设想在不久的未来，你将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也许是在两份职业中做出一个选择，艺术家还是会计师；也许是选择居住的地方，城市还是乡村；也许是在两个人中选择和谁结婚，Betty 或者是Lolita；
抑或思考是否要孩子；是否让年老体衰的父母跟你一起住；是否让你的孩子信奉你配偶信仰的宗教，即便你会因自身不信奉而被冷落；又或者说，是否将毕生积储捐赠给慈善机构。
有可能，你所思考的这些艰难抉择都十分庞大，十分重要你也十分重视。每当困难的选择出现，他都会让你感到痛苦、绝望，让你咬牙切齿。
但我认为我们误解了艰难抉择的定义，更误解了其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倘若能理解这些艰难决定，我们每个人便会发掘出一种隐藏的潜力。
一个抉择之所以难是由于选项之间相互关联。任何简单的抉择中，总有一种选择比另一种要好。可在艰难抉择中，一种选择在某些方面较好，另一种选择在其他方面较好，二者各有千秋让人无法定夺。
你痛苦地纠结于应该继续呆在这座城市里干这份工作，还是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到乡村去接受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留下有留下的好处，离开也有好处，两种选择各有千秋难以定夺。
我们不应该认为所有的艰难抉择都很庞大。打个比方，你正决定吃什么早餐。你可以吃高纤维全谷干麦片，或者吃巧克力甜甜圈。假设在此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味程度和健康程度。
麦片对你身体好，甜甜圈却好吃很多，但两者都有自身优势，这就是一个艰难抉择。如果意识到小的选择也可能会变得困难，那面对大的艰难抉择时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棘手了。毕竟，我们总能决定早餐吃什么，所以我们也许能够想明白，究竟要留在市区，还是到乡下接手新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觉得，选择之所以难是因为自己很愚蠢。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无法从两种职业中抉择，哲学还是法律。我真心喜欢哲学，若能成为哲学家，便能学到很多惊奇的东西，而且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就好。
可我出生自一个朴实简素的移民家庭，我对奢侈的概念，就是能在上学的午餐盒里找到一块猪舌和一份果冻三明治。所以这种一辈子仅坐在椅子上思考的想法。
其实，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和轻浮的假象罢了。所以我拿出自己黄色笔记本，在中间划了一条线，然后竭尽所能地写出每种选择的利与弊。
当时我就想：如果能知道选择某种职业后我的人生会变成怎样就好了。如果上帝或者网飞公司能送我一张DVD来向我描述这两种充满可能性的职业生涯，那我就能做出选择了。我就能一一对比，看看哪种更好，这样一来抉择就简单多了。
但我没有收到这种DVD，而且由于我实在想不出哪一种更优，我就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最安全的一项。成为失业哲学家的恐惧，驱使我成了一名律师。可后来我发现，当律师不大适合我，这不是真正的我。
所以我现在是名哲学家，我钻研艰难抉择，我可以告诉大家，对未知产生恐惧是在进行困难抉择时的自然反应，而这种恐惧来源于对艰难抉择的误解。
我们不应该认为，在艰难抉择中某种选择总会会比另一种好，可我们自身太愚蠢，所以无法辨别，那既然我们无法定夺，倒不如选风险最小的那项。
就算你完全了解了两种选项并将其一一对照，你仍然很难决定。选择之所以难，不是因为我们无知；难的原因在于没有最优选项。
那么，如果没有最佳项，如果衡量的天秤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那么任何选项都一定是好的。所以面对艰难抉择，可能正确的思维方式，就是认为选项双方一样好。这种想法肯定不对。
如果选项都一样好，那还不如直接抛硬币算了，这样就会产生思想误区，让你认为自己选择事业、住处、婚嫁时都抛硬币选择就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艰难选择并非是在同等好的选项中抉择。假设你要在两份工作中挑选：你可以做投资银行家，或做平面设计师。
在这个选择当中有颇多决定性因素，譬如工作带来的兴奋程度、能获得的经济保障、顾家时间等等。
也许艺术家这个职业能让你接触最前沿的图像表达技术。或许当银行家你就能接触最前端的金融操纵手段。你可以想象任何两种你喜欢的职业，但两者都不会比另一方好的。
现在，假设我们能稍微改进其中的一方。假设一间银行尝试讨好你，在你的月薪里增加500美元。这一笔额外的金钱会不会让这份银行家的工作优于当艺术家呢？说不准。
更高的薪酬让银行家的工作优于以前，但额外薪水不一定足够让成为银行家变得比成为艺术家好。可如果对其中一种职业进行改进后结果并没有让一方优于另一方，那么两种选择本身就不可能是一样好。
