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嘉伦[超话]#
#任嘉伦蓝焰突击#
#任嘉伦李溪成#
专注每个细节的刻画，「嘉」作淬炼的精华
认真面对所有的挑战，「伦」比质之不平凡
美仑美奂精致又时尚，「如」梦如幻如天马
秉持诚意内敛的承诺，「故」事延续之荣光
✨@任嘉伦Allen 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好好想我[心]
感谢文案@宸曦映雪 [送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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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称美国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发号施令#【美专家：美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发号施令”】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4月19日发表题为《治国之道的回归》的文章，作者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埃利奥特·科恩。文章指出，如今华盛顿要发号施令比以往困难得多，要解决问题需要的不是更抽象的战略，而是更接地气的东西：技巧。全文摘编如下：
如果有人还没注意到美国统治地位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俄罗斯今年2月出兵乌克兰应该可以打消任何疑虑了。国际政治显然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旧的掠夺性的国家行为重新出现，公认的全球霸主也无法阻止。巨人无法随心所欲。
——美国相对衰落是事实
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许多指标就可以看出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经济现在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以下，而1960年的比例为40%。美国的军费开支仍然庞大，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0%，但已经不再有过去的优势。美国的对手在采用新技术和新的作战模式方面更为灵活。美国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不仅面临来自外国的高效体制和种族民族主义模式的挑战，也面临来自对美国制度信心减弱的挑战。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14个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的大多数民众都认为，美国的民主“曾经是榜样，近些年却不是了”。2021年1月6日发生叛乱，一群暴徒为推翻特朗普总统败选结果闯入国会大厦：与20年前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相比，这对美国声誉造成的打击更大。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强大。尽管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有朝一日美国可能不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但美国一定有世界第二大、可能也最具活力并且与全球最连通的经济体。美军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有经验的军队之一，还有众多盟友。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弹性。美国曾被撕裂，遭遇严重经济挫折，但又一次一次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相对衰落是一个事实。历史学家日后将剖析为什么美国统治的时代终于结束，以及这个时代的消失是否原本可能推迟或减缓。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适应自身不断变化的位置。由此做出的反应将包含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态度。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依赖宏大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由复杂艰巨的官僚程序转化为政策。现在，美国政府必须回归治国之道。这意味着采取一种方式，体现出对世界细致入微的理解，迅速发现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机会出现时加以利用的偏好，以及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制定和执行灵活外交政策的有效机构。
在前一个时代，美国足够强大，那些宏大的想法实施得不完美也无大碍。无可匹敌的实力使美国获得较大的误差范围和足够的空间，因而能够得到想要的大部分东西，无论自身能力如何。如今，华盛顿要发号施令比以往困难得多，要解决问题需要的不是更抽象的战略，而是更接地气的东西：技巧。
——简单化“战略”于事无补
一种建议是弱化广泛正式的战略部署而倾向于巧妙、力量和敏捷，这与眼下的趋势相反。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入侵”乌克兰时，美国据认为已经制定一项新的大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对抗，（或多或少）让欧洲和中东自生自灭。俄罗斯的导弹和炸弹不仅摧毁乌克兰的城镇，也摧毁这一计划。
这种观念存在缺陷。当然，对世界有某些总体概念非常重要——比如，美国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理想，或者美国面临竞争对手崛起和气候变化、国家失败等情况带来的挑战。决策者在必要时可以把此类想法称为“大战略”，但不应该过度重视这些想法，因为在制定具体政策方面，这些普遍原则提供的帮助往往有限。大战略依赖简化，但世界是复杂的。
就此而言，美国也是这样。首先，美国是一个既维持现状又修正现状的强大国家。美国寻求维护世界秩序的关键要素，包括贸易自由流动、个人自由等；但因为忠于这些理念，美国也反对并经常寻求改变那些不信奉这些理念的政权。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种理念和利益交织后的产物，这些理念和利益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理想主义者认为美国必须与令人讨厌的伙伴断绝关系，这忽视了复杂性而倾向于教条主义的简化。
犯同样错误的还有“整顿派”，他们的外交政策完全摒弃任何有关价值观的考虑。
理念很重要，但不像知识分子和政客认为的那样重要。治国之道重要得多，它关乎感知、调整、利用和实践，而非规划和理论。这就像柔道选手的技巧：他可能也有计划，但最重要的特点是敏捷。这就是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所说的“理解而非知识”能力，即“判断什么符合什么情况的能力：在特定情况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手段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能力。
鉴于当下各种挑战的速度和不可预测性，专注于治国之道而非大战略显得尤为紧迫。美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三个对手对抗。
雪上加霜的是，一个地区的危机有可能在另一个地区反弹。例如，北约边界的混乱可能会把美国的资源从亚洲抽走，事实上这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冷战斗争的老战场。一些正在起作用的较大力量，比如气候变化、民主的衰败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为爆发不可预测的危机提供更多机会。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应对这一混乱的现实，而不是为全球政治提供一个架构。
