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律师解读学生三年三考北大#【广东一考生三年三考北大疑为“职业考生”？律师：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不违规】6月27日，网传广东茂名考生全某宇三年三考北大并赚取数百万元奖金一事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质疑其为“职业考生”，多年参加高考只为赚取奖励金；也有网友表示，“凭本事赚钱，没什么好指摘的”。
正观新闻记者搜索发现，参加高考多年，考取名校并退学，被质疑为“职业考生”的，全某宇并非是第一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如果全某宇无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只是复读，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那么全某宇的行为无可厚非、并不违规，但是如果全某宇复读时有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不管其目的是否为了获取奖励金，均是违规的。
三年三次考取北大赚取数百万奖金
6月27日，网传广东茂名一考生三年三考北大并赚取数百万元奖金一事冲上热搜。相关高考喜报截图引发了网友热议。
正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喜报发布者为广东茂名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称学生全某宇在今年的高考中，凭借694的高分勇夺茂名市第一名，考上北大。备注信息显示，全某宇在2020年就考上了北大，2021年在湛江麻章一民校复读，再度考上北大。前后三年间，该学生三次考上北大，奖励金额累计200万元。
据封面新闻报道，多名衡水第一中学（现改名衡水泰华中学）学生称，2022年全某宇实际就读于衡水第一中学复读班，仅在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挂名，户籍也在广东。微博上一位自称在衡水一中复读的湖北考生表示，全某宇是她同届复读的同学，来衡水一中算是“借读”。据她回忆，全某宇在学校“比较有名”，因为成绩很好。也有自称为全某宇同班同学的网友表示，全某宇多次复读是为了考取清华经管专业，但一直没达到目标。“很可惜，但勇气也很让人敬佩。”
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质疑其为“职业考生”，多年参加高考只为赚取奖励金；也有网友表示，“凭本事赚钱，没什么好指摘的”
天目新闻报道称，全某宇当年的校友刘同学表示，网传全某宇是“职业考生”、系高考“雇佣兵”均为谣言。三次考取北大均未录取的原因是全某宇认为成绩未达成理想，没有选择到心仪的专业。另据多位该校学生透露，全某宇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学校提出过要求，并承诺会对其给予奖励。“可能是学校方面想借他宣传，这事情才闹得沸沸扬扬。”
对此，茂名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已注意到网传事件，相关情况正在了解中”。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一名接电人员表示，“不管对高考大省，还是其他省份，录取名额都是很宝贵的，如果真是‘职业考生’的情况，我们一般不太可能再给他发录取的offer（录取通知）。”
疑为“职业考生”？并非首例！
正观新闻记者搜索发现，参加高考多年，考取名校并退学，被质疑为“职业考生”的，全某宇并非是第一人。
广西学霸吴善柳先后参加过10次高考，有9次复读经历，他先后放弃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等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书。2011年，吴善柳甚至一度考上了北京大学，但最终依旧选择复读。2014年，历经10次高考的吴善柳终于圆梦，以钦州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被清华大学电气系录取。
多次考上名牌大学却不去就读，有部分网友质疑其“动机不纯”，“利用高考为自己牟利”，“占用国家教育资源”。
无独有偶。来自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唐尚珺，先后参加过14次高考，放弃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样被质疑为“职业考生”。
律师：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不违规
对此，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称，有网友爆料全某宇2020年毕业，2022年全某宇就读于衡水第一中学复读班，算是“借读”，而在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挂名，户籍也在广东。如此看来，全某宇无高考移民的嫌疑。
赵良善表示，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复读，只是部分省份的相关规定中，明确了公办高中不允许办复读班，但是考生可在私立高中复读。因此，全某宇复读并不违规。
赵良善强调，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应确认为作弊。该《办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的相应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和其入学资格，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因此，本事件中，如果全某宇篡改往届生身份或其他资料而获得考试资格，应当取消其入学资格。
赵良善指出，值得商榷的是单凭全某宇个人无法完成篡改相关考试资格，需进一步调查相关行政人员及复读学校介入情况，如经调查，相关行政人员及复读学校篡改相关资料，或者有公职人员参与且收了好处，轻则，面临党纪政纪处分，重则，面临刑事责任，或涉嫌伪造、编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或涉嫌行贿罪、受贿罪等。
赵良善介绍，如果校方以高额奖学金作为诱饵，明知全某宇已高考过，且已考上北大，仍招收全某宇复读，目的就是将全某宇作为宣传招生的噱头，那么校方涉嫌不正当竞争，扰乱了教学市场秩序。
赵良善解释，如果全某宇无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只是复读，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那么全某宇的行为无可厚非、并不违规，但是如果全某宇复读时有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不管其目的是否为了获取奖励金，均是违规的。（正观新闻记者 杨泽雅）#洞见计划#
正观新闻记者搜索发现，参加高考多年，考取名校并退学，被质疑为“职业考生”的，全某宇并非是第一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如果全某宇无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只是复读，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那么全某宇的行为无可厚非、并不违规，但是如果全某宇复读时有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不管其目的是否为了获取奖励金，均是违规的。
