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少见的马蹄形窑首现东阳 ！或为北宋古窑】“东阳江北街道上卢小区发现了一个古窑址，初步断定是江浙一带非常少见的马蹄形窑。”日前，东阳一则新的考古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让不少瓷器研究爱好者对东阳的古窑遗址产生了浓厚兴趣。
其实，东阳作为婺州窑的主要产地，古窑遗址相当丰富，除了此次发现的马蹄形窑外，早在1980年和2008年，东阳市文保部门曾在歌山马龙山和葛府伏虎山发现宋代古窑址，其窑炉都是龙窑。
“东阳古窑遗址丰富，年代历史久远，研究考古价值巨大，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未得到有效利用，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未得到科学发掘研究。”东阳博物馆馆长陈荣军说，下一步，东阳将依托婺州窑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东阳婺州窑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让其成为东阳又一张城市名片。
马蹄形窑址或为千年前的北宋古窑址
“接到电话后，我立马就赶过去了，挖掘出来之后，确实给了我们不少惊喜。”陈荣军说，初步判断这是1000多年前具有唐朝遗风的北宋古窑址，其马蹄形窑址在东阳市首次发现。
10月22日下午，东阳市江北街道上卢小区西侧的一处空地上，施工人员在路基清表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古窑址。和江浙一带常见的龙窑不同，这次挖掘出的窑炉是江浙一带少见的马蹄形窑，长度约3.6米，宽度约3.1米。
所谓的“马蹄窑”因其平面状似马蹄形而得名，其实是馒头窑的形制之一。它的火膛呈半圆形或扇形，窑室从前至后渐宽，左右两壁外弧或略外弧，后壁齐直，一般后部左右各设一个平面呈方形或半圆形的较大的烟囱，后壁下部左右设排烟孔，与烟囱相通。
陈荣军介绍，马蹄形窑在我国北方较为流行，陕西耀州窑、河南汝窑、河北磁州窑等，使用的都是这种窑炉。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有的窑口，如武义的水碓周窑、四川彭县窑、重庆涂山窑等，也用马蹄形窑烧制瓷器。
“相比龙窑，马蹄形窑的产量较小，对于烧制时的温度火候更好把控，有利于提高瓷器质量。龙窑一般用于瓷器的烧造，提高产量，马蹄形窑用于烧成匣钵等窑具，提高瓷器的质量。”陈荣军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马蹄形窑是肯定的了，但是由于窑炉上半部分缺失，窑内缺少烧制工具以及窑壁高温灼烧颜色不深等原因，导致马蹄窑洞本身的年份一时还不好判断。
据了解，从明朝始设集市的上卢，为东阳北乡主要物资集散地，原本就古建筑集聚，被列为东阳市文物保护点，历史气息浓厚。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卢小区居民在挖防空洞时，曾挖出过大量古瓷片，甚至居民建房时，都发现了古窑址，只不过当时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没有报告文保部门。接下去，东阳市文保所还将邀请更多的专家来东阳，共同探究这座马蹄窑址。
葛府窑瓷器为婺州窑中的上品
“大宋官窑 千年瑶仪”，如今，走进东阳市南马镇联合村瑶仪自然村，村口景观中的这8个白色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近年来，瑶仪利用古窑遗址，深挖古窑文化，发展旅游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瑶仪，最初跟窑有关。“据传，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五代、北宋时期，南马葛府一带曾瓷窑遍地，在我们瑶仪最为集中，村名的‘瑶’字，就是‘窑’的谐音。”南马镇联合村村委会主任、瑶仪村负责人张永进说。
根据《解读葛府窑》中记载，葛府窑位于葛府东北侧山麓，窑场依山而建，瑶仪就是葛府窑其中一处窑场。如今，在瑶仪附近的山坡上，随手一拨，就能发现很多陶瓷碎片，一些村民还拿陶瓷碎片来装饰院子。
包括瑶仪在内，葛府窑址在今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自然村长约5公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葛府村的伏虎山、来龙山坡，苞竹自然村的黄草山、上前山、银棠山、馒头山、下前山、官桥山、前蔡山，下格村的金塘坞、荷花蕊、红墩岭，下和自然村、下安恬村的圆蓬山，东庄自然村的后山头等山坡窑场，共16座山30多处窑址，保护面积达16万多平方米，其中的核心区为来龙山坡和山脚下的蔡大塘。
虽然葛府窑址至今未开展科学发掘，但仅根据地表遗留的瓷器残件，可以确定这里主要出产碗、碟、杯、盘、粉盒、盏托、执壶、灯盏、蟠龙瓶、渣斗、高脚碗、小盖罐、莲瓣尊、烛台、钵等十几类产品。这些瓷器造型优美，胎骨灰白，胎釉结合良好，釉层或厚或薄但都非常均匀，而且釉层玻化程度很高，釉色青绿，釉面光洁滋润。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葛府窑烧制的瓷器在婺州窑中属于上品。”陈荣军说，葛府窑所产的瓷器质量上等，除了当地优质的瓷土、上佳的水质、丰富的松材等原材料，还与烧制技艺有关。
此外，葛府窑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都比较高，这与窑温有关系。葛府窑都是龙窑，龙窑的长度越长，窑温就越高，正因为如此，葛府窑的窑温要高得多，因此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较高，釉层看上去带着玻璃样的透明感。
制作精良的歌山瓷碗
曾远销海外
相比上卢的马蹄形窑和南马葛府窑，歌山窑是东阳最早被发现的窑址，也是目前东阳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窑址。
东阳歌山窑是婺州窑青瓷的重要产区，创建于初唐。在歌山古窑群中，最早发现也是最著名的当数象塘古窑。1964年，瓷史专家朱伯谦就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浙江东阳象塘窑址调查记》，认为当时以象塘为中心的歌山古窑，规模庞大，技术先进，是婺州窑的重要代表。
