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爱穿针织衫吗# 《没人能拒绝针织衫的诱惑》文 |达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有这样的描述，“像砖头一样12个一摞叠起来⋯⋯纯亚麻的，厚蚕丝的，细法兰绒的，⋯⋯条纹的，涡卷纹的，都有印度蓝的姓名花押。”
显然他有点囤积过度了，但无可否认，成叠的衬衫看在眼里是一大快慰。没有男人会嫌衬衫太多，那是一年四季的份额。而无论男女，专属于秋天的份额必须算针织衫一个：针织马甲、针织开衫、针织短裙，甚至是奶奶风编织包，没人能拒绝针织的诱惑。
为什么有点传统，时不时有点土气的针织衫总在时尚的轮盘里徘徊？学术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熨贴、柔软的质感给予人的心理慰藉，是其他服装无法比拟的（出自《历史的针脚》作者、时装史研究者露西·阿德灵顿）。感性一些的解释说，针织衫在编制一个关于身体的梦，在梦里，自由的身体正在形成：它有臂膀、有双腿、有腹部、有足尖……它伴随着大海的气息，伴随着空间的浩渺（出自法国小说家埃莱娜·西苏）。
有人称针织衫就像第二层肌肤，如此紧密地贴合身体，穿上身有种感知自由的过程。正是如此，1924年，香奈儿女士在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戏服时贯穿了针织元素。这部芭蕾舞剧的其他“主创”也颇有来头，编剧是法国诗人尚·考克多，舞台背幕与节目单的绘制是毕加索。在最后的彩排阶段，香奈儿直接在舞者身上给戏服做“减法”，以便让他们的肢体毫无顾忌地伸展。就像她曾说过的，“永远摘除，绝不添加……没有什么比身体的自由更美……”。
针织衫的拥趸里有不少风格偶像，有轶闻称奥黛丽·赫本曾一口气买了14件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并在1966年在为美国版《Vogue》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选了一件海军蓝色的。
近期一点的男士代表则是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爵士。丹尼尔因演出《魅影缝匠》被提名201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接受《W》杂志采访时，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那是一件根据父辈传下来的甘希（Gansey）毛衣织法的复刻品。穿着“朴素”针织衫上封面的他们仿佛在说“我不是在扮演任何人”。
疫情之后，针织衫再度回潮又伴随了一些情感因素。去年英国男星哈利·史泰尔斯所穿的花格拼接毛线开衫引发了全球年轻人织毛衣的狂潮，随即他的毛衣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有评论人称，那件拼接毛线开衫结合了时下两种最被需要的情绪，乐观和抚慰。
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也是织毛衣狂潮中的一员，他专门为晒作品开设了Instagram账号，那些花花绿绿的针织品有为他为4岁的儿子织的毛线帽、有为母亲的猫织的猫沙发，也有为自己织的开衫、背心甚至泳裤……它们都是戴利传达爱意的媒介。在戴利看来，跳水压力太大了，针织让人感到身心放松。难怪针织衫成为近年来chill（轻松、自在）风格的主打单品。
符号语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怪物之后走出迷宫，虽然线团的成分和原本的用途不得而知，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针织技法由来已久。
伦敦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查尔斯一世被处刑时穿的针织外套（1649年），由锦缎按平针法织成，并带有流苏装饰，技艺相当成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男性需要经过漫长的学徒生涯才能获准加入针织的相关学会。随着针织技艺的普及，女人们则把一边针织一边闲聊当成了聚会形式，并贡献了很多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小说片段。狄更斯笔下人物还会将被处刑的人的名字变换成某种密码，织在衣服里。
现实中是否真有人把密码编织进毛衣不得而知，不过据说爱尔兰阿伦群岛的每一个家族编织的手法都不尽相同，如此一来，遇到罹难的人可以从毛衣的编织手法来区分出是谁家的渔民惨遭不幸。
对于针织衫来说，最有趣的不是具体织些什么图案，而是特定样式所反映的历史。比如，渔民最先把它当作内衣穿着，后来才慢慢变成外露服装，这导致水手式的设计和构造方式，无一不与功能息息相关。它首先利用了羊毛脂的保暖性，通过最传统而古老的方式增强防水——用精纺、强捻的五股羊毛线，密密实实织起来。特殊的起针、贴身的松紧度、微微开叉的下摆、微卷但仍能包紧的领口，都为了让水手式毛衣防风保暖，同时便于海上活动。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服装性别和阶级的定义，香奈儿女士最早看中了针织面料的性能，设计出现代感的裙装、外套和夹克。加之夏帕瑞丽等设计师的努力，穿针织衫的女士被认为比穿毛衣的男士时尚多了。
电视剧《广告狂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职业女性的装束——铅笔裙、圆领衬衫，再搭上一件开襟毛衫，两件式的搭配不仅传达出Jackie O式的简洁大方，如若突遇降温，外衫也能御寒。正是这种风格使欧洲针织衫进入了黄金年代，包括格蕾丝·凯莉在内的女明星都爱穿两件式菱形格纹开衫现身。
男士的高领毛衣则比开衫更具时尚话语权。加拿大摄影师尤瑟夫·卡希（Yousuf Karsh）为海明威拍摄的肖像看起来和当代维京冒险家十分相似，同样的浓密络腮胡和粗放的高领毛衣，不过海明威本人就喜欢这么穿。