如果两件事一开始都同等的好，当你改进了其中一件，那它就一定会优于另一个。在艰难抉择中并非如此。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一个疑惑了。这两份工作，没有一方能完胜另一方，但又不是同等的好。究竟该怎么选择呢？貌似有些事情出错了。可能选项的本身就存在问题，导致我们无法比较。但这也不对啊。
我们并不是要在两种不能被对比的事物间选择。我们说到底是在衡量两份工作的利弊，不是对比数字9和一盘煎鸡蛋的好处。对比两份工作的总体优势是我们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事。
我认为疑惑产生的原因源于一种我们对价值的草率设想。我们不知不觉地认为，诸如正义、美丽、善良的价值观都与一些科学度量类似，都能被量度，譬如长度、质量、重量。试想一个与价值观毫不相关的比较，例如两个行李箱中哪个更重。仅有三种可能性。
其中一个的重量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个。像重量这样的性质能够用真实的数字来表达——1,2,3…… 而且在两个数字间的比较中只有三种可能。一个数字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个数字。价值观却不是如此。
作为后启蒙时期的生物，我们总是设想科学思维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重要的问题，但价值观的世界不同于科学的世界。科学界中，一切事物可被数字度量。
可价值观的世界中却不能。我们不能认为充斥着“是否”、“长度”和“重量”的数字世界与“该不该”和“该做什么”的价值世界有着同样的架构。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如：孩子的幸福、对另一半的爱，不能用数字来表示，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在抉择过程中只有三种可能性：其中一选项总会优于、劣于或等于另一项。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第四种关系除了优于、劣于和等于之外，第四种关系能描述艰难抉择的运行模式。我偏好把各选项看做“等价”。当所有选项等价时，你的选择就变得极为重要，但选项本身却没有哪个比其他的好。
反之，所有的选择项都有类似的价值，都处于同一种价值范畴当中，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不同的价值。这正是让选择变得困难的原因。
如此理解艰难抉择，我们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创造理由。想象一下若在某个世界中你只需面对简单抉择，那么，永远都有最佳项。
若有最佳项，你就应该选它。因为保持理智就意味着选好的不选坏的，选最合理的。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穿黑袜子而不穿粉色袜子，去吃干麦片不吃甜甜圈，去留在城市里不转向乡区，去娶Betty而不娶Lolita。充满简单抉择的世界，会让我们成为“原由”的奴隶。
当你这样想，你会发现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相信摆在你面前的选择会决定你追寻各种事物的理由，会决定你的爱好，让你住现在的房子，让你选现在的工作。事实上，当你面对的是多个选择，多个等价的选择，困难的选择，你会为自己制造理由来选择这项爱好、这所房子和这份工作。
当各选项等价时，我们面前的各种理性原由，这些让我们分清对错的原由，都无法给予我们一个答案。唯有在这个有艰难抉择的世界里，我们才能锻炼自己的规范性力量，以创造自我的原由，让自己变成心中想成为的人，一种更喜爱乡村生活而不是城市生活的人。
当我们需要在等价选项间抉择时，我们能做出一些十分了不起的事。我们能把自身放在一个选项之后。（说道）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我选银行业。我选巧克力甜甜圈。
在艰难抉择中，这种反应是一种理性反应，但却不是由我们面前的各种原由所决定的。反而，这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理由所支撑起来的。当我们为自我创造原由去成为这种人而非那种人时，我们就打心底里完完全全地成就了真正的自己。你可以说，我们成了谱写自我人生篇章的作者。
所以当面对艰难抉择，不应该拿脑袋撞墙绞尽脑汁地去想哪个选项更优。最佳项并不存在。与其在外界苦命寻找理由，我们该往心里找：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会决定成为一个穿粉色袜子、爱好干麦片，还住在乡村的银行家。而我可能会决定成为一个穿黑袜子，住在城市里，喜欢吃甜甜圈的艺术家。面临艰难抉择时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每个人。
