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天津拿什么引才？这场座谈会，专家学者企业家这样说……】
天津日报：
基业长青，人才为本。
人才是城市的未来，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未来。
如何引才？如何留才？成为摆在许多城市面前的一道考题。
开门纳谏
25日上午，大雾笼罩冬日津城，路上略显清冷。
但此时，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内热闹非凡，一场关于“人才”的座谈会正如火如荼进行。
与以往会议不同，今天的主角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创新型企业负责人。大家开门见山、畅谈感受、各抒己见，为天津如何做好人才工作建言献策。“市领导亲自听取意见建议，让我们感受到天津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会到天津的开放包容。”参会代表会后兴奋地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葛优的这句经典台词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2017年以来，瞄准人才、瞄准年轻人的“抢人大战”在众多省份和城市间蔓延开来并愈演愈烈，而这背后是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放宽落户条件、松绑年龄限制、向急需型人才倾斜……2018年5月，天津正式推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以“放权松绑式”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决心勇气，释放出“天下才天津用”的满满诚意，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统计数据显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引进32.8万人，平均年龄32岁，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人员8.2万人。
政策成效显现，但还不够，一座城市要想更具活力和持久竞争力，需要聚集更多的高端人才、更多的年轻人。
如何加快引才步伐，变小步慢走为大步快跑？对天津来说既是常规必答题，更是要抢的加分项。
从投食引鸟转向造林引鸟
开诚布公的现场氛围，让发言的专家学者摆脱顾虑，抛下穿靴戴帽的套话，直奔主题。
“我们目前出台的政策，从覆盖面到力度都普遍集中在落户、租房购房、创业补贴、生活补贴和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有一定吸引力，政策吸引人固然没错，但单纯投食引鸟可能会引起盲目的攀比。”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院务部部长范静直接点出目前人才引进政策上的现实隐忧。她建议要把精力放在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上，“政策适当向“造林”倾斜，做到造林引鸟。鸟要靠自己能力捕食才能活的更好。”在范静看来，“造林”其实搭建的是引才平台，把握机会干成事要各凭本事。
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美蓉建议说，要依托高校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引育高端人才，充分发挥高校以及国家和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引才优势，大力加强团队建设，开展高精尖缺技术研究，推动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力度。
“筑巢引凤后，我们就要考虑怎么让人才来了不想走，这就需要微环境和大环境双轮驱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程涛说，微环境就是做到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而大环境最关键，用好国家级平台，让人才一展所长。因为真正的人才看平台，天津拥有众多国家级科研平台，应该把所有的平台都梳理一下，来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人才。我本人就是2000年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到血研所的，当时最看重的因素就是因为这里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产业兴人才聚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但人才引进后，如何留得住、用得好？
营造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培育在地化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和人才的匹配度，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大家纷纷建言献策。
“我们现在经常说人才集聚了就会有产业聚集，但我觉得仍然不能忽视产业聚集带来人才集聚。”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钧阐述了自己对人才与产业关系的理解。“打造产业是吸引人才的关键，产业聚集能为人才营造发展机会，也能让他们看到发展希望，必须要在发展产业上下功夫，为年轻人营造更多的发展场景。”他举例说，为什么从事互联网的年轻人都愿意到北京发展，虽然可能解决不了北京户口，但大家都知道，像京东、阿里、美团、百度等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在这里，形成了互联网产业聚集，年轻人正是看到了希望，因为未来有发展他们才愿意来。
从拼“待遇”到拼“生态”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
“优化服务保障，营造人才环境，切实解决好居住出行、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问题也是吸引人才不容忽视的要素。”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
“可以在产业聚集区建设人才公寓、为高层次人才家庭提供小客车增量指标……”
“建议在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父母就医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当前，人才竞争的重点已经从“拼待遇”转向“拼生态”，在不断加大引才育才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才在安居保障、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综合考量，也是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的共识。
“引才有诚意、用才有胆识、容才有雅量。”天津要拿出“千金买骨”的气魄、“敢为人先”的力度，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紧随时代变化、紧跟人才需求，敞开双臂、笑纳四方。
临近午时，津城的雾气已经消散，阳光明媚、豁然开朗。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 米哲 马明 谭俊卿 文并摄
天津日报：
基业长青，人才为本。
人才是城市的未来，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未来。
如何引才？如何留才？成为摆在许多城市面前的一道考题。
开门纳谏
25日上午，大雾笼罩冬日津城，路上略显清冷。
但此时，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内热闹非凡，一场关于“人才”的座谈会正如火如荼进行。
与以往会议不同，今天的主角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创新型企业负责人。大家开门见山、畅谈感受、各抒己见，为天津如何做好人才工作建言献策。“市领导亲自听取意见建议，让我们感受到天津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会到天津的开放包容。”参会代表会后兴奋地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葛优的这句经典台词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2017年以来，瞄准人才、瞄准年轻人的“抢人大战”在众多省份和城市间蔓延开来并愈演愈烈，而这背后是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放宽落户条件、松绑年龄限制、向急需型人才倾斜……2018年5月，天津正式推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以“放权松绑式”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决心勇气，释放出“天下才天津用”的满满诚意，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统计数据显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引进32.8万人，平均年龄32岁，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人员8.2万人。
