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档案 | 从十堰走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魏克明 珍贵档案“回家”背后的故事】五一前夕，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人民政府收到从上海邮寄来的《解放日报》前总编辑魏克明的珍贵档案。那么，魏克明和盐池河有何关系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家住盐池河镇的魏克明奔赴山西投身革命。他在太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魏克明奉命调到长治，任牺盟会《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总编。1949年以后，魏克明任《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等职务。
珍贵档案讲述魏克明传奇故事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盐池河镇先后走出了两位文化名人。《解放日报》前总编辑魏克明、陕西省民间艺术协会理事魏扬之，都是在红三军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党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昨日，盐池河镇干部朱务国、钱高伟向记者介绍，2021年冬，他们在挖整该镇文化旅游资源时，与家住西安的魏扬之取得了联系，并得知魏克明侄婿张根生的联系电话。
张根生住在上海，年逾八旬。朱务国电话中表示镇上计划建一座魏克明纪念馆，需要有关生平资料、手迹等。张根生说，魏克明逝世后，有关资料由魏克明的爱人姚南渡收集保管。
姚南渡当时是《解放日报》工作人员，现早已退休，居住在上海。朱务国、钱高伟等人通过多种渠道联系无果，最后辗转在2021年底，找到了姚南渡的联系方式。盐池河镇党委书记周涛向姚南渡说明此事，姚南渡非常热情，当即答应抽空整理这些重要资料。今年五一前夕，一封装着《解放日报》前总编辑魏克明工作证、出入证、著作、黑白老照片的挂号信，从上海邮寄到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人民政府。
眼前这一张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一本本饱含作者心血的著作，把人们带回到往昔岁月。
当时光被定格，情感与记忆也随之留存于心上。这些魂牵梦萦的历史、念念不忘的过往虽然已经逝去，但这些珍贵档案却为我们讲述着魏克明投身革命、爱党报胜过爱自己生命的传奇故事……
奔赴山西投身革命曾与赵树理共事
魏克明，亦名克纯、笃生。1908年，他出生在盐池河，幼从塾师读书。1924年，魏克明考入湖北省第二师范学校，受早期共产党人萧楚女老师影响，接受了新思想。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均县党组织领导下，他投入家乡农民运动。1929年到武昌，经叔父魏和阶保荐，魏克明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录事，负责政府机关记录、缮写。1931年，他考入湖北省立高中，在校传播进步思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学生救亡运动，被推为该校学生救亡会负责人之一。魏克明带领同学罢课请愿，宣传抗日救国，抨击时政，遭学校当局开除。1932年夏，他与上海左翼青年同盟取得联系，随后以社会科学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左翼青年同盟武汉分盟。不久，武汉分盟遭破坏，他曾被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克明奔赴山西投身民族革命。他在太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牺盟会的组织宣传工作，不久调至阳城县担任县牺盟分会特派员。
1939年，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地进驻阳城境内，不断排挤、打击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活动。当时有个组织叫“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由共产党、国民党、牺盟会、公道团、八路军联合组成的。阎锡山规定，各县县长要兼任“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长，县牺盟会特派员、县主张公道团团长要兼任副委员长，其它单位出任委员。
按照阎锡山的规定，阳城县县长陈发贵是阳城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长，牺盟会特派员魏克明、公道团团长赵树理就是两位副委员长了。
1939年春，魏克明奉命调到长治，任牺盟会《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总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从1941年4月起，先后调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副总编和《新华日报》（太岳版）社长兼总编。他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9年1月，北平解放，魏克明任《华北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同年5月，随军南下进入上海。
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宣布创刊。魏克明历任《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和《新闻日报》党组书记、副社长等职务。1963年12月，他当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1965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他在领导办报工作中，力主报纸宣传要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呼声，经常同记者一起深入基层，采写报道。
率先在《解放日报》上展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风采
“南京路上好八连”，可谓名传天下。
