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命运的酒杯越苦涩，我们倒越应该张着笑脸向人
我们源自何方？
源自爱。
我们缘何迷失？
匮乏爱。
是什么助我们超越？
是爱。
我们如何找寻爱？
凭着爱。
我们何故长久哭泣？
因为爱
我们何以结成同心？
因为爱。
（歌德诗歌，译者：黄雪媛）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歌德都是德意志文化史上一个难以逾越、无可比拟的人物，他属于“一次性”的天才现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歌德当然首先是超凡脱俗的世界级诗人，他一生写下两千五百多首诗。无论何时何地，歌德总能即兴赋咏，信手拈来皆是“诗”。歌德在诗里吸饮纯洁生命的欢悦和痛苦，但他血液里除了奔腾荡漾的诗兴，也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现实客观的注目。“诗既美又善，但它无法引导生命。谁若仅懂得文学，就对生活知之甚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也是生活观。歌德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诗人和世俗生活并不相悖。尽管他承认，他真正的快乐来自“诗意的冥想与创作”，但我们知道歌德的“副业”不止一桩，且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他是殚精竭虑的宫廷枢密顾问，孜孜不倦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乐趣无穷的生活家和收藏家，以及，无可否认的：歌德也是一生恋爱无数的情圣。如果说浮士德代表着歌德形而上的一面，那么梅菲斯托就是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歌德是极少数把灵魂与肉体、精神创造与世俗生活融合得极为高明的幸运者。
歌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被视为圣哲，被奉为“半神”。青年歌德的丰神俊朗、活泼狂野，令无数男女为其风采才华倾倒；25岁，少年维特横空出世，一句“我返回自身，发现了一个世界”，让世人耳目一新！不必说18岁的魏玛大公对歌德爱慕有加，一生厚待，就连拿破仑也不甘落后，声称自己至少读过七遍“维特”；中年歌德堪称“当世大儒”：博学多才，沉稳优雅；他携手青年席勒，把德国文学推向巅峰时代，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老年歌德俨然如“国王”，沉默寡言，威仪万千，令人膜拜又令人畏惧，是思想的丰碑亦是新生力量的障碍，以至于1832年歌德逝世之后，整个德国知识文化界沉浸于悲伤的同时，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一个漫长的“歌德时代”终于结束了。
爱成就了歌德，助推了他的天才之喷薄。但我们不要忘了，歌德的一生也是辛劳的一生。老年歌德有一回向他的秘书艾克曼博士倾吐：“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
在《歌德在法国》一书论述了德国伟大作家歌德及其作品在法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以及法国文学与歌德文学的亲缘关系。该书共有四个部分，分别详尽地论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法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过程；论述了歌德作为剧作家与抒情诗人，既引领了戏剧的变革，又为处于萌芽阶段的浪漫主义文学指明了方向；论述了歌德在哲学、自然科学、诗歌形式等领域里所做出的全新探索；剖析了歌德伟大的人格魅力。
跟着小编来一探究竟吧！
（文章节选自《文汇报》）
前言
歌德曾两度在法国生活：1770年9月22日，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注册，成为法律系一名学生，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1792年8月27日，他满怀好奇与怀疑，参加了长达几个星期的探险旅行，越过隆维。可以勉强地说“歌德在法国”这个题目涉及的是他的作品和个性在法国的声誉以及对法国的影响，但是完全没有谈到德国诗人在法国度过的两段时光。因为歌德也许从这两段时光里获得了学问上的某些长进，但是似乎他在法国的知名度并未因此而得到提升。由此是否需要像圣伯夫那般深感遗憾？圣伯夫认为，接近1786年时，就在歌德的意大利之行前，歌德没能有机会来到巴黎并住上一年半载，没能像“众多外国名人”那样在巴黎名声大噪并最终成为“法国的一分子”，这让人倍感遗憾。许雅尔早就对歌德没有来“跟狄德罗畅谈一番”而倍感惋惜。1808年，拿破仑竭力劝说他到巴黎定居，塔尔玛向《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文简称《维特》)的作者保证巴黎人民热爱他。1825年前夕，《世纪报》发起了令人赞赏的智力拓展运动，《浮士德》的作者受到了那些最精明的浪漫主义理论家的热烈欢迎。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歌德那个时期来到巴黎，或许欢迎阵仗不如之后沃尔特·司各特来访时那般声势浩大，但也许更具惺惺相惜之情。一些贵族、资产阶级府邸，一些编辑室会庆祝作家或者大公
