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Y LONDON“躺枪”，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
#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吗# 我们每天接受各种被“隔空”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类似的信息慢慢汇集，便成了印象。有些即便是共识的事，深究之下，都是出于被制造的“印象”。它们通常都有“部分真实”的来源，比如Kenzo老虎头是东北入场券，比如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BOY LONDON是“社会人”的标配。
一直以来，都有一类衣服对应一类人的关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在2017年举办过一场《物品：时尚是现代的吗？》展览。策展人挑选出111 种（总数超过 300 件）单品，从平角内裤、乔布斯的套头高领衫、Chanel No.5香水瓶再到Givenchy小黑裙、Hermès铂金包甚至是改良版中山装Mao Jacket都被编录在册，其中还有一套李小龙在影片《盲人追凶》（1971年）中的戏服——红色Tracksuit运动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Tracksuit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符号。一位老派西装爱好者曾对八九十年代风靡的Tracksuit评价道：“这种衣服最适合体育爱好和那些在法庭外面对着警卫大喊大叫的疯子。” 其“毒舌”评论道出了当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运动服的质疑——穿Tracksuit的人素质都很低劣。直到天鹅绒运动套装的出现，打破了既往所有关于运动服在社交中的明文禁令，Tracksuit的地位被改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运动休闲品牌Juicy Couture的创始人将天鹅绒做成了运动服套装。作为20世纪70年代常用的华服面料，天鹅绒看起来颇为昂贵的特性，戳中了经济复苏期美国消费者向往华丽的心态。2001年，彩色天鹅绒布制成的运动套装（拉链帽衫搭配镶有水钻Logo的微喇裤）应运而生。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以拥有一整个衣柜的Juicy Couture而著称。
凭借真人秀《简单生活》的热度，天鹅绒运动套装成为希尔顿一手捧红的“名媛标配”——一头藏在帽兜里的金发，全身明快的色彩，嵌有水钻的皇冠图案装饰，配上同色系的墨镜、手袋和鞋子，是留存至今的经典形象。
天鹅绒运动套装的鼎盛时期少不了小报文化的推波助澜。那是前社交媒体时代，被丑闻主宰的八卦小报和网站，不断抛出与名人私生活有关的花边新闻。好莱坞“坏女孩俱乐部”和一线明星们出现在头版时，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天鹅绒运动套装。就像2004年，“小甜甜”布兰妮下嫁给伴舞凯文·费德林的新娘派对上，这位任性的新娘被穿着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的伴娘团簇拥着。好莱坞名媛们的私密约会也经常被拍到穿着同类套装。
和此前的运动服不同，天鹅绒运动套装被穿者们渲染得休闲而奢华，平易近人而独享，舒适又时髦，间接贩卖着成为“名媛”的群体归属感。一时间，从比弗利山庄到纽约街头，来来往往的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Juicy Couture，彰显自己是紧跟“休闲奢侈”潮流的时髦人。还记得在电影《贱女孩》中，贵妇妈妈为了和女儿的高中生同学打成一片，也穿着一身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那身行头简直就是她们虚伪的芭比公主式生活的点睛之笔。想来，当年被年轻女孩不分场景穿着的Juicy Couture与今天的lululemon存在些许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当广泛的去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式之后，运动服流行了起来。尤其在英国，穿运动服的人并不那么富裕。90年代的欧洲锐舞文化将运动服套装划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随着失业的工人陷入全天候、强制性休闲的循环中，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的形象随之被妖魔化。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过一次遭遇舆论抨击的主题演讲——“拥抱穿连帽衫的人”，说出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西装革履的人通常认为连帽衫具有攻击性，是年轻黑帮反叛部队的制服。”也许这就是《黑道家族》的编剧和服装设计师选择让托尼、保利和克里斯托弗·莫蒂森提等黑帮成员穿着Fila、Genelli和Champion等宽松运动套装的原因。
连帽衫的“黑历史”确实一度和犯罪、偷偷摸摸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波西米亚服饰、朋克服饰不一样，连帽衫在街头的普及不是因为要表明身份或划分立场，而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头艺术方兴未艾时，涂鸦者在火车站，地铁站的墙壁上作画，但又想不留名。连帽衫在他们中间很流行，既方便清洗又可以躲避警察。
另一群爱上连帽衫的年轻人是滑板爱好者。同涂鸦一样，滑板运动起初也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被贴上了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1976年夏，由于气温过高，加州政府颁布限令，禁止私人泳池蓄水，以保障日常供水，这为滑板运动升级为极限运动创造了良机。滑板爱好者们偷偷跑进别人的花园，在干涸的泳池中大展拳脚，也奠定了后来滑板“极限”玩法的雏形。
