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歌唱大地的丰收——近观鲁剧】去年以来，由山东影视机构制作的电视剧《经山历海》《温暖的味道》《好雨知时节》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一线省级卫视播出，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为建党百年的荧屏盛会增添了一抹别样亮色，为广大观众带来了极为丰富的视觉享受和精神滋养。
观照现实，是鲁剧不变的选择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亘古未变的梦想，这个梦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事件，也涌现出大量“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和事，注定被留在历史长河之中，被烙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里面是满满的关心关注和大量的真金白银，成为实现乡村脱贫奔小康的铺路石，助力千万个乡村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化茧成蝶”。人们更不会忘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抓紧精准脱贫的同时，及时提出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山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一批又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偏远落后的村庄，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勇担使命，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一个又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通过强班子、理路子、解难题、办实事，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群又一群朴实又可爱的农村干部，勇于向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宣战，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汗水，扔掉贫穷落后的大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幅幅，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温润的情感和表现手法来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用影视艺术歌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立体鲜活的新时代乡村人物图谱，也为当今的荧屏奉献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生活气息的感人故事。
《经山历海》以乡镇干部为主角，反映了以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楷坡镇百姓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把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三个村情地貌不同、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子串联起来，彰显了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这是一部讴歌奋进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与使命，体现为民情怀、主动作为的实干与担当精神，有情怀、接地气、有笑有泪、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导演杨亚洲说：“这部剧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这些剧中的人物完成蜕变，越来越像创作团队曾经采访过的那些干部、党员、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温暖的味道》则取材于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鲜活现实，讲述了商报主编兼美食博主、“第一书记”孙光明带领后石沟村走向小康生活的故事，展现了后石沟村乡亲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新发展模式，进而奔向“最美乡村”的幸福之路。《好雨知时节》则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冯天蓝，受国家政策的吸引，主动选择回到老家苹果村，把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高质量苹果种植，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该剧反映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农村的大变革，堪称一部浓缩的乡村振兴影像艺术史。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
作为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他们抱持的是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生活和人物，他们展现的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现实生活。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和诠释新时代，用感人的真实故事作为创作素材，以深度契合农村生活的逻辑及艺术，创作出有情怀、接地气、有筋骨、有热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影视剧的共同特点是抱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深入生活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正如电视剧《经山历海》原小说作家赵德发所说：“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深入体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人物群像，敏锐捕捉时代新人中的典型人物，是我们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感知着乡村的家常里短，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新时代乡村图谱。
这三部剧都立足复杂的农村社会关注乡村建设中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将新时代乡村变革记录下来，将新时代精神价值传达出来。特别是直面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过程中的艰辛和复杂。比如，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数百年遗留的家族矛盾、利益纠葛相互交织，经济发展条件各异等。和我们党的每一项事业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们既要跨越地理上的群山和大海，更要征服人生中的高山和巨浪。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正是鲁剧必须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原点。像《经山历海》既涉及乡村搬迁、暴雨救灾、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又关注物价上涨、家庭情感等“琐碎小事”。剧中人物吴小蒿也正是不断在各种博弈和角逐中寻求新的平衡，展现了乡村建设的不易和艰难。正如编剧雷娟所言，“我们的创作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温暖的味道》则真实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乡村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农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村民如何持久富裕，等等。主演靳东说：“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期待通过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能够与观众共同成长，并肩奋进，努力成长为‘中国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普及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好雨知时节》中主人公冯久旺临危受命大刀阔斧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发展，把一个只有苹果的苹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新农村。而冯久旺也在产业变革的乡村振兴中实现了个人抱负和价值，成长为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
可以说，这些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更深层次的是蕴含着乡村振兴中基层党建、干部成长、产业发展、生态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升华和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不是简单地追求好看、好卖、好玩，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变迁，让广大观众从中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深入乡村、热爱乡村。可以说，正是山东影视剧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力，成就了山东近期反映“三农”题材影视剧的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为了贴近乡村实际，《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与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12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倾听他们讲述内心的感受，将真实的素材融入故事之中；在剧本打磨阶段还邀请基层干部参与剧本的讨论，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并在创作中力求真实，从而无限接近被采访者的灵魂。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反映和体现出了深厚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山东是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汇聚之地，优秀的齐鲁文化既拥有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同时蕴含着齐文化的经世济民和务实开放。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潜心挖掘齐鲁文化深刻内涵，用心解读齐鲁文化的基因和密码，让乡村振兴题材剧释放出感动人心的文化力量。《经山历海》中吴小蒿率真的性格潜隐着诚信仁义、经世济民等精神价值，《温暖的味道》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乡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兼具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新高度。