那些不锻炼自己规范性力量的人会成为“漂流者”。我们都认识那样的人。我（被理性原由限定）“漂流”成了律师。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律师业务当中。我不适合当律师。
漂流者允许这个世界谱写他们的生命篇章（被拖着走）。他们让奖罚机制——鼓励、畏惧、选择的简单性——来决定自己的道路。所以艰难抉择教会我们要审视自己能把身心与精力放到何处，自己究竟追求什么，并通过困难抉择来成为那种人。
艰难抉择不是痛苦和恐惧的来源，而是难得的机遇让我们庆幸人类有如此特殊的选择权利，庆幸有时候区分选择正误的理性原由会用尽，而且，
庆幸有在这个具有艰难抉择的世界里，我们有能力去为自己创造理由，去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艰难抉择不是一种诅咒，而是天赐之物。
关注 | 媒体两天曝光成都两起医美事故，媒体成了医美“急先锋”
编辑部 美创会
12月3日，成都商报报道《年轻姑娘整形整歪了鼻子要求退费 医美机构：有无问题需鉴定》 ，12月4日，封面新闻报道《成都女子称抽脂后大腿麻木肿胀，医美机构：不能证明手术引发》。医美乱象丛生，医美事故频发，新闻媒体却在医美行业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职能。
美创会发现，近年这么多医美事故，往往是媒体率先披露，成了医美“急先锋”，监管部门而后跟进，行业协会默不作声。实际上，医美行业走向风清气正，规范发展，需要监管部门严格执法、行业自律、媒体监督，社会认同的共同促进。
年轻姑娘整形整歪了鼻子要求退费 医美机构：有无问题需鉴定
2018年8月15日，小刘在成都正好医学美容门诊部，做了硅胶下巴、眼综合、全面部自体脂肪填充以及鼻综合四个项目的整形手术。小刘说，11万元的花费中，鼻综合费用最贵，花了52000元，然而，手术之后，鼻部出现明显的歪斜。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1月29日，在术后3个多月后，美容机构医护人员在小刘的术后护理单上写明了“山根高、歪，需降山根、收鼻孔”等。
双方经过协商，正好美容机构同意为小刘做修复术。11月29日当天，小刘在该机构签订修复手术确认书，修复项目包括收鼻孔、鼻山根歪斜矫正、鼻小柱矫正等。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在协议中约定，甲方（正好美容）为乙方（小刘）实施隆鼻修复术后若未能解决如下问题，具体包括鼻部整体高度降低（收鼻孔）、鼻山根歪斜矫正、鼻小柱矫正、鼻部塑形（有弧度），则甲方承认退费；本次修复手术若造成鼻部外观明显组织缺陷或其他较严重器官功能性问题，则甲方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协议中也指出，可能会出现修复术后不能完全达到乙方所期望的标准的风险，甲方已当面告知乙方，甲乙双方无异议。
复诊记录单
2019年1月22日，小刘再次上了手术台，但修复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她表示，两次手术后鼻子仍是歪斜的，她彻底绝望了，并要求对方退费。“按照我们签的协议，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退费”。
不过，从做修复术至今，已经过去了10个多月，双方对退费一事没有达成一致。小刘说，修复手术后，她去找该医美机构讨要说法，机构给她安排医生面诊。红星新闻记者在她提供的与机构一位医生的对话录音中听到，该医生说：“角度的话这个鼻子和下巴，可以考虑修复，因为这个假体稍微有点过，确实得需要修复一下。”
面对正好美容机构继续修复的方案，小刘拒绝了，“我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技术，只想让他们按照协议上的条款，进行退费”。
小刘告诉红星新闻，5个多月后的修复术下来，自己的鼻部仍处于歪斜状态，在要求美容机构退费时却遭到拒绝。整形机构方面则表示：“客户认为外观上有一些偏差，但是否解决问题，需要鉴定。”
CT检测报告单
针对双方协议上注明的“修复术后若未能解决问题，甲方承认退费”这一条款，该机构负责人称，修复术后，刘女士认为外观上还有一定的偏差，但此前的问题是否解决，机构和客户都无法判定，也就是机构认为解决了，但客户认为没解决。“如果刘女士认为我们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走正常的法律途径，让第三方机构对刘女士整形部位做鉴定，如果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承担应有的责任。”
让小刘不能理解的是，从外观、CT检测甚至医美机构医护人员口头说法以及填写的复诊记录单上，都表明了鼻子是斜的，“难道这也叫给我解决了问题？”目前，小刘已经聘请了律师，继续维权。
成都女子称抽脂后大腿麻木肿胀，医美机构：不能证明手术引发
