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人物# 【科技史上永远铭记的赤峰科学家沙尔夫和“中国草原红牛”】牛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现在大家喝的许多牛奶都是电视上出现的那种黑白花奶牛产的，它的产量很高，但这种牛是舶来品。对于草原来说，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千百年来的奶牛仍然是本地的红牛、黄牛、黑牛等传统品种。而在一个条件不太好的时间和地点要把传统的品种改良一下不是个轻松的事。但总是有些执着的人，在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上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终于使事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往往科学上的一小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步。在赤峰畜牧所工作的工程师、研究员沙尔夫就成功地培育了“中国草原红牛”这个品种，它们比本地牛在产肉量和产奶量方面都增加了许多。沙尔夫也因此获得了各种荣誉，载入了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史册。
1987年10月9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一个新的牛种家族——中国草原红牛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培育成功。目前这一新牛种已推广、改良三十五万余头，创造经济效益七亿多元。”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七亿元也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数字，因为那时沙尔夫这样的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就是几十元而已。报道还说：“50年代末，我国北方牛的品种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引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培育高标准种牛成为畜牧科研单位的重要任务。”
目前世界上有两大类牛，一是产奶量高的荷兰黑白花奶牛，二是肉乳兼用型的如法国夏洛来牛和德国的西门塔尔牛。世世代代在草原上生长的红牛黄牛们个头不大，产肉量和产奶量都不算高，却也耐寒，耐饥饿。但是面临世界上迅猛发展的畜牧业，草原本地的品种显然跟不上形势，改良势在必行。而这个工作从1953年就开始了。涉及到的省份有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育肉乳型新牛种。到1985年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正式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凝聚了几代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牧民的心血。这其中，沙尔夫在功劳簿上名列榜首。
1936年，沙尔夫出生在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巴林右旗，是个独生子。家境贫困，爹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沙尔夫，就是“黄小子”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他长大了像草原上的黄牛犊子那样健壮吧。这个黄小子上了小学上中学，一直上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专业。1961年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在赤峰市畜牧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在内蒙古只有赤峰和呼伦贝尔有这样的研究所。搞科研不光是瓶瓶罐罐加白大褂，畜牧研究可是个“体力活”。
毕业后的头两年，他先到了老家进行提高母牛繁殖率的试验，后来又到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搞地方良种“岗更牛”的选育课题。这些工作是极为枯燥的，而且在“牛棚”里的生活也是艰苦的。说是科学家，其实整天和牛在一起，倒像个牧民。每天给牛测量，收集数据。那时条件简陋，没有什么高科技。比如给牛测量产奶量，如果挤出来就可以知道，但是小牛犊吃了的话，怎么才能知道它吃了多少呢？沙尔夫想了个办法：牛犊吃奶前给它量体重，吃完后再量就知道了。就用这样的土办法，他们收集了一万多个数据，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文《岗更牛的生产性能研究报告》，在《中国畜牧》杂志上发表了。
1963年他转入了中国草原红牛（开始时叫“翁牛特牛”，后来又叫“西拉沐沦牛”，都是以地名为名）的研究工作。和他同时在研究的还有吉林农科院的科学家们，也包括他的老师王振起。
改良就是要注入新鲜血液，这一点似乎适用于很多事物上。草原红牛首先选用英国的短角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这样产下来的是第一代杂交牛。从第一代到最后稳定的种牛形成，需要好几代，10年甚至20年的过程才能正式确立这个品种的诞生。这个新的品种还必须比原来的品种在产奶、产肉量上要明显提高，还要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较高的受胎率，以及对饲草的适应力等。这期间，杂交牛还会出现质量不稳、成年牛体重下降、幼畜死亡率高等现象。这些困难就需要沙尔夫和同事们一个一个地去克服。
他到了一个叫海金山的牧场里一住就是20年。住在简陋的屋子里，吃的是玉米粥，还有土豆咸菜，烧的是牛粪，冬天穿的是皮帽子、毡疙瘩（一种用羊毛制成的靴子），有时去很远的锡盟或河北取公牛精液，还得每人身背着两个粗口保温瓶——那时没有液氮瓶，只能在保温瓶里放上干冰代替，有时往返100华里都要走路。算下来他们一年里有3/4的时间是在下面，孩子出生、妻子患病，他都不在家，欠账太多了。这样的研究工作在“文革”中也没中断。1972年，王振起退休，课题组就由沙尔夫主持。从这时起，一直到通过国家验收，整整13年，他们的努力终于见到成果了。加上他毕业后就投入的时间，他在这个项目上花了整整20年的光阴。
