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儒程大昌的人格风范及其影响】程大昌是南宋著名的儒家学者，也是官历三朝的经世名臣。程氏一生著述丰厚，绝大部分文献尚可查考。通过爬疏程氏文本和相关经典文献，能够发掘和呈现他鲜明的人格风范及其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在积善尚义的纯正家风熏炙下，程氏一生勤精治学不辍，立言行事不务空言，为官清正廉洁、心乎爱民、直言敢谏，显示出德行超卓的儒者气质与风范，被周必大誉为“士之指南，国之宝臣”。后人评价他“为时所宗，虽朱子亦加敬重”。当前，发掘和呈现宋儒程大昌诸多德行超卓的人格典范，将有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格精神。#毕业论文# #论文投稿咨询# #学术论文# #期刊论文# #汉斯出版社# #毕业论文# #论文写作#
文章引用：陶新宏. 南宋大儒程大昌的人格风范及其影响[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2): 255-260. https://t.cn/A6aVxvmt
文章引用：陶新宏. 南宋大儒程大昌的人格风范及其影响[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2): 255-260. https://t.cn/A6aVxvmt
【揭开“神秘面纱”！陕西考古博物馆今起试行开放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百年使命】#陕西考古博物馆今天试行开放# #西安多个景区五一门票开始预约#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最初的面庞，人类一面执着前行，一面自豪回望。第一柄石斧、第一只陶罐、第一个铜鼎、第一把铁犁……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文明的记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9）
2021-08-13
阅读 6815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本ID解释的与众不同，从本章开始，前面都先列举一些所谓大家的解释，由于一般人文言文都不好，文言文的就不列了，否则还要解释文言文的解释，太占篇幅。而白话文解释里，重点选三家，杨伯峻（代表老式的考据，更多文言文解释的传统视角）、钱穆（代表台湾最高水平，更多历史学家和宋明理学的视角）、李泽厚（代表大陆最高水平，更多哲学家和五四西学的视角）。至于什么南怀瑾之流，那些在古书中东掰西抓来忽悠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适合，不提也罢。
杨伯峻：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立在这个位上。不要愁没人知道我，该求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李泽厚：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要愁的是如何才能在位置上尽职守。不要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别人就会知道的。”
详解：由上可见，这些所谓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何谓“位”。前章，曾对“位”与《易经》的关系有了相应的揭示。《易经》，中华文明之源。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如果连“位”都不理解，显然是无法明白《易经》的，当然对《论语》也只能瞎解了。就像本章的解释，这三人都有其“位”，但都把“位”当职位了，其所“立”错了，其解当然就不可能对，这真的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了。更重要的是，三人也是通常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断句是错的，应该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就是位次，就是所“止”，就是所“立”。“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即所“立”、即所“止”、即所“位”。有所“立”，则“立”其“有”，其“有”必有其“位”，何谓“有”？用现代术语，就是“存在”。与“有”相对的就是“无”，“有”有其“位”，“无”有其“位”吗？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关于“有”的思考是以其对“无”的思考为背景的，存在与非存在，海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对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回答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立”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不是“何以立”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
至少对于中前期的海氏，孔子和他有着“以何立”与“何以立”的分野，“何以立”没有参悟到何谓“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因而才有“何以立”的纠缠。而孔子悟之而摆脱“何以立”源始境界的纠缠而直抵“以何立”的当下境界。从“何立”现象境界到“何以立”源始境界再到“以何立”当下境界，对应着“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三重境界，不辩此，无以谈儒学、西学。不过要补充一句，别把这三种境界和禅宗连一起，否则一棍打你色身星散，禅宗岂是儒学、西学可思可议？
“患”，即“畏”，对于海氏来说，“畏”启示着“无”的源始境界。海氏将“无”从“何立”现象境界对“有”的单纯、抽象否定，拯救性地开拓为“何以立”的源始境界使得“有”得以而有，其对西学的功劳是大大的。但对于儒家来说，这还不够，困于“何以立”的源始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犹未脚跟落地。但后期海氏已经开始打开这源始境界的大黑笼，用存在之“思”的源构域展现当下的生机，可以说，海氏最后已经触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境界。在第七节里，本ID曾说“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而前面曾把马克思与孔子来了一番对照，这里把海氏抓来，也算把第七节中的不展开来了一个初步的展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患”，以“不患”的“无位”而“立”，“立”在古代是和“位”相通的，“患，所以立”，“患，所以位”也。老子说“人之大患，患其有身”，其实，凡其“有”，必有其“患”，在海氏则认为，只有“畏”、即“患”，使此在本真地能在。而“不患，莫己知求”，“求”，选择。“莫己知求”，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为可知也”，“为”，就；“可”，能。后期海氏存在之“思”的源构域，与此“能知”可参照参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就是存在之“思”在天地人境界当下大易流行、生生不息。