下一波主动拥抱连帽衫的人是说唱歌手。90年代，炙手可热的歌手们遵循一套穿衣秘诀：墨镜配金链，连帽衫的帽子永远盖在鸭舌帽上。类似的街头场景屡见不鲜，DJ在打碟，MC在喊节奏，人群聚拢了，小贼们在外围围观。他们可能是盯上了人群当中某个人的金链子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连帽衫遮住了头，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脸。连帽衫的“拨乱反正”还要归功于硅谷精英。“扎克伯格”们那种看上去过于随意的服饰和他们的亿万美元身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为不羁的个性做出了最佳注解。
就像我们不会再认为穿着天鹅绒运动服套装的人就是名媛一样，也不会误把满街用帽衫配牛仔裤的人当作硅谷精英。除了真正的制服，以一套装束划分一类人的精确度不会比“某某星座是渣男”更高。但如果一类人的画像和某一种logo符号对应得过于紧密时，logo品牌方也不能从这种形象构建的反噬中全身而退。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出，1970年代电视影像成为权力阶级，借由传播的内容“入侵”个人生活，图像组成的广告和流行文化可以作为攫取财富的工具。他一边质疑靠电网传播的景观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部分人想要观众看到的世界），一边相信图像景观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正在形成对观看个体的“控制”。即便你不完全认同，也无法否认，现代人越发被一块块更加喧闹的手机屏幕所“控制”。要摆脱这类“控制”，需要很多种分辨能力，最基础的莫过于，让你如此气愤的到底是那个星座，还是那个渣男本身。
作者 | 达达
#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吗# 我们每天接受各种被“隔空”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类似的信息慢慢汇集，便成了印象。有些即便是共识的事，深究之下，都是出于被制造的“印象”。它们通常都有“部分真实”的来源，比如Kenzo老虎头是东北入场券，比如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BOY LONDON是“社会人”的标配。
一直以来，都有一类衣服对应一类人的关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在2017年举办过一场《物品：时尚是现代的吗？》展览。策展人挑选出111 种（总数超过 300 件）单品，从平角内裤、乔布斯的套头高领衫、Chanel No.5香水瓶再到Givenchy小黑裙、Hermès铂金包甚至是改良版中山装Mao Jacket都被编录在册，其中还有一套李小龙在影片《盲人追凶》（1971年）中的戏服——红色Tracksuit运动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Tracksuit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符号。一位老派西装爱好者曾对八九十年代风靡的Tracksuit评价道：“这种衣服最适合体育爱好和那些在法庭外面对着警卫大喊大叫的疯子。” 其“毒舌”评论道出了当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运动服的质疑——穿Tracksuit的人素质都很低劣。直到天鹅绒运动套装的出现，打破了既往所有关于运动服在社交中的明文禁令，Tracksuit的地位被改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运动休闲品牌Juicy Couture的创始人将天鹅绒做成了运动服套装。作为20世纪70年代常用的华服面料，天鹅绒看起来颇为昂贵的特性，戳中了经济复苏期美国消费者向往华丽的心态。2001年，彩色天鹅绒布制成的运动套装（拉链帽衫搭配镶有水钻Logo的微喇裤）应运而生。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以拥有一整个衣柜的Juicy Couture而著称。
凭借真人秀《简单生活》的热度，天鹅绒运动套装成为希尔顿一手捧红的“名媛标配”——一头藏在帽兜里的金发，全身明快的色彩，嵌有水钻的皇冠图案装饰，配上同色系的墨镜、手袋和鞋子，是留存至今的经典形象。
天鹅绒运动套装的鼎盛时期少不了小报文化的推波助澜。那是前社交媒体时代，被丑闻主宰的八卦小报和网站，不断抛出与名人私生活有关的花边新闻。好莱坞“坏女孩俱乐部”和一线明星们出现在头版时，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天鹅绒运动套装。就像2004年，“小甜甜”布兰妮下嫁给伴舞凯文·费德林的新娘派对上，这位任性的新娘被穿着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的伴娘团簇拥着。好莱坞名媛们的私密约会也经常被拍到穿着同类套装。
和此前的运动服不同，天鹅绒运动套装被穿者们渲染得休闲而奢华，平易近人而独享，舒适又时髦，间接贩卖着成为“名媛”的群体归属感。一时间，从比弗利山庄到纽约街头，来来往往的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Juicy Couture，彰显自己是紧跟“休闲奢侈”潮流的时髦人。还记得在电影《贱女孩》中，贵妇妈妈为了和女儿的高中生同学打成一片，也穿着一身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那身行头简直就是她们虚伪的芭比公主式生活的点睛之笔。想来，当年被年轻女孩不分场景穿着的Juicy Couture与今天的lululemon存在些许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当广泛的去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式之后，运动服流行了起来。