1973年，农牧渔业部召开了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奶牛育种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草原红牛的育种方案，沙尔夫的担子重了。毕竟他搞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毕竟在北方来说，内蒙古是个畜牧大区，在育种方面走在前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责任。
草原红牛的出世公式是这样的：外国公牛+本地母牛=第一代杂交牛；以此杂交母牛+外国公牛=第二代杂交牛；第二代杂交公牛+杂交母牛=草原红牛。1984年，草原红牛被内蒙古有关方面通过验收，1985年被农牧渔业部验收通过。从此，一个新的牛品种在古老的草原上诞生了。它的产奶量比本地牛提高了5—10倍， 产肉量提高了40%，体重比本地牛增加了3倍。早在1979年，农牧渔业部就在其文件《关于加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意见》中称：“……出口试销，客商反映良好，骨细肉多，售价较高，对当地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草原红牛是我国重点科研新品种之一，既是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又是重要的生产任务。它对我国养牛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都将起一定作用。”
培育成功之后还要稳定、推广。沙尔夫随后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个项目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推广和应用。他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进步一等奖、农牧渔业部科学进步二等奖。1985年他被授予全国总工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特等劳模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他退休后仍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与卢森堡关于肉牛生产技术合作项目”的中方执行单位——内蒙古天蒙沐沦牧业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他还著有《草原红牛》一书，写有一百多篇论文。
现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前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为代表的新一代畜牧专家成功地掌握了良种牛的胚胎移植技术，使良种培育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草原红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科技还在进步，但是中国科技史上记住了沙尔夫的名字，记载了草原红牛。沙尔夫和广大的科学家们，也像牛一样，“吃的是草，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
1987年10月9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一个新的牛种家族——中国草原红牛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培育成功。目前这一新牛种已推广、改良三十五万余头，创造经济效益七亿多元。”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七亿元也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数字，因为那时沙尔夫这样的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就是几十元而已。报道还说：“50年代末，我国北方牛的品种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引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培育高标准种牛成为畜牧科研单位的重要任务。”
目前世界上有两大类牛，一是产奶量高的荷兰黑白花奶牛，二是肉乳兼用型的如法国夏洛来牛和德国的西门塔尔牛。世世代代在草原上生长的红牛黄牛们个头不大，产肉量和产奶量都不算高，却也耐寒，耐饥饿。但是面临世界上迅猛发展的畜牧业，草原本地的品种显然跟不上形势，改良势在必行。而这个工作从1953年就开始了。涉及到的省份有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育肉乳型新牛种。到1985年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正式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凝聚了几代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牧民的心血。这其中，沙尔夫在功劳簿上名列榜首。
1936年，沙尔夫出生在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巴林右旗，是个独生子。家境贫困，爹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沙尔夫，就是“黄小子”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他长大了像草原上的黄牛犊子那样健壮吧。这个黄小子上了小学上中学，一直上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专业。1961年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在赤峰市畜牧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在内蒙古只有赤峰和呼伦贝尔有这样的研究所。搞科研不光是瓶瓶罐罐加白大褂，畜牧研究可是个“体力活”。