大公：指魏玛公国大公奥古斯特。1775年，26岁的歌德应他的邀请来到魏玛，深受其信任和爱戴。歌德在魏玛度过了一生的绝大部分，创作了流传千古的巨著《浮士德》以及其他著作。——译者注
朋友的到来；夏多布里昂或许会为了外国贵宾，甘愿一两晚不做森林修道院沙龙的中心……
但是就算歌德真的曾经到访过巴黎，法国民众就能够体会到德国诗人的真正价值吗？法国就可以摆脱圣伯夫贴上的“拼读歌德”的标签了吗？这很值得商榷。我们怀揣着种种设想，哀叹在这位大师声名大噪之时，没有评论家在法国提及他，就像英格兰的卡莱尔或者美国的爱默生那样，有兴趣、有能力去领悟、宣告歌德的绝对价值。“简单说来，他就是哲学界可以称之为人的典型作家范例”；“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世界精神’的秘密”。这些描述看似晦涩难懂，尤其第一句，是拿破仑名言的改编，但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界来说，它们却能够有力、持续地总结人们试图在歌德身上寻找的最深刻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持续研究的结果，并非一下子就得出的结论。这些持续研究在法国是文学财富史和德国诗人成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歌德与大家对他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是一代代文人仍旧在“拼读”他。1825年到1840年，即使几位法国人提及他的全部作品，但是人们还是持续不断地对某一部分或者某一细节表示好奇，比如：维特仰天痛哭的窗口；《浮士德》中让人眩晕的螺旋；庙宇洁净的三角楣，伊菲格尼在那里幻想；《植物形变论》中花园里的亭子；《谈话录》中的挑高房间。因为十分确定的是，当一个文学时期发现、兼并了异国的思想或者形式，经过自己的组织发展，只会领略以及真正采纳带有自身直觉和渴望的因素。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我们或许会赞扬外来的影响“解放”了一种文学，或许会指责它将一种文学“引入歧途”，总之，这些影响只会顺应这种文学的发展趋势。这些影响让我们了解自己，根据巴斯卡尔的说法，“它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好”。其实，由此可知智力行为如同个体精神命运，我们给出建议，但不会激励任何行为。此处的建议就是来自另外一个文明体系的作品，这些作品蓄势待发，有时来势凶猛，在法国仍旧处在可控范围之内。有这样一句东方谚语：“一棵无花果树看着邻树上的无花果,就变得硕果累累了……”
可以将这项研究的细节分散到总体划分的某些部分去分析：总体划分建立在法国对歌德主要印象的基础之上。这完全是按照年代顺序进行的，因为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在法国从什么时候对歌德的常用称呼由“《维特》的作者”变成了“《浮士德》的作者”；还有其他不是那么明显的类似迹象，同样也展现出天才歌德的方方面面是如何一步步地吸引我们的目光的。一方面，不能将某部作品的影响局限到某个时期：《维特》仍旧能博得敏感的年轻人的同情；《浮士德》仍旧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戏剧，试图成为人类本身命运的象征。另一方面，在歌德某一方面影响最深的时期，有人仍旧会预测或者揣测接下来他的哪个方面将会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歌德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们几乎只把他看作《维特》的作者，斯塔尔夫人却认为他同时还是戏剧家、诗人，之后浪漫主义改革者也这样认为。J.-J.安贝儿超越他那个文学时代，1830年领略到了《浮士德》中的怪诞，看出几个隐藏的象征；泰纳和蒙泰居理解了智力和精神教育的忠告，然而在1860年大部分人眼中，“魏玛的朱庇特”“伟大的奥林匹斯神”表现出冷漠无情的姿态。尽管这些预见目光更加敏锐或者更加灵通，但无论如何都有一个主要导向、一个短时特点指引现代最复杂的智慧作品的某一因素对法国思想界产生影响。本书试图依次详述这些影响，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这种依次叙述的方法是突出歌德主要意义、凸显其真实生动的强烈感情的最好方式。
