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我爸就打电话质问我为啥宁愿把房子卖给外人，也不同意卖给我二叔家的弟弟，我赶紧说:“爸，我这房子能卖220万，我二叔就给我180万。”我爸说:“我不管那么多，当初我生病是谁借给咱家3万块钱的，你这不是忘恩负义吗？”挂了电话，我做了一件让我二叔后悔一辈子的事。
当年我爸生病，正赶上我上大学第一年，家里本来就没什么钱，一时间竟然凑不够我爸的住院费，我从学校回来，跟着我妈去二叔家借钱，二叔把院门一锁，根本不让我们进屋。
最后是我爷爷出面，我二叔最终答应借给我们3万块钱，当时说好了一年为期限，也打了借条。可是半年刚过，二叔就以种地需要买种子为由找我爸要钱。我爸妈为了早点还上我二叔的欠款，一起去建三江icon给人家插水稻，整天泡在水里，一天200元，总算凑够了还我二叔的钱。
打那开始，我家欠我二叔的人情就还不完了。我二叔和二婶借给我家钱的事情，被二婶在村里传遍了。
我爸这人又特别老实，特别注重兄弟姐妹装之间的情意，总是告诉我，以后有出息了要报答二叔二婶，对于我爸的话，我没有任何异议，毕竟二叔确实借给我们钱了，他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工作以后，我留在了城里，我二叔二婶比我爸妈还高兴，逢人便说我有出息了，还说要不是当初他们借给我爸钱，我连上学的钱都没有。我如今能有这样的好工作，都是他们的功劳。
然后，我二叔就让他儿子来我所在的城市找工作，让我帮忙进我们公司，还为了省房租住在我家。虽然他家孩子是我堂弟，但是我觉得男女授受不亲，真的非常不方便。
我们公司根本没有适合堂弟的工作，所以我托了好几个朋友才给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可是他没干上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嫌挣钱少没自由。
然后就赖在我家不走，吃喝全是我的，甚至还伸手找我要钱花，从开始的五百六百到后来的一千两千，我觉得我有点熬不住了，就撵他回老家待着。
他刚回老家，我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质问我为啥不给堂弟找个轻松点，挣钱又多的工作。我真的很无语！我上哪找那样的工作去？公司又不是我家开的。
前年，我二叔住院，我爸给打电话借钱，我二话没说拿了5万。到现在这钱我不要，他们也不还。
去年，我堂弟在家混了两年，终于认识到我之前给他找的工作是他能力范围内能做的最好工作了，于是我二婶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再给堂弟找个工作，还说堂弟这么大了，没个正经工作以后连对象都不好找。
这次我直接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老公，我把堂弟的情况跟老公说了，老公说这样的人就不能惯着，要给他找个人好好管管。
没成想我老公真有点手段，找了个当过兵的朋友，把我堂弟治的服服帖帖，连我二叔二婶都打电话过来问我是怎么做到的，以前打爹骂娘的堂弟突然转性了。
堂弟转变之后马上就迎来了他的桃花运，前段时间传出来要结婚的消息，可是我没想到婚房的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那套房子是我公婆的，老两口想给我们换一套大点的房子，然后住在一起，方便帮我们照看孩子。所以我婆婆把房子交给我，让我抓紧把房子卖掉。
我这边已经谈好了一个买家，是我单位的同事，说好了220万卖给他，而且是全款。没想到二婶给我打电话说她要买我的房子给堂弟结婚。可是她提出只能给我180万，还得分期付款。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还跟她解释说这不是我的房子，是我公婆的，公婆授意我不能低于220万卖，希望她能理解。
我二婶直接发飙，说我不通情理，是不是忘了当初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家借给我们3万块钱的事了。然后气鼓鼓的挂了电话，说要找我爸说理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直接质问我为啥宁愿把房子卖给别人，也不愿意卖给自家亲戚？
我把情况跟我爸说了个明白，可是他好像完全听不懂我的重点，只是一个劲跟我强调我要学会感恩，既然嫁给了老公，婆婆的东西就等于是我的，所以我就应该便宜点卖给二叔一家。
我真的被他气的不轻，这么多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还这份人情，但是这件事我真的无法答应，这样做让我在婆家如何自处？为什么我爸总是这样，分不清谁远谁近？我是他亲生女儿，他为什么宁可这样为难我，也要去成全他弟弟一家？
我现在只想尽快把房子卖给同事，至于我二叔二婶和我爸，我真的不想管了，我觉得人情归人情，我可以一辈子念着他们的好儿，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不代表我可以毫无原则的损害婆家的利益吧？我想知道，这么做错了吗？