三年三次考取北大赚取数百万奖金
6月27日，网传广东茂名一考生三年三考北大并赚取数百万元奖金一事冲上热搜。相关高考喜报截图引发了网友热议。
正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喜报发布者为广东茂名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称学生全某宇在今年的高考中，凭借694的高分勇夺茂名市第一名，考上北大。备注信息显示，全某宇在2020年就考上了北大，2021年在湛江麻章一民校复读，再度考上北大。前后三年间，该学生三次考上北大，奖励金额累计200万元。
据封面新闻报道，多名衡水第一中学（现改名衡水泰华中学）学生称，2022年全某宇实际就读于衡水第一中学复读班，仅在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挂名，户籍也在广东。微博上一位自称在衡水一中复读的湖北考生表示，全某宇是她同届复读的同学，来衡水一中算是“借读”。据她回忆，全某宇在学校“比较有名”，因为成绩很好。也有自称为全某宇同班同学的网友表示，全某宇多次复读是为了考取清华经管专业，但一直没达到目标。“很可惜，但勇气也很让人敬佩。”
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质疑其为“职业考生”，多年参加高考只为赚取奖励金；也有网友表示，“凭本事赚钱，没什么好指摘的”
天目新闻报道称，全某宇当年的校友刘同学表示，网传全某宇是“职业考生”、系高考“雇佣兵”均为谣言。三次考取北大均未录取的原因是全某宇认为成绩未达成理想，没有选择到心仪的专业。另据多位该校学生透露，全某宇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学校提出过要求，并承诺会对其给予奖励。“可能是学校方面想借他宣传，这事情才闹得沸沸扬扬。”
对此，茂名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已注意到网传事件，相关情况正在了解中”。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一名接电人员表示，“不管对高考大省，还是其他省份，录取名额都是很宝贵的，如果真是‘职业考生’的情况，我们一般不太可能再给他发录取的offer（录取通知）。”
疑为“职业考生”？并非首例！
正观新闻记者搜索发现，参加高考多年，考取名校并退学，被质疑为“职业考生”的，全某宇并非是第一人。
广西学霸吴善柳先后参加过10次高考，有9次复读经历，他先后放弃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等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书。2011年，吴善柳甚至一度考上了北京大学，但最终依旧选择复读。2014年，历经10次高考的吴善柳终于圆梦，以钦州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被清华大学电气系录取。
多次考上名牌大学却不去就读，有部分网友质疑其“动机不纯”，“利用高考为自己牟利”，“占用国家教育资源”。
无独有偶。来自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唐尚珺，先后参加过14次高考，放弃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样被质疑为“职业考生”。
律师：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不违规
对此，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称，有网友爆料全某宇2020年毕业，2022年全某宇就读于衡水第一中学复读班，算是“借读”，而在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挂名，户籍也在广东。如此看来，全某宇无高考移民的嫌疑。
赵良善表示，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复读，只是部分省份的相关规定中，明确了公办高中不允许办复读班，但是考生可在私立高中复读。因此，全某宇复读并不违规。
赵良善强调，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应确认为作弊。该《办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的相应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和其入学资格，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因此，本事件中，如果全某宇篡改往届生身份或其他资料而获得考试资格，应当取消其入学资格。
赵良善指出，值得商榷的是单凭全某宇个人无法完成篡改相关考试资格，需进一步调查相关行政人员及复读学校介入情况，如经调查，相关行政人员及复读学校篡改相关资料，或者有公职人员参与且收了好处，轻则，面临党纪政纪处分，重则，面临刑事责任，或涉嫌伪造、编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或涉嫌行贿罪、受贿罪等。
赵良善介绍，如果校方以高额奖学金作为诱饵，明知全某宇已高考过，且已考上北大，仍招收全某宇复读，目的就是将全某宇作为宣传招生的噱头，那么校方涉嫌不正当竞争，扰乱了教学市场秩序。
赵良善解释，如果全某宇无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只是复读，只是为了获取奖励金，那么全某宇的行为无可厚非、并不违规，但是如果全某宇复读时有伪造考试资格的行为，不管其目的是否为了获取奖励金，均是违规的。（正观新闻记者 杨泽雅）#洞见计划#
在二十四岁的最后一天
遇到一个很可爱的妹妹
刚中考完在毕业旅行
她说姐姐你好漂亮可以和你拍张照吗
祁琪说我的评价是曲杨风采不减当年
时间一晃硕博之路转眼已至三分之二
很开心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始终有你
“在英国的一年要用一辈子来回忆”
其实区区英国 如果不是因为遇到了一起经风雨受挫折能扛事的朋友 那么留在脑子里的除了知识就只有寥寥异国风景
我与妙妙不远万里 我与央拉心照不宣 我与北上广深打拼不易的五个兄弟相互挂念 才是永不褪色的回忆
历历在目然不可追 孟子曰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
还是那句话 做兄弟在心里 愿永不随波逐流 愿即便我们今后也未必红袍加身 依然锦绣前程 https://t.cn/zQKU5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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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一年要用一辈子来回忆”
其实区区英国 如果不是因为遇到了一起经风雨受挫折能扛事的朋友 那么留在脑子里的除了知识就只有寥寥异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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