以象塘为中心，唐宋古窑绵亘约1.5公里，瓷片和蒸碗套钵堆成小山，被称为“五星瓶窑”。1980年，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支持下，金华与东阳两地文管会对歌山村附近的马龙山进行考古发掘，又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北宋窑，根据窑床结构与出土瓷器，专家确认此窑为龙窑。
“歌山窑被发现和挖掘的时候，我并不在文保部门工作，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有所接触和了解。”陈荣军说，根据挖掘整理和出土的文物推断，歌山窑始建于初唐，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
从目前婺州窑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来看，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为了满足贡瓷和外销用瓷庞大的生产数量之需要，婺州窑部分窑场如武义县泉溪水碓周窑、东阳市歌山窑等，在一段时期内曾承接过生产贡瓷和外销瓷的任务，所以在生产原料精选、成型、装烧、装饰工艺等方面均作了较大的努力，使其产品的工艺和质量水平基本接近越窑上林湖之产品。
据了解，歌山窑群出产的碗供民用和出口，出口的碗一路从宁波流向海外，一路则由江西商人转卖后出口海外，可见当时的歌山瓷碗已相当精致。马龙山古窑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以碗数量最多，款式相当丰富，造型独特，像敞口外卷、折腹有棱、稍有假圈足等款式，系歌山窑产品特有；而且釉色也特别好，青釉较厚，均匀有光泽，仅碗内底和外底无釉，为其他窑口所不见。
东阳歌山一带制瓷历史一直流传到了近现代，正是唐宋时期歌山一带发达的制瓷业，奠定了近代上宅碗厂的基础，催生了东阳近代瓷业经济。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东阳众多碗厂先后倒闭，瓷业经济也随之瓦解。
其实，东阳作为婺州窑的主要产地，古窑遗址相当丰富，除了此次发现的马蹄形窑外，早在1980年和2008年，东阳市文保部门曾在歌山马龙山和葛府伏虎山发现宋代古窑址，其窑炉都是龙窑。
“东阳古窑遗址丰富，年代历史久远，研究考古价值巨大，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未得到有效利用，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未得到科学发掘研究。”东阳博物馆馆长陈荣军说，下一步，东阳将依托婺州窑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东阳婺州窑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让其成为东阳又一张城市名片。
马蹄形窑址或为千年前的北宋古窑址
“接到电话后，我立马就赶过去了，挖掘出来之后，确实给了我们不少惊喜。”陈荣军说，初步判断这是1000多年前具有唐朝遗风的北宋古窑址，其马蹄形窑址在东阳市首次发现。
10月22日下午，东阳市江北街道上卢小区西侧的一处空地上，施工人员在路基清表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古窑址。和江浙一带常见的龙窑不同，这次挖掘出的窑炉是江浙一带少见的马蹄形窑，长度约3.6米，宽度约3.1米。
所谓的“马蹄窑”因其平面状似马蹄形而得名，其实是馒头窑的形制之一。它的火膛呈半圆形或扇形，窑室从前至后渐宽，左右两壁外弧或略外弧，后壁齐直，一般后部左右各设一个平面呈方形或半圆形的较大的烟囱，后壁下部左右设排烟孔，与烟囱相通。
陈荣军介绍，马蹄形窑在我国北方较为流行，陕西耀州窑、河南汝窑、河北磁州窑等，使用的都是这种窑炉。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有的窑口，如武义的水碓周窑、四川彭县窑、重庆涂山窑等，也用马蹄形窑烧制瓷器。
“相比龙窑，马蹄形窑的产量较小，对于烧制时的温度火候更好把控，有利于提高瓷器质量。龙窑一般用于瓷器的烧造，提高产量，马蹄形窑用于烧成匣钵等窑具，提高瓷器的质量。”陈荣军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马蹄形窑是肯定的了，但是由于窑炉上半部分缺失，窑内缺少烧制工具以及窑壁高温灼烧颜色不深等原因，导致马蹄窑洞本身的年份一时还不好判断。
据了解，从明朝始设集市的上卢，为东阳北乡主要物资集散地，原本就古建筑集聚，被列为东阳市文物保护点，历史气息浓厚。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卢小区居民在挖防空洞时，曾挖出过大量古瓷片，甚至居民建房时，都发现了古窑址，只不过当时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没有报告文保部门。接下去，东阳市文保所还将邀请更多的专家来东阳，共同探究这座马蹄窑址。
葛府窑瓷器为婺州窑中的上品
“大宋官窑 千年瑶仪”，如今，走进东阳市南马镇联合村瑶仪自然村，村口景观中的这8个白色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近年来，瑶仪利用古窑遗址，深挖古窑文化，发展旅游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瑶仪，最初跟窑有关。“据传，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五代、北宋时期，南马葛府一带曾瓷窑遍地，在我们瑶仪最为集中，村名的‘瑶’字，就是‘窑’的谐音。”南马镇联合村村委会主任、瑶仪村负责人张永进说。
根据《解读葛府窑》中记载，葛府窑位于葛府东北侧山麓，窑场依山而建，瑶仪就是葛府窑其中一处窑场。如今，在瑶仪附近的山坡上，随手一拨，就能发现很多陶瓷碎片，一些村民还拿陶瓷碎片来装饰院子。
包括瑶仪在内，葛府窑址在今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自然村长约5公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葛府村的伏虎山、来龙山坡，苞竹自然村的黄草山、上前山、银棠山、馒头山、下前山、官桥山、前蔡山，下格村的金塘坞、荷花蕊、红墩岭，下和自然村、下安恬村的圆蓬山，东庄自然村的后山头等山坡窑场，共16座山30多处窑址，保护面积达16万多平方米，其中的核心区为来龙山坡和山脚下的蔡大塘。
