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严重 联合国报告：全球每10人中有2人吃不饱饭】在逾20国宣布禁止粮食出口后，全球粮食不仅短缺，价格也水涨船高。联合国近日发布报告警告称，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多达17亿人正在承受着贫困和饥饿问题，相当于每10个人中就有2个人吃不饱饭。
全球多达17亿人正承受饥饿问题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截至5月底，大豆、小麦、玉米的期货价格自2022年年初以来已上涨超29%、30%和50%，如果拉长时间看，小麦、玉米近2年来涨幅均超过100%。当前全球粮食价格已创下20年以来的新高。
北京环球网报道，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表示，至少短期内，粮食保护主义“多米诺骨牌”已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被陆续推倒。他认为，疫情发生，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随着全球粮价大幅上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几乎形成一种对粮食安全的恐慌，在国家间相互传染。
近日，联合国发布《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警告称，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多达17亿人正在承受着贫困和饥饿问题，相当于每10个人中就有2个人吃不饱饭。
目前，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地方在哪儿？答案是非洲。
北京《参考消息》援引英国《卫报周刊》的报道称，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在非洲，粮食不安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饥饿是常态，饥荒的风险一直存在，而这种风险往往被冲突和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然而，总的说来，目前的情况还在恶化。
根据联合国和欧盟的联合项目全球反粮食危机网络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和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总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这种挑战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去年增加了4000万人，增幅为20%。该网络的最新报告列出了特别令人担忧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南苏丹、马达加斯加南部和也门。报告称，这些国家的57万人——比6年前增加了571%——正处于粮食不安全的最严重或“灾难性”阶段，受到生计断绝、饥馑和死亡的威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俄乌冲突严重影响了非洲抗击饥饿的努力。他表示，当务之急是“使乌克兰的农业产出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产出重返世界市场”。正如俄罗斯官方媒体经常指出的那样，西方制裁加剧了全球价格波动。
联合国呼吁重新开放乌克兰被封锁的黑海和亚速海港口，以便恢复粮食出口，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出口。受影响尤其严重的是遭受旱灾的萨赫勒地区。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表示：“一场绝对的危机正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的资金即将耗尽，这些人的希望也即将耗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援助成本更高。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必须支付涨价后的价格，比新冠疫情前的平均价格高出约30%，才能确保至关重要的粮食援助。
冲突是导致饥馑的最大推动因素，无论是马里、尼日利亚和菲律宾南部伊斯兰圣战分子的掠夺，还是发生在也门和利比亚地区的大国激烈竞争，抑或像乌克兰那样的全面战争。
联合国估计，世界上60%的饥饿人口生活在冲突地区。俄乌冲突再次表明，战争造成必需品短缺，使正常生活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国民流离失所、依赖援助、难民紧急情况和大规模迁徙。
叙利亚内战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例子。经过十多年的冲突，一个相当繁荣的国家已沦为近乎一文不名的国家。约有1240万人——占人口的60%——面临粮食不安全，这一数字自2019年以来翻了一番。
短期内本轮粮食危机难结束