这原是一个普通连队。1947年8月6日，华东军区把几十个胶东子弟组成四大队辎重连，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6月，这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一连编为三营八连，跨进南京路。
上世纪50年代末，八连所在团宣传干事吕兴臣，经常往八连跑，他写了一篇反映八连好人好事的通讯，送到《解放日报》报社。总编辑魏克明看到吕兴臣的稿子后，忽然眼前一亮！敌人曾预言，解放军进入上海这个大染缸，不出3个月，就要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现在10年过去了，八连在南京路上不但没有被染黑，反而更红了。于是，魏克明叫来报社的记者张默，帮助吕兴臣对稿子作进一步修改。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并配发评论，向上海人民展示了八连的风采。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正式颁布命令，将八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同年5月5日，“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在上海军人俱乐部大礼堂隆重举行。会上，许世友宣读了国防部的命令，并代表国防部向八连赠送了绣有“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锦旗。同年7月29日晚，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泽东是该剧的主要观众。
1963年建军节那天凌晨，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八连颂》。随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霓虹灯下的哨兵》拍成了电影，并于1964年在全国放映，“南京路上好八连”从此成为永恒的经典。
71岁当顾问仍关心上海新闻业发展
自1953年起，魏克明患有肺结核、胃病等多种疾病。右肺被切除四分之一，常常抱病坚持工作。
1979年《解放日报》创刊30周年，魏克明出席纪念大会，作题为《解放日报的三十年》的讲话，总结30年来报纸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
1979年8月1日，71岁的魏克明主动退居二线当顾问。作为顾问，魏克明仍继续战斗在第一线。他关心报纸工作，研究报纸改革方案，对报纸标题、版面、文字差错，他都经常提出意见和建议。
1982年1月14日，魏克明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魏克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新闻事业。数十年来，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献给党的新闻事业。
最好的缅怀就是铭记和传承。朱务国告诉记者，该镇计划派人去上海找姚南渡详细了解魏克明的有关情况。
“魏克明的珍贵档案‘回家’，这是家乡人民对著名报人的深沉追思。”盐池河镇党委书记周涛说，拟建设的魏克明纪念馆位于该镇黄草坡村部魏克明故居附近，将把缅怀深化为传承，让好家风代代相传，是对先人最好的怀念。
总编辑魏克明（资料图片）。
珍贵档案讲述魏克明传奇故事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盐池河镇先后走出了两位文化名人。《解放日报》前总编辑魏克明、陕西省民间艺术协会理事魏扬之，都是在红三军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党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昨日，盐池河镇干部朱务国、钱高伟向记者介绍，2021年冬，他们在挖整该镇文化旅游资源时，与家住西安的魏扬之取得了联系，并得知魏克明侄婿张根生的联系电话。
张根生住在上海，年逾八旬。朱务国电话中表示镇上计划建一座魏克明纪念馆，需要有关生平资料、手迹等。张根生说，魏克明逝世后，有关资料由魏克明的爱人姚南渡收集保管。
姚南渡当时是《解放日报》工作人员，现早已退休，居住在上海。朱务国、钱高伟等人通过多种渠道联系无果，最后辗转在2021年底，找到了姚南渡的联系方式。盐池河镇党委书记周涛向姚南渡说明此事，姚南渡非常热情，当即答应抽空整理这些重要资料。今年五一前夕，一封装着《解放日报》前总编辑魏克明工作证、出入证、著作、黑白老照片的挂号信，从上海邮寄到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人民政府。
眼前这一张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一本本饱含作者心血的著作，把人们带回到往昔岁月。
当时光被定格，情感与记忆也随之留存于心上。这些魂牵梦萦的历史、念念不忘的过往虽然已经逝去，但这些珍贵档案却为我们讲述着魏克明投身革命、爱党报胜过爱自己生命的传奇故事……
奔赴山西投身革命曾与赵树理共事
魏克明，亦名克纯、笃生。1908年，他出生在盐池河，幼从塾师读书。1924年，魏克明考入湖北省第二师范学校，受早期共产党人萧楚女老师影响，接受了新思想。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均县党组织领导下，他投入家乡农民运动。1929年到武昌，经叔父魏和阶保荐，魏克明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录事，负责政府机关记录、缮写。1931年，他考入湖北省立高中，在校传播进步思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学生救亡运动，被推为该校学生救亡会负责人之一。魏克明带领同学罢课请愿，宣传抗日救国，抨击时政，遭学校当局开除。1932年夏，他与上海左翼青年同盟取得联系，随后以社会科学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左翼青年同盟武汉分盟。不久，武汉分盟遭破坏，他曾被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克明奔赴山西投身民族革命。他在太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牺盟会的组织宣传工作，不久调至阳城县担任县牺盟分会特派员。
1939年，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地进驻阳城境内，不断排挤、打击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活动。当时有个组织叫“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由共产党、国民党、牺盟会、公道团、八路军联合组成的。阎锡山规定，各县县长要兼任“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长，县牺盟会特派员、县主张公道团团长要兼任副委员长，其它单位出任委员。
