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在娱乐圈，郭晓冬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他没有被金钱、地位侵染，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与纯真。他的憨厚与妻子程莉莎的大小姐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俩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被命运指引着相遇。城里的娇小姐义无反顾爱上了来自农村的糙汉子，为他洗手作羹汤，为他生儿育女，安心做他背后的女人。郭晓冬也将山东男人的“大男子主义”贯彻到底，勤勤恳恳拍戏，把所有工资上交，给程莉莎足够的安全感。他虽然不会浪漫，但却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她。郭晓冬的单纯、踏实，是程莉莎喜欢他的原因，也是他与焦裕禄的相似点。在筹拍《我的父亲焦裕禄》这部电影的时候，监制焦守云，也就是焦裕禄的女儿，她亲自选定了郭晓冬担任男主角，她给的原因很简单，郭晓冬和焦裕禄很像，不仅长得像，气质也很像。只是，焦守云说了一点，比起焦裕禄本人，郭晓冬看起来更富态，有点婴儿肥。郭晓冬听明白了焦守云的意思，这就是变着法儿地说他胖。确实，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焦裕禄连吃顿肉都难，更是作为老百姓的带头人，每天忙得脚不着地，营养跟不上加过度劳累，他才会最后熬坏了身子，在42岁的年纪就与世长辞。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郭晓冬坚持节食加运动，每天大量运动，但只吃少量蔬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瘦了二十多斤。朋友们一看，都经不住感叹：郭晓冬你都瘦脱相了。妻子程莉莎更是心疼不已。但是郭晓冬却甘之如饴。对他而言，能够饰演焦裕禄是一种幸运，更是荣幸，他不能辜负这个机会，也不能有愧于这位人民的英雄。为了更好地揣摩人物内心，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郭晓冬查看了所有和焦裕禄相关的文本资料，更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一个人去到焦裕禄生活的每个地方。他这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去感受焦裕禄留下的印记，去承接焦裕禄的精神。整整5个月的时间，他用心准备、实地考察，把焦裕禄变成了自己的心灵挚友，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当他穿着老式的厚棉服，裹着一条已经打褶的旧围巾，背着两床发黄的棉花被出现在电影屏幕里，我心底里蹦出来一个声音：郭晓冬演的焦裕禄，成了。他不仅演出了形，更演出了神，就连那件白色的白色线衫和泥巴色的背心，也是按照焦书记的照片一比一还原。其实，那件毛背心，还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一点一点亲手织的，穿在郭晓冬身上，承载的是焦守云对父亲焦裕禄的思念。电影里，有两场戏让观众泪流满面，一是焦裕禄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体不行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那一天，大雪纷飞，他一走进院子，就看见母亲白发苍苍的背影。他一步一步走近，眼眶一点一点变红，他的眼里有未能报答母恩的愧疚，有久别重逢的欣喜，也有对旧时岁月的惦念。拍摄这个片段的时候，原本已经拍完了一条，导演挺满意的，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都感动哭了，郭晓冬自己也觉得还不错。可是郭晓冬回过头来一琢磨，觉得还差点味道，还可以更好，于是他主动跟导演要求重拍。果然，郭晓冬的预判是正确的，第二次的拍摄效果更好，情绪更流畅更饱满，一气呵成。还有一场戏，是焦裕禄因为肝癌晚期在医院住院治疗。每一次疼痛，都像是百爪挠心，痛不欲生。电影里，焦裕禄甚至疼得直接从床上滚了下去。医生要给焦裕禄打止痛针，但是他坚决不要，他怕花钱，兰考穷 ，日子不富裕，他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意给兰考增加负担。他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想把珍贵的药留给更需要的百姓。他让妻子徐俊雅给自己买一包烟，我和很多观众一样，以为他想抽烟，过过烟瘾。万万没想到，焦裕禄竟然用滚烫的烟头往自己的手臂上烫。他说，这是疼痛转移法，把疼痛转移到手臂上，肝脏就没那么疼了。看到这一幕，徐俊雅心疼得直掉泪，电影院的观众也泣不成声。为了演好这场戏，郭晓冬不吃不睡好几天，他就想演出焦裕禄的疲态，以及他病入膏肓的疼痛感。电影屏幕上，郭晓冬疼得满头大汗，观众们看得心如刀绞，这一幕没有什么表演技巧，更没有表演痕迹，只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流露。看完这部电影，就像是和伟大的焦裕禄书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展露在我眼前，我问他，可曾后悔，毕竟，他有过离开兰考的机会，他原本也可以过上小富即安的幸福日子。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他不后悔，这是他的理想，他想要带着兰考人过上好日子，他想要做个好人，无愧于心。我深深感恩，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团队愿意拍摄这样一个冷门的作品，它不同于浮华的商业片，不同于快意恩仇的爽剧，它势必不会有超高的票房，但它是众多电影类型中不可或缺的珍宝。我也感恩郭晓冬的演绎，这一次，农民的儿子回归本色，土得让人想哭，但他讲了一个好故事，给观众们好好上了一堂课。跟暑期档的其他电影相比，它的票房不高，上映16天，不到1400万，它的排片占比更是少得可怜，不足0.1%，但它的上座率是5.8%，比同期的其他电影都要高。这说明，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看这部电影的，但是排片太少，只有很少的电影院在播这部片子。我家附近有三家电影院，没有一家在播《我的父亲焦裕禄》，我也是打车去了10公里以外的电影院，才看到这部电影。如果，电影院能够多给它一点排片，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不管票房如何，它都是我心中的暑期最佳。