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党性和人民性融于创作之中，精心地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以及“大”与“小”情感的关系。宏观视野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微观则是具体的事件；“大”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小”则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琐碎和个人成长。《经山历海》运用细腻的表现手法，通过点点滴滴的真实细节和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中成就影视精品，让观众在润物无声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体会人民至上的乡村振兴理念，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而《温暖的味道》则以温润人心的艺术手法，通过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特别是融入直播、民宿旅游、电商销售等时代元素，替代了传统涉农题材浓浓的泥土气息，以及农民泥裹裤腿、灰尘满衣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时尚、清爽的现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更贴近时代的新农民群像，充分展现了乡村新风貌。
用真心、诚心、匠心对待艺术和观众的创作者，社会、观众也会用热心、关心回馈他们。这几部电视剧诠释了涉农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可以自然、清新、时尚，并能直抵人心。《经山历海》首周播出收视率达到1.078%，并一直稳居高位。《温暖的味道》平均收视率为0.495%，连续数周位列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更是收获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谓是鲁剧的“破圈”之作。《好雨知时节》尽管没有取得前两部剧的骄人战绩，但也获得了不凡的收视率和较高的观众认知度。这充分说明，影视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体现真情实感，才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内心，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
发挥“影视+”社会担当
艺术从来是高尚者的行为。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尤其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挥“影视+”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像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让观众在愉悦追剧的同时，开始向往剧中的山山水水，追寻剧中可爱的人物。在每部剧热播的同时，都催生拍摄地及周边地区的文旅热。影视剧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经山历海》拍摄地日照海洋美学馆，是一处同时拥有诗与远方的外景地。人们可在此面朝大海，倚栏听涛，枕浪而眠。海洋美学馆的游泳池、游乐场、帆船、沙滩、酒店、餐厅……随着该剧的热播，这些拍摄地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了航海展览馆、美食餐厅、星空泳池、观澜咖啡、海边书院、儿童乐园、潜水探秘等特色旅游项目的火爆。
而《好雨知时节》的拍摄地栖霞市复兴村是三面环山、山清水秀的乡村，在该剧热播后也引来不少游人前来旅游。《温暖的味道》的热播更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后石沟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剧拍摄的大槐树、明清四合院、谷仓、阳光超市等布景，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凭借该剧的影响力，后石沟村举办了第一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和乡村旅游开放日活动，接待游客1.2万余人，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坚定了村民发展“乡村影视+生态旅游”的信心。该剧还改变了后石沟村村民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通过出租自住房屋、参与群演等方式增收和致富，村集体仅场地使用费一年就能增收十几万元。后石沟村从山区腹地发展为乡村影视基地，这正是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光明日报》对此评价说“引进一部剧，搞活一个村。”
观照现实，是鲁剧不变的选择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亘古未变的梦想，这个梦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事件，也涌现出大量“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和事，注定被留在历史长河之中，被烙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里面是满满的关心关注和大量的真金白银，成为实现乡村脱贫奔小康的铺路石，助力千万个乡村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化茧成蝶”。人们更不会忘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抓紧精准脱贫的同时，及时提出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山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一批又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偏远落后的村庄，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勇担使命，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一个又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通过强班子、理路子、解难题、办实事，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群又一群朴实又可爱的农村干部，勇于向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宣战，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汗水，扔掉贫穷落后的大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幅幅，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温润的情感和表现手法来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用影视艺术歌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立体鲜活的新时代乡村人物图谱，也为当今的荧屏奉献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生活气息的感人故事。
《经山历海》以乡镇干部为主角，反映了以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楷坡镇百姓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把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三个村情地貌不同、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子串联起来，彰显了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这是一部讴歌奋进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与使命，体现为民情怀、主动作为的实干与担当精神，有情怀、接地气、有笑有泪、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导演杨亚洲说：“这部剧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这些剧中的人物完成蜕变，越来越像创作团队曾经采访过的那些干部、党员、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温暖的味道》则取材于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鲜活现实，讲述了商报主编兼美食博主、“第一书记”孙光明带领后石沟村走向小康生活的故事，展现了后石沟村乡亲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新发展模式，进而奔向“最美乡村”的幸福之路。《好雨知时节》则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冯天蓝，受国家政策的吸引，主动选择回到老家苹果村，把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高质量苹果种植，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该剧反映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农村的大变革，堪称一部浓缩的乡村振兴影像艺术史。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