12月3日，成都市民余女士再次来到成都熹亚婕熹卡（下简称“熹亚美容”）医疗美容门诊部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今年5月3日，余女士在熹亚美容做了一次大腿抽脂和面部整形手术，通过按揭贷款，共付款22800元。
余女士称，术后她的左大腿出现了麻木、肿胀、积液和疼痛，“我认为是熹亚美容所做抽脂手术所导致的，要求医院退款，承担后续治疗费用。”
熹亚婕熹卡医疗美容门诊部
3日中午，熹亚美容一位负责运营的陈经理回应封面新闻称，医院一直配合余女士处理问题，“这次手术并没有涉及产生积液的膝盖，如果能够证明余女士大腿出现问题是因为抽脂手术引起，医院会负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医院考虑用法律手段，起诉余女士干扰医院正常经营。”
12月3日，余女士今年45岁，她告诉记者，今年5月她在熹亚美容做了一次医疗美容手术，包括大腿抽脂，瘦脸，面部整形等内容，支付了22800元，“我首付了4000元，剩余款项是按揭的，每个月还款1124元。”
余女士的付款记录
（余女士通过贷款，一次性付给美容机构费用。）
由熹亚美容出具的“门诊手术记录单”显示，这次手术于2019年5月3日11点50分开始，结束于14点30分，持续2小时40分钟。
余女士称，术后十多天，她发现做过手术的左大腿出现肿胀、麻木、积液和疼痛的情况，于是到熹亚进行了处理，“当时帮我抽出了不少积液，术后恢复，我也是按照医生叮嘱来进行的。”
她说，从5月做手术至今，在半年情况里，大腿出现的异常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大腿还是感觉到麻木和肿胀，都影响我走路了。”
余女士称出现积液的膝盖
她认为，她的大腿之所以出现肿胀、麻木和疼痛，是因为抽脂手术造成的，“因此我要求熹亚美容医院退还我的款项，并且承担我后期的治疗费用。”
余女士出示的一张《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报告单》显示，她的膝盖存在少量积液，“大腿出现的麻木和疼痛，医生给我解释说是末梢神经受损，只能感受到，检查不到。”
根据余女士的说法，为她做手术的是一名罗姓男医生，但熹亚美容出具的手术记录单显示，那次手术的主刀医生姓名邱，罗医生只是手术中的一个助手。
但余女士提出了异议，“从始至终为我做手术的就是罗医生，根本没有什么邱医生，病历被篡改了。”她说，据她了解，在做手术时，罗医生根本没有在熹亚美容执业的资格。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2016修正版）》，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医师，应当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应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1年以上，方可进行医疗美容手术。
关于这位罗医生的执业资格，封面新闻也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了查询。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执业医师官方查询渠道显示，这位罗姓医生具有外科专业执业资格，但目前已不在熹亚美容门诊部执业，而是注册到了重庆一家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执业。
审批记录显示，医生罗某5月10日通过审批注册，而手术是在5月3日进行。
而根据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审批记录显示，这位罗医生于今年5月10日通过审批注册到熹亚美容，而余女士手术是在5月3日完成的。
也就是说，这位医生在为余女士做手术时，尚未被主管部门批准注册到熹亚美容。
多位医疗行业人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如执业医师更换医疗机构执业，需向主管单位提交审批变更执业机构，变更后才能到新的执业机构执业，但也存在会诊、医院委派等少数特殊情况。
为了解事件缘由，12月3日中午，封面新闻记者也来到成都熹亚婕熹卡医疗美容门诊部了解情况，该院一位负责运营的陈经理做出了回应。
“对于余女士这件事，医院一直积极配合处理，但余女士索要的赔偿太高了。”陈经理说，余女士自称大腿出现了麻木和胀痛情况，但并未证明这是由于医院抽脂手术造成的，“而且余女士出现积液的膝盖，并不在抽脂手术所涉及的范畴。”
她说，如果能证明是抽脂手术造成的，医院会对此负责，但余女士一直拒绝接受医院的检查。
余女士的付款单据
陈经理向记者确认，为余女士做手术的，的确是这位罗姓医生，但对于“罗医生5月3日做手术时并未注册到熹亚美容”，她表示自己负责运营，不太了解此事。
陈经理说，医院和余女士进行了多次协商，而余女士的部分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医院的正常营业，“医院考虑通过法律手段，起诉余女士的不当行为。”
目前，余女士已向卫健部门进行投诉，双方还在协商中。