虽然葛府窑址至今未开展科学发掘，但仅根据地表遗留的瓷器残件，可以确定这里主要出产碗、碟、杯、盘、粉盒、盏托、执壶、灯盏、蟠龙瓶、渣斗、高脚碗、小盖罐、莲瓣尊、烛台、钵等十几类产品。这些瓷器造型优美，胎骨灰白，胎釉结合良好，釉层或厚或薄但都非常均匀，而且釉层玻化程度很高，釉色青绿，釉面光洁滋润。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葛府窑烧制的瓷器在婺州窑中属于上品。”陈荣军说，葛府窑所产的瓷器质量上等，除了当地优质的瓷土、上佳的水质、丰富的松材等原材料，还与烧制技艺有关。
此外，葛府窑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都比较高，这与窑温有关系。葛府窑都是龙窑，龙窑的长度越长，窑温就越高，正因为如此，葛府窑的窑温要高得多，因此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较高，釉层看上去带着玻璃样的透明感。
制作精良的歌山瓷碗
曾远销海外
相比上卢的马蹄形窑和南马葛府窑，歌山窑是东阳最早被发现的窑址，也是目前东阳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窑址。
东阳歌山窑是婺州窑青瓷的重要产区，创建于初唐。在歌山古窑群中，最早发现也是最著名的当数象塘古窑。1964年，瓷史专家朱伯谦就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浙江东阳象塘窑址调查记》，认为当时以象塘为中心的歌山古窑，规模庞大，技术先进，是婺州窑的重要代表。
以象塘为中心，唐宋古窑绵亘约1.5公里，瓷片和蒸碗套钵堆成小山，被称为“五星瓶窑”。1980年，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支持下，金华与东阳两地文管会对歌山村附近的马龙山进行考古发掘，又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北宋窑，根据窑床结构与出土瓷器，专家确认此窑为龙窑。
“歌山窑被发现和挖掘的时候，我并不在文保部门工作，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有所接触和了解。”陈荣军说，根据挖掘整理和出土的文物推断，歌山窑始建于初唐，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
从目前婺州窑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来看，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为了满足贡瓷和外销用瓷庞大的生产数量之需要，婺州窑部分窑场如武义县泉溪水碓周窑、东阳市歌山窑等，在一段时期内曾承接过生产贡瓷和外销瓷的任务，所以在生产原料精选、成型、装烧、装饰工艺等方面均作了较大的努力，使其产品的工艺和质量水平基本接近越窑上林湖之产品。
据了解，歌山窑群出产的碗供民用和出口，出口的碗一路从宁波流向海外，一路则由江西商人转卖后出口海外，可见当时的歌山瓷碗已相当精致。马龙山古窑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以碗数量最多，款式相当丰富，造型独特，像敞口外卷、折腹有棱、稍有假圈足等款式，系歌山窑产品特有；而且釉色也特别好，青釉较厚，均匀有光泽，仅碗内底和外底无釉，为其他窑口所不见。
东阳歌山一带制瓷历史一直流传到了近现代，正是唐宋时期歌山一带发达的制瓷业，奠定了近代上宅碗厂的基础，催生了东阳近代瓷业经济。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东阳众多碗厂先后倒闭，瓷业经济也随之瓦解。
【江浙少见的马蹄形窑首现东阳 ！或为北宋古窑】“东阳江北街道上卢小区发现了一个古窑址，初步断定是江浙一带非常少见的马蹄形窑。”日前，东阳一则新的考古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让不少瓷器研究爱好者对东阳的古窑遗址产生了浓厚兴趣。
其实，东阳作为婺州窑的主要产地，古窑遗址相当丰富，除了此次发现的马蹄形窑外，早在1980年和2008年，东阳市文保部门曾在歌山马龙山和葛府伏虎山发现宋代古窑址，其窑炉都是龙窑。
“东阳古窑遗址丰富，年代历史久远，研究考古价值巨大，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未得到有效利用，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未得到科学发掘研究。”东阳博物馆馆长陈荣军说，下一步，东阳将依托婺州窑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东阳婺州窑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让其成为东阳又一张城市名片。
马蹄形窑址或为千年前的北宋古窑址
“接到电话后，我立马就赶过去了，挖掘出来之后，确实给了我们不少惊喜。”陈荣军说，初步判断这是1000多年前具有唐朝遗风的北宋古窑址，其马蹄形窑址在东阳市首次发现。
10月22日下午，东阳市江北街道上卢小区西侧的一处空地上，施工人员在路基清表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古窑址。和江浙一带常见的龙窑不同，这次挖掘出的窑炉是江浙一带少见的马蹄形窑，长度约3.6米，宽度约3.1米。
所谓的“马蹄窑”因其平面状似马蹄形而得名，其实是馒头窑的形制之一。它的火膛呈半圆形或扇形，窑室从前至后渐宽，左右两壁外弧或略外弧，后壁齐直，一般后部左右各设一个平面呈方形或半圆形的较大的烟囱，后壁下部左右设排烟孔，与烟囱相通。
陈荣军介绍，马蹄形窑在我国北方较为流行，陕西耀州窑、河南汝窑、河北磁州窑等，使用的都是这种窑炉。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有的窑口，如武义的水碓周窑、四川彭县窑、重庆涂山窑等，也用马蹄形窑烧制瓷器。
“相比龙窑，马蹄形窑的产量较小，对于烧制时的温度火候更好把控，有利于提高瓷器质量。龙窑一般用于瓷器的烧造，提高产量，马蹄形窑用于烧成匣钵等窑具，提高瓷器的质量。”陈荣军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马蹄形窑是肯定的了，但是由于窑炉上半部分缺失，窑内缺少烧制工具以及窑壁高温灼烧颜色不深等原因，导致马蹄窑洞本身的年份一时还不好判断。
