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绚丽绽放 刹那芳华】#树木传奇·深度影响中国的树木# 樱花原产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分布广，花色多样。樱花树形优美，姿态舒展，初春繁花似锦，满园春色，夏季枝叶繁茂，绿荫如盖，秋季叶色由黄变红，秋意浓浓，是自古至今著名的观赏树木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园林绿化。全国各地的赏樱主题景区不胜枚举。樱花的提取物有嫩肤、护肤和祛痘的作用，因而樱花有“青春之花”的美誉。一些种类的樱花又是食用好料，色香味俱全。樱花树的叶、树皮、木材是传统的中药材。
树木档案
樱花，是指蔷薇科樱属多种观赏樱花树种及杂交樱花品种的总称，落叶乔木或灌木。叶缘有锯齿，花常数朵着生于伞形、伞房状或短总状花序，花瓣颜色多样，有白色、粉红、紫红、绿色等色，有单瓣和重瓣。花与嫩叶同时开放或后放。花两性，有清香气味。全世界野生樱花约150种，我国有约50种。全世界约40种的野生樱花种祖先，其中有33种原产于中国。我国是樱花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化保存中心。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但樱花在中国古已有之。“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历代诗家亦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歇”名句吟诵。
日本人民之所以喜欢樱花，不仅是樱花的妩媚娇艳，更是樱花经历短暂的灿烂而凋谢的“壮烈”。
樱花最美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如日中天时，而是凋零时那细碎的花瓣在空中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慷慨激烈。灿烂地盛开，潇洒地离去。生而热情奔放，高雅纯洁，凋而温婉从容，飘逸悠然。
源于喜马拉雅 华夏大地绽芳华
据化石考证而知，野生的樱属植物在数百万年前诞生于喜马拉雅山脉，其起源演化中心在现今中国的西南部到喜马拉雅山一带。
据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被人工栽培后，这一物种逐步传入中国长江流域、西南地区及台湾岛。
史料记载，25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宫苑内已经种植樱花。盛唐时期，从宫苑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丽绽放的樱花，呈现华夏处处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的盛世美景。当时已经流行“樱花节”，出游赏樱已成为百姓的幸福生活方式。盛唐时期万国来朝，日本崇拜者深慕中华文化之璀璨以及樱花的种植和鉴赏，把樱花和建筑、服饰、茶艺、剑道等一并带回了东瀛。日本人种植樱花的历史才千余年，比中国晚一千多年，但他们非常重视樱花品种的培育，培育出许多观赏价值高的樱花品种，闻名于世界。
唐宋时期，吟诵樱花的诗歌多达700多首。唐代白居易有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以及“小院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元代张茂卿的“樱花胜于声色”更是收录于明人编撰的《花史》中，广为流传。
我国本土的樱花有钟花樱、垂枝樱、冬海棠、山樱、重瓣白樱花等多种观赏樱。其中，钟花樱有“早樱花之母”之称，主要分布于福建和台湾，花瓣色有淡红、深红，其变种有深红的“中国红”、桃红的“牡丹樱”、紫荆樱。
此外本土樱花还有垂枝樱、冬樱花（变种：红花高盆樱）、华中樱桃、迎春樱桃、浙闽樱桃、尾叶樱桃、长线樱桃、微毛樱桃、多毛樱桃、康定樱桃、崖樱桃、磐安樱桃、长尾毛柱樱桃、雾社樱花、本溪山樱、襄阳山樱花、广州樱、小乔樱、貂蝉樱、杨贵妃樱、西施樱、富贵樱等品系。这些樱花花色、花形和分布地域各异，多姿多彩，盛开时满树烂漫，如云似霞，极为壮观，美不胜收。湖北崇阳县龙泉山有10万亩连片野生樱花林，为世界野生樱花林之最。
青春之花 可食可药可护肤
八重樱中的关山樱、大岛樱、吉野樱等品种的花瓣可食用，以关山樱口感最佳。当花朵开一半时采摘，香味相对较浓，做出的食品色香味俱全，常用于制作樱花点心、樱花茶、樱花素面、樱花酒、樱花寿司、樱花果冻和樱花冰激凌等。
樱花树的叶、花、树皮、木材是传统的中药材，具有止咳、平喘、宣肺、润肠、解酒的功效。《天目山药用植物志》载：山樱花的种仁具有透发麻疹之功效，用于治疗麻疹不透、麻疹内陷。近年来，医学研究证明，樱叶和花、树皮、树根除传统的药性记载外，所含的樱叶酶、樱皮甙具有抑制恶性肿瘤的功效。樱叶黄酮还具有美容养颜、强化黏膜、促进糖分代谢的药效。目前国内发明一种干燥盐渍樱叶、樱花的先进方法，充分保存了叶和花的特殊香味和药性，应用于樱叶茶、沐浴包及食品、酒类、日用化工、制药、保健品等领域。
樱花提取物中含有樱花酵素，该成分常用于祛痘。樱花具有嫩肤、增亮肤色的作用，是护肤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因此，樱花有“青春之花”之誉。
此外，山樱花木材常用于制作木质茶具和餐具，泡茶时可闻到樱花的香味。
十里樱花开 “美丽经济”来