儒家，内圣、外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外王，是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内圣相互相成的。这是参悟儒家之说的大关键，岂是如上边三家之流可识，更不是鲁迅、胡适等吃洋人残唾之辈可识。后世儒家，多于内圣入手，却不知何谓内圣，最后拼凑了点宋明理学、新儒家，可笑可怜；至于外王之说，更被弄成汉儒的把戏，用假儒的“鲁式”混杂被法家光大的“齐式”，为祸中国两千年。这些都和孔子无关，异化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问马克思就最清楚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注意：以后都按照这种形式，把整句的直译放在最后，这是为了照顾喜欢直译的人。但具体的含义，一定要看上面的详解，否则看直译，还是很难明白，特别像这一章哲学意味这么重的，估计哲学底子薄的，看详解也很难明白。本ID在这里从外王打到内圣，直破东西哲学的巢穴，绝对前无古人，横扫的，可不单单是两千年的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了。
2021-08-13
阅读 6815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本ID解释的与众不同，从本章开始，前面都先列举一些所谓大家的解释，由于一般人文言文都不好，文言文的就不列了，否则还要解释文言文的解释，太占篇幅。而白话文解释里，重点选三家，杨伯峻（代表老式的考据，更多文言文解释的传统视角）、钱穆（代表台湾最高水平，更多历史学家和宋明理学的视角）、李泽厚（代表大陆最高水平，更多哲学家和五四西学的视角）。至于什么南怀瑾之流，那些在古书中东掰西抓来忽悠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适合，不提也罢。
杨伯峻：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立在这个位上。不要愁没人知道我，该求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李泽厚：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要愁的是如何才能在位置上尽职守。不要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别人就会知道的。”
详解：由上可见，这些所谓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何谓“位”。前章，曾对“位”与《易经》的关系有了相应的揭示。《易经》，中华文明之源。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如果连“位”都不理解，显然是无法明白《易经》的，当然对《论语》也只能瞎解了。就像本章的解释，这三人都有其“位”，但都把“位”当职位了，其所“立”错了，其解当然就不可能对，这真的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了。更重要的是，三人也是通常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断句是错的，应该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就是位次，就是所“止”，就是所“立”。“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即所“立”、即所“止”、即所“位”。有所“立”，则“立”其“有”，其“有”必有其“位”，何谓“有”？用现代术语，就是“存在”。与“有”相对的就是“无”，“有”有其“位”，“无”有其“位”吗？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关于“有”的思考是以其对“无”的思考为背景的，存在与非存在，海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对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回答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立”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不是“何以立”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
至少对于中前期的海氏，孔子和他有着“以何立”与“何以立”的分野，“何以立”没有参悟到何谓“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因而才有“何以立”的纠缠。而孔子悟之而摆脱“何以立”源始境界的纠缠而直抵“以何立”的当下境界。从“何立”现象境界到“何以立”源始境界再到“以何立”当下境界，对应着“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三重境界，不辩此，无以谈儒学、西学。不过要补充一句，别把这三种境界和禅宗连一起，否则一棍打你色身星散，禅宗岂是儒学、西学可思可议？
“患”，即“畏”，对于海氏来说，“畏”启示着“无”的源始境界。海氏将“无”从“何立”现象境界对“有”的单纯、抽象否定，拯救性地开拓为“何以立”的源始境界使得“有”得以而有，其对西学的功劳是大大的。但对于儒家来说，这还不够，困于“何以立”的源始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犹未脚跟落地。但后期海氏已经开始打开这源始境界的大黑笼，用存在之“思”的源构域展现当下的生机，可以说，海氏最后已经触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境界。在第七节里，本ID曾说“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而前面曾把马克思与孔子来了一番对照，这里把海氏抓来，也算把第七节中的不展开来了一个初步的展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患”，以“不患”的“无位”而“立”，“立”在古代是和“位”相通的，“患，所以立”，“患，所以位”也。老子说“人之大患，患其有身”，其实，凡其“有”，必有其“患”，在海氏则认为，只有“畏”、即“患”，使此在本真地能在。而“不患，莫己知求”，“求”，选择。“莫己知求”，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为可知也”，“为”，就；“可”，能。后期海氏存在之“思”的源构域，与此“能知”可参照参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就是存在之“思”在天地人境界当下大易流行、生生不息。
儒家，内圣、外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外王，是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内圣相互相成的。这是参悟儒家之说的大关键，岂是如上边三家之流可识，更不是鲁迅、胡适等吃洋人残唾之辈可识。后世儒家，多于内圣入手，却不知何谓内圣，最后拼凑了点宋明理学、新儒家，可笑可怜；至于外王之说，更被弄成汉儒的把戏，用假儒的“鲁式”混杂被法家光大的“齐式”，为祸中国两千年。这些都和孔子无关，异化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问马克思就最清楚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注意：以后都按照这种形式，把整句的直译放在最后，这是为了照顾喜欢直译的人。但具体的含义，一定要看上面的详解，否则看直译，还是很难明白，特别像这一章哲学意味这么重的，估计哲学底子薄的，看详解也很难明白。本ID在这里从外王打到内圣，直破东西哲学的巢穴，绝对前无古人，横扫的，可不单单是两千年的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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