毕业后的头两年，他先到了老家进行提高母牛繁殖率的试验，后来又到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搞地方良种“岗更牛”的选育课题。这些工作是极为枯燥的，而且在“牛棚”里的生活也是艰苦的。说是科学家，其实整天和牛在一起，倒像个牧民。每天给牛测量，收集数据。那时条件简陋，没有什么高科技。比如给牛测量产奶量，如果挤出来就可以知道，但是小牛犊吃了的话，怎么才能知道它吃了多少呢？沙尔夫想了个办法：牛犊吃奶前给它量体重，吃完后再量就知道了。就用这样的土办法，他们收集了一万多个数据，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文《岗更牛的生产性能研究报告》，在《中国畜牧》杂志上发表了。
1963年他转入了中国草原红牛（开始时叫“翁牛特牛”，后来又叫“西拉沐沦牛”，都是以地名为名）的研究工作。和他同时在研究的还有吉林农科院的科学家们，也包括他的老师王振起。
改良就是要注入新鲜血液，这一点似乎适用于很多事物上。草原红牛首先选用英国的短角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这样产下来的是第一代杂交牛。从第一代到最后稳定的种牛形成，需要好几代，10年甚至20年的过程才能正式确立这个品种的诞生。这个新的品种还必须比原来的品种在产奶、产肉量上要明显提高，还要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较高的受胎率，以及对饲草的适应力等。这期间，杂交牛还会出现质量不稳、成年牛体重下降、幼畜死亡率高等现象。这些困难就需要沙尔夫和同事们一个一个地去克服。
他到了一个叫海金山的牧场里一住就是20年。住在简陋的屋子里，吃的是玉米粥，还有土豆咸菜，烧的是牛粪，冬天穿的是皮帽子、毡疙瘩（一种用羊毛制成的靴子），有时去很远的锡盟或河北取公牛精液，还得每人身背着两个粗口保温瓶——那时没有液氮瓶，只能在保温瓶里放上干冰代替，有时往返100华里都要走路。算下来他们一年里有3/4的时间是在下面，孩子出生、妻子患病，他都不在家，欠账太多了。这样的研究工作在“文革”中也没中断。1972年，王振起退休，课题组就由沙尔夫主持。从这时起，一直到通过国家验收，整整13年，他们的努力终于见到成果了。加上他毕业后就投入的时间，他在这个项目上花了整整20年的光阴。
1973年，农牧渔业部召开了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奶牛育种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草原红牛的育种方案，沙尔夫的担子重了。毕竟他搞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毕竟在北方来说，内蒙古是个畜牧大区，在育种方面走在前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责任。
草原红牛的出世公式是这样的：外国公牛+本地母牛=第一代杂交牛；以此杂交母牛+外国公牛=第二代杂交牛；第二代杂交公牛+杂交母牛=草原红牛。1984年，草原红牛被内蒙古有关方面通过验收，1985年被农牧渔业部验收通过。从此，一个新的牛品种在古老的草原上诞生了。它的产奶量比本地牛提高了5—10倍， 产肉量提高了40%，体重比本地牛增加了3倍。早在1979年，农牧渔业部就在其文件《关于加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意见》中称：“……出口试销，客商反映良好，骨细肉多，售价较高，对当地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草原红牛是我国重点科研新品种之一，既是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又是重要的生产任务。它对我国养牛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都将起一定作用。”
培育成功之后还要稳定、推广。沙尔夫随后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个项目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推广和应用。他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进步一等奖、农牧渔业部科学进步二等奖。1985年他被授予全国总工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特等劳模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他退休后仍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与卢森堡关于肉牛生产技术合作项目”的中方执行单位——内蒙古天蒙沐沦牧业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他还著有《草原红牛》一书，写有一百多篇论文。
现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前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为代表的新一代畜牧专家成功地掌握了良种牛的胚胎移植技术，使良种培育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草原红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科技还在进步，但是中国科技史上记住了沙尔夫的名字，记载了草原红牛。沙尔夫和广大的科学家们，也像牛一样，“吃的是草，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
达•芬奇说：劳动一日，可得一夜的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的长眠。过去的我，不会去特意在意劳动的意蕴，以为只是个辛勤的过程。但，工作是美丽的，这句子是陈学昭长篇小说的书名，潜移默化影响着人，激发人建设美好生活激情。在父母用双手辛勤耕耘的影响下，我逐渐意识到：劳动创造了生活，劳动让世界变得越来越美丽。我们每个人既是劳动者，也是创造者！每一次的劳动是光荣幸福的，每一次的劳动都值得我们尊重！
因为劳动，我们在全心全意地收获生活的每一天，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命的美好，在耕耘里感受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期待！
因为劳动，我们在全心全意地收获生活的每一天，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命的美好，在耕耘里感受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期待！