目前，全球已有逾20国竞相禁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究竟够吃吗？多位专家均称，全球粮食供需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北京环球网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粮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如果限定在吃饭上，全球粮食安全是趋于改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威胁全球粮食安全最大的是分配问题，有些国家过剩明显，有些国家则因为购买力问题而存在短缺，这是全球长期面临的粮食格局。实际上，因为自然灾害叠加地缘冲突等原因，本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出现三次粮食危机，这背后是粮食周期性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称，2005年至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时，产粮大国实施粮食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如印度禁止小麦出口，越南减少大米出口；2010年至2012年全球再次爆发粮食危机时，俄罗斯禁止小麦和其他粮食出口，乌克兰等黑海沿岸国家对谷物出口实施出口配额。
李国祥说，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世界粮食又进入到过剩时期，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此后，世界粮食因为一系列因素又进入价格上涨新周期。
他表示，“国际上一般认为今年6月份这轮粮食上涨周期将会结束，但因为俄乌冲突以及疫情影响，这轮周期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何时结束还不好说”。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俄乌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两国合计分别占全球大麦、小麦和玉米供应的19%、14%和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1/3以上。市场人士预计，俄乌冲突可能导致乌克兰当季粮食减产超过50%。
李国祥表示，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的农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短时间内国际粮食贸易秩序产生急剧变化，国际粮食供给形成了结构性的硬缺口。同时，由于冲突持续，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受到较大影响，预计乌克兰粮食将减产。这种硬缺口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调整，而多国采取粮食出口措施则限制了这种调整，全球粮食供给恢复到平衡关系预计还将进一步延长，国际粮价估计也将持续高位运行。#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XH8lG2
全球多达17亿人正承受饥饿问题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截至5月底，大豆、小麦、玉米的期货价格自2022年年初以来已上涨超29%、30%和50%，如果拉长时间看，小麦、玉米近2年来涨幅均超过100%。当前全球粮食价格已创下20年以来的新高。
北京环球网报道，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表示，至少短期内，粮食保护主义“多米诺骨牌”已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被陆续推倒。他认为，疫情发生，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随着全球粮价大幅上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几乎形成一种对粮食安全的恐慌，在国家间相互传染。
近日，联合国发布《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警告称，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多达17亿人正在承受着贫困和饥饿问题，相当于每10个人中就有2个人吃不饱饭。
目前，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地方在哪儿？答案是非洲。
北京《参考消息》援引英国《卫报周刊》的报道称，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在非洲，粮食不安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饥饿是常态，饥荒的风险一直存在，而这种风险往往被冲突和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然而，总的说来，目前的情况还在恶化。
根据联合国和欧盟的联合项目全球反粮食危机网络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和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总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这种挑战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去年增加了4000万人，增幅为20%。该网络的最新报告列出了特别令人担忧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南苏丹、马达加斯加南部和也门。报告称，这些国家的57万人——比6年前增加了571%——正处于粮食不安全的最严重或“灾难性”阶段，受到生计断绝、饥馑和死亡的威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俄乌冲突严重影响了非洲抗击饥饿的努力。他表示，当务之急是“使乌克兰的农业产出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产出重返世界市场”。正如俄罗斯官方媒体经常指出的那样，西方制裁加剧了全球价格波动。