据了解，从明朝始设集市的上卢，为东阳北乡主要物资集散地，原本就古建筑集聚，被列为东阳市文物保护点，历史气息浓厚。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卢小区居民在挖防空洞时，曾挖出过大量古瓷片，甚至居民建房时，都发现了古窑址，只不过当时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没有报告文保部门。接下去，东阳市文保所还将邀请更多的专家来东阳，共同探究这座马蹄窑址。
葛府窑瓷器为婺州窑中的上品
“大宋官窑 千年瑶仪”，如今，走进东阳市南马镇联合村瑶仪自然村，村口景观中的这8个白色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近年来，瑶仪利用古窑遗址，深挖古窑文化，发展旅游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瑶仪，最初跟窑有关。“据传，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五代、北宋时期，南马葛府一带曾瓷窑遍地，在我们瑶仪最为集中，村名的‘瑶’字，就是‘窑’的谐音。”南马镇联合村村委会主任、瑶仪村负责人张永进说。
根据《解读葛府窑》中记载，葛府窑位于葛府东北侧山麓，窑场依山而建，瑶仪就是葛府窑其中一处窑场。如今，在瑶仪附近的山坡上，随手一拨，就能发现很多陶瓷碎片，一些村民还拿陶瓷碎片来装饰院子。
包括瑶仪在内，葛府窑址在今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自然村长约5公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葛府村的伏虎山、来龙山坡，苞竹自然村的黄草山、上前山、银棠山、馒头山、下前山、官桥山、前蔡山，下格村的金塘坞、荷花蕊、红墩岭，下和自然村、下安恬村的圆蓬山，东庄自然村的后山头等山坡窑场，共16座山30多处窑址，保护面积达16万多平方米，其中的核心区为来龙山坡和山脚下的蔡大塘。
虽然葛府窑址至今未开展科学发掘，但仅根据地表遗留的瓷器残件，可以确定这里主要出产碗、碟、杯、盘、粉盒、盏托、执壶、灯盏、蟠龙瓶、渣斗、高脚碗、小盖罐、莲瓣尊、烛台、钵等十几类产品。这些瓷器造型优美，胎骨灰白，胎釉结合良好，釉层或厚或薄但都非常均匀，而且釉层玻化程度很高，釉色青绿，釉面光洁滋润。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葛府窑烧制的瓷器在婺州窑中属于上品。”陈荣军说，葛府窑所产的瓷器质量上等，除了当地优质的瓷土、上佳的水质、丰富的松材等原材料，还与烧制技艺有关。
此外，葛府窑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都比较高，这与窑温有关系。葛府窑都是龙窑，龙窑的长度越长，窑温就越高，正因为如此，葛府窑的窑温要高得多，因此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较高，釉层看上去带着玻璃样的透明感。
制作精良的歌山瓷碗
曾远销海外
相比上卢的马蹄形窑和南马葛府窑，歌山窑是东阳最早被发现的窑址，也是目前东阳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窑址。
东阳歌山窑是婺州窑青瓷的重要产区，创建于初唐。在歌山古窑群中，最早发现也是最著名的当数象塘古窑。1964年，瓷史专家朱伯谦就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浙江东阳象塘窑址调查记》，认为当时以象塘为中心的歌山古窑，规模庞大，技术先进，是婺州窑的重要代表。
以象塘为中心，唐宋古窑绵亘约1.5公里，瓷片和蒸碗套钵堆成小山，被称为“五星瓶窑”。1980年，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支持下，金华与东阳两地文管会对歌山村附近的马龙山进行考古发掘，又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北宋窑，根据窑床结构与出土瓷器，专家确认此窑为龙窑。
“歌山窑被发现和挖掘的时候，我并不在文保部门工作，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有所接触和了解。”陈荣军说，根据挖掘整理和出土的文物推断，歌山窑始建于初唐，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
从目前婺州窑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来看，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为了满足贡瓷和外销用瓷庞大的生产数量之需要，婺州窑部分窑场如武义县泉溪水碓周窑、东阳市歌山窑等，在一段时期内曾承接过生产贡瓷和外销瓷的任务，所以在生产原料精选、成型、装烧、装饰工艺等方面均作了较大的努力，使其产品的工艺和质量水平基本接近越窑上林湖之产品。
据了解，歌山窑群出产的碗供民用和出口，出口的碗一路从宁波流向海外，一路则由江西商人转卖后出口海外，可见当时的歌山瓷碗已相当精致。马龙山古窑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以碗数量最多，款式相当丰富，造型独特，像敞口外卷、折腹有棱、稍有假圈足等款式，系歌山窑产品特有；而且釉色也特别好，青釉较厚，均匀有光泽，仅碗内底和外底无釉，为其他窑口所不见。
东阳歌山一带制瓷历史一直流传到了近现代，正是唐宋时期歌山一带发达的制瓷业，奠定了近代上宅碗厂的基础，催生了东阳近代瓷业经济。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东阳众多碗厂先后倒闭，瓷业经济也随之瓦解。
其实，东阳作为婺州窑的主要产地，古窑遗址相当丰富，除了此次发现的马蹄形窑外，早在1980年和2008年，东阳市文保部门曾在歌山马龙山和葛府伏虎山发现宋代古窑址，其窑炉都是龙窑。
“东阳古窑遗址丰富，年代历史久远，研究考古价值巨大，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未得到有效利用，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未得到科学发掘研究。”东阳博物馆馆长陈荣军说，下一步，东阳将依托婺州窑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东阳婺州窑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让其成为东阳又一张城市名片。
马蹄形窑址或为千年前的北宋古窑址