【普通帮扶干部镜头里的脱贫故事】
乌蒙山险，赤水河深，云贵川三省鸡鸣相闻；冬去春来，蝴蝶飞舞，漫山遍野的红籽果娇艳欲滴；雪山关下，奢香故里，汉、彝、苗民族世代在这片红土地上劳作。
从2016年起，作为泸州市文广旅系统的帮扶干部、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王奇杰，背上简易行囊、挎上照相机，一头扎进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跟踪拍摄扶贫攻坚历程。
扶贫干部披着星光入户、乡亲顶着烈日挥汗、孩子迎着朝霞上学，姑娘伴着芦笙起舞……在3年的时间里，王奇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田坝村的脱贫历程，完成了全市首部扶贫题材日记体纪实摄影图文书《我的田坝我的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摄影纪实》。
今天，我们跟随王奇杰的镜头，看看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一个普通村寨脱贫路上的点点滴滴。
【镜头一：育苗 】
大山里的“花朵”浇灌人
时间：2018年5月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75岁老人曾安文是花朵的“浇灌人”。这位民办教师从1964年开始在村小任教，退休数年后又在家里办起了“花朵幼儿园”，让一代代“山里娃”根深叶茂。
下午放学，一路洒满欢笑，孩子们蹦蹦跳跳着回家。这时，曾安文坐在屋前的青石板上，腿上放着一本书，左手逐页翻看，右手握笔不时备注。
“班上20多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3岁，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如果去乡上的幼儿园，孩子们要走10多里路……”一阵忙活，曾安文抬头眼望前方，嘴里不由喃喃地说。自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感到温暖和快乐。
曾安文从村小退休后，于2013年起在家办幼儿园
18年前，曾安文并不孤单。那时，家中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孙女，退休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久，儿子放牛回家时不慎从高山上摔下，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3年，老伴又因病去世。那时，一闭上眼睛，泪水哗哗地流。每天睁开眼睛，不得不重复昨天的枯燥：一个人担水、种地、洗衣、做饭……
2013年底，曾安文在家办起“花朵幼儿园”。一名老师，几张破旧的课桌，20多名孩子挤在一起，曾安文再次回到三尺讲台。没有其他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曾安文一股脑儿“单挑”。从早到晚，上下午各两节课，因长时间站立，曾安文左腿常常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
其实，之前在村小教书的最后几年里，曾安文站在讲台上也不会感到很吃力。2002年的一天，狂风暴雨，村小教室到处漏雨，曾安文跑去教室抢修，不慎摔断左腿。“我从小在这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曾安文这样解释他的奋不顾身：学校是我的家，学生是我的亲人。
“一杯茶慢慢斟，献给领导表表心，天远路远来走访，又费力来又操心……四杯茶慢慢斟，党的话儿我们要听，好好读书练本领，长大为人民献青春。”每年“六一”儿童节，一些爱心企业、单位给幼儿园赠送礼品，曾安文都会领着孩子们唱自创的《敬茶歌》。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懂得感恩。
50余载教书生涯，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曾安文早已记不清楚。不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每逢春节或寒暑期，学生来看望他时，曾安文的脸颊上总是挂满灿烂的笑容。
【镜头二：吐绿】
苗族大妈的三个心愿
时间：2016年3月
一嘟噜、一连串，绽放赤水河山崖的红籽果，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质元素，口感偏涩，学名“火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乌蒙山区时，战士们纷纷采摘下“火棘”充饥，从此又名“红军果”。早年的灾荒年月，红籽果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一家人上山采摘红籽果，晒干后磨成粉状，搅合玉米面蒸熟，作为备用口粮。
今年65岁的蔡友珍，和儿子王明远相依为命。小时候，蔡友珍曾摘红籽果度饥荒，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
苗族蔡大妈有三个心愿
2016年3月8日，王奇杰第一次来到田坝村，走进蔡友珍的家里。面对远道而来的帮扶干部，蔡友珍吐露出三个心愿：治好儿子的病，把没有盖完的房子盖好，娶儿媳妇抱大孙子。通过走访，王奇杰逐渐摸清蔡友珍的家底：没有劳动力，山上粮食少，喂不起猪，仅喂了几只鸡，靠卖鸡蛋度日。显然，如果只靠老人孱弱的双肩，无法改变家里命运。
村民的期盼就是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向，几番思考，王奇杰和驻村第一书记给蔡友珍家开出“脱贫药方”：尽快治好她儿子的病，恢复劳动能力后安排外出务工；政策兜底，解决温饱问题，给她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岗位；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又一轮红籽果花开花落，当王奇杰再次来到蔡友珍家里时，碰到刚打工回来的王明远。一年前，小伙子还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如今精神抖擞。王明远兴奋地说：“去年病治好后就去云南建筑工地打工了，前几天抽空回家修房子，下半年就能搬新家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话音刚落，蔡友珍从屋里出来，老人逐一细数着家里一年来的变化：乡里给她安排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每月400元工资，今年又多养了10多只鸡，还喂了两头猪，儿子已经打工赚钱了，新房也快要修好了。“等搬进新家那天，我要杀猪庆祝。”母子俩正乐呵呵，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奇杰拍下这动人的瞬间。