我要保持警惕，避免自己陷入两种诡辩。第一种就是假定“法国思想界”“法国精神面貌”这样一些独立概念，它们与作家的思想紧密相连。有必要说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出于演讲的需求时才被允许吗？有必要说因为我们谈论歌德，一个在他的国家、在他那个时期如此“孤独”的歌德，所以我们有可能越是不会完全相信这个观念吗？然而必须承认，某些独立派人士，比如热拉尔·德·内瓦尔，个别人，比如爱弥尔·蒙泰居，他们微弱的呼声也赢得了一点点赞同。同时还得承认，种种错综复杂的理由使得最优雅、最团结的人士都无法摆脱影响和决定的印记。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报界，尤其是持续关注此项研究的日报，提供了大量的普遍观点；连载在期刊上的文章能够得到比较公正的解读，就像是说明团体内上至经理、下至忠实订户都接受的一个思想。
第二种我要十分警惕的诡辩，就是根据法国作家眼中的歌德的智慧和感情去颂扬或者去指责。不管是夏多布里昂还是埃德蒙·谢雷，他们都完全没有领会《伊菲格尼》的诗人；不管是拉克雷泰尔还是巴尔贝·多尔维利，他们都没有理解他。这些现象可以用秉性不合或者思想匮乏、信息缺乏来解释，但绝不能认为歌德受到冷待：最公正的评论家表达了十分美好的见解，为了让历史学家不会因为一点点公正而大肆渲染。
歌德从法国获益良多。他喜欢它的社会文化；从狄德罗到《世纪报》上的“年轻人们”，他一直对他们思想的灵活碰撞感兴趣。我相信法语很有魅力，马修·阿诺德认为这是法国民族特色。歌德惊叹地追随过拿破仑惊人的轨迹，他认为时势既是超级人类命运的象征，也是惩罚。他很早就学会如何领略法国戏剧的简洁有力。以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18世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在思维和形式的不断循环中，歌德从法国思想和艺术中获益良多。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法国和德国共同培养出来的，是两国的参与者，由此受到双重推力。”无论如何，无法假设、想象歌德生活在一个没有法国作为邻国、作为智慧对手、作为补充的德国。这位德国伟人欠法国的债，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在125年间偿还的。
END
歌德在法国
书号：978-7-5117-3741-0
定价：95元
购买链接：
https://t.cn/AikstY26
I will no longer, as has ever been my habit, continue to ruminate on every petty vexation which fortune may dispense; I will enjoy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shall be for me the past.
我绝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不幸拿来反复咀嚼(念念不忘)；我要享受现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 《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们源自何方？
源自爱。
我们缘何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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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助我们超越？
是爱。
我们如何找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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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
我们何以结成同心？
因为爱。
（歌德诗歌，译者：黄雪媛）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歌德都是德意志文化史上一个难以逾越、无可比拟的人物，他属于“一次性”的天才现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歌德当然首先是超凡脱俗的世界级诗人，他一生写下两千五百多首诗。无论何时何地，歌德总能即兴赋咏，信手拈来皆是“诗”。歌德在诗里吸饮纯洁生命的欢悦和痛苦，但他血液里除了奔腾荡漾的诗兴，也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现实客观的注目。“诗既美又善，但它无法引导生命。谁若仅懂得文学，就对生活知之甚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也是生活观。歌德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诗人和世俗生活并不相悖。尽管他承认，他真正的快乐来自“诗意的冥想与创作”，但我们知道歌德的“副业”不止一桩，且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他是殚精竭虑的宫廷枢密顾问，孜孜不倦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乐趣无穷的生活家和收藏家，以及，无可否认的：歌德也是一生恋爱无数的情圣。如果说浮士德代表着歌德形而上的一面，那么梅菲斯托就是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歌德是极少数把灵魂与肉体、精神创造与世俗生活融合得极为高明的幸运者。