“接到电话后，我立马就赶过去了，挖掘出来之后，确实给了我们不少惊喜。”陈荣军说，初步判断这是1000多年前具有唐朝遗风的北宋古窑址，其马蹄形窑址在东阳市首次发现。
10月22日下午，东阳市江北街道上卢小区西侧的一处空地上，施工人员在路基清表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古窑址。和江浙一带常见的龙窑不同，这次挖掘出的窑炉是江浙一带少见的马蹄形窑，长度约3.6米，宽度约3.1米。
所谓的“马蹄窑”因其平面状似马蹄形而得名，其实是馒头窑的形制之一。它的火膛呈半圆形或扇形，窑室从前至后渐宽，左右两壁外弧或略外弧，后壁齐直，一般后部左右各设一个平面呈方形或半圆形的较大的烟囱，后壁下部左右设排烟孔，与烟囱相通。
陈荣军介绍，马蹄形窑在我国北方较为流行，陕西耀州窑、河南汝窑、河北磁州窑等，使用的都是这种窑炉。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有的窑口，如武义的水碓周窑、四川彭县窑、重庆涂山窑等，也用马蹄形窑烧制瓷器。
“相比龙窑，马蹄形窑的产量较小，对于烧制时的温度火候更好把控，有利于提高瓷器质量。龙窑一般用于瓷器的烧造，提高产量，马蹄形窑用于烧成匣钵等窑具，提高瓷器的质量。”陈荣军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马蹄形窑是肯定的了，但是由于窑炉上半部分缺失，窑内缺少烧制工具以及窑壁高温灼烧颜色不深等原因，导致马蹄窑洞本身的年份一时还不好判断。
据了解，从明朝始设集市的上卢，为东阳北乡主要物资集散地，原本就古建筑集聚，被列为东阳市文物保护点，历史气息浓厚。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卢小区居民在挖防空洞时，曾挖出过大量古瓷片，甚至居民建房时，都发现了古窑址，只不过当时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没有报告文保部门。接下去，东阳市文保所还将邀请更多的专家来东阳，共同探究这座马蹄窑址。
葛府窑瓷器为婺州窑中的上品
“大宋官窑 千年瑶仪”，如今，走进东阳市南马镇联合村瑶仪自然村，村口景观中的这8个白色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近年来，瑶仪利用古窑遗址，深挖古窑文化，发展旅游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瑶仪，最初跟窑有关。“据传，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五代、北宋时期，南马葛府一带曾瓷窑遍地，在我们瑶仪最为集中，村名的‘瑶’字，就是‘窑’的谐音。”南马镇联合村村委会主任、瑶仪村负责人张永进说。
根据《解读葛府窑》中记载，葛府窑位于葛府东北侧山麓，窑场依山而建，瑶仪就是葛府窑其中一处窑场。如今，在瑶仪附近的山坡上，随手一拨，就能发现很多陶瓷碎片，一些村民还拿陶瓷碎片来装饰院子。
包括瑶仪在内，葛府窑址在今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自然村长约5公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葛府村的伏虎山、来龙山坡，苞竹自然村的黄草山、上前山、银棠山、馒头山、下前山、官桥山、前蔡山，下格村的金塘坞、荷花蕊、红墩岭，下和自然村、下安恬村的圆蓬山，东庄自然村的后山头等山坡窑场，共16座山30多处窑址，保护面积达16万多平方米，其中的核心区为来龙山坡和山脚下的蔡大塘。
虽然葛府窑址至今未开展科学发掘，但仅根据地表遗留的瓷器残件，可以确定这里主要出产碗、碟、杯、盘、粉盒、盏托、执壶、灯盏、蟠龙瓶、渣斗、高脚碗、小盖罐、莲瓣尊、烛台、钵等十几类产品。这些瓷器造型优美，胎骨灰白，胎釉结合良好，釉层或厚或薄但都非常均匀，而且釉层玻化程度很高，釉色青绿，釉面光洁滋润。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葛府窑烧制的瓷器在婺州窑中属于上品。”陈荣军说，葛府窑所产的瓷器质量上等，除了当地优质的瓷土、上佳的水质、丰富的松材等原材料，还与烧制技艺有关。
此外，葛府窑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都比较高，这与窑温有关系。葛府窑都是龙窑，龙窑的长度越长，窑温就越高，正因为如此，葛府窑的窑温要高得多，因此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较高，釉层看上去带着玻璃样的透明感。
制作精良的歌山瓷碗
曾远销海外
相比上卢的马蹄形窑和南马葛府窑，歌山窑是东阳最早被发现的窑址，也是目前东阳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窑址。
东阳歌山窑是婺州窑青瓷的重要产区，创建于初唐。在歌山古窑群中，最早发现也是最著名的当数象塘古窑。1964年，瓷史专家朱伯谦就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浙江东阳象塘窑址调查记》，认为当时以象塘为中心的歌山古窑，规模庞大，技术先进，是婺州窑的重要代表。
以象塘为中心，唐宋古窑绵亘约1.5公里，瓷片和蒸碗套钵堆成小山，被称为“五星瓶窑”。1980年，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支持下，金华与东阳两地文管会对歌山村附近的马龙山进行考古发掘，又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北宋窑，根据窑床结构与出土瓷器，专家确认此窑为龙窑。
“歌山窑被发现和挖掘的时候，我并不在文保部门工作，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有所接触和了解。”陈荣军说，根据挖掘整理和出土的文物推断，歌山窑始建于初唐，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
从目前婺州窑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来看，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为了满足贡瓷和外销用瓷庞大的生产数量之需要，婺州窑部分窑场如武义县泉溪水碓周窑、东阳市歌山窑等，在一段时期内曾承接过生产贡瓷和外销瓷的任务，所以在生产原料精选、成型、装烧、装饰工艺等方面均作了较大的努力，使其产品的工艺和质量水平基本接近越窑上林湖之产品。