蔡友珍搬进新家，杀猪庆祝
2016年以来，田坝村共有81个像王明远这样的贫困户外出务工，全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核桃种植2800余亩、烤烟600亩，养殖肉牛679头、生猪880头“。外出务工+种植业+养殖业”成为该村脱贫路上的“三驾马车”。此外，田坝村还完成蓄水池的防渗透处理，安装人畜饮水管道10千米，为该村180户、1300余村民解决了饮水问题。
【镜头三：离别】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时间：2019年4月
“人间最美四月天”，赤水河沿岸的一片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将要告别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田坝村第一书记许建军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你是党员，退伍军人，眼下田坝村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2017年5月，因组织安排，许建军来到田坝村。当时小山村离泸州城区210公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自然灾害频繁。
两年的坚守，田坝村实现“社社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住房、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由过去的2200多元提高到5500多元，2018年如期摘掉贫困村帽子。
2019年4月4日，许建军要卸任第一书记离开田坝村了。上午，许建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社干部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话别会。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山村，许建军刚走出会议室，村民纷纷围上前。
第一书记许建军和群众道别
“许书记真的要走啊”“许书记，可不可以不走，我们舍不得你”“你要常回来看我们哟”……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许建军的手说。
历经冬寒，方知春暖。雪山关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变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乡亲们的心。纵有万般不舍，分手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大家让条路出来，站成一排，都可以和许书记握手。”拥抱！握手！话别！拭泪！当许建军的身影越来越远，村民们脑海中泛起了浓浓的回忆。
陈国珍60多岁了，10年前老伴去世，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嫁外地，一个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建军帮她申请易地搬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无数次，患病时帮她买药，赶集时开车接送。对于陈国珍老人而言，许书记就是她的亲人。
贫困户王超元是彝族人，住房严重漏水，许建军多方协调，帮助申请到D级危房改造资金，还鼓励他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临近春节，许建军会带上礼品入户慰问。
2018年，许建军被叙永县机关工委表彰为“优秀第一书记”。当有人问用怎样的词来表达两年的驻村感受时，许建军的答案是“难忘”，难忘所有乡亲、难忘所有经历、难忘所有变化。
【镜头四：绽放】
脱贫后不一样的花山节
时间：2019年2月
2019年春节，田坝村迎来最喜庆的节日——花山节（也叫踩山节）。这是一个苗族、彝族、汉族杂居的传统村落，每年相继举办寨头苗寨的花山节、九家沟苗寨的踩山节、二月二苗湾彝寨的龙头节、五月寨头苗寨的野草莓采摘节等。
村民一路走来一路歌，欢欢喜喜过踩山节
田坝村四社寨头苗寨有119户652人，和田坝村一样，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又是一年花山节，正月初三清晨，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走出家门聚集在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活动组织者黄显光说：“今年花山节升国旗，田坝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欢庆脱贫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苗家人感恩党、爱祖国的心情，饮水不忘挖井人。”立起的花杆是新的、升起的国旗是新的，换上的服装也是新的……王奇杰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立花杆、吹芦笙、跳苗舞、敬米酒，一场盛大狂欢中，同时洋溢着默默温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桥下或是到树林中对歌，交换腰带等定情信物，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芦笙迎宾朋，美酒敬远客
“尽管田坝村实现整村脱贫，但脱贫致富的‘三驾马车’还要不断加油。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村民马上投入春耕，以一个丰收年迎接明年花山节。”许建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
悠悠芦笙越千年，田坝旧貌换新颜！如今，田坝村仅仅是初战告捷，接下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必定会创造出一个红籽果般美好的新光景，将火辣传奇抒写在赤水河畔。
来源：川江都市报