12月4日，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纪师俊律师建议说，对于医疗纠纷，患者可以调取最原始的病例封存，是否要进行鉴定，具体要看是什么疾病，不过一般来说，采用医疗鉴定，是明确双方责任最直观的方式。
她建议说，医院和患者双方都理智客观处理，患者要理智按步骤调取病例，论证病情成因，医院如认为已方没过错，更应鼓励协助患者了解整件事情。
编辑部 美创会
12月3日，成都商报报道《年轻姑娘整形整歪了鼻子要求退费 医美机构：有无问题需鉴定》 ，12月4日，封面新闻报道《成都女子称抽脂后大腿麻木肿胀，医美机构：不能证明手术引发》。医美乱象丛生，医美事故频发，新闻媒体却在医美行业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职能。
美创会发现，近年这么多医美事故，往往是媒体率先披露，成了医美“急先锋”，监管部门而后跟进，行业协会默不作声。实际上，医美行业走向风清气正，规范发展，需要监管部门严格执法、行业自律、媒体监督，社会认同的共同促进。
年轻姑娘整形整歪了鼻子要求退费 医美机构：有无问题需鉴定
2018年8月15日，小刘在成都正好医学美容门诊部，做了硅胶下巴、眼综合、全面部自体脂肪填充以及鼻综合四个项目的整形手术。小刘说，11万元的花费中，鼻综合费用最贵，花了52000元，然而，手术之后，鼻部出现明显的歪斜。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1月29日，在术后3个多月后，美容机构医护人员在小刘的术后护理单上写明了“山根高、歪，需降山根、收鼻孔”等。
双方经过协商，正好美容机构同意为小刘做修复术。11月29日当天，小刘在该机构签订修复手术确认书，修复项目包括收鼻孔、鼻山根歪斜矫正、鼻小柱矫正等。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在协议中约定，甲方（正好美容）为乙方（小刘）实施隆鼻修复术后若未能解决如下问题，具体包括鼻部整体高度降低（收鼻孔）、鼻山根歪斜矫正、鼻小柱矫正、鼻部塑形（有弧度），则甲方承认退费；本次修复手术若造成鼻部外观明显组织缺陷或其他较严重器官功能性问题，则甲方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协议中也指出，可能会出现修复术后不能完全达到乙方所期望的标准的风险，甲方已当面告知乙方，甲乙双方无异议。
复诊记录单
2019年1月22日，小刘再次上了手术台，但修复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她表示，两次手术后鼻子仍是歪斜的，她彻底绝望了，并要求对方退费。“按照我们签的协议，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退费”。
不过，从做修复术至今，已经过去了10个多月，双方对退费一事没有达成一致。小刘说，修复手术后，她去找该医美机构讨要说法，机构给她安排医生面诊。红星新闻记者在她提供的与机构一位医生的对话录音中听到，该医生说：“角度的话这个鼻子和下巴，可以考虑修复，因为这个假体稍微有点过，确实得需要修复一下。”
面对正好美容机构继续修复的方案，小刘拒绝了，“我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技术，只想让他们按照协议上的条款，进行退费”。
小刘告诉红星新闻，5个多月后的修复术下来，自己的鼻部仍处于歪斜状态，在要求美容机构退费时却遭到拒绝。整形机构方面则表示：“客户认为外观上有一些偏差，但是否解决问题，需要鉴定。”
CT检测报告单
针对双方协议上注明的“修复术后若未能解决问题，甲方承认退费”这一条款，该机构负责人称，修复术后，刘女士认为外观上还有一定的偏差，但此前的问题是否解决，机构和客户都无法判定，也就是机构认为解决了，但客户认为没解决。“如果刘女士认为我们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走正常的法律途径，让第三方机构对刘女士整形部位做鉴定，如果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承担应有的责任。”
让小刘不能理解的是，从外观、CT检测甚至医美机构医护人员口头说法以及填写的复诊记录单上，都表明了鼻子是斜的，“难道这也叫给我解决了问题？”目前，小刘已经聘请了律师，继续维权。
成都女子称抽脂后大腿麻木肿胀，医美机构：不能证明手术引发
12月3日，成都市民余女士再次来到成都熹亚婕熹卡（下简称“熹亚美容”）医疗美容门诊部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今年5月3日，余女士在熹亚美容做了一次大腿抽脂和面部整形手术，通过按揭贷款，共付款22800元。
余女士称，术后她的左大腿出现了麻木、肿胀、积液和疼痛，“我认为是熹亚美容所做抽脂手术所导致的，要求医院退款，承担后续治疗费用。”
熹亚婕熹卡医疗美容门诊部
3日中午，熹亚美容一位负责运营的陈经理回应封面新闻称，医院一直配合余女士处理问题，“这次手术并没有涉及产生积液的膝盖，如果能够证明余女士大腿出现问题是因为抽脂手术引起，医院会负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医院考虑用法律手段，起诉余女士干扰医院正常经营。”