据了解，歌山窑群出产的碗供民用和出口，出口的碗一路从宁波流向海外，一路则由江西商人转卖后出口海外，可见当时的歌山瓷碗已相当精致。马龙山古窑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以碗数量最多，款式相当丰富，造型独特，像敞口外卷、折腹有棱、稍有假圈足等款式，系歌山窑产品特有；而且釉色也特别好，青釉较厚，均匀有光泽，仅碗内底和外底无釉，为其他窑口所不见。
东阳歌山一带制瓷历史一直流传到了近现代，正是唐宋时期歌山一带发达的制瓷业，奠定了近代上宅碗厂的基础，催生了东阳近代瓷业经济。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东阳众多碗厂先后倒闭，瓷业经济也随之瓦解。
看懂敦煌壁画里神秘花树的含义，再去莫高窟吧
敦煌壁画中描绘了许多花树形象，在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树在壁画中的功能产生了由佛陀身份标识到分割画面及装饰壁画的变化。通过对花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及特征进行梳理，可以了解花树的嬗变过程以及宗教流派等因素对花树产生的深刻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菩萨、佛陀等形象极为生动，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已经极为深入；但对作为“配角”的花树关注则较少，相关的研究亦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和深度。
信息的使者
这里所说的“花树”指的是敦煌壁画中花状树木的艺术形象，但不包括比较抽象的图案纹饰。它们在敦煌壁画中体现着佛国世界的诸多信息。
佛与花树关系极为紧密。佛教典籍中记载，释迦牟尼降生于无忧树下，得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树下，传道于七叶树下。敦煌壁画中的花树既有传统绘画中常见的花树形象，也有从印度传入的花树形象。如银杏、芒果就属于佛教中的圣树，这些花树形态又与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信仰紧密相连。下面我们看敦煌壁画中主要的几种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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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288窟西魏壁画上的莲花状树
莲花状树
敦煌莫高窟第428窟北周时期壁画以及第329窟初唐时期的《化生童子》《供养人及车马》等壁画中有莲花状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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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02窟隋代壁画上的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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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217窟柳树
柳树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的《五百强盗》、第420窟隋代的《法华经变·群鸟听法》、第301窟《萨埵太子本生图》等壁画中可以见到柳树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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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2窟初唐壁画上的竹子
丛竹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的《五百强盗》、第231窟中唐的《报恩经变》、第9窟盛唐的《得度图》、第61窟五代的《维摩诘经变》、第217窟南壁盛唐的《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等壁画中均绘有不同形态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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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石窟第25窟中唐壁画上的松树、芭蕉
松树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佛度水牛》、榆林窟第3窟西夏的《文殊经变》、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中唐的《老人入墓图》等壁画中绘有松树，松针簇簇向下，特征明显。
芭蕉
芭蕉树造型特征明显，多出现在说法图中。敦煌莫高窟第360窟南壁中唐的《青庐图》、第320窟盛唐的《无量寿经变·未生怨》等壁画中对芭蕉有不同特色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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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00窟宋代壁画上的婆罗树
娑罗树
娑罗树又称七叶树，七片叶子绕着一颗圣果，呈下垂的花瓣状。敦煌莫高窟第249窟西壁的《维摩诘经变》是“汉化”了的娑罗树。第285窟南壁《五百强盗成佛图》中的娑罗树造型比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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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7窟晚唐壁画上的菩提树
菩提树
