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傲慢与偏见：谁制造了“中国威胁论”# 【“八国联军”中的绝对主力：日本如何将“黄祸”形象嫁祸中国】
今天的日本，日元最大面值（10000日元）的正面头像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一个叫福泽谕吉（1835-1901）的人。福泽谕吉被看作是“日本近代的启蒙者”“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日本影响极深。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那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从那时起，“脱亚入欧”成为日本人不择手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为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遭到了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普遍孤立。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因为列强善心大发，而是实实在在威胁了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中国，但是联合的前提是先“征服中国”。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并出现了一大批名为研究中国问题，实为间谍的“中国通”。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破格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
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提供了绝好机会。据史料，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共派出战舰20艘（联军共56艘），海军陆战队及陆军20840人（联军共5433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绝对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不仅如此，据西方的史料，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日本此举，一方面将“黄祸”形象成功地嫁祸给中国，转移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在接下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用尽伎俩，巧舌如簧般动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方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文/南晨)
今天的日本，日元最大面值（10000日元）的正面头像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一个叫福泽谕吉（1835-1901）的人。福泽谕吉被看作是“日本近代的启蒙者”“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日本影响极深。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那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从那时起，“脱亚入欧”成为日本人不择手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为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遭到了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普遍孤立。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因为列强善心大发，而是实实在在威胁了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中国，但是联合的前提是先“征服中国”。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并出现了一大批名为研究中国问题，实为间谍的“中国通”。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破格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
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提供了绝好机会。据史料，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共派出战舰20艘（联军共56艘），海军陆战队及陆军20840人（联军共5433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绝对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不仅如此，据西方的史料，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日本此举，一方面将“黄祸”形象成功地嫁祸给中国，转移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在接下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用尽伎俩，巧舌如簧般动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方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文/南晨)
瘫在舒适的沙发上，品着红酒，抽着雪茄，看着法比对决。终场哨响，打起精神，左右手互博，用传统游戏“石头、剪刀、布”来预测第二场半决赛的胜负，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对于二叔来说，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愿望。
因为他两只手的动作协调得就像一只手，故每次的手型都会一模一样，即便是闭上眼睛。医生说，这是小脑有问题，二叔莞尔一笑，同时竖起了两个中指。
这两个中指原本是二叔为法国对阵比利时预测的比分，但被洛里用他神奇的手套，愣是掰弯了一个。
恭喜法国人进入决赛，今天将要展开的是另一个决赛席位的争夺，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克罗地亚哪个队胜出，奔向卢日尼基球场的，都将会是红与白的球衫，与法国队的蓝，组成俄罗斯国旗的色彩。这是很多欧洲国家国旗上的主打色，即便撞“旗”，即便我们外人傻傻地分不清楚，他们也不愿意更改，因为这三种颜色来源于思想启蒙运动，代表了自由、平等、博爱。
因为他两只手的动作协调得就像一只手，故每次的手型都会一模一样，即便是闭上眼睛。医生说，这是小脑有问题，二叔莞尔一笑，同时竖起了两个中指。
这两个中指原本是二叔为法国对阵比利时预测的比分，但被洛里用他神奇的手套，愣是掰弯了一个。
恭喜法国人进入决赛，今天将要展开的是另一个决赛席位的争夺，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克罗地亚哪个队胜出，奔向卢日尼基球场的，都将会是红与白的球衫，与法国队的蓝，组成俄罗斯国旗的色彩。这是很多欧洲国家国旗上的主打色，即便撞“旗”，即便我们外人傻傻地分不清楚，他们也不愿意更改，因为这三种颜色来源于思想启蒙运动，代表了自由、平等、博爱。
很久以来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看到洛可可艺术会想到女生娇俏妩媚的样子，提到启蒙运动就总想起老年伏尔泰的雕像。而另一方面，洛可可艺术中对欢乐、自由的追求在当时也可看做一种启蒙和解放吧。这么一想，那些大宅墙面上描绘公子小姐游玩谈情的洛可可绘画，也许不只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甜蜜的画面，也许曾在某个时刻，鼓舞过某个追求浪漫和幸福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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