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多个方面，包括基于价值观的国家特性、庞大的规模、有利的地理位置、压倒性的实力，以及虽然有缺陷却是一个成功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两百多年历史。然而，今天的美国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战略——以及这种战略对于大手笔简单化的偏好——不会带来什么益处。https://t.cn/A6Xv3eVG
如果有人还没注意到美国统治地位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俄罗斯今年2月出兵乌克兰应该可以打消任何疑虑了。国际政治显然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旧的掠夺性的国家行为重新出现，公认的全球霸主也无法阻止。巨人无法随心所欲。
——美国相对衰落是事实
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许多指标就可以看出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经济现在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以下，而1960年的比例为40%。美国的军费开支仍然庞大，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0%，但已经不再有过去的优势。美国的对手在采用新技术和新的作战模式方面更为灵活。美国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不仅面临来自外国的高效体制和种族民族主义模式的挑战，也面临来自对美国制度信心减弱的挑战。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14个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的大多数民众都认为，美国的民主“曾经是榜样，近些年却不是了”。2021年1月6日发生叛乱，一群暴徒为推翻特朗普总统败选结果闯入国会大厦：与20年前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相比，这对美国声誉造成的打击更大。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强大。尽管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有朝一日美国可能不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但美国一定有世界第二大、可能也最具活力并且与全球最连通的经济体。美军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有经验的军队之一，还有众多盟友。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弹性。美国曾被撕裂，遭遇严重经济挫折，但又一次一次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相对衰落是一个事实。历史学家日后将剖析为什么美国统治的时代终于结束，以及这个时代的消失是否原本可能推迟或减缓。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适应自身不断变化的位置。由此做出的反应将包含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态度。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依赖宏大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由复杂艰巨的官僚程序转化为政策。现在，美国政府必须回归治国之道。这意味着采取一种方式，体现出对世界细致入微的理解，迅速发现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机会出现时加以利用的偏好，以及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制定和执行灵活外交政策的有效机构。
在前一个时代，美国足够强大，那些宏大的想法实施得不完美也无大碍。无可匹敌的实力使美国获得较大的误差范围和足够的空间，因而能够得到想要的大部分东西，无论自身能力如何。如今，华盛顿要发号施令比以往困难得多，要解决问题需要的不是更抽象的战略，而是更接地气的东西：技巧。
——简单化“战略”于事无补
一种建议是弱化广泛正式的战略部署而倾向于巧妙、力量和敏捷，这与眼下的趋势相反。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入侵”乌克兰时，美国据认为已经制定一项新的大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对抗，（或多或少）让欧洲和中东自生自灭。俄罗斯的导弹和炸弹不仅摧毁乌克兰的城镇，也摧毁这一计划。
这种观念存在缺陷。当然，对世界有某些总体概念非常重要——比如，美国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理想，或者美国面临竞争对手崛起和气候变化、国家失败等情况带来的挑战。决策者在必要时可以把此类想法称为“大战略”，但不应该过度重视这些想法，因为在制定具体政策方面，这些普遍原则提供的帮助往往有限。大战略依赖简化，但世界是复杂的。
就此而言，美国也是这样。首先，美国是一个既维持现状又修正现状的强大国家。美国寻求维护世界秩序的关键要素，包括贸易自由流动、个人自由等；但因为忠于这些理念，美国也反对并经常寻求改变那些不信奉这些理念的政权。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种理念和利益交织后的产物，这些理念和利益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理想主义者认为美国必须与令人讨厌的伙伴断绝关系，这忽视了复杂性而倾向于教条主义的简化。
犯同样错误的还有“整顿派”，他们的外交政策完全摒弃任何有关价值观的考虑。
理念很重要，但不像知识分子和政客认为的那样重要。治国之道重要得多，它关乎感知、调整、利用和实践，而非规划和理论。这就像柔道选手的技巧：他可能也有计划，但最重要的特点是敏捷。这就是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所说的“理解而非知识”能力，即“判断什么符合什么情况的能力：在特定情况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手段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能力。
鉴于当下各种挑战的速度和不可预测性，专注于治国之道而非大战略显得尤为紧迫。美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三个对手对抗。
雪上加霜的是，一个地区的危机有可能在另一个地区反弹。例如，北约边界的混乱可能会把美国的资源从亚洲抽走，事实上这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冷战斗争的老战场。一些正在起作用的较大力量，比如气候变化、民主的衰败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为爆发不可预测的危机提供更多机会。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应对这一混乱的现实，而不是为全球政治提供一个架构。
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多个方面，包括基于价值观的国家特性、庞大的规模、有利的地理位置、压倒性的实力，以及虽然有缺陷却是一个成功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两百多年历史。然而，今天的美国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战略——以及这种战略对于大手笔简单化的偏好——不会带来什么益处。https://t.cn/A6Xv3eVG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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