菩提树原生长于印度，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据史籍记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印度）带回菩提树，并亲手种植于广州王园寺（后来改名为光孝寺）。它树干粗壮雄伟，树冠如盖，既可做行道树，又可供观赏；叶片心形，前端细长似尾，在植物学上被称作“滴水叶尖”。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菩提”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豁然开悟，顿悟真理。在敦煌莫高窟第329窟初唐的《说法图》、第276窟隋代的《维摩诘经变》《文殊》、第419窟窟顶东披的《汲水图》、第217窟西龛顶初唐的《顶礼佛陀图》等多处都有对菩提树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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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身份的指示
在敦煌壁画中，花树的形象非常多。其实，它们都源于现实中存在的物象。这些源于佛教诞生地的树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在佛教沿陆上“丝绸之路”东传的过程中，作为中转站的敦煌对来自印度的花树进行了一定的复制和转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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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中的壁画故事
多元的风格
花树的造型受到四种文化范式的影响：印度佛教文化、西域胡人文化、中原正统的汉文化和敦煌魏晋以来较封闭的汉文化。和佛教塑像一样，花树的造型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汉化”过程：从印度式造型到半印度半“胡化”造型，再到半“胡化”半“汉化”造型，再到完全“汉化”的造型。由于上述文化的影响，花树的艺术形象呈现出四种风格——印度风格、西域风格、中原风格和魏晋风格，并逐渐出现这四种风格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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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壁画57窟最美的观音菩萨
已逝的辉煌
佛教东传以来，不同教派教义更迭消长。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由于敦煌地理位置独特，汉文化及宗教洞窟在艰难中仍然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生动传神而尚真，符合这时的人们追求奢华的审美诉求。元代，由于佛教密宗的大量传播，壁画表现内容多为尊像和密宗画像，故事画大大减少，敦煌艺术逐渐走向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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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丰富而生动的的花树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绎了不同的佛教教义。动人的花树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及发展以及敦煌政治、文化地位的变迁而经历了一系列风格上的纠缠、反复，最终由繁盛绚丽走向了销声匿迹。在数次的佛教传播中，不同教派教义间的纠葛、后来的本土化佛教吸纳，以及中原对敦煌的反向传播等，使得它们透射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敦煌壁画中描绘了许多花树形象，在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树在壁画中的功能产生了由佛陀身份标识到分割画面及装饰壁画的变化。通过对花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及特征进行梳理，可以了解花树的嬗变过程以及宗教流派等因素对花树产生的深刻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菩萨、佛陀等形象极为生动，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已经极为深入；但对作为“配角”的花树关注则较少，相关的研究亦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和深度。
信息的使者
这里所说的“花树”指的是敦煌壁画中花状树木的艺术形象，但不包括比较抽象的图案纹饰。它们在敦煌壁画中体现着佛国世界的诸多信息。
佛与花树关系极为紧密。佛教典籍中记载，释迦牟尼降生于无忧树下，得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树下，传道于七叶树下。敦煌壁画中的花树既有传统绘画中常见的花树形象，也有从印度传入的花树形象。如银杏、芒果就属于佛教中的圣树，这些花树形态又与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信仰紧密相连。下面我们看敦煌壁画中主要的几种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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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288窟西魏壁画上的莲花状树
莲花状树
敦煌莫高窟第428窟北周时期壁画以及第329窟初唐时期的《化生童子》《供养人及车马》等壁画中有莲花状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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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02窟隋代壁画上的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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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217窟柳树