在电影《大逃亡》中，史蒂夫·麦奎因在德瑞边境中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被他裹在纯黑皮夹克之下的阿兰式毛衣从此进入潮流漩涡。和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一样，麦奎因曾作为年轻人的风格偶像受尽追捧，他那件高领针织衫也成为了继白T恤、机车夹克之后的符号性单品。
在过去，时尚的传导都是自上而下的，男士高领毛衣则反其道而行，从“平民”出身跻身高阶时尚。后来的牛仔裤、法兰绒村衫、派克大衣和工装靴的都是如此。Ermenegildo Zegna和Berluti这种以取悦商务男士为使命的男装让高领针织衫取代衬衫，直接与商务西装搭配，即便没有了严谨的领带，依旧不乏正式感。难怪007詹姆斯·邦德总是用高领针织衫打底，脱下夹克换上西装，就能消失在写字楼中，对于特工来说，变装都方便了。
女士针织衫的审美变革则离不开“针织女王”索尼亚·里基尔。她的“穷男孩”针织衫——高袖窿的罗纹套头衫，重新定义的了针织衫的轮廓。“五月风暴”一边让她的店铺暂停营业，一边让她的设计走出了橱窗。1968年的《Vogue》评论道，索尼亚·里基尔体现了“曲线毕露的、贴身的伟大线条”。那些在过去看来离经叛道的衣服，成了鼓励人们追逐自由的表达。伦敦设计师玛丽·官也是同道中人，她在同一时期忙于制作热裤和迷你裙，让女性不受服装的限制。
索尼亚喜欢让服装跟随身体移动，她在设计中引入大量引入条纹，因为贴身条纹能跟随身体的运动增强视觉效果。与圣罗兰表达性感的方式（透明衬衫配无尾晚礼服）不同，索尼亚的性感来自女性的视角，让人穿着舒适。她的设计比日本设计师更早地运用了极简主义，比比利时设计师更早地想到了空间的反转。在她之后，针织作为一种语言被麦昆用来演绎柔顺和撕裂，被阿莱亚引入高级定制。
如今，新世代的设计师承袭了这种语言。中国设计师Rui Zhou（本届LVMH青年设计师大赛中Karl Lagerfeld Prize得主）让柔软的针织面料呈现出不规则的镂空设计，宣扬无差别的美感；Chet Lo表现的则是怪诞，将极细的半透明鱼线通过3D打印塑造出，身上长满了尖刺，酷似海胆和榴莲的外形，加上霓虹色系透出Y2K 的千禧年复古调。
就像那些总是是画同一主题的画家们，他们一直画，一直画，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样子。同样是针织衫，在不同的时代的空气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澎湃：岳父杀害女婿全家”案再审开庭 被告女儿出具谅解书引质疑】据澎湃新闻报道：2021年8月20日9时30分，“男子杀女婿及亲家三人”一案再审于四川省绵阳监狱开庭。被害老人邹某海、杨某芬的多名兄弟姐妹从吉林赶到绵阳，作为家属代表参加庭审。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邹鹏（化名）和父母邹某海、杨某芬三人2019年1月在四川成都彭州市一处住宅内被人用刀捅杀，行凶者系邹鹏岳父张志军。此前，邹鹏与妻子婚姻趋于破裂，早已分开居住。而在案发当天，因孩子的带养问题，邹鹏一行三人上门与岳父母发生争执，其间发生了命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张志军上诉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改判理由中，二审法院提到，“被害人不期而至抢夺孩子……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张志军确有自首、自愿认罪、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但被害人近亲属一方对此并不认可，申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据澎湃新闻了解，谅解书为邹鹏妻子张钰及其女儿（张钰代签）出具。该案二审中，检方曾指出该谅解书实质是“帮自己父亲求情”，未取得邹某海、杨某芬亲属的谅解。
根据被害人亲属一方此前向法院提交的申诉书，其申诉的焦点问题为：被害人是否上门“抢夺孩子”、存在激化矛盾的过错，张志军杀人是否有预谋和计划，其自首是否存在或是否足以从轻处罚，张钰谅解书采信问题等。
杨某芬哥哥杨立军告诉澎湃新闻，相信此次再审法院会作出公正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均不会原谅张志军，“会申诉到底”。
凶犯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对于该案，成都市中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志军因家庭纠纷持尖刀连续捅刺他人胸部腹部数刀，致被害人邹鹏、杨某芬、邹某海三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严惩；此案因家庭纠纷引起，双方为争夺孩子发生争执，被告人并未面对我国刑法规定的不法侵害，其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且其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无论是否预谋犯罪，均不影响定刑和量刑；张志军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并当庭认罪，但其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成都市中院据此判决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张志军上诉。其辩护人辩称，本案应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害人有过错；本案系家庭纠纷引发，张志军有自首、认罪悔罪，获取被害人亲属的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本案不属于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案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建议二审维持原判。
澎湃新闻获得的二审出庭检察员意见书显示，检方认为，在面对一般性的家庭纠纷矛盾，被告人有意识地选择使用杀伤性很大的剔骨刀向被害人捅刺。