尤其在英国，穿运动服的人并不那么富裕。90年代的欧洲锐舞文化将运动服套装划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随着失业的工人陷入全天候、强制性休闲的循环中，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的形象随之被妖魔化。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过一次遭遇舆论抨击的主题演讲——“拥抱穿连帽衫的人”，说出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西装革履的人通常认为连帽衫具有攻击性，是年轻黑帮反叛部队的制服。”也许这就是《黑道家族》的编剧和服装设计师选择让托尼、保利和克里斯托弗·莫蒂森提等黑帮成员穿着Fila、Genelli和Champion等宽松运动套装的原因。
连帽衫的“黑历史”确实一度和犯罪、偷偷摸摸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波西米亚服饰、朋克服饰不一样，连帽衫在街头的普及不是因为要表明身份或划分立场，而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头艺术方兴未艾时，涂鸦者在火车站，地铁站的墙壁上作画，但又想不留名。连帽衫在他们中间很流行，既方便清洗又可以躲避警察。
另一群爱上连帽衫的年轻人是滑板爱好者。同涂鸦一样，滑板运动起初也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被贴上了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1976年夏，由于气温过高，加州政府颁布限令，禁止私人泳池蓄水，以保障日常供水，这为滑板运动升级为极限运动创造了良机。滑板爱好者们偷偷跑进别人的花园，在干涸的泳池中大展拳脚，也奠定了后来滑板“极限”玩法的雏形。
下一波主动拥抱连帽衫的人是说唱歌手。90年代，炙手可热的歌手们遵循一套穿衣秘诀：墨镜配金链，连帽衫的帽子永远盖在鸭舌帽上。类似的街头场景屡见不鲜，DJ在打碟，MC在喊节奏，人群聚拢了，小贼们在外围围观。他们可能是盯上了人群当中某个人的金链子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连帽衫遮住了头，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脸。连帽衫的“拨乱反正”还要归功于硅谷精英。“扎克伯格”们那种看上去过于随意的服饰和他们的亿万美元身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为不羁的个性做出了最佳注解。
就像我们不会再认为穿着天鹅绒运动服套装的人就是名媛一样，也不会误把满街用帽衫配牛仔裤的人当作硅谷精英。除了真正的制服，以一套装束划分一类人的精确度不会比“某某星座是渣男”更高。但如果一类人的画像和某一种logo符号对应得过于紧密时，logo品牌方也不能从这种形象构建的反噬中全身而退。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出，1970年代电视影像成为权力阶级，借由传播的内容“入侵”个人生活，图像组成的广告和流行文化可以作为攫取财富的工具。他一边质疑靠电网传播的景观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部分人想要观众看到的世界），一边相信图像景观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正在形成对观看个体的“控制”。即便你不完全认同，也无法否认，现代人越发被一块块更加喧闹的手机屏幕所“控制”。要摆脱这类“控制”，需要很多种分辨能力，最基础的莫过于，让你如此气愤的到底是那个星座，还是那个渣男本身。
作者 | 达达
中国画的起源第二部分
1.神农治水画像石 东汉 纵105厘米 徐州市博物馆藏
2.铜壶镶嵌狩猎图 战国铜质镶嵌 上格纵7.3 X下格纵8.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3.西王母、历史故事车骑画像石 东汉 画像石 纵73X横68厘米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4.羽人 （曾侯乙墓内4宫漆画局部） 战国木胎漆绘 纵132 X横249厘米 湖北省博物馆藏#书画界艺术[超话]# #国画#
1.神农治水画像石 东汉 纵105厘米 徐州市博物馆藏
2.铜壶镶嵌狩猎图 战国铜质镶嵌 上格纵7.3 X下格纵8.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3.西王母、历史故事车骑画像石 东汉 画像石 纵73X横68厘米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4.羽人 （曾侯乙墓内4宫漆画局部） 战国木胎漆绘 纵132 X横249厘米 湖北省博物馆藏#书画界艺术[超话]# #国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源远流长，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下讫明清，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相始终。铜镜是观容鉴貌的用具，与古人朝夕相伴，世代相因，它承载着中国沉积数千年的历史，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它美妙丰富的纹饰，显示了古人在方寸领域内所展示出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以及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铜镜铸造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铜镜种类诸多，形制规整，纹饰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并在其社会风尚及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诸多经典的装饰纹样。在美轮美奂的汉代铜镜中,最富有时代特色、吉祥含义最丰富的品种大概就是四神博局镜了。这种铜镜流行于西汉末期、王莽时期及东汉初期，镜体有大有小，纹饰有简单有复杂，有的有铭文，有的无铭文，铭文字体大多为悬针篆。无论是哪一种四神博局镜，其镜背纹饰布局都是内方外圆，都有四神兽纹和“LTV”纹，这种构图和纹饰充分反映了汉人的天地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观念。