按照阎锡山的规定，阳城县县长陈发贵是阳城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长，牺盟会特派员魏克明、公道团团长赵树理就是两位副委员长了。
1939年春，魏克明奉命调到长治，任牺盟会《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总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从1941年4月起，先后调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副总编和《新华日报》（太岳版）社长兼总编。他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9年1月，北平解放，魏克明任《华北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同年5月，随军南下进入上海。
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宣布创刊。魏克明历任《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和《新闻日报》党组书记、副社长等职务。1963年12月，他当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1965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他在领导办报工作中，力主报纸宣传要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呼声，经常同记者一起深入基层，采写报道。
率先在《解放日报》上展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风采
“南京路上好八连”，可谓名传天下。
这原是一个普通连队。1947年8月6日，华东军区把几十个胶东子弟组成四大队辎重连，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6月，这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一连编为三营八连，跨进南京路。
上世纪50年代末，八连所在团宣传干事吕兴臣，经常往八连跑，他写了一篇反映八连好人好事的通讯，送到《解放日报》报社。总编辑魏克明看到吕兴臣的稿子后，忽然眼前一亮！敌人曾预言，解放军进入上海这个大染缸，不出3个月，就要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现在10年过去了，八连在南京路上不但没有被染黑，反而更红了。于是，魏克明叫来报社的记者张默，帮助吕兴臣对稿子作进一步修改。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并配发评论，向上海人民展示了八连的风采。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正式颁布命令，将八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同年5月5日，“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在上海军人俱乐部大礼堂隆重举行。会上，许世友宣读了国防部的命令，并代表国防部向八连赠送了绣有“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锦旗。同年7月29日晚，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泽东是该剧的主要观众。
1963年建军节那天凌晨，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八连颂》。随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霓虹灯下的哨兵》拍成了电影，并于1964年在全国放映，“南京路上好八连”从此成为永恒的经典。
71岁当顾问仍关心上海新闻业发展
自1953年起，魏克明患有肺结核、胃病等多种疾病。右肺被切除四分之一，常常抱病坚持工作。
1979年《解放日报》创刊30周年，魏克明出席纪念大会，作题为《解放日报的三十年》的讲话，总结30年来报纸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
1979年8月1日，71岁的魏克明主动退居二线当顾问。作为顾问，魏克明仍继续战斗在第一线。他关心报纸工作，研究报纸改革方案，对报纸标题、版面、文字差错，他都经常提出意见和建议。
1982年1月14日，魏克明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魏克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新闻事业。数十年来，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献给党的新闻事业。
最好的缅怀就是铭记和传承。朱务国告诉记者，该镇计划派人去上海找姚南渡详细了解魏克明的有关情况。
“魏克明的珍贵档案‘回家’，这是家乡人民对著名报人的深沉追思。”盐池河镇党委书记周涛说，拟建设的魏克明纪念馆位于该镇黄草坡村部魏克明故居附近，将把缅怀深化为传承，让好家风代代相传，是对先人最好的怀念。
总编辑魏克明（资料图片）。
【揭开“神秘面纱”！陕西考古博物馆今起试行开放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百年使命】#陕西考古博物馆今天试行开放# #西安多个景区五一门票开始预约#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最初的面庞，人类一面执着前行，一面自豪回望。第一柄石斧、第一只陶罐、第一个铜鼎、第一把铁犁……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文明的记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野餐的幻想和现实》文 | 读者：苔女士
每次在社交软件上刷到野餐内容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图片总是那么美好又浪漫：鲜绿色的草坪上铺着白色的野餐垫，随意摆放着莓果、酒、奶酪、法棍，三五好友慵懒地享受阳光，开怀大笑……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感受到暖风、芳香和快乐。