当年我爸生病，正赶上我上大学第一年，家里本来就没什么钱，一时间竟然凑不够我爸的住院费，我从学校回来，跟着我妈去二叔家借钱，二叔把院门一锁，根本不让我们进屋。
最后是我爷爷出面，我二叔最终答应借给我们3万块钱，当时说好了一年为期限，也打了借条。可是半年刚过，二叔就以种地需要买种子为由找我爸要钱。我爸妈为了早点还上我二叔的欠款，一起去建三江icon给人家插水稻，整天泡在水里，一天200元，总算凑够了还我二叔的钱。
打那开始，我家欠我二叔的人情就还不完了。我二叔和二婶借给我家钱的事情，被二婶在村里传遍了。
我爸这人又特别老实，特别注重兄弟姐妹装之间的情意，总是告诉我，以后有出息了要报答二叔二婶，对于我爸的话，我没有任何异议，毕竟二叔确实借给我们钱了，他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工作以后，我留在了城里，我二叔二婶比我爸妈还高兴，逢人便说我有出息了，还说要不是当初他们借给我爸钱，我连上学的钱都没有。我如今能有这样的好工作，都是他们的功劳。
然后，我二叔就让他儿子来我所在的城市找工作，让我帮忙进我们公司，还为了省房租住在我家。虽然他家孩子是我堂弟，但是我觉得男女授受不亲，真的非常不方便。
我们公司根本没有适合堂弟的工作，所以我托了好几个朋友才给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可是他没干上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嫌挣钱少没自由。
然后就赖在我家不走，吃喝全是我的，甚至还伸手找我要钱花，从开始的五百六百到后来的一千两千，我觉得我有点熬不住了，就撵他回老家待着。
他刚回老家，我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质问我为啥不给堂弟找个轻松点，挣钱又多的工作。我真的很无语！我上哪找那样的工作去？公司又不是我家开的。
前年，我二叔住院，我爸给打电话借钱，我二话没说拿了5万。到现在这钱我不要，他们也不还。
去年，我堂弟在家混了两年，终于认识到我之前给他找的工作是他能力范围内能做的最好工作了，于是我二婶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再给堂弟找个工作，还说堂弟这么大了，没个正经工作以后连对象都不好找。
这次我直接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老公，我把堂弟的情况跟老公说了，老公说这样的人就不能惯着，要给他找个人好好管管。
没成想我老公真有点手段，找了个当过兵的朋友，把我堂弟治的服服帖帖，连我二叔二婶都打电话过来问我是怎么做到的，以前打爹骂娘的堂弟突然转性了。
堂弟转变之后马上就迎来了他的桃花运，前段时间传出来要结婚的消息，可是我没想到婚房的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那套房子是我公婆的，老两口想给我们换一套大点的房子，然后住在一起，方便帮我们照看孩子。所以我婆婆把房子交给我，让我抓紧把房子卖掉。
我这边已经谈好了一个买家，是我单位的同事，说好了220万卖给他，而且是全款。没想到二婶给我打电话说她要买我的房子给堂弟结婚。可是她提出只能给我180万，还得分期付款。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还跟她解释说这不是我的房子，是我公婆的，公婆授意我不能低于220万卖，希望她能理解。
我二婶直接发飙，说我不通情理，是不是忘了当初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家借给我们3万块钱的事了。然后气鼓鼓的挂了电话，说要找我爸说理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直接质问我为啥宁愿把房子卖给别人，也不愿意卖给自家亲戚？
我把情况跟我爸说了个明白，可是他好像完全听不懂我的重点，只是一个劲跟我强调我要学会感恩，既然嫁给了老公，婆婆的东西就等于是我的，所以我就应该便宜点卖给二叔一家。
我真的被他气的不轻，这么多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还这份人情，但是这件事我真的无法答应，这样做让我在婆家如何自处？为什么我爸总是这样，分不清谁远谁近？我是他亲生女儿，他为什么宁可这样为难我，也要去成全他弟弟一家？
我现在只想尽快把房子卖给同事，至于我二叔二婶和我爸，我真的不想管了，我觉得人情归人情，我可以一辈子念着他们的好儿，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不代表我可以毫无原则的损害婆家的利益吧？我想知道，这么做错了吗？
