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见国保# #读书# 新郑铜器出士时间较早(1923年)，早于殷墟之发掘。虽然发掘之初曾经北大马衡先生亲往履勘新郑南门里遗址，当时依实际出土的情况做了记述，但缺乏发掘出土应具备的科学化考古方法，没有记录发掘的坑位及位置，地层及墓葬的形制都付阙如，是因为当时缺乏考古知识所致。所获铜器之中有铭文可识者，仅见于一件王子婴次炉而已，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推断器物及墓坑的年代，极有帮助。由于出土铜器的形制及纹饰的奇特，参与最初发掘的靳云鹗师长，后有《新郑出土古器物图志初编》及续编记述其事，另外关百益先生在民国十八年考据整理新郑出土的青铜器，进一步汇编之《新郑古器图录》等，均是研究新郑铜器的第一手资料。
——杨式昭：《郑公大墓青铜器的时代意义》

这是明朝天启年间绘制的云南地图，可见虽然万历年间就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帝国对云南版图的了解还是十分模糊，滇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付之阙如，并且在孟定府以南虚构了一个大海。可以看出，云南最大的天堑是澜沧江，这条普洱茶的母亲河阻隔了自汉朝以来中原窥视彩云之南的目光。从地图上看，澜沧江江外的滇南地区只标注了三个，分别是顺宁府（今凤庆）、云州（今云县）、孟定府（今孟定），这几个地方，都是江面较窄水流平缓的著名古渡口（这些渡口在清代后期都架设了铁索桥，使渡口两岸一时繁荣无比，顺宁府的渡口在鲁史古镇，云州的渡口在漫湾白莺山，孟定则自古就有从永昌下来的通路），这种认识模糊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以后才慢慢好转，可见古人对云南茶区几乎没有了解，所以“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这种笼统的说法才得以作为对云南茶山的标准认知不断引用了上千年。

【北师大行政学教授游祥斌】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一直处于被隐匿的地位。作为实践的雕塑，无论是远古的青铜器修饰艺术，中古的画像石、洞窟造像艺术，抑或近古的彩塑与木雕艺术，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雕塑史呈现的仅是作为观赏对象的客体，而作为创作者的主体性则无一例外地付之阙如。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