我一直想去野餐，但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996制，周末没有太多精力来折腾。二是因为我凑不齐一起野餐的人，我的朋友要么怕晒，要么怕虫，而且工作大多都很忙。三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压力，我总是觉得一个完美的野餐需要大费心思地筹备，要准备很多东西，付出时间和金钱，导致我有多期待它，就有多害怕搞砸它。于是，野餐的这个念头就在每年春天强烈萌发，又年复一年地被我推迟，最终沦为了心愿单上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今年春天，我终于辞掉了996的工作，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桃花源记》里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种“高浓度”的春天景观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再加上在后疫情时代，我愈发意识到“想做什么现在就要去做”的重要性，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年春天野餐一次，并邀请了几个新认识的朋友同我一起。
对于我的第一次野餐，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接近完美的幻想——我希望它舒适、休闲、愉快，同时又要浪漫、美丽，符合我这个“颜控”的要求。怀着满腔热情，我在网上参考海内外各种野餐灵感图，还研读了许多野餐攻略。
经过一番研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的野餐道具并不适合野餐这个场景的真正特点。比如，户外蚊虫多，食物敞开放着会容易进虫，但根据我看到的图片，很多人都是把食物放在碟子里的。诚然，精致的碟子确实比呆板的密封食品盒要有情调，但我实在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都献给了虫子，那样就太浪费了。
还有，在很多野餐图中，女生都是穿着美丽的小裙子的，在照片里，她们的姿势大多像电影《洛丽塔》里的少女一样趴着，或者就是优雅地躺着，用一本书或太阳帽放在脸上，既能遮阳，也能凹造型。但我想野餐时最常见的的姿势应该还是坐着吧，穿裙子会很不方便。
再比如，泡泡机也是很多网红图片中的高频道具。肥皂泡在半明半暗的春光里飘动，确实很浪漫，但是我实在不希望泡泡接触到食物或衣服上。
研究了各种常见野餐物品的利弊之后，我暗下决心，我的第一次野餐一定要是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拍出好看照片的表演。于是，我排除了所有虽然热门但经我评估后认定为华而不实的道具，比如：不带盖子的野餐篮、碟子、外文报纸、气球、泡泡机等。我带上了一些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特别实用的物品：黑色手提垃圾袋、密封玻璃食品盒、保温杯、含酒精的湿巾纸等等。为了追求干净卫生，我甚至不打算带任何现做的食物，想着就买点零食薯片，再准备一些单独包装的面包就行了。
第一波物品准备好了之后，我一个个翻阅、检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超市食品和日用品，我突然感觉这不像野餐，而像在行军路上停下来进食补给，有点过于实用了，缺乏了我想象中应有的浪漫。
我决定还是折衷一下，既要实用，也要浪漫。于是我又做了一盒午餐肉饭团，榨了新鲜的橙汁，还做了一束可以吃的“花束”——把水果插在竹签上，用烘焙纸包装起来，做成花束的模样，非常符合春天的意趣。
当一切都就绪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朋友们出发去了公园。我们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双肩包，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公园里汗流浃背地走了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块漂亮的草坪，旁边都是开得正好的绣球花和樱花。
卸下身上的包袱，我们把厚厚的防潮垫取出来垫上，又铺上了有着流苏的白色野餐布，脱鞋坐了上去，还来不及感叹一声岁月静好，就看到几只巨大的蚂蚁爬上了野餐布，我们又跳了起来，赶紧把蚂蚁赶下去，又对着周围喷了一圈防虫喷雾。
午后的太阳着实强烈，我们几个一时竟有一种在烈日下军训的感觉。但置身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大家还是兴奋大过于疲惫，又把水果零食从包里一个个掏出来摆好。我拿起手机，对着野餐垫从各个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续发朋友圈的素材收集完成，我打算开始真正享受我的第一次野餐了。
然而，我并没有意料到的是，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冷。几个新朋友的性格都比较腼腆和被动，又没有什么特定的活动来热场，大家一时都不怎么说话，却也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玩，只好左顾右盼，作出着意于欣赏自然美景的样子。我最怕冷场，赶快找一些话题来说，一会儿感叹这花开得真好，一会儿又说晚点就不会那么晒了，一会儿又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大家也都接话附和几句，但是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勉强的包办婚姻，没有自发延续的动力。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坐在繁华盛开的春林中，却彼此相顾无言，空气中除了鸟叫声就只有吃东西的声音，显得格外安静。
我坐立难安，为了逃避尴尬，找借口说自己要去拍远处的竹子，起身独自往草坪旁边的竹林走去。一路上有好多野餐的人，我偷偷观察别人都在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躺在野餐布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是打盹儿。原来别人也并不是都在聊天，而是都在放松自己，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野餐不是什么力求完美的社交活动，平时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无需刻意追求谈笑风生，根据自身性格自然处之即可。