政策成效显现，但还不够，一座城市要想更具活力和持久竞争力，需要聚集更多的高端人才、更多的年轻人。
如何加快引才步伐，变小步慢走为大步快跑？对天津来说既是常规必答题，更是要抢的加分项。
从投食引鸟转向造林引鸟
开诚布公的现场氛围，让发言的专家学者摆脱顾虑，抛下穿靴戴帽的套话，直奔主题。
“我们目前出台的政策，从覆盖面到力度都普遍集中在落户、租房购房、创业补贴、生活补贴和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有一定吸引力，政策吸引人固然没错，但单纯投食引鸟可能会引起盲目的攀比。”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院务部部长范静直接点出目前人才引进政策上的现实隐忧。她建议要把精力放在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上，“政策适当向“造林”倾斜，做到造林引鸟。鸟要靠自己能力捕食才能活的更好。”在范静看来，“造林”其实搭建的是引才平台，把握机会干成事要各凭本事。
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美蓉建议说，要依托高校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引育高端人才，充分发挥高校以及国家和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引才优势，大力加强团队建设，开展高精尖缺技术研究，推动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力度。
“筑巢引凤后，我们就要考虑怎么让人才来了不想走，这就需要微环境和大环境双轮驱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程涛说，微环境就是做到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而大环境最关键，用好国家级平台，让人才一展所长。因为真正的人才看平台，天津拥有众多国家级科研平台，应该把所有的平台都梳理一下，来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人才。我本人就是2000年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到血研所的，当时最看重的因素就是因为这里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产业兴人才聚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但人才引进后，如何留得住、用得好？
营造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培育在地化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和人才的匹配度，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大家纷纷建言献策。
“我们现在经常说人才集聚了就会有产业聚集，但我觉得仍然不能忽视产业聚集带来人才集聚。”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钧阐述了自己对人才与产业关系的理解。“打造产业是吸引人才的关键，产业聚集能为人才营造发展机会，也能让他们看到发展希望，必须要在发展产业上下功夫，为年轻人营造更多的发展场景。”他举例说，为什么从事互联网的年轻人都愿意到北京发展，虽然可能解决不了北京户口，但大家都知道，像京东、阿里、美团、百度等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在这里，形成了互联网产业聚集，年轻人正是看到了希望，因为未来有发展他们才愿意来。
从拼“待遇”到拼“生态”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
“优化服务保障，营造人才环境，切实解决好居住出行、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问题也是吸引人才不容忽视的要素。”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
“可以在产业聚集区建设人才公寓、为高层次人才家庭提供小客车增量指标……”
“建议在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父母就医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当前，人才竞争的重点已经从“拼待遇”转向“拼生态”，在不断加大引才育才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才在安居保障、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综合考量，也是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的共识。
“引才有诚意、用才有胆识、容才有雅量。”天津要拿出“千金买骨”的气魄、“敢为人先”的力度，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紧随时代变化、紧跟人才需求，敞开双臂、笑纳四方。
临近午时，津城的雾气已经消散，阳光明媚、豁然开朗。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 米哲 马明 谭俊卿 文并摄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出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一直都是消费者关注的话题。保障食品安全不仅仅是生产者责任，在食品流通、销售过程中，食品销售者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9月17日，为了督促食品销售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了《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划分为“重点责任”“食品销售者基本责任”“其他主体责任”三大部分。
强化食品销售过程控制
10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9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
诸如上述的抽检通告还有很多。当食品离开生产车间，摆在货架上的食品安全保障亦需要监管部门和销售者共同努力。监管部门发现不合格产品后，市场如何做出快速反应，离不开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此外，在食品销售过程中，因食品贮存、运输而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不在少数。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食品销售者又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在《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指南（试行）》解读中提到，针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情形中的突出问题，将食品安全自查、追溯体系建设等列为重点责任予以强调，旨在提醒食品销售者以这两项责任为抓手，提高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食品销售者基本责任”中，主要强化食品销售者的“过程控制”要求，同时兼顾“许可”“制度”“人员”“标签说明书”“温度”等要素控制要求。
入网销售者建立档案
今天，足不出户就可尝遍天下美食。相比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货架和食品，线上平台食品销售者售卖的产品往往披着神秘面纱，不可窥其全貌。你是否遇到刚买过其商品的店铺几天后便无踪影？网购食品出现问题后该找谁维权？在庞大的网络食品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产品安全谁来把关？