联合国呼吁重新开放乌克兰被封锁的黑海和亚速海港口，以便恢复粮食出口，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出口。受影响尤其严重的是遭受旱灾的萨赫勒地区。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表示：“一场绝对的危机正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的资金即将耗尽，这些人的希望也即将耗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援助成本更高。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必须支付涨价后的价格，比新冠疫情前的平均价格高出约30%，才能确保至关重要的粮食援助。
冲突是导致饥馑的最大推动因素，无论是马里、尼日利亚和菲律宾南部伊斯兰圣战分子的掠夺，还是发生在也门和利比亚地区的大国激烈竞争，抑或像乌克兰那样的全面战争。
联合国估计，世界上60%的饥饿人口生活在冲突地区。俄乌冲突再次表明，战争造成必需品短缺，使正常生活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国民流离失所、依赖援助、难民紧急情况和大规模迁徙。
叙利亚内战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例子。经过十多年的冲突，一个相当繁荣的国家已沦为近乎一文不名的国家。约有1240万人——占人口的60%——面临粮食不安全，这一数字自2019年以来翻了一番。
短期内本轮粮食危机难结束
目前，全球已有逾20国竞相禁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究竟够吃吗？多位专家均称，全球粮食供需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北京环球网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粮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如果限定在吃饭上，全球粮食安全是趋于改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威胁全球粮食安全最大的是分配问题，有些国家过剩明显，有些国家则因为购买力问题而存在短缺，这是全球长期面临的粮食格局。实际上，因为自然灾害叠加地缘冲突等原因，本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出现三次粮食危机，这背后是粮食周期性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称，2005年至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时，产粮大国实施粮食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如印度禁止小麦出口，越南减少大米出口；2010年至2012年全球再次爆发粮食危机时，俄罗斯禁止小麦和其他粮食出口，乌克兰等黑海沿岸国家对谷物出口实施出口配额。
李国祥说，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世界粮食又进入到过剩时期，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此后，世界粮食因为一系列因素又进入价格上涨新周期。
他表示，“国际上一般认为今年6月份这轮粮食上涨周期将会结束，但因为俄乌冲突以及疫情影响，这轮周期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何时结束还不好说”。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俄乌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两国合计分别占全球大麦、小麦和玉米供应的19%、14%和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1/3以上。市场人士预计，俄乌冲突可能导致乌克兰当季粮食减产超过50%。
李国祥表示，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的农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短时间内国际粮食贸易秩序产生急剧变化，国际粮食供给形成了结构性的硬缺口。同时，由于冲突持续，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受到较大影响，预计乌克兰粮食将减产。这种硬缺口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调整，而多国采取粮食出口措施则限制了这种调整，全球粮食供给恢复到平衡关系预计还将进一步延长，国际粮价估计也将持续高位运行。#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XH8lG2
#三联读书# #杨绛去世6周年#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掉粪坑
掉 粪 坑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不敢奢望，不死就很幸运了！也许所谓的“后福”，就是指劫后没死，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除了掉床，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有一件稀罕事，对我本人来说也算是一个传奇。这件事也是发生在我尚未有记忆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母亲也没有说的太具体，根据各种迹象判断，应该是发生在掉床后的几个月，大概率发生在1972年的春末夏初。整个过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说的次数多了，就好像我自己的真实记忆。
