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真是无比俭啬之人？（《世说》之疑03）
王戎，字浚冲，又称安丰，王浑子，王绥父。官二代，“竹林七贤” 之一。 《世说》俭啬篇记录俭啬之人总共才8条，其中王戎一人竟独占4条，但正是俭啬篇这“王4条”给王戎牢牢贴上了无比俭啬的标签，让世人永久记住了王戎这个吝啬鬼的形象。
其实这“王4条”还是有疑点重重：
1、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俭啬2）
此条仅说明王司徒是个大富豪，洛阳无比，和夫人勤俭持家，如此而已，与王司徒俭啬无关。
2、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俭啬3）
李为水果，宜新鲜食其肉，此为常识；“钻其核而后卖之”，根本没有这种工具也压根难以操作，此条夸张不实！
3、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5）
4、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6）
此两条有过于人之常情，恐亦道听途说、不是事实；王戎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真实的王戎是这样的：
一、小时候聪慧无比，胆量过人：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取之，信然。（雅量4）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闲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雅量5）
二、钟会对王戎一直好评，始终看好：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 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赏誉5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 于是用裴。（赏誉5）
三、王戎尽孝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德行17）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德行20）
四、王戎待人接物对待财物：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德行21）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雅量6）
五、王戎和夫人恩爱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 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遂恒听之。(惑溺6)
六、王戎和女儿女婿相处自然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任诞14）
七、王戎是“竹林七贤”中人，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 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简傲2）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排调4）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 “竹林七贤。”（任诞1）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16）
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伤逝2）
试想：如果王戎果真无比俭啬，他们又怎么可能玩到一块去？
八、王戎丧子悲不自胜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 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九、时人对王戎有评价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容止6）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任诞32）
通读《世说》全篇后，再去全方面、多角度打量王戎其人，就会觉得俭啬篇“王4条”令人生疑，似乎都是些是“不实指控”，更像是好事者对王戎的故意抹黑？
王戎，字浚冲，又称安丰，王浑子，王绥父。官二代，“竹林七贤” 之一。 《世说》俭啬篇记录俭啬之人总共才8条，其中王戎一人竟独占4条，但正是俭啬篇这“王4条”给王戎牢牢贴上了无比俭啬的标签，让世人永久记住了王戎这个吝啬鬼的形象。
其实这“王4条”还是有疑点重重：
1、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俭啬2）
此条仅说明王司徒是个大富豪，洛阳无比，和夫人勤俭持家，如此而已，与王司徒俭啬无关。
2、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俭啬3）
李为水果，宜新鲜食其肉，此为常识；“钻其核而后卖之”，根本没有这种工具也压根难以操作，此条夸张不实！
3、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5）
4、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6）
此两条有过于人之常情，恐亦道听途说、不是事实；王戎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真实的王戎是这样的：
一、小时候聪慧无比，胆量过人：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取之，信然。（雅量4）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闲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雅量5）
二、钟会对王戎一直好评，始终看好：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 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赏誉5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 于是用裴。（赏誉5）
三、王戎尽孝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德行17）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德行20）
四、王戎待人接物对待财物：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德行21）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雅量6）
五、王戎和夫人恩爱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 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遂恒听之。(惑溺6)
六、王戎和女儿女婿相处自然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任诞14）
七、王戎是“竹林七贤”中人，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 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简傲2）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排调4）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 “竹林七贤。”（任诞1）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16）
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伤逝2）
试想：如果王戎果真无比俭啬，他们又怎么可能玩到一块去？
八、王戎丧子悲不自胜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 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九、时人对王戎有评价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容止6）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任诞32）