现场勘验显示，被害人杨某芬脱掉双鞋着袜仰卧在沙发上，可疑推断她当时不是急着要走，而是想坐下来交流。当时应是家庭矛盾，未构成紧迫的不法侵害。被告人虽事后报案、现场等待，但在事中得知伤害结果已经发生时并未有效救助，反而采用相同手段和方式造成结果扩大。
同时，三被害人并无过错。房屋是张钰、邹鹏共同所有，几人敲门进入并无不当；从邹某海、杨某芬乘车记录来看，两人从吉林到四川行程紧凑，与他们离开老家向同事朋友所说“去成都看望孩子”形成印证，被告人一方所提“目的可疑”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从此前两名老人给邹鹏、张钰夫妻的汇款买房、买车来看，“不能说对张钰和孩子不管不问”。
2020年10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为，张志军确有自首、自愿认罪、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在张志军的主观恶性方面，法院认为案件发生在特定亲属之间，基于被害人不期而至且抢夺孙女，张志军劝阻无效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及亲人的利益及安全而实施的激情犯罪，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致其犯罪行为的可谴责程度降低，应当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同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志军作案后，在被害人一家失去反抗能力，尤其是被害人邹某海被其捅伤后，没有继续加害，反映出其在激情犯罪后认罪、悔罪的主观心态，因此从张志军的主观恶性来看，“尚不属于犯罪动机极其恶劣、犯罪目的极其卑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形”。
最终，四川省院二审判决张志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谅解书系被告女儿所出，检方曾指该谅解实质是求情
得知上述二审判决结果后，邹家、杨家家属颇为错愕。“张钰出具谅解书，从女儿想救父亲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但我们（被害人一方近亲属）没有谅解对方，此前没有，将来也不会。”8月19日，陪同家中几位老人到绵阳参加再审的邹鹏表妹杨女士告诉澎湃新闻，该案一审前，张钰曾找到邹某海、杨某芬亲属（两人的兄弟姐妹），希望他们出具“谅解书”，但他们拒绝。https://t.cn/A6IK8kFs（澎湃新闻网）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邹鹏（化名）和父母邹某海、杨某芬三人2019年1月在四川成都彭州市一处住宅内被人用刀捅杀，行凶者系邹鹏岳父张志军。此前，邹鹏与妻子婚姻趋于破裂，早已分开居住。而在案发当天，因孩子的带养问题，邹鹏一行三人上门与岳父母发生争执，其间发生了命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张志军上诉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改判理由中，二审法院提到，“被害人不期而至抢夺孩子……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张志军确有自首、自愿认罪、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但被害人近亲属一方对此并不认可，申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据澎湃新闻了解，谅解书为邹鹏妻子张钰及其女儿（张钰代签）出具。该案二审中，检方曾指出该谅解书实质是“帮自己父亲求情”，未取得邹某海、杨某芬亲属的谅解。
根据被害人亲属一方此前向法院提交的申诉书，其申诉的焦点问题为：被害人是否上门“抢夺孩子”、存在激化矛盾的过错，张志军杀人是否有预谋和计划，其自首是否存在或是否足以从轻处罚，张钰谅解书采信问题等。
杨某芬哥哥杨立军告诉澎湃新闻，相信此次再审法院会作出公正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均不会原谅张志军，“会申诉到底”。
凶犯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对于该案，成都市中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志军因家庭纠纷持尖刀连续捅刺他人胸部腹部数刀，致被害人邹鹏、杨某芬、邹某海三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严惩；此案因家庭纠纷引起，双方为争夺孩子发生争执，被告人并未面对我国刑法规定的不法侵害，其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且其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无论是否预谋犯罪，均不影响定刑和量刑；张志军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并当庭认罪，但其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成都市中院据此判决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张志军上诉。其辩护人辩称，本案应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害人有过错；本案系家庭纠纷引发，张志军有自首、认罪悔罪，获取被害人亲属的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本案不属于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案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建议二审维持原判。