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为线上店铺提供交易的第三方平台。
《指南》中的“其他相关主体责任”，就明确了从事食品贮存运输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柜台出租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主体应当落实的主要责任，强化“备案”“能力要求”“过程管理”“场所及设施设备”“配合义务”“报告”“禁止行为”等要素控制要求。
其中，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要对入网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如实记录相关信息并及时更新：销售食品的，记录销售者名称、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住所、食品主要品种等信息；销售食品添加剂的，记录销售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住所、食品添加剂主要品种、进货渠道等信息；销售食用农产品的，记录销售者名称或者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住所、食用农产品主要品种、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
落实主体责任有根据
与保障食品生产过程安全不同，食品销售过程安全保障有着诸多的不确定环节，涉及的范围更广。食品销售者整体素质不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不强，不懂、不会、不知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义务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让食品销售者了解食品销售过程中安全的重要性，主动筑起食品安全防线，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亦需要多方努力。
为方便使用和查询，《指南》以表格形式表述各项要求。《指南》分为5个栏目，一是“项目”栏，主要是对主体责任进行分类明确，共梳理出47项责任；二是“要点”栏，主要是明确每一项主体责任的落实要求，共梳理出105个要求；三是“内容”栏，主要是细化每个要点的落实内容和要求，共195条内容；四是“适用对象”栏，主要是明确每项主体责任的落实主体；五是“依据”栏，主要是明确每项主体责任的法律法规依据。
记者注意到，在“依据”栏，除《食品安全法》外，还涉及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相较于销售者自行了解各项法规、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在全面梳理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章政策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基层监管人员、相关协会和食品销售者代表意见建议，起草并印发的《指南》更便于食品销售者理解和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督促食品销售者知法、懂法，依法开展经营活动。（闫 利 文/摄）
强化食品销售过程控制
10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9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
诸如上述的抽检通告还有很多。当食品离开生产车间，摆在货架上的食品安全保障亦需要监管部门和销售者共同努力。监管部门发现不合格产品后，市场如何做出快速反应，离不开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此外，在食品销售过程中，因食品贮存、运输而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不在少数。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食品销售者又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在《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指南（试行）》解读中提到，针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情形中的突出问题，将食品安全自查、追溯体系建设等列为重点责任予以强调，旨在提醒食品销售者以这两项责任为抓手，提高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食品销售者基本责任”中，主要强化食品销售者的“过程控制”要求，同时兼顾“许可”“制度”“人员”“标签说明书”“温度”等要素控制要求。
入网销售者建立档案
今天，足不出户就可尝遍天下美食。相比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货架和食品，线上平台食品销售者售卖的产品往往披着神秘面纱，不可窥其全貌。你是否遇到刚买过其商品的店铺几天后便无踪影？网购食品出现问题后该找谁维权？在庞大的网络食品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产品安全谁来把关？
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为线上店铺提供交易的第三方平台。
《指南》中的“其他相关主体责任”，就明确了从事食品贮存运输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柜台出租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主体应当落实的主要责任，强化“备案”“能力要求”“过程管理”“场所及设施设备”“配合义务”“报告”“禁止行为”等要素控制要求。
其中，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要对入网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如实记录相关信息并及时更新：销售食品的，记录销售者名称、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住所、食品主要品种等信息；销售食品添加剂的，记录销售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住所、食品添加剂主要品种、进货渠道等信息；销售食用农产品的，记录销售者名称或者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住所、食用农产品主要品种、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
落实主体责任有根据
与保障食品生产过程安全不同，食品销售过程安全保障有着诸多的不确定环节，涉及的范围更广。食品销售者整体素质不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不强，不懂、不会、不知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义务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让食品销售者了解食品销售过程中安全的重要性，主动筑起食品安全防线，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亦需要多方努力。
为方便使用和查询，《指南》以表格形式表述各项要求。《指南》分为5个栏目，一是“项目”栏，主要是对主体责任进行分类明确，共梳理出47项责任；二是“要点”栏，主要是明确每一项主体责任的落实要求，共梳理出105个要求；三是“内容”栏，主要是细化每个要点的落实内容和要求，共195条内容；四是“适用对象”栏，主要是明确每项主体责任的落实主体；五是“依据”栏，主要是明确每项主体责任的法律法规依据。
记者注意到，在“依据”栏，除《食品安全法》外，还涉及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相较于销售者自行了解各项法规、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在全面梳理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章政策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基层监管人员、相关协会和食品销售者代表意见建议，起草并印发的《指南》更便于食品销售者理解和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督促食品销售者知法、懂法，依法开展经营活动。（闫 利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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