清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精美的汉尚方四神博局镜。该铜镜呈圆形，直径23.3cm，厚0.6cm，重1440g，清水县红堡镇出土。镜背纹饰从内至外可分为镜钮、内区、外区、镜缘等几部分。中心为圆形镜钮和四叶纹钮座；内区正方形格内为十二乳丁间列十二地支铭文：“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主区饰八个较大的八连弧乳和博局纹，博局纹将镜背分为四方八区，每区用凸线分别描画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各配仙鸟、独角兽、蟾蜍、羽人等形象。再往外就是一圈铭文，铭文为：“新有善铜出丹阳，湅治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63字。铭文外是一圈短线纹和一圈锯齿纹，镜缘为流云纹。
铭文中的“尚方”一词始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尚方御竟”是指设在首都的尚方工官制作的铜镜。博局纹也称规矩纹，是汉代铜镜中较多见的一种纹饰。早在汉代之前，中国的先民就发明和使用了规与矩，其几何形状与这件四神博局纹铜镜背面的T、V、L符号纹饰相同。镜背方框的四个角，都分别对着四个“V”形符号纹饰，过去人们将其称为“规”。“规”是画圆用的工具，今天称之为圆规。在背面纹饰中与四个“T”形纹饰正对面的“L”形纹饰，被人们称之为“矩”。“矩”是角尺，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测量的工具。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显得非常有规律。
从道教的思维去考虑，镜背方框外的四个“T”饰应为四个柱子。因有了四个天柱顶着，才使得四方的人们安居乐业而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道家的宇宙观认为天下分五个方位，即东、南、西、北、中，镜背中心的钮代表着中央，以钮孔为中心形成子午线分出南、北，对着钮孔子午线上为南、下为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向高处烧，水往低处流。因此，镜背纹中正对着钮孔的铭文中，有一侧为午，为南为上；另一侧为子，为北为下。以钮孔为中心与子午线呈垂直的方位两侧，一侧为辰，为左为东；另一侧为酉，为右为西。辰、午、酉、子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在四个方位的外面，分别由四个神灵守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讲究坐北朝南，依照这个方向来看四神各自所代表的方位，形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另外，因四神博局镜的镜背纹饰与盛行于先秦两汉的“六博”游戏的棋盘格局几乎一样，因此也把这种铜镜称为博局镜。
博戏这种棋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汉代博戏盛行，老幼皆知。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西汉王朝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博具这时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可见博戏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饰用在铜镜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博具的使用方法，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根据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大致了解这类博具的玩法：两个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十二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十八面的球形体，所以投出以后，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来。骰子停下来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十八面中，有一面刻“骄”字，如果投得“骄”，则把棋竖起来，称为“骄”棋或“枭”棋，是指一种有利的棋步，与之相对的一面刻的“妻畏”字，是“骄”的反义词，表示不利的棋步，其余十六面刻有数字一至十六。通过投掷骰子所获得的数字来行棋，从而获得对方的筹码，最终是以筹码的多少决定胜负。
清水县博物馆馆藏汉尚方四神博局镜纹饰丰富细腻、立体感强、寓意深厚，铭文字体秀美俊逸，完美的诠释出汉代铸镜匠人高超的铜镜铸造工艺与神秘隽秀的艺术美感。穿越千年，当这件纹饰丰富多彩、铭文寓意吉祥的青铜镜在铜绿锈斑的包裹下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透着它斑驳的微光，让我们领略到了它在方寸领域中汇集的古人对宇宙天地的雄宏认知，也让我们在它醇厚的历史气韵中感受到它堆积了两千年的情感与温度，触摸到它背后辉煌悦目的古老过往！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铜镜铸造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铜镜种类诸多，形制规整，纹饰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并在其社会风尚及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诸多经典的装饰纹样。在美轮美奂的汉代铜镜中,最富有时代特色、吉祥含义最丰富的品种大概就是四神博局镜了。这种铜镜流行于西汉末期、王莽时期及东汉初期，镜体有大有小，纹饰有简单有复杂，有的有铭文，有的无铭文，铭文字体大多为悬针篆。无论是哪一种四神博局镜，其镜背纹饰布局都是内方外圆，都有四神兽纹和“LTV”纹，这种构图和纹饰充分反映了汉人的天地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观念。
