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之光 文明之源：在博物馆里看历史（禹会篇）】
蚌埠市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禹会展厅
大禹，治水英雄，夏朝开创者，中华人文始祖之一。自古以来关于他的传说和遗迹甚多。蚌埠大禹文化底蕴深厚，其中涂山和禹会村遗址，是经历史传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实的大禹娶妻生子和会盟诸侯所在。
涂山位于蚌埠市西郊淮河南岸，上古时期东夷中一个强大的氏族——涂山氏，因其而得名。涂山氏势力范围遍及淮河中下游，涂山地区为其政治中心。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与涂山氏女两情相悦，结为夫妇，生子启。在涂山氏女和涂山氏族的无私支持下，大禹一心为公，劈山导淮，成功拯救百姓于水患，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言。
为缅怀大禹和涂山氏女的功绩，汉初刘邦下令在涂山之巅修建禹王宫。自汉至今，禹王宫虽经多次损毁重修，依然香火鼎盛。涂山南麓，有启母石慈祥端坐在山崖上，传说是涂山氏女在这里焦急等待未归丈夫朝思暮想所化。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淮河两岸群众都会自发到此参加盛大的涂山禹王庙会——朝禹会，永怀大禹治水之功德。
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凭借着杰出的功绩成为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各方首领相会涂山，向禹称臣纳贡，确立了禹天下共主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大禹去世后传位于子启，拉开了家天下的序幕。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夏之兴也以涂山”。由此可见，作为华夏兴起的之地的涂山，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由于涂山的重要历史地位，汉唐以来就出现了关于涂山的地望之争。4000多年后，大禹曾经建功立业的淮水之滨，蚌埠涂山脚下，聚集了学术界学者的目光，禹会村遗址成功发掘，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提供强有力的考古实证，也让更多人确信禹合诸侯的涂山就在蚌埠境内。
禹会村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于 1985 年蚌埠市文物普查时确定。2007 年 4月-6 月，被列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考古发掘。
“禹会村”由来已久。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将这里称为“禹墟”，晋司马炎太康年间的《太康地志》载：涂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说明这里至迟在汉代就已被称为禹会村。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呈南北长条形分布于淮河东岸的禹会村之南，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约25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当时重要而神圣的场所，显示出宏大的祭祀规模，展现了复杂的祭拜内容。
台基北宽南窄，略呈“Т”字形，南北长 108 米。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轴线部位，从北往南依次排列有凹槽、凸岭、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 50 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柱坑 。
其二，大型祭祀沟以及沟内种类繁多的祭祀器具，涵括了祭祀过程中的诸多信息。
祭祀沟内填土夹杂大量的草木灰、炭屑等，包含大量被火烧过的哺乳动物的牙齿及骨骼，同时还有丰富的陶器碎片。从出土器物特点可知，沟内陶器很可能是专为祭祀活动而烧制，并非日常生活实用器。
第三、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多处，是祭祀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陶器具有中原地区、黄河下游、苏北、长江流域、江汉平原等地不同文化特征，是文化交融、碰撞和影响的实物见证。
2号祭祀坑器物出土现象。祭祀坑位于相距祭祀台基西南部，可能当时在祭祀坑与祭祀台基处的活动是在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同时进行的。
第四、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再现了当时人们短期的居住行为，进一步表明了禹会村遗址的临时性性质。
房址布局现象。工棚式建筑有三处，面积为 80-100 平方米不等。遗迹中发现有墙基槽和排列不甚规则的柱洞，没有发现与生活相关的遗迹，表现出短期或临时性的特征。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制作精致、工艺讲究，是具有礼器性的器物；但还有一部分陶质疏松，烧成温度低，器形较大，不便于携带，多为非实用器，是专为祭祀而作。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几乎涵盖了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龙山文化、苏北及环太湖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因素，同时与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也存在密切联系。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在蚌埠举行，严文明、李伯谦、王巍等来自北京、山东、河南等数十个省市的近60位专家学者围绕禹会遗址的年代、祭坛的性质等内容做深入分析，一致认为：涂山在蚌埠最可信，“禹会涂山”在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见证着公元前2千年前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强势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播和势力的扩张，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也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为国家起源说提供了学术支撑，淮河流域是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在禹会村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核心区发现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再次为“大禹治水”“禹会涂山”等古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大禹，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他在治水和治国过程中展现出来高尚的精神品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他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展现出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他总结经验，分流疏导展现出尊重自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迎难而上，突破传统治水理念展现出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展现出勤于修身、以身垂范的敬业精神；他为民治水，受万邦拥护展现出以民为本，团结和睦的和谐精神。大禹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禹风厚德，千百年来已深深植根于蚌埠这片土地，成为蚌埠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大禹精神也是新时期蚌埠市奋力打造“三地一区”两中心、实现“五个更加”的不竭精神源泉，深入挖掘、研究、传承、弘扬好大禹精神，是每个蚌埠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珠城文旅、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市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禹会展厅