歌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被视为圣哲，被奉为“半神”。青年歌德的丰神俊朗、活泼狂野，令无数男女为其风采才华倾倒；25岁，少年维特横空出世，一句“我返回自身，发现了一个世界”，让世人耳目一新！不必说18岁的魏玛大公对歌德爱慕有加，一生厚待，就连拿破仑也不甘落后，声称自己至少读过七遍“维特”；中年歌德堪称“当世大儒”：博学多才，沉稳优雅；他携手青年席勒，把德国文学推向巅峰时代，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老年歌德俨然如“国王”，沉默寡言，威仪万千，令人膜拜又令人畏惧，是思想的丰碑亦是新生力量的障碍，以至于1832年歌德逝世之后，整个德国知识文化界沉浸于悲伤的同时，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一个漫长的“歌德时代”终于结束了。
爱成就了歌德，助推了他的天才之喷薄。但我们不要忘了，歌德的一生也是辛劳的一生。老年歌德有一回向他的秘书艾克曼博士倾吐：“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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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曾两度在法国生活：1770年9月22日，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注册，成为法律系一名学生，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1792年8月27日，他满怀好奇与怀疑，参加了长达几个星期的探险旅行，越过隆维。可以勉强地说“歌德在法国”这个题目涉及的是他的作品和个性在法国的声誉以及对法国的影响，但是完全没有谈到德国诗人在法国度过的两段时光。因为歌德也许从这两段时光里获得了学问上的某些长进，但是似乎他在法国的知名度并未因此而得到提升。由此是否需要像圣伯夫那般深感遗憾？圣伯夫认为，接近1786年时，就在歌德的意大利之行前，歌德没能有机会来到巴黎并住上一年半载，没能像“众多外国名人”那样在巴黎名声大噪并最终成为“法国的一分子”，这让人倍感遗憾。许雅尔早就对歌德没有来“跟狄德罗畅谈一番”而倍感惋惜。1808年，拿破仑竭力劝说他到巴黎定居，塔尔玛向《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文简称《维特》)的作者保证巴黎人民热爱他。1825年前夕，《世纪报》发起了令人赞赏的智力拓展运动，《浮士德》的作者受到了那些最精明的浪漫主义理论家的热烈欢迎。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歌德那个时期来到巴黎，或许欢迎阵仗不如之后沃尔特·司各特来访时那般声势浩大，但也许更具惺惺相惜之情。一些贵族、资产阶级府邸，一些编辑室会庆祝作家或者大公
大公：指魏玛公国大公奥古斯特。1775年，26岁的歌德应他的邀请来到魏玛，深受其信任和爱戴。歌德在魏玛度过了一生的绝大部分，创作了流传千古的巨著《浮士德》以及其他著作。——译者注
朋友的到来；夏多布里昂或许会为了外国贵宾，甘愿一两晚不做森林修道院沙龙的中心……
但是就算歌德真的曾经到访过巴黎，法国民众就能够体会到德国诗人的真正价值吗？法国就可以摆脱圣伯夫贴上的“拼读歌德”的标签了吗？这很值得商榷。我们怀揣着种种设想，哀叹在这位大师声名大噪之时，没有评论家在法国提及他，就像英格兰的卡莱尔或者美国的爱默生那样，有兴趣、有能力去领悟、宣告歌德的绝对价值。“简单说来，他就是哲学界可以称之为人的典型作家范例”；“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世界精神’的秘密”。这些描述看似晦涩难懂，尤其第一句，是拿破仑名言的改编，但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界来说，它们却能够有力、持续地总结人们试图在歌德身上寻找的最深刻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持续研究的结果，并非一下子就得出的结论。这些持续研究在法国是文学财富史和德国诗人成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歌德与大家对他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是一代代文人仍旧在“拼读”他。