柳树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的《五百强盗》、第420窟隋代的《法华经变·群鸟听法》、第301窟《萨埵太子本生图》等壁画中可以见到柳树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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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2窟初唐壁画上的竹子
丛竹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的《五百强盗》、第231窟中唐的《报恩经变》、第9窟盛唐的《得度图》、第61窟五代的《维摩诘经变》、第217窟南壁盛唐的《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等壁画中均绘有不同形态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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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石窟第25窟中唐壁画上的松树、芭蕉
松树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佛度水牛》、榆林窟第3窟西夏的《文殊经变》、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中唐的《老人入墓图》等壁画中绘有松树，松针簇簇向下，特征明显。
芭蕉
芭蕉树造型特征明显，多出现在说法图中。敦煌莫高窟第360窟南壁中唐的《青庐图》、第320窟盛唐的《无量寿经变·未生怨》等壁画中对芭蕉有不同特色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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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罗树
娑罗树又称七叶树，七片叶子绕着一颗圣果，呈下垂的花瓣状。敦煌莫高窟第249窟西壁的《维摩诘经变》是“汉化”了的娑罗树。第285窟南壁《五百强盗成佛图》中的娑罗树造型比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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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树
菩提树原生长于印度，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据史籍记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印度）带回菩提树，并亲手种植于广州王园寺（后来改名为光孝寺）。它树干粗壮雄伟，树冠如盖，既可做行道树，又可供观赏；叶片心形，前端细长似尾，在植物学上被称作“滴水叶尖”。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菩提”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豁然开悟，顿悟真理。在敦煌莫高窟第329窟初唐的《说法图》、第276窟隋代的《维摩诘经变》《文殊》、第419窟窟顶东披的《汲水图》、第217窟西龛顶初唐的《顶礼佛陀图》等多处都有对菩提树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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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壁画中，花树的形象非常多。其实，它们都源于现实中存在的物象。这些源于佛教诞生地的树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在佛教沿陆上“丝绸之路”东传的过程中，作为中转站的敦煌对来自印度的花树进行了一定的复制和转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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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树的造型受到四种文化范式的影响：印度佛教文化、西域胡人文化、中原正统的汉文化和敦煌魏晋以来较封闭的汉文化。和佛教塑像一样，花树的造型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汉化”过程：从印度式造型到半印度半“胡化”造型，再到半“胡化”半“汉化”造型，再到完全“汉化”的造型。由于上述文化的影响，花树的艺术形象呈现出四种风格——印度风格、西域风格、中原风格和魏晋风格，并逐渐出现这四种风格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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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传以来，不同教派教义更迭消长。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由于敦煌地理位置独特，汉文化及宗教洞窟在艰难中仍然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生动传神而尚真，符合这时的人们追求奢华的审美诉求。元代，由于佛教密宗的大量传播，壁画表现内容多为尊像和密宗画像，故事画大大减少，敦煌艺术逐渐走向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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