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谁主香港？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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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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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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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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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美学 | 文人家具论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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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Lex是一个全球数据库，免费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信息，例如WIPO管理的条约、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条约，以及约200个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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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Lex的实现得益于WIPO成员国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它们不断地为丰富数据库内容作出贡献。WIPO邀请成员国和其他知识产权利益攸关方通过WIPO-WTO共同门户（仅向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开放） 或 “联系我们”页面（向所有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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