1825年到1840年，即使几位法国人提及他的全部作品，但是人们还是持续不断地对某一部分或者某一细节表示好奇，比如：维特仰天痛哭的窗口；《浮士德》中让人眩晕的螺旋；庙宇洁净的三角楣，伊菲格尼在那里幻想；《植物形变论》中花园里的亭子；《谈话录》中的挑高房间。因为十分确定的是，当一个文学时期发现、兼并了异国的思想或者形式，经过自己的组织发展，只会领略以及真正采纳带有自身直觉和渴望的因素。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我们或许会赞扬外来的影响“解放”了一种文学，或许会指责它将一种文学“引入歧途”，总之，这些影响只会顺应这种文学的发展趋势。这些影响让我们了解自己，根据巴斯卡尔的说法，“它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好”。其实，由此可知智力行为如同个体精神命运，我们给出建议，但不会激励任何行为。此处的建议就是来自另外一个文明体系的作品，这些作品蓄势待发，有时来势凶猛，在法国仍旧处在可控范围之内。有这样一句东方谚语：“一棵无花果树看着邻树上的无花果,就变得硕果累累了……”
可以将这项研究的细节分散到总体划分的某些部分去分析：总体划分建立在法国对歌德主要印象的基础之上。这完全是按照年代顺序进行的，因为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在法国从什么时候对歌德的常用称呼由“《维特》的作者”变成了“《浮士德》的作者”；还有其他不是那么明显的类似迹象，同样也展现出天才歌德的方方面面是如何一步步地吸引我们的目光的。一方面，不能将某部作品的影响局限到某个时期：《维特》仍旧能博得敏感的年轻人的同情；《浮士德》仍旧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戏剧，试图成为人类本身命运的象征。另一方面，在歌德某一方面影响最深的时期，有人仍旧会预测或者揣测接下来他的哪个方面将会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歌德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们几乎只把他看作《维特》的作者，斯塔尔夫人却认为他同时还是戏剧家、诗人，之后浪漫主义改革者也这样认为。J.-J.安贝儿超越他那个文学时代，1830年领略到了《浮士德》中的怪诞，看出几个隐藏的象征；泰纳和蒙泰居理解了智力和精神教育的忠告，然而在1860年大部分人眼中，“魏玛的朱庇特”“伟大的奥林匹斯神”表现出冷漠无情的姿态。尽管这些预见目光更加敏锐或者更加灵通，但无论如何都有一个主要导向、一个短时特点指引现代最复杂的智慧作品的某一因素对法国思想界产生影响。本书试图依次详述这些影响，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这种依次叙述的方法是突出歌德主要意义、凸显其真实生动的强烈感情的最好方式。
我要保持警惕，避免自己陷入两种诡辩。第一种就是假定“法国思想界”“法国精神面貌”这样一些独立概念，它们与作家的思想紧密相连。有必要说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出于演讲的需求时才被允许吗？有必要说因为我们谈论歌德，一个在他的国家、在他那个时期如此“孤独”的歌德，所以我们有可能越是不会完全相信这个观念吗？然而必须承认，某些独立派人士，比如热拉尔·德·内瓦尔，个别人，比如爱弥尔·蒙泰居，他们微弱的呼声也赢得了一点点赞同。同时还得承认，种种错综复杂的理由使得最优雅、最团结的人士都无法摆脱影响和决定的印记。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报界，尤其是持续关注此项研究的日报，提供了大量的普遍观点；连载在期刊上的文章能够得到比较公正的解读，就像是说明团体内上至经理、下至忠实订户都接受的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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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网上有狗咬人的新闻，用有不少人在下面评论：爱狗人士出来一下，那些把狗当家人的怎么不说话了？巴拉巴拉的。
狗吧，之所以是狗，他还有野性，他的智商还不够，有些事不能用行为学解释，人还有控制不住发火的时候，狗就不能发个神经？这要解释啥？谁犯错，谁负责，到是否需要抵命，这就涉及到法律中的量刑。请这些个杠精带脑子，当然，可能因为脑回路的关系，杠精根本就不能跟我沟通。
狗吧，之所以是狗，他还有野性，他的智商还不够，有些事不能用行为学解释，人还有控制不住发火的时候，狗就不能发个神经？这要解释啥？谁犯错，谁负责，到是否需要抵命，这就涉及到法律中的量刑。请这些个杠精带脑子，当然，可能因为脑回路的关系，杠精根本就不能跟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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