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 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 “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 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贪凶，名声 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 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 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 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 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 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 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 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 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 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 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婬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 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 偏，穷则弃而儑。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 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 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 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 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 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 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 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 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 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 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 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 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 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 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 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 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 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 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 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 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 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 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 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 ?不如盗也。#阳光信用##每日一善#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 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 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 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 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 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 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 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 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婬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 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 偏，穷则弃而儑。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 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 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 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 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 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 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 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 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 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 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 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 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 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 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 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 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 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 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 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 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 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 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 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 ?不如盗也。#阳光信用##每日一善#
《六国论》
宋·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
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背景】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六国论》选自《嘉佑集》卷三。这是苏洵所写的《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共10篇，都是史论的性质。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名家点评】欧阳修：“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
朱川：“借六国赂秦而灭，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愤，可谓深谋先见之智。”
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评价】本文为论说文，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堪称古代论说文的典范。

06
《陋室铭》
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背景】这篇短文是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
【评价】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四字句、五字句，有对偶句，有排比句，只有最后一句是散文句式，句式整齐而又富于变化，文字精练而又清丽，音调和谐，音节铿锵。
【感悟】善待自己，别被别人左右。一个乐观的中年人，会用热情来浇灌生活，把日常的无趣活成了愉悦，把平凡的琐碎看成了安好，把人生的坎坷编成了花环。爱生活的人，必被生活所爱。
宋·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
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背景】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六国论》选自《嘉佑集》卷三。这是苏洵所写的《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共10篇，都是史论的性质。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名家点评】欧阳修：“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
朱川：“借六国赂秦而灭，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愤，可谓深谋先见之智。”
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评价】本文为论说文，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堪称古代论说文的典范。

06
《陋室铭》
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背景】这篇短文是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
【评价】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四字句、五字句，有对偶句，有排比句，只有最后一句是散文句式，句式整齐而又富于变化，文字精练而又清丽，音调和谐，音节铿锵。
【感悟】善待自己，别被别人左右。一个乐观的中年人，会用热情来浇灌生活，把日常的无趣活成了愉悦，把平凡的琐碎看成了安好，把人生的坎坷编成了花环。爱生活的人，必被生活所爱。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