樱花具有观赏、食用、药用、材用、护肤美容等用途，也催生了涵盖樱花文化、樱花旅游、樱花园林绿化、樱花衍生产品等樱花产业。近10多年来樱花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樱花文化产业，主要有建立樱花纪念林、感恩林、茶道林、写生创作林等，发挥樱花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作用，达到教育和振兴乡村经济并举目的。如湖北咸安大幕乡政府与湖北大学艺术学院、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等15所高校签订“湖北高校艺术写生创作基地”战略合作协议，把大幕山上万亩野生樱花林办成艺术写生创作基地。通过广大师生的传播和画作推送，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樱花旅游产业，主要是开发野生樱花林和新建樱花园林景区，并举办“樱花节”等，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据统计，2014年，全国樱花旅游游客为1.23亿人次，旅游收入约152亿元。2019年，全国樱花旅游游客达3.4亿人次，收入600多亿元。近几年，全国在已有20多家知名樱花景区的基础上，新增数百个樱花景区和公园。
樱花园林绿化产业，包括樱花大中小苗木的种植和销售、园林工程施工和维护、樱花鲜切花产销等。樱花在传统的园林绿化、建设美丽中国和振兴乡村经济中不可或缺，催生了众多的农户和公司从事樱花园林绿化产业。如国内首家“樱花研究院”，培育出了多种优良观赏樱花品种，有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耐湿热气候的中国红樱、广州樱，及适生范围较广的小乔樱、貂蝉樱、西施樱、杨贵妃樱等优良品种，改变了“华南地区不合适种樱花”的传统格局。
樱花衍生产品产业，涵盖樱花食品、樱花木制茶具、樱花饰品等。樱花食品色香味俱全，成为网红销售商品。如樱花味星巴克咖啡、樱花味麦当劳甜筒、樱花味乐事、樱花味奥利奥等季节限定网红品层出不穷。据统计，2014年，全国从事樱花衍生产品产销的企业3000多家。
樱花产业扶贫已经作为全国100个市县脱贫攻坚的“利器”，促进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带动了地区农产品销售以及民宿、农家乐等产业，助力乡村经济振兴。（胡彩颜）
树木档案
樱花，是指蔷薇科樱属多种观赏樱花树种及杂交樱花品种的总称，落叶乔木或灌木。叶缘有锯齿，花常数朵着生于伞形、伞房状或短总状花序，花瓣颜色多样，有白色、粉红、紫红、绿色等色，有单瓣和重瓣。花与嫩叶同时开放或后放。花两性，有清香气味。全世界野生樱花约150种，我国有约50种。全世界约40种的野生樱花种祖先，其中有33种原产于中国。我国是樱花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化保存中心。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但樱花在中国古已有之。“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历代诗家亦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歇”名句吟诵。
日本人民之所以喜欢樱花，不仅是樱花的妩媚娇艳，更是樱花经历短暂的灿烂而凋谢的“壮烈”。
樱花最美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如日中天时，而是凋零时那细碎的花瓣在空中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慷慨激烈。灿烂地盛开，潇洒地离去。生而热情奔放，高雅纯洁，凋而温婉从容，飘逸悠然。
源于喜马拉雅 华夏大地绽芳华
据化石考证而知，野生的樱属植物在数百万年前诞生于喜马拉雅山脉，其起源演化中心在现今中国的西南部到喜马拉雅山一带。
据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被人工栽培后，这一物种逐步传入中国长江流域、西南地区及台湾岛。
史料记载，25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宫苑内已经种植樱花。盛唐时期，从宫苑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丽绽放的樱花，呈现华夏处处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的盛世美景。当时已经流行“樱花节”，出游赏樱已成为百姓的幸福生活方式。盛唐时期万国来朝，日本崇拜者深慕中华文化之璀璨以及樱花的种植和鉴赏，把樱花和建筑、服饰、茶艺、剑道等一并带回了东瀛。日本人种植樱花的历史才千余年，比中国晚一千多年，但他们非常重视樱花品种的培育，培育出许多观赏价值高的樱花品种，闻名于世界。
唐宋时期，吟诵樱花的诗歌多达700多首。唐代白居易有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以及“小院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元代张茂卿的“樱花胜于声色”更是收录于明人编撰的《花史》中，广为流传。
我国本土的樱花有钟花樱、垂枝樱、冬海棠、山樱、重瓣白樱花等多种观赏樱。其中，钟花樱有“早樱花之母”之称，主要分布于福建和台湾，花瓣色有淡红、深红，其变种有深红的“中国红”、桃红的“牡丹樱”、紫荆樱。
此外本土樱花还有垂枝樱、冬樱花（变种：红花高盆樱）、华中樱桃、迎春樱桃、浙闽樱桃、尾叶樱桃、长线樱桃、微毛樱桃、多毛樱桃、康定樱桃、崖樱桃、磐安樱桃、长尾毛柱樱桃、雾社樱花、本溪山樱、襄阳山樱花、广州樱、小乔樱、貂蝉樱、杨贵妃樱、西施樱、富贵樱等品系。这些樱花花色、花形和分布地域各异，多姿多彩，盛开时满树烂漫，如云似霞，极为壮观，美不胜收。湖北崇阳县龙泉山有10万亩连片野生樱花林，为世界野生樱花林之最。
青春之花 可食可药可护肤
八重樱中的关山樱、大岛樱、吉野樱等品种的花瓣可食用，以关山樱口感最佳。当花朵开一半时采摘，香味相对较浓，做出的食品色香味俱全，常用于制作樱花点心、樱花茶、樱花素面、樱花酒、樱花寿司、樱花果冻和樱花冰激凌等。