那天，风和日丽，父亲被外公叫去帮着修缮房子，哥哥去了奶奶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平时母亲教书很忙，那天刚好是个周末，母亲就想趁这个时候忙着给哥哥和我做件小衣服。前面说过，外婆去世早，家里没人教我母亲做针线活。奶奶曾是地主家的“千金”，也不会做针线活，母亲只能自己学。所以做小衣服对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母亲识字，就让我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买了有关裁剪的书，平时没事就琢磨。外公知道母亲不会针线活，就想尽一切办法为母亲购置了一台二手缝纫机。缝纫机好像还是英国进口的，直到我上大学走，这台缝纫机就一直还在。印象当中缝纫机机头上印有一对喜鹊，台面上印有一把精美的“英尺”，姑且就叫喜鹊牌的缝纫机吧。
那时我刚会蹒跚走路，但走不稳，母亲带我的时候就用奶奶的裹脚布，系在我的腋下，我在前面走，母亲就从后面拽着，防止我摔倒。为了做活，母亲就不得不把我放下，因身边没人，母亲就找来以前亲戚送的一个“哄篮”（婴儿学步用的藤条筐，藤条编制，有一大一小两个口。使用时小口朝上，大口朝下扣在地上，把小孩子放到里面站着，刚好到小孩子腰部，小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挪着学走路，但不会摔倒，估计现在婴儿学步车就是从这种东西得到的灵感，演变来的）。因天气很好，母亲把哄篮放到院子里，把我放进哄篮，让我自己在院子里边玩边晒太阳，然后母亲就回屋踩缝纫机做衣服。
那个时代，邻里关系大多都很好，大家虽然都很穷，但谁家有点困难，能伸出援手的一定帮。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村里知道我母亲手巧，能做出比较时尚的服装。村里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找我母亲做衣服。当然，见我没人带，看见的村民经常顺手就把我带走了，直到吃饭时才给送回。或者干脆喂饱饭再给送回来。
那天母亲做了半天衣服，就想着出来看一眼，她出门一看，我不在院子里，就以为和平时一样，不知又被谁给抱家走了。就继续回屋踩她的缝纫机做衣服。做着做着总感觉哪不对，母亲忽然想到：孩子被抱走，哄篮应该还在啊，不可能抱孩子连哄篮一起抱走的。想到这，母亲忽然想到院子外面，有挖河的民工搭的临时做厨房用的帐篷，帐篷外有一深达一米的大坑，平时民工把刷锅水、泔水等都倒在里面，里面已积了很多脏水。想到这，我母亲发疯似的跑向泔水坑，跑到坑边，水面上什么也没有，只看到坑里在噗噗地冒泡，我母亲大叫一声就跳到了坑里，一下就用脚蹚到了哄篮，连人带哄篮把我从泔水里抱了出来。
我母亲一摸我没了气息，抱着我就嚎啕大哭。在帐篷做饭的民工也听到了我妈的哭声，大家全跑了出来，我掉进粪坑被淹死的消息一下传遍全村。先是在家的邻居全跑了过来，接着邻居们又把我的奶奶、曾祖母叫了过来，然后全村老少都往我家汇聚。
很快村支书牵来一头牛，把我肚子朝下搭在牛背上，牵着牛沿街走，边走还边喊“小路子，家来哩；小路子，家来哩。。。。。。”据说这叫喊魂！我的母亲已经哭瘫在地上，我的祖母、曾祖母掂着小脚，一路哭喊着跟在耕牛后面。没有走多远，忽然见我哇哇地吐出几摊脏水，竟然会哭了。村民们一拥而上把我抱下牛背，很多婶婶大娘的都跟着喜极而泣了。
现在想来，把我放在牛背上，牛一走动，正好起到了人工呼吸的功能，所以把我救活了。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轰动全村的游街。据母亲说，掉进泔水坑（村民说粪坑）这件事给我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是身体里好像有杀不净的虫子，吃了各种药，打了各种针，一直瘦的像猴子似的。屁股只剩皮包着骨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猴尖屁股。不敢坐小板凳，因为一坐小板凳，骨头就会直接杵在板凳面上，疼的我嗷嗷叫。另外，两只耳朵严重中耳炎，一直到我初中毕业还没好，父亲带我走遍了我们县城的各家医院和小诊所，都没有治好。
母亲生怕我成为聋子，经常在我身后几米远处偷偷喊我名字，看我是否能听到。虽然听着声音有点小，我是能听到的。有时我也跟母亲开开小玩笑，她叫我时，我故意装听不到，母亲又叫来我的妹妹，让她们轮番喊哥哥，我同样假装听不到，我母亲一下就急哭了，哭着叫我父亲：“孩子他爹，老二真的聋了，这可怎么办”？见母亲吓坏了，我扑哧一下就笑了，赶紧安慰母亲，告诉她我能听到，只是故意吓她一下。母亲这时就会边抹眼泪，边拍打我：“你这臭小子，以后不能这样吓妈妈”！
父亲有一次去郑州出差，偶然的机会看到路边有一年纪很长的老大爷，在那摆摊卖野药，专治中耳炎，老头特倔，半个烟卷大的一小管药面，非要五元钱，少给一分钱也不卖。八十年代，五元钱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有病乱投医，父亲不愿错过任何治好我中耳炎的机会。咬了咬牙，狠心买了一管药。回到家就催着我母亲给我上药，母亲半信半疑，找来一截麦秸杆，从药管中取出一点药，用麦秸杆吹进我的耳朵，您别说，就上了一次药，我耳朵中的浓水几天就消失了。耳朵中结成了一个大耳钉，但取不出来，又过了好多年，耳钉估计在耳朵中被磨小了，总感觉有东西在耳朵中晃荡着，一跑步更感觉晃荡的厉害，后来终于让母亲找了个夹子，硬是从耳朵中拽了出来。掉粪坑的后遗症才算彻底终结。
每个人活下来都不容易，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感谢爱我的父母和所有人！
掉 粪 坑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不敢奢望，不死就很幸运了！也许所谓的“后福”，就是指劫后没死，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除了掉床，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有一件稀罕事，对我本人来说也算是一个传奇。这件事也是发生在我尚未有记忆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母亲也没有说的太具体，根据各种迹象判断，应该是发生在掉床后的几个月，大概率发生在1972年的春末夏初。整个过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说的次数多了，就好像我自己的真实记忆。