澎湃新闻获得的二审出庭检察员意见书显示，检方认为，在面对一般性的家庭纠纷矛盾，被告人有意识地选择使用杀伤性很大的剔骨刀向被害人捅刺。
现场勘验显示，被害人杨某芬脱掉双鞋着袜仰卧在沙发上，可疑推断她当时不是急着要走，而是想坐下来交流。当时应是家庭矛盾，未构成紧迫的不法侵害。被告人虽事后报案、现场等待，但在事中得知伤害结果已经发生时并未有效救助，反而采用相同手段和方式造成结果扩大。
同时，三被害人并无过错。房屋是张钰、邹鹏共同所有，几人敲门进入并无不当；从邹某海、杨某芬乘车记录来看，两人从吉林到四川行程紧凑，与他们离开老家向同事朋友所说“去成都看望孩子”形成印证，被告人一方所提“目的可疑”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从此前两名老人给邹鹏、张钰夫妻的汇款买房、买车来看，“不能说对张钰和孩子不管不问”。
2020年10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为，张志军确有自首、自愿认罪、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在张志军的主观恶性方面，法院认为案件发生在特定亲属之间，基于被害人不期而至且抢夺孙女，张志军劝阻无效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及亲人的利益及安全而实施的激情犯罪，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致其犯罪行为的可谴责程度降低，应当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
同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志军作案后，在被害人一家失去反抗能力，尤其是被害人邹某海被其捅伤后，没有继续加害，反映出其在激情犯罪后认罪、悔罪的主观心态，因此从张志军的主观恶性来看，“尚不属于犯罪动机极其恶劣、犯罪目的极其卑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形”。
最终，四川省院二审判决张志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谅解书系被告女儿所出，检方曾指该谅解实质是求情
得知上述二审判决结果后，邹家、杨家家属颇为错愕。“张钰出具谅解书，从女儿想救父亲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但我们（被害人一方近亲属）没有谅解对方，此前没有，将来也不会。”8月19日，陪同家中几位老人到绵阳参加再审的邹鹏表妹杨女士告诉澎湃新闻，该案一审前，张钰曾找到邹某海、杨某芬亲属（两人的兄弟姐妹），希望他们出具“谅解书”，但他们拒绝。https://t.cn/A6IK8kFs（澎湃新闻网）
#案件播报# 【#上海杀妻焚尸案今日宣判#：死刑！】#上海杀妻焚尸案被告获死刑# 2021年7月30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被告人严豪杰故意杀人、放火一案公开宣判，对被告人严豪杰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严豪杰自2018年起因沉迷赌博，欠下大量赌债，其父也曾为其归还百万元赌债。2020年3月20日上午，被告人严豪杰驾驶朋友潘某的黑色丰田凯美瑞轿车，于8时许驶至其岳父母住处，在二楼卧室内向其妻被害人刘某索要钱款用于归还赌债，遭刘某拒绝，严豪杰遂至厨房拿水果刀返回二楼卧室，持刀再次向刘某索要钱款，被拒后即持刀连续戳刺刘某颈部致刘某死亡。为毁尸灭迹，严豪杰在该卧室内用打火机点燃书本等引燃屋内物品后逃离现场，致该房屋二楼室内物品及楼房结构严重毁损。经鉴定，被害人刘某系生前被他人用锐器戳刺颈部造成左锁骨下动脉破裂致大失血死亡，并且死后被焚尸；楼下车辆物损价值人民币34,159元。作案后，严豪杰在家人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上海一中院认为：被告人严豪杰故意杀死一人，又以放火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放火罪。严豪杰的行为手段残忍、动机卑劣，后果严重，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严豪杰投案自首的行为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结合本案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严豪杰自2018年起因沉迷赌博，欠下大量赌债，其父也曾为其归还百万元赌债。2020年3月20日上午，被告人严豪杰驾驶朋友潘某的黑色丰田凯美瑞轿车，于8时许驶至其岳父母住处，在二楼卧室内向其妻被害人刘某索要钱款用于归还赌债，遭刘某拒绝，严豪杰遂至厨房拿水果刀返回二楼卧室，持刀再次向刘某索要钱款，被拒后即持刀连续戳刺刘某颈部致刘某死亡。为毁尸灭迹，严豪杰在该卧室内用打火机点燃书本等引燃屋内物品后逃离现场，致该房屋二楼室内物品及楼房结构严重毁损。经鉴定，被害人刘某系生前被他人用锐器戳刺颈部造成左锁骨下动脉破裂致大失血死亡，并且死后被焚尸；楼下车辆物损价值人民币34,159元。作案后，严豪杰在家人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上海一中院认为：被告人严豪杰故意杀死一人，又以放火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放火罪。严豪杰的行为手段残忍、动机卑劣，后果严重，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严豪杰投案自首的行为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结合本案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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