樱花树的叶、花、树皮、木材是传统的中药材，具有止咳、平喘、宣肺、润肠、解酒的功效。《天目山药用植物志》载：山樱花的种仁具有透发麻疹之功效，用于治疗麻疹不透、麻疹内陷。近年来，医学研究证明，樱叶和花、树皮、树根除传统的药性记载外，所含的樱叶酶、樱皮甙具有抑制恶性肿瘤的功效。樱叶黄酮还具有美容养颜、强化黏膜、促进糖分代谢的药效。目前国内发明一种干燥盐渍樱叶、樱花的先进方法，充分保存了叶和花的特殊香味和药性，应用于樱叶茶、沐浴包及食品、酒类、日用化工、制药、保健品等领域。
樱花提取物中含有樱花酵素，该成分常用于祛痘。樱花具有嫩肤、增亮肤色的作用，是护肤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因此，樱花有“青春之花”之誉。
此外，山樱花木材常用于制作木质茶具和餐具，泡茶时可闻到樱花的香味。
十里樱花开 “美丽经济”来
樱花具有观赏、食用、药用、材用、护肤美容等用途，也催生了涵盖樱花文化、樱花旅游、樱花园林绿化、樱花衍生产品等樱花产业。近10多年来樱花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樱花文化产业，主要有建立樱花纪念林、感恩林、茶道林、写生创作林等，发挥樱花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作用，达到教育和振兴乡村经济并举目的。如湖北咸安大幕乡政府与湖北大学艺术学院、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等15所高校签订“湖北高校艺术写生创作基地”战略合作协议，把大幕山上万亩野生樱花林办成艺术写生创作基地。通过广大师生的传播和画作推送，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樱花旅游产业，主要是开发野生樱花林和新建樱花园林景区，并举办“樱花节”等，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据统计，2014年，全国樱花旅游游客为1.23亿人次，旅游收入约152亿元。2019年，全国樱花旅游游客达3.4亿人次，收入600多亿元。近几年，全国在已有20多家知名樱花景区的基础上，新增数百个樱花景区和公园。
樱花园林绿化产业，包括樱花大中小苗木的种植和销售、园林工程施工和维护、樱花鲜切花产销等。樱花在传统的园林绿化、建设美丽中国和振兴乡村经济中不可或缺，催生了众多的农户和公司从事樱花园林绿化产业。如国内首家“樱花研究院”，培育出了多种优良观赏樱花品种，有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耐湿热气候的中国红樱、广州樱，及适生范围较广的小乔樱、貂蝉樱、西施樱、杨贵妃樱等优良品种，改变了“华南地区不合适种樱花”的传统格局。
樱花衍生产品产业，涵盖樱花食品、樱花木制茶具、樱花饰品等。樱花食品色香味俱全，成为网红销售商品。如樱花味星巴克咖啡、樱花味麦当劳甜筒、樱花味乐事、樱花味奥利奥等季节限定网红品层出不穷。据统计，2014年，全国从事樱花衍生产品产销的企业3000多家。
樱花产业扶贫已经作为全国100个市县脱贫攻坚的“利器”，促进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带动了地区农产品销售以及民宿、农家乐等产业，助力乡村经济振兴。（胡彩颜）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郑州三大考古发现照亮璀璨历史星空#】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揭晓。在河南入选的14项考古发现中，郑州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入围。从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明圣火，到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再到丈量3600年商都文明的郑州商城遗址……遥望历史的璀璨星空，古都郑州一次次向世界散发出夺目的光彩。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些考古大发现，感受历史文化的耀眼光芒。
新郑裴李岗遗址：8000年文明圣火照亮历史征程
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据了解，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裴李岗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进行过3次发掘，共发掘面积约2957平方米，发现了文化层、公共墓地以及少量灰坑及陶窑，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出土的陶壶、钵、三足钵、鼎以及四足石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等非常具有自身特点，集中的公共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已发掘114座。
2018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启动新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遗址西部发现了堆积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新的发掘和研究显示，裴李岗遗址是区域内一处使用时间较长、定居程度较高的中心性村落。最新精确测年显示，裴李岗时期遗址使用年代约距今8000年前后，使用时间约500年左右。最新发掘发现了大量碳化果壳，以及浮选出少量植物种子，有黍、稻、粟、橡子、酸枣、枣、山核桃等，初步判断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能种植有黍、稻等农作物，但仍然以采集经济为主；动物遗存发现有猪、狗、牛、鹿、獐、獾、龟以及大量的鱼骨，初步判断已经有了猪、狗养殖，但仍然以渔猎活动获取动物资源为主。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阎铁成说，中华文明从1.5万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郑州人的斑斑印记。从1万多年前开始，生活在李家沟的人们已经开始磨制石器、烧造陶器，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文明曙光。从8000多年前开始，裴李岗、唐户的人们已经建起挖有壕沟的庞大村落，住着平地筑起的带有开间的房子，穿着纺织出来的衣服，使用着一应俱全的陶制炊具餐具，品着种植的小米、饲养的猪肉羊肉、收获的水果，开启了人类生活的崭新时代。