大禹，治水英雄，夏朝开创者，中华人文始祖之一。自古以来关于他的传说和遗迹甚多。蚌埠大禹文化底蕴深厚，其中涂山和禹会村遗址，是经历史传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实的大禹娶妻生子和会盟诸侯所在。
涂山位于蚌埠市西郊淮河南岸，上古时期东夷中一个强大的氏族——涂山氏，因其而得名。涂山氏势力范围遍及淮河中下游，涂山地区为其政治中心。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与涂山氏女两情相悦，结为夫妇，生子启。在涂山氏女和涂山氏族的无私支持下，大禹一心为公，劈山导淮，成功拯救百姓于水患，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言。
为缅怀大禹和涂山氏女的功绩，汉初刘邦下令在涂山之巅修建禹王宫。自汉至今，禹王宫虽经多次损毁重修，依然香火鼎盛。涂山南麓，有启母石慈祥端坐在山崖上，传说是涂山氏女在这里焦急等待未归丈夫朝思暮想所化。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淮河两岸群众都会自发到此参加盛大的涂山禹王庙会——朝禹会，永怀大禹治水之功德。
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凭借着杰出的功绩成为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各方首领相会涂山，向禹称臣纳贡，确立了禹天下共主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大禹去世后传位于子启，拉开了家天下的序幕。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夏之兴也以涂山”。由此可见，作为华夏兴起的之地的涂山，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由于涂山的重要历史地位，汉唐以来就出现了关于涂山的地望之争。4000多年后，大禹曾经建功立业的淮水之滨，蚌埠涂山脚下，聚集了学术界学者的目光，禹会村遗址成功发掘，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提供强有力的考古实证，也让更多人确信禹合诸侯的涂山就在蚌埠境内。
禹会村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于 1985 年蚌埠市文物普查时确定。2007 年 4月-6 月，被列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考古发掘。
“禹会村”由来已久。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将这里称为“禹墟”，晋司马炎太康年间的《太康地志》载：涂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说明这里至迟在汉代就已被称为禹会村。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呈南北长条形分布于淮河东岸的禹会村之南，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约25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当时重要而神圣的场所，显示出宏大的祭祀规模，展现了复杂的祭拜内容。
台基北宽南窄，略呈“Т”字形，南北长 108 米。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轴线部位，从北往南依次排列有凹槽、凸岭、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 50 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柱坑 。
其二，大型祭祀沟以及沟内种类繁多的祭祀器具，涵括了祭祀过程中的诸多信息。
祭祀沟内填土夹杂大量的草木灰、炭屑等，包含大量被火烧过的哺乳动物的牙齿及骨骼，同时还有丰富的陶器碎片。从出土器物特点可知，沟内陶器很可能是专为祭祀活动而烧制，并非日常生活实用器。
第三、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多处，是祭祀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陶器具有中原地区、黄河下游、苏北、长江流域、江汉平原等地不同文化特征，是文化交融、碰撞和影响的实物见证。
2号祭祀坑器物出土现象。祭祀坑位于相距祭祀台基西南部，可能当时在祭祀坑与祭祀台基处的活动是在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同时进行的。
第四、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再现了当时人们短期的居住行为，进一步表明了禹会村遗址的临时性性质。
房址布局现象。工棚式建筑有三处，面积为 80-100 平方米不等。遗迹中发现有墙基槽和排列不甚规则的柱洞，没有发现与生活相关的遗迹，表现出短期或临时性的特征。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制作精致、工艺讲究，是具有礼器性的器物；但还有一部分陶质疏松，烧成温度低，器形较大，不便于携带，多为非实用器，是专为祭祀而作。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几乎涵盖了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龙山文化、苏北及环太湖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因素，同时与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也存在密切联系。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在蚌埠举行，严文明、李伯谦、王巍等来自北京、山东、河南等数十个省市的近60位专家学者围绕禹会遗址的年代、祭坛的性质等内容做深入分析，一致认为：涂山在蚌埠最可信，“禹会涂山”在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见证着公元前2千年前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强势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播和势力的扩张，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也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为国家起源说提供了学术支撑，淮河流域是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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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生活# 【“中国”之名 源于中原】中华文明是绵延五千年以上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之名的出现和形成，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我们引为自豪的“中国”之名，也起源于中原。这是中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是鼓舞今日中原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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