在娱乐圈，郭晓冬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他没有被金钱、地位侵染，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与纯真。他的憨厚与妻子程莉莎的大小姐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俩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被命运指引着相遇。城里的娇小姐义无反顾爱上了来自农村的糙汉子，为他洗手作羹汤，为他生儿育女，安心做他背后的女人。郭晓冬也将山东男人的“大男子主义”贯彻到底，勤勤恳恳拍戏，把所有工资上交，给程莉莎足够的安全感。他虽然不会浪漫，但却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她。郭晓冬的单纯、踏实，是程莉莎喜欢他的原因，也是他与焦裕禄的相似点。在筹拍《我的父亲焦裕禄》这部电影的时候，监制焦守云，也就是焦裕禄的女儿，她亲自选定了郭晓冬担任男主角，她给的原因很简单，郭晓冬和焦裕禄很像，不仅长得像，气质也很像。只是，焦守云说了一点，比起焦裕禄本人，郭晓冬看起来更富态，有点婴儿肥。郭晓冬听明白了焦守云的意思，这就是变着法儿地说他胖。确实，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焦裕禄连吃顿肉都难，更是作为老百姓的带头人，每天忙得脚不着地，营养跟不上加过度劳累，他才会最后熬坏了身子，在42岁的年纪就与世长辞。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郭晓冬坚持节食加运动，每天大量运动，但只吃少量蔬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瘦了二十多斤。朋友们一看，都经不住感叹：郭晓冬你都瘦脱相了。妻子程莉莎更是心疼不已。但是郭晓冬却甘之如饴。对他而言，能够饰演焦裕禄是一种幸运，更是荣幸，他不能辜负这个机会，也不能有愧于这位人民的英雄。为了更好地揣摩人物内心，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郭晓冬查看了所有和焦裕禄相关的文本资料，更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一个人去到焦裕禄生活的每个地方。他这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去感受焦裕禄留下的印记，去承接焦裕禄的精神。整整5个月的时间，他用心准备、实地考察，把焦裕禄变成了自己的心灵挚友，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当他穿着老式的厚棉服，裹着一条已经打褶的旧围巾，背着两床发黄的棉花被出现在电影屏幕里，我心底里蹦出来一个声音：郭晓冬演的焦裕禄，成了。他不仅演出了形，更演出了神，就连那件白色的白色线衫和泥巴色的背心，也是按照焦书记的照片一比一还原。其实，那件毛背心，还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一点一点亲手织的，穿在郭晓冬身上，承载的是焦守云对父亲焦裕禄的思念。电影里，有两场戏让观众泪流满面，一是焦裕禄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体不行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那一天，大雪纷飞，他一走进院子，就看见母亲白发苍苍的背影。他一步一步走近，眼眶一点一点变红，他的眼里有未能报答母恩的愧疚，有久别重逢的欣喜，也有对旧时岁月的惦念。拍摄这个片段的时候，原本已经拍完了一条，导演挺满意的，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都感动哭了，郭晓冬自己也觉得还不错。可是郭晓冬回过头来一琢磨，觉得还差点味道，还可以更好，于是他主动跟导演要求重拍。果然，郭晓冬的预判是正确的，第二次的拍摄效果更好，情绪更流畅更饱满，一气呵成。还有一场戏，是焦裕禄因为肝癌晚期在医院住院治疗。每一次疼痛，都像是百爪挠心，痛不欲生。电影里，焦裕禄甚至疼得直接从床上滚了下去。医生要给焦裕禄打止痛针，但是他坚决不要，他怕花钱，兰考穷 ，日子不富裕，他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意给兰考增加负担。他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想把珍贵的药留给更需要的百姓。他让妻子徐俊雅给自己买一包烟，我和很多观众一样，以为他想抽烟，过过烟瘾。万万没想到，焦裕禄竟然用滚烫的烟头往自己的手臂上烫。他说，这是疼痛转移法，把疼痛转移到手臂上，肝脏就没那么疼了。看到这一幕，徐俊雅心疼得直掉泪，电影院的观众也泣不成声。为了演好这场戏，郭晓冬不吃不睡好几天，他就想演出焦裕禄的疲态，以及他病入膏肓的疼痛感。电影屏幕上，郭晓冬疼得满头大汗，观众们看得心如刀绞，这一幕没有什么表演技巧，更没有表演痕迹，只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流露。看完这部电影，就像是和伟大的焦裕禄书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展露在我眼前，我问他，可曾后悔，毕竟，他有过离开兰考的机会，他原本也可以过上小富即安的幸福日子。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他不后悔，这是他的理想，他想要带着兰考人过上好日子，他想要做个好人，无愧于心。我深深感恩，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团队愿意拍摄这样一个冷门的作品，它不同于浮华的商业片，不同于快意恩仇的爽剧，它势必不会有超高的票房，但它是众多电影类型中不可或缺的珍宝。我也感恩郭晓冬的演绎，这一次，农民的儿子回归本色，土得让人想哭，但他讲了一个好故事，给观众们好好上了一堂课。跟暑期档的其他电影相比，它的票房不高，上映16天，不到1400万，它的排片占比更是少得可怜，不足0.1%，但它的上座率是5.8%，比同期的其他电影都要高。这说明，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看这部电影的，但是排片太少，只有很少的电影院在播这部片子。我家附近有三家电影院，没有一家在播《我的父亲焦裕禄》，我也是打车去了10公里以外的电影院，才看到这部电影。如果，电影院能够多给它一点排片，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不管票房如何，它都是我心中的暑期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