乌蒙山险，赤水河深，云贵川三省鸡鸣相闻；冬去春来，蝴蝶飞舞，漫山遍野的红籽果娇艳欲滴；雪山关下，奢香故里，汉、彝、苗民族世代在这片红土地上劳作。
从2016年起，作为泸州市文广旅系统的帮扶干部、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王奇杰，背上简易行囊、挎上照相机，一头扎进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跟踪拍摄扶贫攻坚历程。
扶贫干部披着星光入户、乡亲顶着烈日挥汗、孩子迎着朝霞上学，姑娘伴着芦笙起舞……在3年的时间里，王奇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田坝村的脱贫历程，完成了全市首部扶贫题材日记体纪实摄影图文书《我的田坝我的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摄影纪实》。
今天，我们跟随王奇杰的镜头，看看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一个普通村寨脱贫路上的点点滴滴。
【镜头一：育苗 】
大山里的“花朵”浇灌人
时间：2018年5月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75岁老人曾安文是花朵的“浇灌人”。这位民办教师从1964年开始在村小任教，退休数年后又在家里办起了“花朵幼儿园”，让一代代“山里娃”根深叶茂。
下午放学，一路洒满欢笑，孩子们蹦蹦跳跳着回家。这时，曾安文坐在屋前的青石板上，腿上放着一本书，左手逐页翻看，右手握笔不时备注。
“班上20多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3岁，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如果去乡上的幼儿园，孩子们要走10多里路……”一阵忙活，曾安文抬头眼望前方，嘴里不由喃喃地说。自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感到温暖和快乐。
曾安文从村小退休后，于2013年起在家办幼儿园
18年前，曾安文并不孤单。那时，家中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孙女，退休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久，儿子放牛回家时不慎从高山上摔下，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3年，老伴又因病去世。那时，一闭上眼睛，泪水哗哗地流。每天睁开眼睛，不得不重复昨天的枯燥：一个人担水、种地、洗衣、做饭……
2013年底，曾安文在家办起“花朵幼儿园”。一名老师，几张破旧的课桌，20多名孩子挤在一起，曾安文再次回到三尺讲台。没有其他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曾安文一股脑儿“单挑”。从早到晚，上下午各两节课，因长时间站立，曾安文左腿常常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
其实，之前在村小教书的最后几年里，曾安文站在讲台上也不会感到很吃力。2002年的一天，狂风暴雨，村小教室到处漏雨，曾安文跑去教室抢修，不慎摔断左腿。“我从小在这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曾安文这样解释他的奋不顾身：学校是我的家，学生是我的亲人。
“一杯茶慢慢斟，献给领导表表心，天远路远来走访，又费力来又操心……四杯茶慢慢斟，党的话儿我们要听，好好读书练本领，长大为人民献青春。”每年“六一”儿童节，一些爱心企业、单位给幼儿园赠送礼品，曾安文都会领着孩子们唱自创的《敬茶歌》。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懂得感恩。
50余载教书生涯，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曾安文早已记不清楚。不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每逢春节或寒暑期，学生来看望他时，曾安文的脸颊上总是挂满灿烂的笑容。
【镜头二：吐绿】
苗族大妈的三个心愿
时间：2016年3月
一嘟噜、一连串，绽放赤水河山崖的红籽果，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质元素，口感偏涩，学名“火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乌蒙山区时，战士们纷纷采摘下“火棘”充饥，从此又名“红军果”。早年的灾荒年月，红籽果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一家人上山采摘红籽果，晒干后磨成粉状，搅合玉米面蒸熟，作为备用口粮。
今年65岁的蔡友珍，和儿子王明远相依为命。小时候，蔡友珍曾摘红籽果度饥荒，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
苗族蔡大妈有三个心愿
2016年3月8日，王奇杰第一次来到田坝村，走进蔡友珍的家里。面对远道而来的帮扶干部，蔡友珍吐露出三个心愿：治好儿子的病，把没有盖完的房子盖好，娶儿媳妇抱大孙子。通过走访，王奇杰逐渐摸清蔡友珍的家底：没有劳动力，山上粮食少，喂不起猪，仅喂了几只鸡，靠卖鸡蛋度日。显然，如果只靠老人孱弱的双肩，无法改变家里命运。
村民的期盼就是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向，几番思考，王奇杰和驻村第一书记给蔡友珍家开出“脱贫药方”：尽快治好她儿子的病，恢复劳动能力后安排外出务工；政策兜底，解决温饱问题，给她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岗位；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又一轮红籽果花开花落，当王奇杰再次来到蔡友珍家里时，碰到刚打工回来的王明远。一年前，小伙子还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如今精神抖擞。王明远兴奋地说：“去年病治好后就去云南建筑工地打工了，前几天抽空回家修房子，下半年就能搬新家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话音刚落，蔡友珍从屋里出来，老人逐一细数着家里一年来的变化：乡里给她安排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每月400元工资，今年又多养了10多只鸡，还喂了两头猪，儿子已经打工赚钱了，新房也快要修好了。“等搬进新家那天，我要杀猪庆祝。”母子俩正乐呵呵，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奇杰拍下这动人的瞬间。