12月3日，余女士今年45岁，她告诉记者，今年5月她在熹亚美容做了一次医疗美容手术，包括大腿抽脂，瘦脸，面部整形等内容，支付了22800元，“我首付了4000元，剩余款项是按揭的，每个月还款1124元。”
余女士的付款记录
（余女士通过贷款，一次性付给美容机构费用。）
由熹亚美容出具的“门诊手术记录单”显示，这次手术于2019年5月3日11点50分开始，结束于14点30分，持续2小时40分钟。
余女士称，术后十多天，她发现做过手术的左大腿出现肿胀、麻木、积液和疼痛的情况，于是到熹亚进行了处理，“当时帮我抽出了不少积液，术后恢复，我也是按照医生叮嘱来进行的。”
她说，从5月做手术至今，在半年情况里，大腿出现的异常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大腿还是感觉到麻木和肿胀，都影响我走路了。”
余女士称出现积液的膝盖
她认为，她的大腿之所以出现肿胀、麻木和疼痛，是因为抽脂手术造成的，“因此我要求熹亚美容医院退还我的款项，并且承担我后期的治疗费用。”
余女士出示的一张《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报告单》显示，她的膝盖存在少量积液，“大腿出现的麻木和疼痛，医生给我解释说是末梢神经受损，只能感受到，检查不到。”
根据余女士的说法，为她做手术的是一名罗姓男医生，但熹亚美容出具的手术记录单显示，那次手术的主刀医生姓名邱，罗医生只是手术中的一个助手。
但余女士提出了异议，“从始至终为我做手术的就是罗医生，根本没有什么邱医生，病历被篡改了。”她说，据她了解，在做手术时，罗医生根本没有在熹亚美容执业的资格。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2016修正版）》，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医师，应当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应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1年以上，方可进行医疗美容手术。
关于这位罗医生的执业资格，封面新闻也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了查询。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执业医师官方查询渠道显示，这位罗姓医生具有外科专业执业资格，但目前已不在熹亚美容门诊部执业，而是注册到了重庆一家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执业。
审批记录显示，医生罗某5月10日通过审批注册，而手术是在5月3日进行。
而根据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审批记录显示，这位罗医生于今年5月10日通过审批注册到熹亚美容，而余女士手术是在5月3日完成的。
也就是说，这位医生在为余女士做手术时，尚未被主管部门批准注册到熹亚美容。
多位医疗行业人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如执业医师更换医疗机构执业，需向主管单位提交审批变更执业机构，变更后才能到新的执业机构执业，但也存在会诊、医院委派等少数特殊情况。
为了解事件缘由，12月3日中午，封面新闻记者也来到成都熹亚婕熹卡医疗美容门诊部了解情况，该院一位负责运营的陈经理做出了回应。
“对于余女士这件事，医院一直积极配合处理，但余女士索要的赔偿太高了。”陈经理说，余女士自称大腿出现了麻木和胀痛情况，但并未证明这是由于医院抽脂手术造成的，“而且余女士出现积液的膝盖，并不在抽脂手术所涉及的范畴。”
她说，如果能证明是抽脂手术造成的，医院会对此负责，但余女士一直拒绝接受医院的检查。
余女士的付款单据
陈经理向记者确认，为余女士做手术的，的确是这位罗姓医生，但对于“罗医生5月3日做手术时并未注册到熹亚美容”，她表示自己负责运营，不太了解此事。
陈经理说，医院和余女士进行了多次协商，而余女士的部分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医院的正常营业，“医院考虑通过法律手段，起诉余女士的不当行为。”
目前，余女士已向卫健部门进行投诉，双方还在协商中。
12月4日，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纪师俊律师建议说，对于医疗纠纷，患者可以调取最原始的病例封存，是否要进行鉴定，具体要看是什么疾病，不过一般来说，采用医疗鉴定，是明确双方责任最直观的方式。
她建议说，医院和患者双方都理智客观处理，患者要理智按步骤调取病例，论证病情成因，医院如认为已方没过错，更应鼓励协助患者了解整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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