那天，风和日丽，父亲被外公叫去帮着修缮房子，哥哥去了奶奶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平时母亲教书很忙，那天刚好是个周末，母亲就想趁这个时候忙着给哥哥和我做件小衣服。前面说过，外婆去世早，家里没人教我母亲做针线活。奶奶曾是地主家的“千金”，也不会做针线活，母亲只能自己学。所以做小衣服对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母亲识字，就让我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买了有关裁剪的书，平时没事就琢磨。外公知道母亲不会针线活，就想尽一切办法为母亲购置了一台二手缝纫机。缝纫机好像还是英国进口的，直到我上大学走，这台缝纫机就一直还在。印象当中缝纫机机头上印有一对喜鹊，台面上印有一把精美的“英尺”，姑且就叫喜鹊牌的缝纫机吧。
那时我刚会蹒跚走路，但走不稳，母亲带我的时候就用奶奶的裹脚布，系在我的腋下，我在前面走，母亲就从后面拽着，防止我摔倒。为了做活，母亲就不得不把我放下，因身边没人，母亲就找来以前亲戚送的一个“哄篮”（婴儿学步用的藤条筐，藤条编制，有一大一小两个口。使用时小口朝上，大口朝下扣在地上，把小孩子放到里面站着，刚好到小孩子腰部，小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挪着学走路，但不会摔倒，估计现在婴儿学步车就是从这种东西得到的灵感，演变来的）。因天气很好，母亲把哄篮放到院子里，把我放进哄篮，让我自己在院子里边玩边晒太阳，然后母亲就回屋踩缝纫机做衣服。
那个时代，邻里关系大多都很好，大家虽然都很穷，但谁家有点困难，能伸出援手的一定帮。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村里知道我母亲手巧，能做出比较时尚的服装。村里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找我母亲做衣服。当然，见我没人带，看见的村民经常顺手就把我带走了，直到吃饭时才给送回。或者干脆喂饱饭再给送回来。
那天母亲做了半天衣服，就想着出来看一眼，她出门一看，我不在院子里，就以为和平时一样，不知又被谁给抱家走了。就继续回屋踩她的缝纫机做衣服。做着做着总感觉哪不对，母亲忽然想到：孩子被抱走，哄篮应该还在啊，不可能抱孩子连哄篮一起抱走的。想到这，母亲忽然想到院子外面，有挖河的民工搭的临时做厨房用的帐篷，帐篷外有一深达一米的大坑，平时民工把刷锅水、泔水等都倒在里面，里面已积了很多脏水。想到这，我母亲发疯似的跑向泔水坑，跑到坑边，水面上什么也没有，只看到坑里在噗噗地冒泡，我母亲大叫一声就跳到了坑里，一下就用脚蹚到了哄篮，连人带哄篮把我从泔水里抱了出来。
我母亲一摸我没了气息，抱着我就嚎啕大哭。在帐篷做饭的民工也听到了我妈的哭声，大家全跑了出来，我掉进粪坑被淹死的消息一下传遍全村。先是在家的邻居全跑了过来，接着邻居们又把我的奶奶、曾祖母叫了过来，然后全村老少都往我家汇聚。
很快村支书牵来一头牛，把我肚子朝下搭在牛背上，牵着牛沿街走，边走还边喊“小路子，家来哩；小路子，家来哩。。。。。。”据说这叫喊魂！我的母亲已经哭瘫在地上，我的祖母、曾祖母掂着小脚，一路哭喊着跟在耕牛后面。没有走多远，忽然见我哇哇地吐出几摊脏水，竟然会哭了。村民们一拥而上把我抱下牛背，很多婶婶大娘的都跟着喜极而泣了。
现在想来，把我放在牛背上，牛一走动，正好起到了人工呼吸的功能，所以把我救活了。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轰动全村的游街。据母亲说，掉进泔水坑（村民说粪坑）这件事给我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是身体里好像有杀不净的虫子，吃了各种药，打了各种针，一直瘦的像猴子似的。屁股只剩皮包着骨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猴尖屁股。不敢坐小板凳，因为一坐小板凳，骨头就会直接杵在板凳面上，疼的我嗷嗷叫。另外，两只耳朵严重中耳炎，一直到我初中毕业还没好，父亲带我走遍了我们县城的各家医院和小诊所，都没有治好。
母亲生怕我成为聋子，经常在我身后几米远处偷偷喊我名字，看我是否能听到。虽然听着声音有点小，我是能听到的。有时我也跟母亲开开小玩笑，她叫我时，我故意装听不到，母亲又叫来我的妹妹，让她们轮番喊哥哥，我同样假装听不到，我母亲一下就急哭了，哭着叫我父亲：“孩子他爹，老二真的聋了，这可怎么办”？见母亲吓坏了，我扑哧一下就笑了，赶紧安慰母亲，告诉她我能听到，只是故意吓她一下。母亲这时就会边抹眼泪，边拍打我：“你这臭小子，以后不能这样吓妈妈”！
父亲有一次去郑州出差，偶然的机会看到路边有一年纪很长的老大爷，在那摆摊卖野药，专治中耳炎，老头特倔，半个烟卷大的一小管药面，非要五元钱，少给一分钱也不卖。八十年代，五元钱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有病乱投医，父亲不愿错过任何治好我中耳炎的机会。咬了咬牙，狠心买了一管药。回到家就催着我母亲给我上药，母亲半信半疑，找来一截麦秸杆，从药管中取出一点药，用麦秸杆吹进我的耳朵，您别说，就上了一次药，我耳朵中的浓水几天就消失了。耳朵中结成了一个大耳钉，但取不出来，又过了好多年，耳钉估计在耳朵中被磨小了，总感觉有东西在耳朵中晃荡着，一跑步更感觉晃荡的厉害，后来终于让母亲找了个夹子，硬是从耳朵中拽了出来。掉粪坑的后遗症才算彻底终结。
每个人活下来都不容易，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感谢爱我的父母和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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