清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精美的汉尚方四神博局镜。该铜镜呈圆形，直径23.3cm，厚0.6cm，重1440g，清水县红堡镇出土。镜背纹饰从内至外可分为镜钮、内区、外区、镜缘等几部分。中心为圆形镜钮和四叶纹钮座；内区正方形格内为十二乳丁间列十二地支铭文：“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主区饰八个较大的八连弧乳和博局纹，博局纹将镜背分为四方八区，每区用凸线分别描画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各配仙鸟、独角兽、蟾蜍、羽人等形象。再往外就是一圈铭文，铭文为：“新有善铜出丹阳，湅治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63字。铭文外是一圈短线纹和一圈锯齿纹，镜缘为流云纹。
铭文中的“尚方”一词始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尚方御竟”是指设在首都的尚方工官制作的铜镜。博局纹也称规矩纹，是汉代铜镜中较多见的一种纹饰。早在汉代之前，中国的先民就发明和使用了规与矩，其几何形状与这件四神博局纹铜镜背面的T、V、L符号纹饰相同。镜背方框的四个角，都分别对着四个“V”形符号纹饰，过去人们将其称为“规”。“规”是画圆用的工具，今天称之为圆规。在背面纹饰中与四个“T”形纹饰正对面的“L”形纹饰，被人们称之为“矩”。“矩”是角尺，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测量的工具。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显得非常有规律。
从道教的思维去考虑，镜背方框外的四个“T”饰应为四个柱子。因有了四个天柱顶着，才使得四方的人们安居乐业而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道家的宇宙观认为天下分五个方位，即东、南、西、北、中，镜背中心的钮代表着中央，以钮孔为中心形成子午线分出南、北，对着钮孔子午线上为南、下为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向高处烧，水往低处流。因此，镜背纹中正对着钮孔的铭文中，有一侧为午，为南为上；另一侧为子，为北为下。以钮孔为中心与子午线呈垂直的方位两侧，一侧为辰，为左为东；另一侧为酉，为右为西。辰、午、酉、子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在四个方位的外面，分别由四个神灵守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讲究坐北朝南，依照这个方向来看四神各自所代表的方位，形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另外，因四神博局镜的镜背纹饰与盛行于先秦两汉的“六博”游戏的棋盘格局几乎一样，因此也把这种铜镜称为博局镜。
博戏这种棋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汉代博戏盛行，老幼皆知。善博者在社会上受人尊敬，西汉王朝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博具这时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可见博戏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饰用在铜镜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博具的使用方法，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根据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大致了解这类博具的玩法：两个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十二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十八面的球形体，所以投出以后，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来。骰子停下来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十八面中，有一面刻“骄”字，如果投得“骄”，则把棋竖起来，称为“骄”棋或“枭”棋，是指一种有利的棋步，与之相对的一面刻的“妻畏”字，是“骄”的反义词，表示不利的棋步，其余十六面刻有数字一至十六。通过投掷骰子所获得的数字来行棋，从而获得对方的筹码，最终是以筹码的多少决定胜负。
清水县博物馆馆藏汉尚方四神博局镜纹饰丰富细腻、立体感强、寓意深厚，铭文字体秀美俊逸，完美的诠释出汉代铸镜匠人高超的铜镜铸造工艺与神秘隽秀的艺术美感。穿越千年，当这件纹饰丰富多彩、铭文寓意吉祥的青铜镜在铜绿锈斑的包裹下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透着它斑驳的微光，让我们领略到了它在方寸领域中汇集的古人对宇宙天地的雄宏认知，也让我们在它醇厚的历史气韵中感受到它堆积了两千年的情感与温度，触摸到它背后辉煌悦目的古老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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