巩义双槐树遗址：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3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巩义双槐树遗址便可找到答案。
该遗址位于巩义市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双槐树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此外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另发现有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该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双槐树遗址出土遗物展馆里，陈列着大量仰韶文化晚期完整的精美彩陶及与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针、石刀、纺轮等。此外，该遗址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这些都表明，在5300年前的这座古老遗址上，生活着一群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汪旭介绍，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不同建筑的布置整体具有一定的台阶式特征，遗址表现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被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商城遗址：集合四大文明要素
城市是历史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商都”可以说是古都郑州灿烂文化的典型代表。
金秋十月，记者来到一段商城遗址的城墙剖面前。只见城墙的纵剖面断面清晰的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夯土层，从商代、战国，再到近代，折射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通过紫荆山路城垣断面历史年轮，我们可以看出，郑州商城3600年来城址从未转移，文脉不断，人脉不息，是现代郑州城市记忆传承的文化根基。”谈起郑州商都文化的影响力，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如数家珍。
这里是王朝典制开创之地。郑州商文明见证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继二里头文明之后，郑州商代都城代表的郑州商文明在广域范围内首次确立了成熟的城市体系。以围院建筑为代表的宫室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历代都城宫殿营造的典范，而中国传统城市的城郭之制也自此确立。
这里是青铜时代成熟之地。三个窖藏坑出土的28件青铜器器型厚重、纹饰繁缛，展现了郑州作为王都的崇高地位，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首个高峰。
这里是中华汉字寻根之地。郑州商文明见证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形成。在郑州商文明基础上，安阳殷墟发现的晚商时期甲骨文、金文确立了相对成熟的文字形式和书写体例，并被周代继承。秦帝国“书同文”再次规范了文字书写。作为文化与制度的体现者和承载者，汉字系统连绵不断直至今天。
“ 郑州商代都城是公认的商代早期王朝都城。它代表的商文明，集合了国家、城市、青铜器、文字四个文明要素，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正观新闻记者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新郑裴李岗遗址：8000年文明圣火照亮历史征程
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据了解，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裴李岗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进行过3次发掘，共发掘面积约2957平方米，发现了文化层、公共墓地以及少量灰坑及陶窑，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出土的陶壶、钵、三足钵、鼎以及四足石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等非常具有自身特点，集中的公共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已发掘114座。