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野餐图片都太用心，我形成了一个“野餐就是要精心准备”的认知，但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野餐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朴素。比如有一个野餐布上只放着零星几包薯片和一瓶可乐，感觉对方像是花五分钟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就来了。还有一户人家使用的野餐布和我家的桌布一模一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桌布拿来用了。还有人压根就不用野餐布，直接躺在最普通的那种防潮垫上，却也睡得很香。这些人野餐的方式非常省事，看起来毫不费劲，简直把野餐变成了像出门买菜一样的小事。
但也有一些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非常有仪式感的野餐。我看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几乎带上了所有我认为不实用的野餐器具，一个女孩拿着一束郁金香在摆造型，一个在吹肥皂泡，另一个在拍照，三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种活泼的少女气息随着春日的暖风来到我耳边，让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快起来。还有五六个年轻人围成一圈在玩桌游，自带的小音响里放着清新的民谣，一只小狗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好不快活。
经过一群群野餐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状态之后，我明白了：野餐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每个人野餐的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在大自然的治愈下找到心灵的平静。有的人选择把野餐当成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用心准备，尽情享受，即使准备过程很辛苦，但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满足也是值得的，或许那个春天的午后所带来的浪漫足以让自己抵御生活的许多琐屑。
也有人选择把野餐作为自己的“能量充电桩”，不想花费精力去准备，只想简单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把工作的烦心事抛开，不去想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全然地放空自己，对着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发呆，或是在阳光下睡一个暖洋洋的好觉，偷得浮生半日闲。
绕了一圈后，我也回到我的野餐布上躺下了。闭上眼睛，感受春风拂过自己脸颊的温度，我知道，这个春天只是我的野餐生涯的开始。
（本刊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每次在社交软件上刷到野餐内容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图片总是那么美好又浪漫：鲜绿色的草坪上铺着白色的野餐垫，随意摆放着莓果、酒、奶酪、法棍，三五好友慵懒地享受阳光，开怀大笑……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感受到暖风、芳香和快乐。
我一直想去野餐，但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996制，周末没有太多精力来折腾。二是因为我凑不齐一起野餐的人，我的朋友要么怕晒，要么怕虫，而且工作大多都很忙。三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压力，我总是觉得一个完美的野餐需要大费心思地筹备，要准备很多东西，付出时间和金钱，导致我有多期待它，就有多害怕搞砸它。于是，野餐的这个念头就在每年春天强烈萌发，又年复一年地被我推迟，最终沦为了心愿单上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今年春天，我终于辞掉了996的工作，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桃花源记》里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种“高浓度”的春天景观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再加上在后疫情时代，我愈发意识到“想做什么现在就要去做”的重要性，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年春天野餐一次，并邀请了几个新认识的朋友同我一起。
对于我的第一次野餐，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接近完美的幻想——我希望它舒适、休闲、愉快，同时又要浪漫、美丽，符合我这个“颜控”的要求。怀着满腔热情，我在网上参考海内外各种野餐灵感图，还研读了许多野餐攻略。
经过一番研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的野餐道具并不适合野餐这个场景的真正特点。比如，户外蚊虫多，食物敞开放着会容易进虫，但根据我看到的图片，很多人都是把食物放在碟子里的。诚然，精致的碟子确实比呆板的密封食品盒要有情调，但我实在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都献给了虫子，那样就太浪费了。
还有，在很多野餐图中，女生都是穿着美丽的小裙子的，在照片里，她们的姿势大多像电影《洛丽塔》里的少女一样趴着，或者就是优雅地躺着，用一本书或太阳帽放在脸上，既能遮阳，也能凹造型。但我想野餐时最常见的的姿势应该还是坐着吧，穿裙子会很不方便。
再比如，泡泡机也是很多网红图片中的高频道具。肥皂泡在半明半暗的春光里飘动，确实很浪漫，但是我实在不希望泡泡接触到食物或衣服上。
研究了各种常见野餐物品的利弊之后，我暗下决心，我的第一次野餐一定要是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拍出好看照片的表演。于是，我排除了所有虽然热门但经我评估后认定为华而不实的道具，比如：不带盖子的野餐篮、碟子、外文报纸、气球、泡泡机等。我带上了一些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特别实用的物品：黑色手提垃圾袋、密封玻璃食品盒、保温杯、含酒精的湿巾纸等等。为了追求干净卫生，我甚至不打算带任何现做的食物，想着就买点零食薯片，再准备一些单独包装的面包就行了。
第一波物品准备好了之后，我一个个翻阅、检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超市食品和日用品，我突然感觉这不像野餐，而像在行军路上停下来进食补给，有点过于实用了，缺乏了我想象中应有的浪漫。