蔡友珍搬进新家，杀猪庆祝
2016年以来，田坝村共有81个像王明远这样的贫困户外出务工，全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核桃种植2800余亩、烤烟600亩，养殖肉牛679头、生猪880头“。外出务工+种植业+养殖业”成为该村脱贫路上的“三驾马车”。此外，田坝村还完成蓄水池的防渗透处理，安装人畜饮水管道10千米，为该村180户、1300余村民解决了饮水问题。
【镜头三：离别】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时间：2019年4月
“人间最美四月天”，赤水河沿岸的一片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将要告别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田坝村第一书记许建军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你是党员，退伍军人，眼下田坝村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2017年5月，因组织安排，许建军来到田坝村。当时小山村离泸州城区210公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自然灾害频繁。
两年的坚守，田坝村实现“社社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住房、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由过去的2200多元提高到5500多元，2018年如期摘掉贫困村帽子。
2019年4月4日，许建军要卸任第一书记离开田坝村了。上午，许建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社干部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话别会。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山村，许建军刚走出会议室，村民纷纷围上前。
第一书记许建军和群众道别
“许书记真的要走啊”“许书记，可不可以不走，我们舍不得你”“你要常回来看我们哟”……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许建军的手说。
历经冬寒，方知春暖。雪山关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变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乡亲们的心。纵有万般不舍，分手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大家让条路出来，站成一排，都可以和许书记握手。”拥抱！握手！话别！拭泪！当许建军的身影越来越远，村民们脑海中泛起了浓浓的回忆。
陈国珍60多岁了，10年前老伴去世，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嫁外地，一个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建军帮她申请易地搬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无数次，患病时帮她买药，赶集时开车接送。对于陈国珍老人而言，许书记就是她的亲人。
贫困户王超元是彝族人，住房严重漏水，许建军多方协调，帮助申请到D级危房改造资金，还鼓励他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临近春节，许建军会带上礼品入户慰问。
2018年，许建军被叙永县机关工委表彰为“优秀第一书记”。当有人问用怎样的词来表达两年的驻村感受时，许建军的答案是“难忘”，难忘所有乡亲、难忘所有经历、难忘所有变化。
【镜头四：绽放】
脱贫后不一样的花山节
时间：2019年2月
2019年春节，田坝村迎来最喜庆的节日——花山节（也叫踩山节）。这是一个苗族、彝族、汉族杂居的传统村落，每年相继举办寨头苗寨的花山节、九家沟苗寨的踩山节、二月二苗湾彝寨的龙头节、五月寨头苗寨的野草莓采摘节等。
村民一路走来一路歌，欢欢喜喜过踩山节
田坝村四社寨头苗寨有119户652人，和田坝村一样，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又是一年花山节，正月初三清晨，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走出家门聚集在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活动组织者黄显光说：“今年花山节升国旗，田坝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欢庆脱贫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苗家人感恩党、爱祖国的心情，饮水不忘挖井人。”立起的花杆是新的、升起的国旗是新的，换上的服装也是新的……王奇杰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立花杆、吹芦笙、跳苗舞、敬米酒，一场盛大狂欢中，同时洋溢着默默温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桥下或是到树林中对歌，交换腰带等定情信物，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芦笙迎宾朋，美酒敬远客
“尽管田坝村实现整村脱贫，但脱贫致富的‘三驾马车’还要不断加油。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村民马上投入春耕，以一个丰收年迎接明年花山节。”许建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
悠悠芦笙越千年，田坝旧貌换新颜！如今，田坝村仅仅是初战告捷，接下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必定会创造出一个红籽果般美好的新光景，将火辣传奇抒写在赤水河畔。
来源：川江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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