2018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启动新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遗址西部发现了堆积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新的发掘和研究显示，裴李岗遗址是区域内一处使用时间较长、定居程度较高的中心性村落。最新精确测年显示，裴李岗时期遗址使用年代约距今8000年前后，使用时间约500年左右。最新发掘发现了大量碳化果壳，以及浮选出少量植物种子，有黍、稻、粟、橡子、酸枣、枣、山核桃等，初步判断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能种植有黍、稻等农作物，但仍然以采集经济为主；动物遗存发现有猪、狗、牛、鹿、獐、獾、龟以及大量的鱼骨，初步判断已经有了猪、狗养殖，但仍然以渔猎活动获取动物资源为主。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阎铁成说，中华文明从1.5万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郑州人的斑斑印记。从1万多年前开始，生活在李家沟的人们已经开始磨制石器、烧造陶器，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文明曙光。从8000多年前开始，裴李岗、唐户的人们已经建起挖有壕沟的庞大村落，住着平地筑起的带有开间的房子，穿着纺织出来的衣服，使用着一应俱全的陶制炊具餐具，品着种植的小米、饲养的猪肉羊肉、收获的水果，开启了人类生活的崭新时代。
巩义双槐树遗址：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3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巩义双槐树遗址便可找到答案。
该遗址位于巩义市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双槐树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此外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另发现有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该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双槐树遗址出土遗物展馆里，陈列着大量仰韶文化晚期完整的精美彩陶及与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针、石刀、纺轮等。此外，该遗址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这些都表明，在5300年前的这座古老遗址上，生活着一群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汪旭介绍，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不同建筑的布置整体具有一定的台阶式特征，遗址表现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被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商城遗址：集合四大文明要素
城市是历史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商都”可以说是古都郑州灿烂文化的典型代表。
金秋十月，记者来到一段商城遗址的城墙剖面前。只见城墙的纵剖面断面清晰的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夯土层，从商代、战国，再到近代，折射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通过紫荆山路城垣断面历史年轮，我们可以看出，郑州商城3600年来城址从未转移，文脉不断，人脉不息，是现代郑州城市记忆传承的文化根基。”谈起郑州商都文化的影响力，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如数家珍。
这里是王朝典制开创之地。郑州商文明见证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继二里头文明之后，郑州商代都城代表的郑州商文明在广域范围内首次确立了成熟的城市体系。以围院建筑为代表的宫室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历代都城宫殿营造的典范，而中国传统城市的城郭之制也自此确立。
这里是青铜时代成熟之地。三个窖藏坑出土的28件青铜器器型厚重、纹饰繁缛，展现了郑州作为王都的崇高地位，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首个高峰。
这里是中华汉字寻根之地。郑州商文明见证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形成。在郑州商文明基础上，安阳殷墟发现的晚商时期甲骨文、金文确立了相对成熟的文字形式和书写体例，并被周代继承。秦帝国“书同文”再次规范了文字书写。作为文化与制度的体现者和承载者，汉字系统连绵不断直至今天。
“ 郑州商代都城是公认的商代早期王朝都城。它代表的商文明，集合了国家、城市、青铜器、文字四个文明要素，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正观新闻记者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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