作为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他们抱持的是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生活和人物，他们展现的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现实生活。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和诠释新时代，用感人的真实故事作为创作素材，以深度契合农村生活的逻辑及艺术，创作出有情怀、接地气、有筋骨、有热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影视剧的共同特点是抱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深入生活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正如电视剧《经山历海》原小说作家赵德发所说：“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深入体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人物群像，敏锐捕捉时代新人中的典型人物，是我们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感知着乡村的家常里短，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新时代乡村图谱。
这三部剧都立足复杂的农村社会关注乡村建设中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将新时代乡村变革记录下来，将新时代精神价值传达出来。特别是直面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过程中的艰辛和复杂。比如，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数百年遗留的家族矛盾、利益纠葛相互交织，经济发展条件各异等。和我们党的每一项事业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们既要跨越地理上的群山和大海，更要征服人生中的高山和巨浪。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正是鲁剧必须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原点。像《经山历海》既涉及乡村搬迁、暴雨救灾、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又关注物价上涨、家庭情感等“琐碎小事”。剧中人物吴小蒿也正是不断在各种博弈和角逐中寻求新的平衡，展现了乡村建设的不易和艰难。正如编剧雷娟所言，“我们的创作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温暖的味道》则真实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乡村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农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村民如何持久富裕，等等。主演靳东说：“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期待通过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能够与观众共同成长，并肩奋进，努力成长为‘中国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普及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好雨知时节》中主人公冯久旺临危受命大刀阔斧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发展，把一个只有苹果的苹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新农村。而冯久旺也在产业变革的乡村振兴中实现了个人抱负和价值，成长为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
可以说，这些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更深层次的是蕴含着乡村振兴中基层党建、干部成长、产业发展、生态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升华和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不是简单地追求好看、好卖、好玩，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变迁，让广大观众从中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深入乡村、热爱乡村。可以说，正是山东影视剧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力，成就了山东近期反映“三农”题材影视剧的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为了贴近乡村实际，《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与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12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倾听他们讲述内心的感受，将真实的素材融入故事之中；在剧本打磨阶段还邀请基层干部参与剧本的讨论，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并在创作中力求真实，从而无限接近被采访者的灵魂。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反映和体现出了深厚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山东是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汇聚之地，优秀的齐鲁文化既拥有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同时蕴含着齐文化的经世济民和务实开放。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潜心挖掘齐鲁文化深刻内涵，用心解读齐鲁文化的基因和密码，让乡村振兴题材剧释放出感动人心的文化力量。《经山历海》中吴小蒿率真的性格潜隐着诚信仁义、经世济民等精神价值，《温暖的味道》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乡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兼具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新高度。
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党性和人民性融于创作之中，精心地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以及“大”与“小”情感的关系。宏观视野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微观则是具体的事件；“大”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小”则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琐碎和个人成长。《经山历海》运用细腻的表现手法，通过点点滴滴的真实细节和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中成就影视精品，让观众在润物无声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体会人民至上的乡村振兴理念，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而《温暖的味道》则以温润人心的艺术手法，通过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特别是融入直播、民宿旅游、电商销售等时代元素，替代了传统涉农题材浓浓的泥土气息，以及农民泥裹裤腿、灰尘满衣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时尚、清爽的现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更贴近时代的新农民群像，充分展现了乡村新风貌。
用真心、诚心、匠心对待艺术和观众的创作者，社会、观众也会用热心、关心回馈他们。这几部电视剧诠释了涉农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可以自然、清新、时尚，并能直抵人心。《经山历海》首周播出收视率达到1.078%，并一直稳居高位。《温暖的味道》平均收视率为0.495%，连续数周位列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更是收获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谓是鲁剧的“破圈”之作。《好雨知时节》尽管没有取得前两部剧的骄人战绩，但也获得了不凡的收视率和较高的观众认知度。这充分说明，影视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体现真情实感，才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内心，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
发挥“影视+”社会担当
艺术从来是高尚者的行为。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尤其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挥“影视+”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像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让观众在愉悦追剧的同时，开始向往剧中的山山水水，追寻剧中可爱的人物。在每部剧热播的同时，都催生拍摄地及周边地区的文旅热。影视剧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经山历海》拍摄地日照海洋美学馆，是一处同时拥有诗与远方的外景地。人们可在此面朝大海，倚栏听涛，枕浪而眠。海洋美学馆的游泳池、游乐场、帆船、沙滩、酒店、餐厅……随着该剧的热播，这些拍摄地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了航海展览馆、美食餐厅、星空泳池、观澜咖啡、海边书院、儿童乐园、潜水探秘等特色旅游项目的火爆。
而《好雨知时节》的拍摄地栖霞市复兴村是三面环山、山清水秀的乡村，在该剧热播后也引来不少游人前来旅游。《温暖的味道》的热播更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后石沟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剧拍摄的大槐树、明清四合院、谷仓、阳光超市等布景，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凭借该剧的影响力，后石沟村举办了第一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和乡村旅游开放日活动，接待游客1.2万余人，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坚定了村民发展“乡村影视+生态旅游”的信心。该剧还改变了后石沟村村民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通过出租自住房屋、参与群演等方式增收和致富，村集体仅场地使用费一年就能增收十几万元。后石沟村从山区腹地发展为乡村影视基地，这正是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光明日报》对此评价说“引进一部剧，搞活一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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