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了一下午的《极乐迪斯科》,非但没有玩游戏常见的空虚感,倒更像是在进行自我的探索。
在一个充满了纵欲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玩家既可以扮演道德警察,维护支离破碎毫无基础的价值观;也可以选择虚无的思想,与自己的空虚达成和解;还可以宣传女权主义,大胆地和男性斗争。相比于发掘凶杀真相的主线情节,这些埋藏在对话中的对于「主义」的探究和选择更让我着迷。
从地图来看,剧情应该就要走向尾声。因为找不到其他任何一部与其类似的游戏,我有些不忍心把它打通关。这注定是一部两极分化严重的游戏,没有任何的「爽」感,需要耐心读大量的文本,理解不同角色的不同立场,有些《地下室手记》的那种强烈的反思在里面。但三十多RMB的价格,买来喜加一也不亏!
(P.S. 图一的对话让我想到了村上《舞!舞!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去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没有的!」「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在一个充满了纵欲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玩家既可以扮演道德警察,维护支离破碎毫无基础的价值观;也可以选择虚无的思想,与自己的空虚达成和解;还可以宣传女权主义,大胆地和男性斗争。相比于发掘凶杀真相的主线情节,这些埋藏在对话中的对于「主义」的探究和选择更让我着迷。
从地图来看,剧情应该就要走向尾声。因为找不到其他任何一部与其类似的游戏,我有些不忍心把它打通关。这注定是一部两极分化严重的游戏,没有任何的「爽」感,需要耐心读大量的文本,理解不同角色的不同立场,有些《地下室手记》的那种强烈的反思在里面。但三十多RMB的价格,买来喜加一也不亏!
(P.S. 图一的对话让我想到了村上《舞!舞!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去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没有的!」「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真的推荐你们去看这部电影,全篇弥漫着上世纪战争过后硝烟不散的颓丧气氛。男女主是身份年龄悬殊的不同人种。男主在追寻无趣极乐间通过狩猎情人的爱来满足自己。女主则是生活在压抑贫苦环境下,怀着对原生家庭的鄙夷与不舍的矛盾心态。两人被双方身上说不出的独特所吸引,产生情愫并纠缠在一起。电影通过一个老作家暮年回忆少年时期波澜不惊的口吻,充斥着平静与释怀。
【 译场译事 】净宗初祖 慧远
庐山慧远大师,不仅弘扬了净土,还调和了当时的佛经翻译观点。
庐山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初祖,他曾于庐山东林寺莲池结社,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而被追认为中国净土的第一代祖师。
庐山慧远大师精通三家学说,他的一生致力于调和三家的矛盾,为传入中国不久的佛教保驾护航。
把慧远大师称为一个“调和派”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相反,他那种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行为值得每一位学佛后辈敬仰。
庐山慧远大师除了在调和三家,提倡西方极乐净土,提倡般若空观的般舟三昧之外,还在中国的译经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佛教自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初期的佛经并非有印度而来。而是先传入了大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国家,由这些国家的僧侣口传心授才来到中土。
早期的佛经翻译全部是口译的形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
安世高的译经方法是“直译”,他主要翻译的是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学和小乘禅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安般守意经》。
这部经典可以说体现了安世高译经的特点:保持原文意思,体现原文主旨。但是,这种译法也有很大的弊端,就是啰嗦难懂,过于冗长。
这样的缺点使得阅读起来歧义非常大,使人无法准确明了佛意,这样就失去了直译的意义。这种直译法在当时就遭到了一定的批评。
到了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本土化,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必须随之本土化。
以往译经的晦涩风格不能很好地为信众理解,因此佛经的翻译工作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意译”。
月氏人支谦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他重译了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并且以自己的风格重新翻译了《首楞严三昧》。
但是他走向了过分追求简洁和华丽的极端,甚至不惜牺牲原文原意,同样存在很大弊端。
庐山慧远横空出世之后,根据道安法师提出的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对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进行了调和,也就是“厥中之论”。
虽然他的这一调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佛经的翻译问题。但是作为当时著名的译经家,他的这一倡议直接体现在了庐山东林寺译场翻译的经典上。
他的这一理念不仅充分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求,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的翻译事业。
庐山慧远大师,不仅弘扬了净土,还调和了当时的佛经翻译观点。
庐山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初祖,他曾于庐山东林寺莲池结社,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而被追认为中国净土的第一代祖师。
庐山慧远大师精通三家学说,他的一生致力于调和三家的矛盾,为传入中国不久的佛教保驾护航。
把慧远大师称为一个“调和派”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相反,他那种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行为值得每一位学佛后辈敬仰。
庐山慧远大师除了在调和三家,提倡西方极乐净土,提倡般若空观的般舟三昧之外,还在中国的译经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佛教自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初期的佛经并非有印度而来。而是先传入了大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国家,由这些国家的僧侣口传心授才来到中土。
早期的佛经翻译全部是口译的形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
安世高的译经方法是“直译”,他主要翻译的是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学和小乘禅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安般守意经》。
这部经典可以说体现了安世高译经的特点:保持原文意思,体现原文主旨。但是,这种译法也有很大的弊端,就是啰嗦难懂,过于冗长。
这样的缺点使得阅读起来歧义非常大,使人无法准确明了佛意,这样就失去了直译的意义。这种直译法在当时就遭到了一定的批评。
到了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本土化,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必须随之本土化。
以往译经的晦涩风格不能很好地为信众理解,因此佛经的翻译工作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意译”。
月氏人支谦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他重译了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并且以自己的风格重新翻译了《首楞严三昧》。
但是他走向了过分追求简洁和华丽的极端,甚至不惜牺牲原文原意,同样存在很大弊端。
庐山慧远横空出世之后,根据道安法师提出的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对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进行了调和,也就是“厥中之论”。
虽然他的这一调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佛经的翻译问题。但是作为当时著名的译经家,他的这一倡议直接体现在了庐山东林寺译场翻译的经典上。
他的这一理念不仅充分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求,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的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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