【#换个方式看报纸# #江苏黄桥镇生产世界超半数小提琴# 】窗外就是田野，麦子刚收割，更显开阔。教室里弦乐协奏，随着30多个孩子弓弦划一，小提琴和声整齐，流畅而跃动。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的小学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门乐器，不少乐感优秀的，会选小提琴。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人民日报》7月14日）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人民日报》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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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点亮灯，可我们却生活在黑暗中。航标灯得让它一直亮着，其余的地方就没必要照明了。黑暗伴随着一切，成了一种常态。我的衣服被黑暗镶了边。当我戴上油布防水帽的时候，帽檐在我脸上留下黑影。当我在普尤给我临时搭起来的镀锌小隔间里站着洗澡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给我的身子抹肥皂。把手伸进抽屉里去摸小勺的时候，你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黑暗。去碗橱里找“大力参孙”的茶罐时，橱洞里就跟放在它里面的茶一样黑。
我们坐下来之前，都得把黑暗赶一赶或是拨拉开。黑暗蹲在椅子上，像帘子那样挂下来覆盖在楼梯上。有时候，它会变成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形状：一只平底锅，一张床，一本书。有时候我看见我的母亲，幽暗无声，朝我飘落下来。
黑暗就在你身边。我学着在黑暗中看，学着透过黑暗看，学着看我自己的黑暗。
普尤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人好不好，也不知道他打算让我做什么。他一辈子到现在都是一个人过。
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普尤在黑暗中烤香肠。不，他是用黑暗烤香肠。那是一种你能吃得出来的黑暗。这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香肠和黑暗。
我又冷又累，脖子也疼。我想睡觉，一直睡下去，再也不醒来。我已经失去了我熟悉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属于别人。也许，如果我心里的东西还属于我自己，事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的心也没有着落。
有两个大西洋，一个在灯塔外面，一个在我心里。
我心里的大西洋没有航标灯的一缕光亮。
——《守望灯塔》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点亮灯，可我们却生活在黑暗中。航标灯得让它一直亮着，其余的地方就没必要照明了。黑暗伴随着一切，成了一种常态。我的衣服被黑暗镶了边。当我戴上油布防水帽的时候，帽檐在我脸上留下黑影。当我在普尤给我临时搭起来的镀锌小隔间里站着洗澡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给我的身子抹肥皂。把手伸进抽屉里去摸小勺的时候，你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黑暗。去碗橱里找“大力参孙”的茶罐时，橱洞里就跟放在它里面的茶一样黑。
我们坐下来之前，都得把黑暗赶一赶或是拨拉开。黑暗蹲在椅子上，像帘子那样挂下来覆盖在楼梯上。有时候，它会变成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形状：一只平底锅，一张床，一本书。有时候我看见我的母亲，幽暗无声，朝我飘落下来。
黑暗就在你身边。我学着在黑暗中看，学着透过黑暗看，学着看我自己的黑暗。
普尤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人好不好，也不知道他打算让我做什么。他一辈子到现在都是一个人过。
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普尤在黑暗中烤香肠。不，他是用黑暗烤香肠。那是一种你能吃得出来的黑暗。这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香肠和黑暗。
我又冷又累，脖子也疼。我想睡觉，一直睡下去，再也不醒来。我已经失去了我熟悉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属于别人。也许，如果我心里的东西还属于我自己，事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的心也没有着落。
有两个大西洋，一个在灯塔外面，一个在我心里。
我心里的大西洋没有航标灯的一缕光亮。
——《守望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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