我决定还是折衷一下，既要实用，也要浪漫。于是我又做了一盒午餐肉饭团，榨了新鲜的橙汁，还做了一束可以吃的“花束”——把水果插在竹签上，用烘焙纸包装起来，做成花束的模样，非常符合春天的意趣。
当一切都就绪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朋友们出发去了公园。我们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双肩包，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公园里汗流浃背地走了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块漂亮的草坪，旁边都是开得正好的绣球花和樱花。
卸下身上的包袱，我们把厚厚的防潮垫取出来垫上，又铺上了有着流苏的白色野餐布，脱鞋坐了上去，还来不及感叹一声岁月静好，就看到几只巨大的蚂蚁爬上了野餐布，我们又跳了起来，赶紧把蚂蚁赶下去，又对着周围喷了一圈防虫喷雾。
午后的太阳着实强烈，我们几个一时竟有一种在烈日下军训的感觉。但置身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大家还是兴奋大过于疲惫，又把水果零食从包里一个个掏出来摆好。我拿起手机，对着野餐垫从各个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续发朋友圈的素材收集完成，我打算开始真正享受我的第一次野餐了。
然而，我并没有意料到的是，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冷。几个新朋友的性格都比较腼腆和被动，又没有什么特定的活动来热场，大家一时都不怎么说话，却也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玩，只好左顾右盼，作出着意于欣赏自然美景的样子。我最怕冷场，赶快找一些话题来说，一会儿感叹这花开得真好，一会儿又说晚点就不会那么晒了，一会儿又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大家也都接话附和几句，但是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勉强的包办婚姻，没有自发延续的动力。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坐在繁华盛开的春林中，却彼此相顾无言，空气中除了鸟叫声就只有吃东西的声音，显得格外安静。
我坐立难安，为了逃避尴尬，找借口说自己要去拍远处的竹子，起身独自往草坪旁边的竹林走去。一路上有好多野餐的人，我偷偷观察别人都在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躺在野餐布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是打盹儿。原来别人也并不是都在聊天，而是都在放松自己，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野餐不是什么力求完美的社交活动，平时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无需刻意追求谈笑风生，根据自身性格自然处之即可。
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野餐图片都太用心，我形成了一个“野餐就是要精心准备”的认知，但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野餐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朴素。比如有一个野餐布上只放着零星几包薯片和一瓶可乐，感觉对方像是花五分钟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就来了。还有一户人家使用的野餐布和我家的桌布一模一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桌布拿来用了。还有人压根就不用野餐布，直接躺在最普通的那种防潮垫上，却也睡得很香。这些人野餐的方式非常省事，看起来毫不费劲，简直把野餐变成了像出门买菜一样的小事。
但也有一些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非常有仪式感的野餐。我看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几乎带上了所有我认为不实用的野餐器具，一个女孩拿着一束郁金香在摆造型，一个在吹肥皂泡，另一个在拍照，三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种活泼的少女气息随着春日的暖风来到我耳边，让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快起来。还有五六个年轻人围成一圈在玩桌游，自带的小音响里放着清新的民谣，一只小狗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好不快活。
经过一群群野餐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状态之后，我明白了：野餐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每个人野餐的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在大自然的治愈下找到心灵的平静。有的人选择把野餐当成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用心准备，尽情享受，即使准备过程很辛苦，但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满足也是值得的，或许那个春天的午后所带来的浪漫足以让自己抵御生活的许多琐屑。
也有人选择把野餐作为自己的“能量充电桩”，不想花费精力去准备，只想简单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把工作的烦心事抛开，不去想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全然地放空自己，对着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发呆，或是在阳光下睡一个暖洋洋的好觉，偷得浮生半日闲。
绕了一圈后，我也回到我的野餐布上躺下了。闭上眼睛，感受春风拂过自己脸颊的温度，我知道，这个春天只是我的野餐生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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