通读《世说》全篇后，再去全方面、多角度打量王戎其人，就会觉得俭啬篇“王4条”令人生疑，似乎都是些是“不实指控”，更像是好事者对王戎的故意抹黑？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千顷楚南禅师杭州千顷山楚南禅师，福州张氏子。初参芙蓉，蓉见曰：“吾非汝师。汝师江外黄檗是也。”师礼辞，遂参黄檗。檗问：“子未现三界影像时如何？”师曰：“即今岂是有邪？”檗曰：“有无且置。即今如何？”师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后，上堂：“诸子设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乃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无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系绊。”时有僧问：“无漏道如何修？”师曰：“未有阇黎时体取。”曰：“未有某甲时教谁体？”师曰：“体者亦无。”问：“如何是易？”师曰：“著衣吃饭，不用读经看教，不用行道礼拜，烧身炼顶，岂不易邪？”曰：“如何是难？”师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阴三界，轮回生死皆从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诸菩萨云：佛所护念。”师虽应机无倦，而常寂然处定。或逾月，或浃旬。文德元年五月迁化，塔于院之西隅。大顺二年宣州孙儒寇镜塘，发塔，睹师全身俨然，爪发俱长，拜谢而去。鸟石灵观禅师福州鸟石山灵观禅师，﹝时称老观﹞。寻常扁户，人罕见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时送供，方开。一日，雪峰伺便扣门，师开门，峰蓦胸搊住曰：“是凡是圣？”师唾曰：“这野孤精！”便推出闭却门。峰曰：“也秖要识老兄。”铲草次，问僧：“汝何处去？”曰：“西院礼拜安和尚去。”时竹上有一青蛇，师指蛇曰：“欲识西院老野孤精，秖这便是。”师问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么物？”院曰：“好著个无相佛。”师曰：“好片地被兄放不净污了也。”引面次，僧参，师引面示之，僧便去。师至暮，问小师：“适来僧在何处？”小师曰：“当时便去也。”师曰：“是即是，祇得一橛。”﹝玄觉云：“甚么处是少一橛。”﹞问：“如何是佛？”师出舌示之。其僧礼谢。师曰：“住！住！你见甚么便礼拜？”曰：“谢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师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疮。”僧到敲门，行者开门，便出去。僧入礼拜，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适来出去者，是甚么人？”僧拟近前，师便推出，闭却门。曹山行脚时，问：“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师曰：“我若向你道，即别有也。”曹山举似洞山，山曰：“好个话头，祇欠进语。何不问为甚么不道？”曹却来进前语，师曰：“若言我不道，即哑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归举似洞山，山深肯之。罗汉宗彻禅师杭州罗汉院宗彻禅师，湖州吴氏子。上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骨剉也。”﹝师对机多用此语，时号骨剉和尚。﹞问：“如何是南宗北宗？”师曰：“心为宗。”曰：“还看教也无？”师曰：“教是心。”问：“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师曰：“烦云风卷，太虚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师曰：“一轮皎洁，万里腾光。”相国裴休居士相国裴休居士，字公美，河东闻喜人也。守新安曰，属运禅师初于岭南黄檗山舍众入大安精舍，混迹劳侣，扫洒殿堂。公入寺烧香，主事祇接。因观壁画，乃问：“是何图相？”主事对曰：“高僧真仪。”公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无对。公曰：“此间有禅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公曰：“可请求询问得否？”于是遽寻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檗曰：“请相公垂问。”公举前话，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曰：“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汨没于此乎？”寺众愕然。自此延入府署，执弟子礼，屡辞不已。复坚请住黄檗山，荐兴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顶谒，或渴闻玄论，即请入州中。公既通彻祖意，复博综教相，诸方禅学咸谓裴相不浪出黄檗之门也。至迁镇宣城，还思瞻礼，亦创精蓝，迎请居之。虽圭峰该通禅讲，为裴之所重，未若归心于黄檗而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峰碑云：“休与师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于恩为善知识，于教为内外护。”斯可见矣。仍集黄檗语要，亲书序引，冠于编首，留镇山门。又亲书大藏经五百函号，迄今宝之。又圭峰禅师著禅源诠、原人论及圆觉经疏注、法界观，皆为之序。公笃志内典，深入法会。有发愿文传于世。长庆安禅师法嗣大随法真禅师益州大随法真禅师，梓州王氏子。妙龄夙悟，决志寻师，于慧义寺出家。圆具后南游，初见药山、道吾、云岩、洞山、次至岭外大沩会下，数载食不至充，卧不求暖，清苦炼行，操履不群，沩深器之，一日问曰：“阇黎在老僧此间，不曾问一转话？”师曰：“教某甲向甚么处下口？”沩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师便作手势掩沩口。沩叹曰：“子真得共髓。”从此名传四海。尔后还蜀，寄锡天彭堋口山龙怀寺，于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后山，见一古院号大随，群峰矗秀，涧水清泠。中有一树，围四丈余。南开一门，中空无碍，不假斤斧，自然一庵。时目为木禅庵，师乃居之十余载。影不出山，声闻于外。四方玄学，千里趋风。蜀主钦尚，遗使屡徵，师皆辞以老病，署神照大师。上堂：“此性本来清净，具足万德，但以染净二缘，而有差别。故诸圣悟之，一向净用，而成觉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没溺轮回。其体不二，故般若云：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僧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师曰：“坏。”曰：“恁么则随他去也。”师曰：“随他去。”僧不肯。后到投子，举前话。子遂装香遥礼曰：“西川古佛出世。”谓其僧曰：“汝速回去忏悔。”僧回，大随师已殁。僧再至投子，子亦迁化。问：“如何是大人相？”师曰：“肚上不贴榜。”问：“僧甚处去？”曰：“西山住庵去。”师曰：“我向东山头唤汝，汝便来得么？”曰：“不然。”师曰：“汝住庵未得。”问：“生死到时如何？”师曰：“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曰：“谁受供养？”师曰：“合取钵盂。”庵侧有一龟，僧问：“一切众生皮裹骨，这个众生为甚骨裹皮？”师拈草履龟背上。僧无语。问：“如何是诸佛法要？”师举拂子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尘尾拂子。”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是我自己。”曰：“为甚么却是和尚自己？”师曰：“是汝自己？”问：“如何是大随一面事？”师曰：“东西南北。”问：“佛法遍在一切处，教学人向甚么处驻足？”师曰：“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问：“父子至亲，歧路各别时如何？”师曰：“为有父子。”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高五尺。”曰：“学人不会。”师曰：“鹘仑砖。”问：“和尚百年后法付何人？”师曰：“露柱火炉。”曰：“还受也无？”师曰：“火炉露柱。”行者领众参，师问：“参得底人唤东作甚么？”曰：“不可唤作东。”师咄曰：“臭驴汉！不唤作东唤作甚么？”者无语。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赤土画簸箕。”曰：“未审此理如何？”师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问：“僧讲甚么教法？”曰：“百法论。”师拈杖曰：“从何而起？”曰：“从缘而起。”师曰：“苦哉！苦哉！”问：“僧甚处去？”曰：“峨嵋礼普贤去。”师举拂子曰：“文殊、普贤总在这里。”僧作圆相抛向后，乃礼拜。师唤侍者取一贴茶与这僧。众僧参次，师以口作患风势，曰：“还有人医得吾口么？”众僧竞送药以至，俗士闻之，亦多送药。师并不受。七日后，师自掴口令正。乃曰：“如许多时鼓这两片皮，至今无人医得。”即端坐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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